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簡介
作者在前言中說，他在對美中關係的研究中產生了撰寫該書的最初想法：“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所謂國家使命感、對‘東方人’的成見，以及對一種特定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道路的獻身精神結合在一起，對於構成美國對華政策產生了多麽大的影響”。然而，“我們的對外政策的基本思想的顯著的連續性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即使是公眾中最熟悉政策的那部分人，也認為我們麵臨的社會問題是史無前例的，並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因此，作為一位史學家，作者對“美國人特有的忽視曆史的傾向，早已難以容忍”，“寫這本書就像在進行一種治療的實驗”。
該書的中心思想是要說明，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命題根植於建國的曆史中，先後有三種觀念構成了支配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第一，美國在世界上的使命感。用潘恩在那本有名的小冊子《常識》中的一句話表示就是，“我們有力量去重新安排世界”。因為當時包括潘恩在內的許多清教徒都認為，美洲是實現上帝千年福理想之地，美國將在全球精神再生中起到特殊的領導作用。總統傑克遜在告別演說中對全體美國人說，“上天對這塊受寵愛的土地給以無數的賜福，並選擇你們來做自由的衛士，為人類的利益永保自由”（35頁）。後來有一些史學家們論證，“文明的中心曆來都是朝西轉移的。早先人類的文明發源於亞洲，穿過地中海，到了近代世界便駐足於英國。英帝國衰退了，美國站到了這一進程的邊緣”。這似乎與美國的發展過程不謀而合，隨著西進的開發和掠奪，美國的確逐漸進入了全盛時期。
但是，作者指出，美國在種種“民主”、“自由”、“共和”等理由下進行的征服和戰爭，在美國內也遭到激烈的抨擊。批評者認為，征服戰爭違反自由原則與共和製度，“美國人應通過樹立美德與和平的榜樣來推進‘真正的共和主義’”（38頁）。美國人用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經過18世紀90年代、19世紀40年代和90年代的三次大辯論，終於在20世紀初期，以追求國家強大、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中推廣美國精神的觀點占了統治地位。“美國人逐漸認識到，應當主動地、像傳教士那樣地去發揮他們的救世主作用，而不是被動地、僅僅用榜樣示範的方法去影響別人。 他們是救星，有責任向受奴役的、 落後的民族伸出手去”（207頁）。但反對派的思想也傳到了20世紀， 這就是“一種定位為在國際間占據強大地位的外交政策，將證明是同共和製原則相對立的，將損害共和國體製”（48頁）。
第二，種族等級觀念。本傑明·富蘭克林是啟蒙運動的著名思想家，但也是種族主義者，他“追求的是說英語的自由民在美洲的人數越來越多，所占的土地越來越大，他們的勢力越來越強”（52頁）。富蘭克林時代的種族觀念完全是一種等級觀念，以身體特征為依據來區分世界上的各種民族，其中最主要的是膚色，其次是頭型。膚色最亮的屬於種族等級的最高級，膚色最黑的是最低級，中間的是黃皮膚的蒙古人、馬來人，紅皮膚的美洲印地安人，以及種族混雜的拉丁人。每種膚色還暗指一種身體的、心智的與道德的水平。黑皮膚或深色皮膚的人都是下賤的、罪惡的；而白人則是美德、美麗和純潔的象征（53—54頁）。這些關於種族的流行看法在19世紀初因各種“科學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並嚴重影響了20世紀的美國人。
作者認為，“種族等級觀念之所以具有特別的吸引力，是因為它提供了駕馭世界的一種最現成、最有用的方法”。“用不著花費許多時間（也許還徒勞無功）去弄清楚別種文化的精細模式，精英們僅憑種族等級就能……把別的民族、別的國家貶低下去”。這種觀念還有一個好處，即它被用於對外事務時，無須擔心國內的意見分歧，因為大多數白人在這種觀念中的中心位置。（57頁）。
第三，對革命的恐懼。美國是革命的產物，按說美國人不應該害怕革命。可是作者通過論述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這兩位美國革命風雲人物的革命觀，揭示了美國人對革命的不同看法。這兩位美國革命元勳先後擔任美國總統，但他們對待革命的認識長期不同，可是在他們退休後的晚年有更多的閑暇，考察了更多的革命，各自的觀點都有所轉變和緩和後，兩人的觀點驚人地迅速趨同了。而且他們的觀點對美國人有長期的影響。他們認為，不同的民族背景和民族性格也反映出這些民族在爭取與維護自由的能力上的差別。從廣義來說，“一個民族的品質——剛毅、正直、有文化修養、獻身正義、勤奮精神——決定他們能否安全通過傑斐遜所說的‘從一種政府轉為另一種政府所產生的危險’。歐洲人成功的機會最多；歐洲文明主流之外的民族，如拉丁美洲人或斯拉夫人，會有風險。但所有國家都必須依賴有才能的上層階級自願出來領導革命，否則，最初的革命行動就會演變為城市暴動，發展為可怕的恐怖統治，以後隻有出現專製政體才能結束這種局麵”（100—101頁）。用傑斐遜的話說：“通向自由的道路是狹窄的，隻有很少數國家（如果有這樣的國家的話）才能找到”（96頁）。
