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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麥克法蘭、趙鼎新對談：重拾現代生活的精神地圖
10月19日，英國人類學家、曆史學家，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終身院士及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艾倫·麥克法蘭，與浙江大學教授、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芝加哥大學社會學係Max Palevsky榮休講席教授趙鼎新做客北京萬聖書園優盛閱讀空間，共同進行了一場名為“重拾現代生活的精神地圖”的漫談。
“重拾現代生活的精神地圖”《宇宙觀與現代世界》新書分享會現場。主辦方供圖。1
將“不可見的”宇宙觀變得“可見”
什麽是宇宙觀？它如何塑造文明？艾倫·麥克法蘭在《宇宙觀與現代世界》一書中探討了西方尤其是英語文化圈的世界觀變遷，借助人類學、哲學和曆史學的交叉視角，分析了不同文明的思維體係如何映射其權力結構、社會結構和曆史脈絡，並隨著技術和權力關係的演變而悄然改變。
活動現場，麥克法蘭表示，所謂宇宙觀，是一整套關於信仰、觀念和假設的思想體係，它處於最高層次，如同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是人們日用而不自知的底層思維框架。他引用明代洪應明的《菜根譚》的名句生動地說明這種隱形性：“魚得水逝，而相忘乎水；鳥乘風飛，而不知有風。”我們所處的宇宙觀，正是這樣一個環境。它高於托馬斯·庫恩提出的範式（paradigm）和福柯所說的知識型（episteme），是所有學科理論的基礎框架。“範式”和“知識型”處理相對具體一些、不那麽宏大的學術領域問題，而最底層則是各種具體的理論。麥克法蘭指出，他這本新書的工作，正是試圖將這種“不可見的”宇宙觀變得“可見”，解釋我們當今所具有的世界觀是如何曆史性地形成的。
那麽，中西方宇宙觀的本質是什麽？麥克法蘭指出，西方思維模式根植於希臘邏輯，其核心是二元對立。例如，善與惡、黑與白、男與女、天堂與地獄、真與假。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構建了整個西方價值體係的基礎。在藝術領域，自文藝複興以來，繪畫（視覺藝術）與詩歌（語言藝術）就被視為分離甚至對立的領域，被稱為“啞巴的繪畫”與“盲目的詩歌”。而中國文明則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特質——強調陰陽調和與萬物互聯。趙鼎新認為，這並非意味著中國沒有發展出複雜的技術與思想（如宋朝沈括的成就），而是中國文明很早就走向了不同於以歸納、分類為基本邏輯的西方科學的路徑。這種思維方式根植於早期周代思想，更注重對複雜社會現象的整體性理解。正如《道德經》所言：“道可道，非常道。”當我們為某個事物命名時，就可能喪失對某些無法以語言清晰表述出的本質的把握。麥克法蘭進一步指出，這種整體性、關聯性的思維，早在量子力學理論確立之前就已出現，展現出其前瞻性。
《宇宙觀與現代世界》
作者：艾倫·麥克法蘭
譯者：秦雨晨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3月
宇宙觀並非一成不變，其演變與權力結構密切相關。在這裏，麥克法蘭提出：思想體係的變化與權力關係緊密相連。在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們曾將中國視為理性治理的典範，充滿仰慕之情。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西歐（尤其是英國）在技術與軍事上取得絕對優勢後，這麵讚賞的鏡子驟然翻轉。到了19世紀，在西方視角下，中國似乎迅速從“典範”跌落為“停滯”“落後”乃至“野蠻”的文明。麥克法蘭坦言，這種“帝國的傲慢”曾是他所受教育中“隱性甚至顯性”的一部分。當文明之間的權力關係對等時，時間觀念不會有突出的改變。然而當一方明顯掌握了權力，這一方就會認為自己更優越。
