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中華文明的主要特點
韓 星 2016年09月12日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912/c40531-28708104.html
中華文明是人類曆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中華文明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點。
一脈相承，階段明顯。中華文明是一脈相承、連續發展的，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某一階段的能量耗盡了就會起變化，變化了血脈就暢通，再接著生長、發展，如此螺旋式上升，使中華文明生命力不絕、延續至今，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中華文明的發展雖有階段性，但沒有間斷和轉移。我們今天還能讀懂數千年前的文獻資料，古代經書上的格言警句還活躍在我們的日常用語中。在曆史演化中，中華文明的中心有過多次遷移，但整個曆史都上演在歐亞大陸東部這塊廣袤的大地上。我們居住的村舍下麵，也許就是某個王朝宮殿的遺址；我們無論走到哪裏，都有一種揮不去、抹不掉的深沉曆史感。今天貧窮落後的地方，曆史上也許一度鼎盛。一塊石碑、一棵古樹、一座山峰、一條河流，往往是曆史的見證，仍有故事在民間流傳，彰顯著深厚的文化積澱。生於斯、長於斯的中華兒女，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生活實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傳承著中華文明，並不斷賦予其新鮮氣息。
逐漸累積，遺產豐富。中華文明不曾間斷，主要靠文明不斷累積。這種累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由文字記載而形成的大量書麵文獻資料；二是眾多的實物，包括器物、遺跡、遺址等。前者如曆史文獻，數千年文明連續不斷地記錄在史籍中，僅正史就有25部之多，還有《通典》《文獻通考》《通誌》等大量的“政書”以及野史、筆記等。中華文明就在這浩如煙海的曆史典籍中保存著，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發達的文明現象。後者如考古資料，20世紀以來的大量考古發現，使中華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有了越來越清晰和確切的實物證明，這是十分了不起的。除此之外，還有口口相傳的文化傳統、各地多姿多彩的民俗風情等等。
“統”“興”為常，“裂”“衰”為異。中華文明在統一與分裂、興盛與衰落中交替演進，但以統一和興盛為常態，以分裂和衰落為變態。有學者統計，自夏朝以後的約4000年間，分裂時間總計為1200餘年，而統一時間則為2700多年。即使在分裂時代，分裂政權大都不甘於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統一作為最重要的奮鬥目標。一般來說，統一與興盛大致合拍，分裂與衰落基本同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崩壞，諸侯坐大，政權下移，社會動蕩。同時，新的因素也在生長，周邊文明的新鮮血液不斷注入中原文明。至秦漢，我國實現了更高層次的統一。秦代首創了大一統模式，以後各朝代對這一模式不斷進行補充、修複和完善。漢王朝大氣磅礴，實現了疆土、經濟、政治乃至思想的大一統，顯示了朝氣蓬勃的氣象。從此，大一統意識在中華民族心中根深蒂固，中華文明的興衰也就隨著統一與分裂的交替而不斷交替。
適度開放，兼容並包。中華文明一經形成，就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能夠在開放中吸收異質文明、在包容中消化異質文明、在多元融會中更新自身。縱觀中華文明發展曆程，並不是沒有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時候，但總體上呈現開放態勢。這種開放不像古希臘文明和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國那樣是全天候的開放。那種全天候的開放往往伴隨著對外擴張，結果是發生大變異，分化、瓦解、衰落乃至毀滅。中華文明的開放是在保證自我生命機體存活基礎上的適度開放，隻要對自身不構成傷害，都能兼收並蓄。有所堅守而又通達，這是中華文明形態雖變而生命恒久的重要原因。在中華思想文化發展史上，無論宗派流派如何眾多歧異，都能經過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努力，兼綜和合、融會貫通，最終形成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統一的思想文化體係，化為推動中國曆史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責編：萬鵬、謝磊)
