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濟學家預測不準經常飽受詬病。本文深入分析了經濟學家預測不準的原因，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學家預測不準主要是因為：一是宏觀經濟影響因素眾多，二是信息不對稱，三是宏觀調控的力度和效果並不可知，四是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超調現象，五是“動物精神”加劇了宏觀調控效果的不確定性，六是西方經濟理論存在適用性問題。雖然由於上述條件的限製使得經濟預測經常出現偏誤，但經濟預測仍然是有意義的。由於經濟學家對經濟長期趨勢預測的準確率要遠高於短期，並且高水平的經濟學家可以一定程度上規避上述限製條件對經濟預測準確率的影響，因此，經濟學家對經濟的分析和預測對依然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研究和分析宏觀經濟的專業群體，對經濟進行預測是其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然而，一個似乎公認的事實是，經濟學家對經濟預測的準確率並不盡如人意。國外有研究表明，經濟學家對經濟預測的準確率隻有50%，跟拋硬幣的概率差不多。經濟學家預測不準確的問題甚至引起了英國女王的注意。2008年11月，伊麗莎白二世視察倫敦經濟學院，向院長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麽當初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經濟危機？”。經過九個多月的討論，英國一批頂尖的經濟學家給女王寫了一封信，向女王解釋為什麽他們沒有預測到經濟危機。他們認為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人們沒能將係統性風險視作一個整體，二是過於強調技術而忽視人文教育是經濟學家失敗的根源。這一偉大的發問甚至引起了大洋彼岸美國經濟學界的關注（佚名，2009）。理性預期學派代表人物盧卡斯回應道，經濟學業已證明，此類事件是不可預測的。如果危機是可預測的，那麽人們就會據此作出反應，從而避免它的發生。於是，這個預測就成為錯誤的了。凱恩斯也曾回答過經濟學家是否能準確預測經濟危機這一問題。凱恩斯曾自嘲道，“在過去的5次經濟危機中，經濟學家預測到了15次”（劉明遠，2014）。
也有經濟學家強調，經濟學最重要的功能在於解釋而不是預測，這一論調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薩繆爾森。薩繆爾森認為，科學隻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礎上進行解釋，而不能提供任何預測。而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則強調經濟學的預測功能。弗裏德曼認為，檢驗一個經濟學理論是否科學的唯一標誌是對其經濟的預測與實際數據加以比較。經濟學能否成為實證科學的重要特征在於這一理論能否預測未來（馬濤和張洋，2009）。但弗裏德曼也承認，經濟學家過去對經濟預測的成績極差（沈鑒治，1998）。關於經濟學的功能重點在於解釋還是預測在20世紀50年代還曾一度掀起了一場著名的學術論戰，一直持續到90年代。
經濟學家們對女王問題的回應似乎並不能十分讓人信服。英國經濟學家的答案顯得牽強附會，盧卡斯的回應又有些許詭辯論的意味。而過分強調經濟學的功能在於解釋而不是預測似乎又有些避重就輕的嫌疑。如果經濟學隻能解釋而不能預測，那毫無疑問經濟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經濟學家預測經常不準確呢？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問題。
一、宏觀經濟影響因素眾多是預測不準的重要原因
自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家們就一直試圖尋找經濟增長的源泉。隨著對宏觀經濟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影響因素被發現。影響因素眾多造成了宏觀經濟問題的複雜性，給宏觀經濟研究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挑戰。據《Growth Econometrics》統計，現有文獻中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素共包含43大類146個，涵蓋勞動、資本、貿易、區域、資本賬戶開放水平等諸多方麵（Durlauf et al.，2005）。並且，不同地區、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曆史時期、不同製度下各影響因素的權重也不盡相同。這就使得多數研究宏觀經濟的學者大都隻能看到經濟的一部分，而難以看到經濟的全貌。因此，也就造成了對經濟的預測經常存在偏誤。除了常規影響因素以外，政治選舉、自然災害、戰爭等突發事件也會對經濟產生較大影響，致使經濟的最終表現偏離原來的預測。
二、信息不對稱也造成了預測經常出現偏誤
信心不對稱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決策者和經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二是經濟學家和決策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決策者和經濟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是因為，由於經濟情況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變化，由於存在認識時滯使得決策者難以第一時間掌握最新的信息，這樣也就無法及時掌握經濟的最新動向。而且，認知的局限性也會導致決策者無法對經濟形勢做到深刻的理解。經濟學家和決策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是因為，經濟學家掌握信息的速度和全麵性一定不如決策者，決策者也不會把下一步即將采取的政策措施告知經濟學家，這也會導致經濟學家對經濟的預測經常存在偏誤。
這一點在中國尤其明顯。由於中國經濟數據統計的全麵性、及時性和透明性與發達國家依然有較大差距，致使經濟學家掌握的數據的真實性和全麵性都存在問題。因此，相比國外的經濟學家來說，中國學者預判經濟出現偏誤的概率會更高，分歧也會更大。
三、宏觀調控的力度和效果並不可知