對於中國曾被西方認為“落後”的原因，趙鼎新認為，在西方傳教士一開始接觸中國時，曾經有耶穌會士與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修會的分歧，即為了更好地傳達上帝的福音，是否需要了解中國人的所思所想、中國人的知識體係。最後認為無須過多適應中國文化的多明我會等取得勝利，這也間接地導致中國的形象在此後開始被認為不如西方先進。不過，西方對中國看法的轉變（從“典範”到“落後”），根本動力在於歐洲自身通過工業革命和擴張取得了軍事與經濟上的絕對優勢。這種優勢需要一套話語來證明其合理性，從而將中國構建為“停滯”的他者。傳教士的爭論隻是這個宏大敘事轉變中的一個側麵，而非決定性原因。而今，權力格局再次發生轉變，問題變為：當中國變得強大時，是否會以同樣的方式看待西方？這一動態深刻揭示了文明間的認知並非基於客觀事實，而常常是權力投射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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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像欣賞交響樂一樣，欣賞文明的多樣性
在《宇宙觀與現代世界》一書的序言中，麥克法蘭曾表示，“我們生活在一個紛繁複雜、危機四伏且極度分裂的世界中。我個人采取的方式是深入研究我們如何走到今天這個局麵，探索問題的根源……這種困局部分是西方文明所致，是巨大的政治、社會、經濟、意識形態和技術變革的產物，而其中的多數變革我都無力控製。這些變化已經持續數千年，如今，當我們從新冠疫情中逐步恢複，對生態、人工智能、文明興衰等領域的新威脅和新機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對這些變化進行反思顯得尤為重要。這並非易事，因為它要求我們識別並應對周圍的意識形態、社會及其他壓力，如維特根斯坦所描述的那樣，我們就像一隻被困在玻璃瓶中的蒼蠅。如果我們想要生存下去，甚至找到出路，唯一的方法就是開始理解圍繞我們的‘瓶子’的本質。”
在對談中，麥克法蘭回顧了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西方信仰體係的摧毀性打擊。19世紀末，西方堅信曆史是線性進步的，文明如同階梯，西方自居頂端，鼓勵其他文明“攀登”。然而，1914年，這些自詡“理性”“優越”的國家陷入了一場持續四年的血腥屠殺，約千萬人喪生。麥克法蘭指出：“我們真的那麽理性嗎？我們的信念被徹底粉碎了。”那些自詡最先進的國家，卻用最野蠻的方式互相屠殺，信仰體係隨之崩塌，社會科學也從進化論轉向了關注當下社會機製的功能主義。在這裏，麥克法蘭將我們正在經曆的時代，類比為一場堪比“一戰”巨變的技術革命，人工智能、互聯網等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會、政治和經濟。
麥克法蘭提及自己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收到大量年輕人的留言，他們傾訴對就業、人生意義、幸福真諦的困惑與焦慮，“這不僅僅是中國的現象，”他強調，“西方年輕人，尤其是美國年輕人，正經曆一場更深刻的存在主義危機。他們不僅擔心工作，更開始懷疑民主製度本身、懷疑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能帶來幸福、懷疑宗教的意義。”
麵對差異和衝突，未來的出路在哪裏？麥克法蘭指出，有人認為不同文明最終會融合成一體，但這就像希望一棵橡樹長成山毛櫸一樣，是不可能的。他給出了兩個充滿東方智慧的比喻。其一是樹的共存：每條街道上都生長著不同的樹，它們各自挺拔，共同構成美麗的風景。其二是交響樂：樂團裏有鋼琴、小提琴、鼓，它們各不相同，各司其職，但在一起能奏出宏偉和諧的樂章。他認為，未來的圖景並非一種文明同化另一種，而是像油與水一樣，雖然難以融合，但可以共存於一個容器中，形成一種“和而不同”的交響樂狀態。“我們必須學會像欣賞交響樂一樣，欣賞文明的多樣性。”他總結道，“差異不是威脅，而是創造力的源泉。”
記者/何安安
速記整理/王凱莉
編輯/劉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