中華文明到底有沒有5000多年曆史？中華5000多年文明究竟“隻是個傳說”，還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曆史真實？中華文明是怎麽起源、形成的？經曆了怎樣的發展過程？這是事關中華文明曆史的重大問題，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如何解決圍繞這一問題的爭議？我們認為，考古發現是唯一正確的途徑，為此啟動了“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項目，以考古調查發掘為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采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通過一係列重大考古發現和多學科綜合研究，證實了中華文明具有5000多年曆史這一事實，從根本上消除了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曆史的質疑。
文明起源的標準是什麽
什麽是文明？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是什麽？這一問題至關重要，直接關係到判斷中華大地各區域文明形成的時間以及中華文明曆史究竟有多麽悠久等一係列關鍵問題。
當前西方學術界比較流行的判斷文明是否形成的標誌是“三要素”，即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的出現。這是根據西亞的兩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歸納出來的。但是，世界上不乏並非同時具備“三要素”的文明，如中美洲的瑪雅文明被公認是文明社會，其特點十分鮮明，但該文明就沒有製造和使用金屬器，沒有冶金術；輝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沒有文字的文明。可見，這“三要素”並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標準。
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在相當長時間裏，既缺乏資料，也缺乏係統認識，中國學者少有發言權，其學術意見也往往被西方學術界所忽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根據對中國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發現，經過多學科聯合攻關研究，認為中華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規律，提出了符合中華文明特質的判斷社會是否進入文明的標準。
第一，生產力獲得發展，出現社會分工。在農業顯著發展的基礎上，出現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並且部分手工業生產專業化（如琢玉、髹漆、製作高等級陶器、冶金等）。
第二，社會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出現王權。社會階層分化顯著，少部分社會上層精英壟斷社會管理權（如軍事指揮權、原始宗教祭祀權），出現最高統治者——王，形成嚴格的社會等級製度及維護社會等級製度規範的禮製。貴族、權貴控製鹽、銅等重要的經濟資源以及高等級手工業製品的生產和分配。出現埋葬王、其他高等級權貴階層的專門墓地和隨葬高等級禮器的大型墓葬。
第三，人口顯著增加和集中，出現都邑性城市，並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出現反映王權的高等級大型建築和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興建的大規模公共設施。出現明顯的城鄉分化。
第四，出現王所管轄的區域性政體和淩駕於全社會之上、具有暴力職能的公共權力——國家。國家的產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質特征。戰爭、刑罰和殺戮等暴力行為成為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祭祀等禮儀活動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幾個特征，並不包括以地中海和兩河流域文明為基礎所總結的、西方學術界常用的“三要素”中的兩條文明判斷標準，即文字和冶金術。這種差別，正是中華文明不同於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地方，恰恰說明人類文明的起源和曆史的發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麵，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麵。
以良渚文明為中心的長江下遊地區5000多年文明的實證
良渚古城遺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1936年被首次發現。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不懈努力，證實良渚古城的年代為距今5100年到4300年，良渚先民們在5000多年前已經進入文明社會。
