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清代GDP(國內生產總值)曾長期占據世界第一寶座,1820年時占全球總量的33%(英國為5.2%),直到1900年仍高達11%”——這是近些年來在坊間廣為流傳的“清代GDP世界第一說”。引用這些數據者,立場並不相同,甚至是迥異。有人隻是客觀地對待一個觀點,因為上述數據確有“權威”出處——來自英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有人借此抒發“中國是曆史悠久的世界經濟第一強國”的自豪感;還有人是為了反襯當代中國經濟成就“不值一提”。腐敗無能、割地賠款的晚清政府真有如此輝煌的經濟成就?事實上,麥迪森的統計引起很大爭議,他本人都說結論是“猜測性的”。不少學者曾撰文列出他統計方法的各種缺陷,還有人認為用GDP數據橫向對比農業中國與工業英國的國力完全沒有意義。
源自國外學者的大膽估測
“據我所知,‘清朝GDP占世界近一半、居全球第一’似乎隻是基於中國人口規模的大膽猜測。學界有幾個經濟學家進行了這樣的猜測,其中包括保羅·肯尼迪和安格斯·麥迪森。他們中有人提出的最高數字是占世界GDP的1/3”,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史係的鄧剛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鄧剛教授提到的麥迪森被認為是有關數據的主要源頭。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2001年)一書中有如下描述:“19世紀前,中國比歐洲或者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14世紀以後,雖然歐洲的人均收入慢慢超過中國,但中國的人口增長更快。1820年時,中國的GDP比西歐和它們附屬國的總和還要高出將近30%”。根據該書圖表,1820年清朝GDP占全世界的32.9%,即便是進入20世紀初,該比重也在11%左右。
麥迪森是何許人?2010年他去世時,《紐約時報》撰文稱,麥迪森是一位有著“數量化”衝動的經濟史學家,他將一生83年奉獻於計算過去3000多年各經濟體的規模上。文章還提到麥迪森另一本有影響力的著作《中國經濟的長遠表現》,稱該書顯示中國最近的崛起隻不過是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回歸。在這本書中,麥迪森勾勒了200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線索,比如公元元年占世界GDP 總量的26. 2%, 1600 年占 29. 2%,人均 GDP 在1300 年至1820年為600美元等。
其實,還有一名學者——法國經濟學家貝洛赫 (1930年-1999年) 更早對中國古代 GDP 進行過估算,後來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1988年)中引用他的數據,認為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寶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國搶去。法國學者彼得·布雷克則根據貝洛赫的數據測算 1800 年中國 GDP 占世界比重高達 44%,1840年仍高達 37%。隻不過,麥迪森的統計數據流傳更廣。
有國內經濟史專家向記者介紹說,貝洛赫的研究雖具有開拓性意義,但分析過於簡略,且未披露具體統計方法和指標。而麥迪森是英國著名計量經濟史學家,在世界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工作多年,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研究,不僅估計中國的,也估算世界的,研究得比別人細,OECD也用他的數據,所以影響較大。
如同“中世紀文物”的數字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帕金斯2006年曾在《國際商業期刊》上說,由於很少有人將研究領域放在“千年經濟發展”範疇,畢竟風險太大,所以之前質疑麥迪森觀點的人不多。那麽,麥迪森的統計到底準確不準確?
對於記者的詢問,鄧剛教授表示,麥迪森等人的相關說法沒有任何真正的統計數據支持。國內一名著名曆史學家則對記者說,鴉片戰爭前清朝GDP數值淩駕於歐洲之上,這一說法是獲得學界認同的,但對GDP算法有不同意見,對他的數字準確性存在質疑,麥迪森的統計可以說是一家之言。他還說,數年前,麥迪森曾傲慢地麵對質疑聲,他說,“你們不同意我的,那你們自己算出來給我看看”。
事實上,國內不少學者對麥迪森的統計做過研究。清華大學的管漢暉和李稻葵撰文稱,麥迪森對古代經濟的研究過於簡略,估算隻包括總GDP和人均GDP,缺乏產業結構、政府規模和資本積累方麵的數據等。他們估算明代中國人均收入在200美元到260美元之間,遠低於麥迪森的600美元。對此,哈佛學者尼爾·弗格森2010年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稱,中國學者的研究駁斥了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即中國在19世紀之前在經濟上都是與西方並駕齊驅。