他們還一致認為，任何要取得成功的革命都必須關注憲法問題，“要有一部糅合得很好的憲法”平衡相互衝突的政治集團，防止權力集中於一人或一個部門，也因此防止權力的濫用。但這是“一項藝術甚或奇跡，很難學會，更難運用”。如果有誰願意進行這方麵的嚐試，不妨以美國憲法作為樣本。他們也都同意，革命精神無論好壞是有傳染性的，雖然美國人有了一次成功的革命，但不能就此免疫，他們對國內外的革命不應該無動於衷（101頁）。
作者就這樣揭示出，為什麽美國人對世界各地的革命都十分關心，而且對外國革命總是陷入模式幻滅的原因。因為他們總是以美國革命經驗作為革命的判定標準：“革命是神聖的事業，指導革命必須將混亂控製在最小程度，必須由受尊敬的公民來領導，樹立起來的政治目標不能過高，愉快的結局隻能是製訂權力均衡的憲法，最主要是保證公民權利與財產權”。換句話說，一場成功的革命，必須符合美國革命的模式。與此相關，美國人解釋革命失敗的原因，也有一個不可改變的傾向，“即歸咎於外國領導人的個人缺陷以及外國民眾不幸的特性”（122—123頁）。作者指出，意識形態使美國人無法理解革命的本質和力量，凡不合美國溫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便會引起敵意；還使美國無法理解、更不必說去同情那些與美國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了。而20世紀如果說美國在適應革命方麵與過去有什麽不同的話，那就是變得更困難了。在這些意識形態影響下，美國領導人還深信為捍衛重大原則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無論多大的代價。越南戰爭提供了最明顯的例證：56000 名美國人死在那裏，25萬人受傷，耗費了1000多億美元； 越南方麵也許有200萬人死亡，外逃的難民超過600萬。為什麽美國要在這個很小、很遠， 與美國沒有利益衝突的國家打這場損失巨大、破壞嚴重的戰爭？主要理由“最後隻有歸結到‘信念’”（186—187頁）。
作者認為，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化給美國的“教訓”很明顯：一，縮小了美國處理國內事務的能力。“一半以上的聯邦預算用於國際項目以及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軍事行動……而強加於我們頭上的費用從社會角度說是不公正的，從政治角度說是不負責任的”。二，損害了國內的自由原則。如冷戰的產物麥卡錫主義、越戰氣氛下違法亂紀的“水門事件”，以國家安全和威望為理由，剝奪了公眾表達有識之見的機會。三，經濟自由受到侵害。經濟活動以軍事需要為中心，必將使經濟總水平下降，市場競爭力降低。
作者寄希望國際性教育將提供一種強效解毒劑，來醫治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核心觀念。首先，“美國人應發現與認識到：我們為別人塑造社會製度的能力是有限的；美國應對我們長期以來為了把我們自己的民族自決與發展的概念強加給誌向與我們全然不同的民族而引起的矛盾進行深思”。其次，“更深入地準確評價其它文化傳統的多樣性及其各自的價值，將有助於取代美國人的自命優越以及對文化傳統的等級觀念”。最後，“既對發生革命的原因有較好的理解，又對革命反映出來的主要目標有較好的理解，也許就能去掉我們的恐懼”（209頁）。 但他也承認，即使教育能對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起某種遏製作用，它也難以創建出一個外交政策新方向的基礎。他認為，關鍵是複興在美國曆史早期曾有很大影響的共和主義思想，“繼續把美國的強大首先理解為在國內完善自由製度而不是去海外促進自由”（210頁）。
尤為難得的是，限於題目作者不得不強調“意識形態很重要，因為它們構成一個框架，政策製定者在這個框架內處理特定的問題，公眾也在這個框架裏去理解這些問題”。但同時他也提醒人們注意，理解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不一定就能洞察這個國家的行為。顯然，決定外交政策或其意識形態的還有許多其它因素，盡管作者在書中並沒有提及，但讀者在閱讀和思考時想必不致忽略。另外，該書在最後提供了有關這一領域研究狀況及重要著述的簡評，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最後一提的是，盡管從書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影響，但作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站在同我們一樣的立場上。至於該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相信讀者在閱讀時自有見解。筆者讚同作者的這樣一段話：“沒有一個曆史學家能夠完全超越個人的偏見，他們隻能依靠約束那些偏見來成功地闡明過去”（186頁）。然而， 遺憾的是大多數美國外交政策的製定者並沒有這樣的自知之明，也許他們的特權地位和根本利益就需要並維護這樣的意識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