在良渚城址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帶,修建了由多條水壩組成的規模龐大、結構完整的水利係統，這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世界最早攔洪水壩係統。這充分表明，位於良渚社會頂層的階層擁有了高度的規劃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圖為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的調查發掘現場（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中國文物報社供圖
發達的農業。良渚文化時期的長江下遊地區，農業已經較為發達。在良渚附近的茅山遺址，發現了大麵積的水田，還發現了牛的腳印。良渚文化遺址中還多次出土木柄石頭犁鏵，說明當時牛耕已經較為普遍，犁耕稻作農業有了很大發展。在良渚古城內高台上的高等級建築附近，還發現了上萬斤的炭化稻穀堆積，經鑒定，這些稻穀屬於人工栽培稻。這從一個角度印證了良渚發達的稻作農業是良渚文明得以繁榮的重要經濟基礎。
手工業分工精細、技術發達，高端手工業被權貴階層所控製和壟斷。良渚文化的手工業技術已比較發達且趨於專業化，玉石製作、製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等都達到較高水平，特別是在良渚古城內城中發現了製玉的手工業作坊，出土了各類玉器，其數量多、品種豐富、雕琢精美，采用透雕或減地浮雕技法，紋飾刻畫精細，顯示出當時的玉器製作技術已經相當高超。玉器在當時的良渚社會是高等級身份的體現物，如象征神權的玉琮、玉璧和象征軍權的玉鉞都隻出土於大型墓葬中，說明當時已經出現了專業化的為貴族階層服務的高端手工業。
具備對社會資源的控製和調動能力，能夠動員組織大量人力進行大規模公共事業建設。良渚古城內城的城牆牆基寬達40米到60米，在牆基底部鋪墊一層石塊，石塊上麵堆築黃土，這些石塊和黃土都是從別處運來的，工程量非常巨大。在城址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帶，修建了由多條水壩組成的規模龐大、結構完整的水利係統，可能兼具有防洪、灌溉、運輸等多種功能。其中，僅塘山主壩就長達5000米，高7米。大規模水壩興建的總土方量達上千萬立方米，如果動員一萬勞動力，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時間才能完成。這充分表明，位於良渚社會頂層的權貴階層擁有高度的規劃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
社會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在良渚古城內，發現了人工堆築的高十幾米、麵積達30萬平方米的巨型高台，台上有多座大型高等級建築，這應是城內最高等級的權貴——王的居所。在良渚古城城內的反山和城外的瑤山等地，發現了多處修建在祭壇上的貴族墓地，這些墓葬不僅規模大，而且隨葬品種類數量眾多，有製作精良的玉器，包括帶有神徽的外方內圓的玉琮、圓形的玉璧等祭祀用具以及武器——玉鉞，表明墓主人生前擁有主持宗教祭祀和軍事指揮的權力，而同時期一般社會成員的墓葬隨葬品則寥寥無幾。這種懸殊的差別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階層分化和嚴格的等級製度，產生了由王、官僚和富貴階層構成的統治階級和廣大庶民構成的被統治階級，人類由平等走向分化，社會由簡單趨於複雜，這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
形成了穩定的區域性政體。除了良渚古城，在太湖東南岸的長江下遊地區，分布著興化蔣莊、常州寺墩、昆山趙陵山、上海福泉山等良渚文化的大型遺址。雖然這些遺址和墓葬的規模以及隨葬玉器的規格和數量遜於良渚古城，但高等級墓葬隨葬的玉器帶有與良渚古城墓葬玉器同樣的神徽，表明這些地方與良渚古城具有相同的經濟模式、宗教信仰和祭祀體係、社會結構和資源調配模式。當時，已經形成以都城（良渚遺址）為中心，多個次中心、中型聚落和小型聚落構成的四級金字塔式層級社會結構，出現了掌握軍事指揮權和宗教祭祀權力的王，及其統治下的較為穩定的行政控製區域。這實際上就是最初的國家。
戰爭成為常態。良渚文化高等級墓葬中較普遍地以武器——玉石鉞隨葬，一些墓葬人骨中可以看到被兵器砍後留下的痕跡，說明暴力和戰爭已成為常見的社會現象。
綜上所述，有理由認為，距今5000年前後，以良渚社會為代表的長江下遊地區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係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華文明起源的傑出貢獻。”良渚古城遺址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良渚文明得到了國際認可。