現為上海證券交易所基金與衍生品部總監的劉逖針對麥迪森的數據做過細致研究,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國內學界很少有人認為麥迪森的估計是對的。據他了解,學者們要麽直接引用,要麽研究判斷認為他的數據不準確。他說,麥迪森對歐洲的統計比較準確,但對中印的估算不準確,嚴重高估。劉逖在研究文章中稱,麥迪森的宏觀數據存在較大隨意性和誤差,依據的中文文獻資料並不精確,統計方法也不準確,“我們發現,麥迪森等顯然高估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前近代中國人均GDP 遠遠低於歐洲國家,且差距不斷擴大”。他的文章稱,調整後的估算數據應為:1600 年中國占世界 GDP的比重約為1/4,1820年降為1/5。
不少國外學者也表示質疑。美國學者阿西莫格魯等警告說,麥迪森所提供的1820年之前的數據隻不過是 “猜測”。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格雷戈裏·克拉克曾稱這些數字“像小說,和歐洲各地的中世紀文物一樣”。有意思的是,麥迪森自己也承認,越久遠的數據,他越不得不依靠“線索和猜想”。
除了估算方法問題,還有分析稱,麥迪森是以購買力平價轉換係數來折算有關數據的,這就造成很大程度上的數據失真。按照同一套計算模式,中國在1998年時GDP占世界總量的11.5%,而日本隻占7.7%,但按現代GDP公式計算,1998年中國GDP隻有日本的26.40%。事實上,中國GDP總量直到2010年才超過日本。
1820年的中國和英國
真正的中英實力對比可以通過1820年前後的兩國經濟社會狀況來看待。按照“清朝GDP世界第一”說,1820年時,中國GDP是英國的6倍,但這一年清朝年財政收入不過白銀4000萬兩,而英國則是白銀1.5億兩。具體到產業細節則差距更大:1820年的英國已進入蒸汽化時代,支柱產品為機械紡織品、鋼鐵、工業品等,而中國則仍以絲綢、瓷器和茶葉為大宗;英國近代科技已蓬勃發展,科技也在軍事工業上得到大發揮,開始充分轉化成戰鬥力,而中國科技卻停滯不前,工匠的技術傳承仍沿襲師徒傳授、經驗累積的古老方式。
具體來說,1820年正是英王喬治四世即位的年份,當時除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國內發展外,在海外殖民方麵,英國在印度大力擴張,在非洲成為新的殖民大戶,對澳洲的開發也是這一時期。從軍力看,陸上,拿破侖於1815年被擊敗,英國重新確立霸主地位;海上,英國早已處於“無敵狀態”。英國的商品在強大的海軍艦隊護衛下,隨著商船傾銷到殖民地。到19世紀中葉,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品生產與出口國,其他國家根本無法望其項背。
巧合的是,清朝道光皇帝也在1820年繼位。自“康乾盛世”後,中國人口一直在增長(1779年至1850年增長了56%,達到4.3億),由於人多地少、糧食不足、糧價上漲,道光初年的物價是康熙年間的5倍。而從乾隆晚期開始的社會暴亂此起彼伏,加上吏治腐敗、災害連連,道光繼位時國庫幾近枯竭。“農村生產率的低下與許多社會罪惡、揮霍浪費的積習以及政府腐敗互為表裏”,《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描述道。
“中華帝國是一艘破舊的搖搖晃晃的巨大戰船,僅以其巨大身軀和外表嚇住鄰居”,這是1793年出使中國的英國使節馬嘎爾尼的描述,他當時認為“中華文明已經停滯”。正是這個時期,英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從積極變為藐視。20多年後英國人阿美士德訪華更加深英國對東方世界“落後”的認識,堅定了後來對華戰爭的信心。
GDP,一個現代名詞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曾寫道, GDP是一個現代名詞,試圖計算一個國家的生產能力並對各國生活水平進行比較的衝動事實上始於亞當·斯密之前。“政治經濟學之父”威廉·配第在1665年曾估算過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整體收入大約為4000萬英鎊,而麥迪森是這一傳統的繼承者。有國外學者表示,中國曾是最大經濟體原因之一是擁有世界最大的人口,直到200年前,人口規模一直是經濟產出的一個主要因素。但一旦工業革命來臨,以及尾隨其後的信息革命,人口規模的重要性就減弱了。
劉逖也對記者說,看經濟地位不能隻看總量,還要看人均指標。“我那個統計(1840年)人均是300多美元,國際公認的生存水平線是400美元,所以當時中國從人均看是吃不飽的狀態,乘以中國超過4億的人口總數,固然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但用來積累和發展的資金非常少。而同期的英國是1500美元。”
中國社科院學者倪峰接受采訪時說,當時英國正處於工業革命進程中,清朝經濟的“質量”與英國相比有本質不同,是有“代差”的,就如同用20支長矛對抗一支手槍。還有學者表示,GDP是和資本主義、現代市場、現代理性國家經濟政策的需要一同發展起來的,不宜作為將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或中國近代二元轉型社會與資本主義國家比較的主要普世價值評價標準,尤其不宜用偏離定義或模型有缺陷的估計或計量得出“GDP”數字來比較。
即使是在現代社會,對GDP指標也有不少質疑聲音,認為這一指標有它的局限性。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今年7月的一則報道稱,著名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在接受采訪時表示,GDP是衡量中國經濟的“最壞標準”。他認為,行業觀察家應停止癡迷於GDP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