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大都會采取逆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一般對經濟進行預測時，往往是根據當下的經濟狀況來判斷未來的趨勢，而較少會考慮政府幹預。政府幹預的具體措施、時間和力度並不可知。然而，政府幹預又往往會在短期內對經濟產生較大影響。這一點在宏觀調控能力強的國家（如中國）表現的更為明顯。例如，2016年年初，諸多市場人士認為中國經濟會持續下行，人民幣也會出現大幅貶值，但是，政府通過實施大規模擴張性財政政策避免了經濟快速下滑，同時又通過對外匯市場積極進行幹預穩定了匯率走勢，大大超出了市場預期。許多經濟學家和宏觀分析師們對市場的判斷再次出現了重大偏誤。因此，政府幹預的不可知性也是宏觀經濟學家對經濟預測經常出現失誤的重要原因。
四、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超調現象
對經濟學家來說，即便是獲知了政府未來一定時期內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時也經常難以預測最終的效果。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由於決策者很難做到對經濟情況的準確掌握，致使宏觀經濟政策的力度要麽不夠要麽過度，難以做到十分精準。比如當前政府對房地產政策的調控，由於房價上漲預期過於強烈，政府對房市的調控不斷加碼，甚至可能超過了適當的調控幅度。而一旦房價上漲預期終於扭轉，在“買漲不買跌”的心理效應下，這些調控政策反而又會成為助跌的催化劑，屆時即便是撤出調控政策可能也無濟於事。二是決策者對經濟問題的認識存在時滯，製定政策時也存在時滯，實施政策時依然存在時滯，最終使得政策發揮效果的時間存在滯後性，這也會導致政策出現超調。例如，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初對其當時所麵臨的危機就缺乏認識，既過晚的實施了擴張性政策，同時又過早的退出了擴張性政策，致使經濟陷入二次衰退，最終迎來失去的二十年。
五、“動物精神”加劇了宏觀調控效果的不確定性
由於經濟是由無數微觀經濟主體構成的，宏觀經濟調控的本質是為了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然而，由於“動物精神”的存在，致使個人和企業在消費和投資時都存在非理性行為，例如“買漲不買跌”、“投資順周期”等現象。由於“動物精神”的不可預期性，致使宏觀經濟政策最終的實施效果也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例如，當前政府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效果不佳與“動物精神”就有直接關係，房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但沒有下跌，反而出現了越調控越漲的局麵。
六、西方經濟理論存在適用性問題
目前，現有用於分析經濟的經濟學理論主要來自於西方。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係和分析框架。然而，西方經濟學理論在應用於中國實踐時存在很大的適用性問題。由於中國的經濟體製、政治製度、文化、要素分配製度等諸多方麵與西方有很大差別，這就造成了西方經濟理論在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時經常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例如，多年以來，西方諸多著名研究機構屢次散布中國崩潰論，並給出具體的時點，然而中國經濟依然一直維持中高速增長，不斷打破西方的預言。這充分證明了照搬西方經濟理論來分析中國經濟是不恰當的。西方學者曾指出，西方經濟理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理論，並不適用於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以林毅夫為代表的中國學者也曾多次呼籲，西方經濟理論無法解釋中國奇跡，應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理論體係。然而，許多經濟學家依然會時常忽略西方經濟學理論成立的假設條件是否滿足以及適用性問題，甚至犯生搬硬套的錯誤，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經濟預測不準的問題。
七、經濟預測到底有沒有意義？
既然經濟學家在預測經濟時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那是不是經濟學家的預測就一無是處呢？答案是否定的。一般來說，經濟學家對經濟長期趨勢預測的準確率要遠高於對短期趨勢的預測。因為短期趨勢容易受到宏觀調控以及其他短期因素的幹擾，而長期趨勢則不然。一國經濟長期發展的趨勢更多是由於人口、製度等長期因素決定的。宏觀調控政策隻能影響經濟的短期趨勢，而無法改變長期趨勢。因此，經濟學家對長期趨勢預測的準確率要遠高於短期。二是高水平的經濟學家能夠站在更高的視野去分析宏觀經濟，同時能夠相對準確的判斷出一定時期內各影響因素重要性的相對大小，這又進一步提高了預測的準確性。所謂存在即合理，雖然經濟學家們經常預測的不夠準確，但依然還是不可或缺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的分析和預測對於宏觀經濟調控以及投資決策依然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 1] 劉明遠. 經濟危機為什麽難以準確預測——來自政治經濟學的反思[J]. 政治經濟學評論, 2014, 5(3):75-89.
- 2] 馬濤, 張洋. 經濟學的科學特征是預測還是解釋——弗裏德曼與薩繆爾森相關論爭的評析[J].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 2009, 11(3):3-10.
- 3] 沈鑒治. “經濟學家的預測從來都是不準的”弗裏德曼演講錄[J]. 書城, 1998.
- 4] 佚名. 為何經濟學家不能預測危機——12名英國社會科學院會員給女王的信[J]. 中國改革, 2009(10):77-79.
- 5] Durlauf, S.N, Johnson, et al. Growth econometrics[J].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05, 1, part a(1):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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