需要指出的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良渚文明出現於長江下遊地區並不是偶然的，它是該地區史前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江蘇東山村遺址，發現了距今5800年前後的公共墓地。墓地內發現了數十座墓葬，墓葬的規模和隨葬品種類數量相差懸殊。小型墓僅能容身，隨葬數件陶器；大型墓比小型墓大數倍，隨葬多件玉石製裝飾品、武器和工具以及數十件陶器。墓地附近發現大型建築基址，可能是權貴階層的居所。東山村遺址的發現表明，在距今5800年左右，長江下遊地區已經出現較為明顯的貧富分化。
在江蘇東山村遺址，發現了距今5800年前後的公共墓地。這一發現表明，在距今5800年左右，長江下遊地區已經出現了較為明顯的貧富分化。圖為東山村遺址90號大墓中出土的陶器和石鉞。 江蘇省考古研究所供圖
安徽南部的淩家灘遺址，距今5500年到5200年間，是良渚文化前身——崧澤文化時期的安徽南部中心性遺址。這裏發現了大型建築基址區、大麵積祭祀遺跡區和近千座墓葬構成的墓葬區。小型墓的隨葬品與大型墓的隨葬品在數量和種類上形成鮮明對比。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墓主人的身體周圍隨葬有數十件武器——玉石鉞，頭部附近有複雜精美的玉石飾件。每座大型墓都隨葬一件玉人，或站或蹲，形象逼真。有的大型墓葬還隨葬玉龍、玉鳥和玉龜。這些考古發現，反映出距今5500年到5200年間的長江下遊地區，社會分化加劇，權貴階層掌握軍事指揮權和宗教祭祀權，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將大量社會財富據為己有，形成了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統治者，當時的社會可能即將或已經進入文明社會。此後，在距今5000年左右，在長江下遊地區出現了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良渚文明。
多元一體、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
中華5000多年文明不是隻有良渚文明這一個孤證。考古發現證實，在距今5800年前後，西遼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長江中遊等區域，都出現了社會分化即文明起源的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區域文明階段，呈現出多元文明百花齊放的局麵，最終在相互交流借鑒中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一體化格局，並綿延數千年不曾中斷。
遼河流域文明的曙光。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祭祀中心和高等級墓地，位於西遼河流域，距今5500年到5000年。考古過程中，在遺址範圍內的40多個山頭上發現了用石頭修建的大型圓形祭壇和方形積石墓，墓內隨葬玉人、玉鳥、玉龜等精美玉器。在牛河梁遺址群地勢最高的第一地點，發現了沿山脊由低向高逐層修建的一處規模龐大、由多層砌石台麵和建築構成的大型台狀遺跡，台麵上殘存的石構建築和出土的各型用於禮儀活動的塔形器、筒形器等遺物，表明此地極有可能是當時遼西地區紅山文明的宗教和禮儀活動中心。在該祭台南側，發現一座神廟遺跡，內有大量泥塑女神像，形體最大的達真人三倍，還發現了龍、熊、鷹等塑像殘塊。這處遺址極有可能是供奉當時的祭祀對象——女神的廟宇。在遺址所在的遼西地區，還新發現了麵積達100多萬平方米的大型中心性遺址的線索，可能是當時該地區的政治中心。可以看出，當時的遼河流域出現了掌握著宗教祭祀權力的權貴階層，他們死後被埋在宗教聖地，並隨葬精美玉器，說明當時的手工業已經比較發達，出現了表明等級身份的禮器，社會分化已經相當嚴重，已經到達了文明社會的門檻。
中原地區的文明起源。距今6000年到5500年的河南西部三門峽市靈寶鑄鼎原遺址群，發現了前所未有的現象：數個麵積達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平方米的大、中型聚落遺址密集地分布在一起。在對該遺址群中規模最大的三個遺址之一的西坡遺址的發掘中發現，遺址周圍用寬十幾米、深數米的壕溝護衛。遺址的中心區是一處廣場，廣場附近有數座大型房址，每座房址的室內麵積達240平方米，加上周圍的輔助設施，總麵積達500平方米。房屋的地麵和牆壁經過加工，十分平整光滑，可能是當時權貴階層的居所和舉行重要儀式的場所。在壕溝外側，發現了公共墓地，其中一座墓葬規模比一般墓葬大數倍。墓主人是一青年男性，身旁隨葬一件製作較為精良的武器——玉鉞，腳端隨葬十幾件陶器。這個遺址群是中原地區發現的最早的出現明顯社會分化的例證。遺址所在地名為鑄鼎原，傳說黃帝曾在此地鑄鼎，因而得名。在有黃帝傳說之地出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大型高等級聚落密集分布的情況，十分耐人尋味。
距今5500年左右，豫西地區的鑄鼎原遺址群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在河南中部出現了數個大中型聚落，暗示中原地區的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移到了河南中部。近年發現的鞏義雙槐樹遺址距今5500年到5000年間，是此時期河南中部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聚落遺址，應是當時中原地區的政治中心。雙槐樹遺址的主要發現有：一個由三重環壕圍繞的大型聚落，整個遺址麵積117萬平方米左右；有三處公共墓地，墓葬明顯分排，其中兩處墓地中都發現有一個夯土台，另一處墓地四周被圍溝圍繞；在內環壕環繞形成的18000平方米空間中，發現三排成組的大型建築，總麵積約2400多平方米，建築基址本身約1800平方米；發現有9個有意埋放呈北鬥星形狀的陶罐。在同時期的青台遺址，也發現類似的由9個埋放呈北鬥星形狀的陶罐。雙槐樹遺址的考古發現表明，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間，中原地區的社會分化更加嚴重，成為全國範圍內同時期社會分化最為明顯的地區之一，是實證中原地區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證據。
長江中遊江漢文明的誕生。在長江中遊地區的江漢平原，大約距今5000年前後的屈家嶺文化晚期，社會分化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時期出現了天門譚家嶺、城河城等多座城址，規模大的麵積達數十萬平方米。城址周圍有寬達數十米的壕溝環繞，城外設置公共墓地，墓葬的規模和隨葬品數量、種類相差懸殊。男性大墓的墓主人普遍隨葬一件製作精良的武器——玉石鉞，反映出他們是掌握了社會軍事指揮權力的軍事首長，並依據手中的權力聚斂了大量社會財富。
黃河下遊的文明起源。黃河下遊地區的史前文化後於黃河中遊地區，與淮河流域的文化關係密切。在山東章丘焦家遺址，發現了大約距今4800年前後的公共墓地。幾座規模較大的墓葬中隨葬製作精美的玉器和彩陶器等，最多的達近百件。墓主人為男性的大墓中，都隨葬武器——玉石鉞。墓葬規模和隨葬品種類、數量差別懸殊，表明山東西部地區和其他地區一樣，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分化，已邁進了文明社會的門檻。
上述各地大量的考古發現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後，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中華大地各個地區都出現了嚴重的貴賤、貧富分化，相繼出現了集軍權、神權及社會管理權於一身的王，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初期的中華文明實際上是在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等地理範圍內展開並結成的一個巨大的文明叢體。在這個叢體內部，各區域在其文明化進程（即從文明起源到形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在各自的環境基礎、社會組織結構和運作機製以及宗教和社會意識等方麵，存在各種各樣的差別，呈現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局麵。各個區域文明在彼此競爭、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中，相互交流借鑒，呈現出一體化趨勢。在相當於堯舜禹的時期，這種一體化趨勢更加明顯地表現在中原地區。中原地區這個時期憑借天下居中的人文地理優勢和多品種農作物的種植製度，廣泛吸收周圍文化的先進因素，形成了以明尊卑為目的、以禮儀為主要表現形式、以開放包容為重要特點的禮製，成為一種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對周圍廣大區域施加了強烈影響，對促進周圍地區文明的發展及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根、主源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中華文明考古發現充分證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和發展。東北地區西部的紅山文化高等級墓葬，和與其大體同時的安徽淩家灘遺址貴族墓葬，都出土了形製十分相近的玉人、玉龍、玉龜和玉鳥。左圖為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玉人，右圖為安徽淩家灘遺址出土的玉人。 新華社記者 汪永基/攝
中華文明考古發現表明，文明的存續發展，必須以經濟發展為有力支撐。距今10000年前，我國開始出現最初的栽培農業，北方是粟和黍，南方是稻，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礎。距今8000年前後，農業有了初步發展，製陶、製骨乃至琢玉等手工業也取得了進步，開始出現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的端倪。但是社會還沒有出現明顯的階層分化。距今6000年前後，農業顯著發展，人口增加，出現麵積在100萬平方米左右的大型遺址和規模較大的墓葬，社會開始出現明顯分化，文明化進程加快。而到了距今5000年前後，長江中下遊、黃河中下遊和西遼河流域等一些文明化進程較快的地區，社會分化加劇，出現了掌握軍事指揮權和宗教祭祀權力的王權，率先進入了區域文明（古國文明）社會。縱觀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過程，如果沒有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就不會有剩餘產品的出現和階級的分化，也就不會有國家的產生和文明的發展進步。同時，考古發現也證明，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如距今5800年到5300年間，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以花和鳥圖案為特點的彩陶，曾向周圍相當廣闊的地區施加影響，南達長江中遊、北抵河套地區、東及黃河下遊、西至甘青地區，形成了史前時期第一次中原史前文化向周圍的輻射。值得注意的是，東北地區西部的紅山文化高等級墓葬，和與其大體同時的安徽含山淩家灘遺址貴族墓葬，都出土了形製十分相近的玉人、玉龍、玉龜和玉鳥。表明兩地的高等級階層間存在著某種聯係。良渚文化的祭祀用代表性玉器——外方內圓的玉琮和呈圓環形的玉璧，在華南地區的廣東石峽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和陝北榆林神木石峁遺址都有發現。中華文明在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形成的互相借鑒和兼收並蓄能力，成為其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從中孕育出共同文化積澱、心理認同、禮製傳統，奠定了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發展的基礎。
作者：王巍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曆史學部主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6年）首席專家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中國怎麽構成的“中華文明”？
蘇秉琦 2021/11/25 14:34
曆史沒有真相，隻留下我們想象。今天的 《看書 讀史》要讀的書是《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史前中國——文明萌芽的初步形成期。作者是有“考古學泰鬥”之稱的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
蘇秉琦先生1952年在北京大學創立了我國第一個考古學係，主持過多項重要的考古挖掘，以畢生精力探求我國文明的來曆，力求重建我國上古史。著作《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等
中國文明起源
本書背景
自古以來的主流觀點認為，我國文明發源於黃河中遊中原區域的仰韶文化，包括後期誕生此地中國最早的三個王朝——夏、商、周，因此發展出了中國文化的的“中原中心論”。但隨著中國考古學的推進和新技術的不斷發展，考古學家發現，並不是隻有黃河流域才有古文明遺址。像東北、四川、長三角、珠三角等地都發現了古文明遺址，可以說是廣布全國各地。它們的文明程度也不比仰韶文明低，前史不比仰韶文明短，有的甚至出現得更早更長。於是從20世紀七八十時代起，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原中心論”提出了質疑。
1、本書討論的曆史發生的時間
2、“中原中心論”和“滿天星鬥說”區別
3、“滿天星鬥說”中國大地每個文明都是相互獨立，怎麽構成的“中華文明”
石器時代
全書概述
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開始於大約1萬年前，截止於距今約5000年前。在這5000多年的時間裏，人類文明獲得了重大突破：人類以石頭、泥土為原材料，製造了越來越多的用具，特別是各種形式和色彩的陶器，成為新石器時代的標誌；農業和畜牧業也出現在這個時期，人類學會了培養小麥、大麥等農作物，馴養豬、狗、牛、羊等牲畜。從此，人類不用四處流浪，依托農業和畜牧業保持生計，擴大生產，開始定居。這為文明的快速展開，準備了條件。所以在全世界各個區域，都出現了人類文明。反映在考古學上，新石器時代的文明遺址非常多，呈爆炸性增加，它們的文明水平，也比之前舊石器時代明顯上升了一個台階。
本次討論的時間線，主要發生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一直到夏商周王朝建立（距今3000年前）文明形成的過程。
第一部分
按照“中原中心論”的思路，我國文明發跡於黃河中遊，然後再向周邊分散，最後傳遍了全國。1921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發現了一處遠古文明遺址，遺址裏有許多石器和陶器，距今約6000年。因此認為，這片區域有人類活動，而且這些人現已把握了必定的技術，發展出比較成熟的文明。由於遺址位於仰韶村，所以這個文明被稱作“仰韶文明”。在之後的幾十年裏，考古學家們又發現了許多仰韶文明遺址，這些遺址都處在黃河中遊一帶，所以當時的人們認為，仰韶文明是我國最早的文明。因此，黃河中遊就被認定為我國文明的發源地，“我國文明來曆於黃河中遊”的說法也被正式提出來。由於黃河中遊跟我們常說的中原區域底子重合，所以，這種說法又被叫做“中原中心論”
漫天星鬥說
但隨著考古學的發現，其實在新石器時代，我國各區域都出現了絢爛的文明。假設把中華大地比喻成天空，這些文明就是掛在空中的星星，什麽仰韶文明、紅山文明、河姆渡文明、良渚文明等等。它們爭奇鬥豔，爭相散發著耀眼的光輝，這就是“滿天星鬥說”。它的詳細含義是，在新石器時代，各品種型的古文明，廣泛在今天我國版圖上的各個當地，從北到南、由東到西，簡直隨處可見。
第二部分
蘇秉琦根據這些文明的特征和展開道路，進行分門別類。他把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文明遺址分紅了兩大板塊，一個是麵向歐亞大陸的板塊，一個是麵向海洋的板塊。這兩大板塊，每一個又都包含三大文明區，合起來總共是六個。這六大文明區構成了我國文明的基本盤。
麵向內陸的板塊又可以分紅三個文明區，北方文明區、中原文明區、西南文明區。期間的中原文明區，前麵說過，在黃河中遊，是仰韶文明的發現地。而西南文明區相對獨立，它跟中原的聯絡，開始得比較晚。
村落遺址
來看南邊文明區，從鄱陽湖流域到珠江三角洲，包含今天的江西、福建、台灣和廣東。早年學者們認為，這片區域開發得比較晚，所以稱它為“蠻荒之地”。但是1962年，考古學家在江西省北部發現了好幾個古文明遺址，研討標明，這些遺址也誕生於新石器時代。至於珠江三角洲，在古代，珠江三角洲跟東南亞的交通更便利，所早年史上，閩南和廣東跟東南亞有著緊密的聯絡，遭到的影響反而比中原區域更大。
與此同時考古學家還挖掘出許多陶器、銅器、玉器，甚至是青銅器。在古代，青銅器是身份和方位的標誌，隻需統治階層才有資格運用。青銅器的出土，說明北方文明區在幾千年前就構成了等級製度。根據這些發現，作者認為，北方文明區現已跨越了原始社會，發展成國家，至少是國家的雛形。而這時間上，要比中原區域出現得早。
所以作者認為，北方文明區歸於原生型文明，具有劇烈的原創色彩。而一貫被當做文明源頭的中原文明區，其實是次生型文明，是在北方文明區影響下，以北方文明區為樣本展開起來的。就是說，中原區域的仰韶文明，很可能是受北方文明區的影響，而成長起來的。
西南文明區，包含江漢平原和四川盆地兩部分。江漢平原位於湖北省中南部。它的古文明以本地文明楚文明為主，外來要素隻占少數。
太陽神樹與金烏神鳥
我們認為的楚國，是周代的諸侯國之一，但實際上，楚國在被冊封前，和中原沒有太多交集。例如，江漢平原挖掘出幾千個楚國墓地，它們的風格、隨葬用具，和中原區域很不相同，有顯著的楚文明特征。楚國這種獨立性繼續的時間很長，而且非常堅強。直到秦國一起全國，楚地依然不服，這才有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意思是就算楚國隻剩下三戶人家，消亡秦國的，也必定是楚國。最後推翻秦朝操控的項羽、劉邦，原先都是楚人。
江漢平原的西麵是四川盆地。遠古時候，由於它四麵環山，交通不便、環境封閉，構成了獨立的文明形狀。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三星堆。一般認為，三星堆文明來曆於5000年前，延續了約兩千年。三星堆出土了上千件青銅器、玉器、金器，它們的造型引起了人們的劇烈愛好。例如大立人青銅像，金烏神鳥，太陽神樹等。很多盜墓類小說《鬼吹燈》、《盜墓筆記》很多素材都是於此。 但在我國的其他文明遺址裏，沒有與之類似的。因此三星堆是本地的，中原文明區對它的影響很小。
三星堆 太陽神樹
接下來是麵向海洋的板塊。這個板塊在我國的沿海區域，也包含了三個文明區，從北到南排列，依次為，東方文明區、東南文明區和南邊文明區。自古以來人們都認為，它們是在中原文明的熏陶下展開起來的。但是，半個世紀以來的考古作用，推翻了這種成見。
我們首要以東方文明區為例，它的中心區域在今天的山東省，根據考古發現，這個在新石器時代，僅在當地就出現了兩個有傳承聯係的古文明。
第一個是大汶口文明，距今約6000年，跟中原的仰韶文明簡直神同步。在它之後，崛起了龍山文明，距今大約4000年。這兩個古文明，都以農業為主，而且在陶器、玉器、的製造上達到了很高水平。其中煉銅是新石器時代成熟的重要標誌，再往後隨著青銅鍛煉技術的提高，人類將進入青銅時代。
此外東方文明區還有一些一起的風俗，比如，人長到青春期的時候，要拔除一對牙齒。這在其他的我國史前文明包括中原文明區中很少見。
東南文明區，以長江下遊和太湖為中心，包含安徽、江蘇、浙江和上海。東南文明區的古文明遺址非常密布，期間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兩處——河姆渡文明和良渚文明。
河姆渡民居
再進一步擴大視野，然後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國的六個文明區，都是按照這個地理特征分布的。就是說，中原文明區被其他五大文明區盤繞著，它是中心區域。所以古時候，中原區域有一個很牛的稱號：中原，天下中央！
河姆渡文明的製陶技術，以及在陶器上製造的圖案，跟北方也不同。歸納上麵好幾個特征，蘇秉琦認為，河姆渡文明來曆於東南本鄉，不是從中原傳過來的。
比河姆渡文明晚出現的良渚文明，相同來曆於東南本地。從生產力水平看，良渚文明已進入農業階段，除了水稻，人們還種蠶豆、花生、芝麻等農作物。手工業也有絲麻織品、象牙製品。從社會結構看，良渚文明構成了社會等級製度。
考古學家發現，貴族的墓地龐大、精美，相反，布衣的墓空間狹小、裝修簡略。隨葬品上：貴族的隨葬品是玉器，而且越是重要人物，隨葬的玉器品種越多、質量越高；布衣的墓地裏一般隻需小型玉器，或許沒有。在古代，玉是主人身份、方位的標誌。良渚文明對玉的運用有著嚴格標準，說明它構成了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即將從原始社會展開成國家。
來看南邊文明區，從鄱陽湖流域到珠江三角洲，包含今天的江西、福建、台灣和廣東。早年學者們認為，這片區域開發得比較晚，所以稱它為“蠻荒之地”。但是1962年，考古學家在江西省北部發現了好幾個古文明遺址，研討標明，這些遺址也誕生於新石器時代。至於珠江三角洲，在古代，珠江三角洲跟東南亞的交通更便利，所早年史上，閩南和廣東跟東南亞有著緊密的聯絡，遭到的影響反而比中原區域更大。
第三部分
大部分文明區都是獨立來曆的，具有顯著的本鄉特征，那麽，它們是怎樣積聚成“我國文明”這片絢爛星空的呢？
二裏頭遺址複原圖
首先，作者質疑的是“中原中心論”，他認為我國文明誕生在黃河中遊，然後向四周分散這種說法太過粗糙，不符合前史。但作者並沒有否定中原區域在我國文明構成過程中的作用。作者認為中原區域就像一個大漩渦讓各文明不斷湧進來；又像一個大熔爐，讓各種文明在裏麵互相磕碰、互相融合，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成形、成熟。
中原區域之所以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和它的地理環境是分不開的。中原首要在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尤其是洛陽到鄭州一帶最為重要。攤開地圖就會發現，這片區域的方位非常特別：它的周圍是崇山峻嶺，隻有中心一大塊是平原，有著豐厚的自然資源，適宜展開農業。比較山區，平原的交通也便利得多，有利於貿易往來，集合人和財富。
再進一步擴大視野，然後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國的六個文明區，都是按照這個地理特征分布的。就是說，中原文明區被其他五大文明區盤繞著，它是中心區域。所以古時候，中原區域有一個很牛的稱號：中原，天下中央！
這樣的地理方位帶來了一個重要的影響，那就是，五大文明都可以進來。反過來，中原文明要跨過高山傳到外麵去，就有些困難。所以作者認為，根據這個地理條件，中原區域很難產生獨立的文明，即使產生了，也容易被外來文明打斷。而且，闖進來的外來文明不止一種。
以我國最早的三個王朝，夏、商、周為例。這三個王朝的操控中心都在中原文明區，然而，作者說它們都是“外來戶”。夏朝人可能是從東南來的，商朝人可能來自東北，周人的發源地原本被認為是周原，即今天的陝西寶雞，但新近的研討表明，可能還得往西麵找。
河南殷墟甲骨文
雖然夏商周的詳細來曆至今沒搞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黃河流域不是它們的老家。以此類推，比夏商周更早的仰韶文明，可能也不是在中原土生土長的。就算是，它的文明水平之所以產生了實質性飛躍，也是遭到了其他文明的劇烈影響。
盡管夏商周的操控者都是外來戶，但是，它們在中原區域紮根，運用這兒豐厚的自然資源和優勝的地理條件，不斷提高自己的文明水平，而且畢竟，跨越了原始社會，展開出了更高級的文明形狀——國家。其間，周朝的作用又是最大的。我們知道，夏朝和商朝，其實際統治區域僅在中原區域，對其他文明區的影響力，比我們幻想的要小許多。直到武王伐紂，周朝取代了商朝。
周朝建立後實行分封製，就是把王室成員、功臣分到全國各地，在當地建立諸侯國。在這個過程中，將原本分散的六個文明區歸入到一個國家共同體。詳細來說，中原區域是周王室的核心區域，北方文明區建立了燕國；東方文明區建立了魯國和齊國；東南文明區建立了吳國和越國；西南文明區的一部分，建立了楚國，楚國後來又將南邊文明區歸入到版圖中；西南文明區的另一部分，即四川盆地，後來被秦國征服，成為我國文明的組成部分。
因此，在新石器時代，我國在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都誕生了興隆的古文明。它們集聚到中原這個大熔爐，交流融匯，構成了我國最早的國家——夏、商、周。這些王朝，運用豐厚的資源和優勝的地理條件，凝聚了強壯的實力，反過來，把周邊區域的古文明，吸納到自己的國家組織中，成熟的文化再向外傳播。這就是“滿天星鬥說”的完整含義。
小結：
1、考古證明，在新石器時代，我國各個區域的文明就像天上的星星廣闊的分布在我國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四川盆地、山東半島、長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群星閃耀。
2、它們被分為兩個板塊和六大文明區：麵向歐亞大陸的板塊，它包含的文明區有北方文明區、中原文明區和西南文明區；麵向海洋的板塊，它包含的文明區有東方文明區、東南文明區和南邊文明區。中原文明區剛好被別的五大文明區盤繞，它就像個大熔爐，各種文明集合在這個熔爐裏互相磕碰、互相影響，逐漸產生了我國最早的三個王朝——夏商周。
3、這些王朝凝聚了強壯的實力後，向外拓寬，逐漸把別的五大文明區吸納到同一個國家組織中，再通過影響力將文化向外傳播。我們今天所說的我國文明，也就在這個多種文明互相融合的過程中，逐漸成熟。
這就是作者給我們帶來的中國文明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