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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迎接中國經濟學家世紀的到來
作者：蔡如鵬 2017-12-12 第832期《中國新聞周刊》
http://www.nse.pku.edu.cn/articles/content.aspx?nodeid=49&page=ContentPage&contentid=907
本文為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於2017年12月8日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內容，經林毅夫教授審訂
林毅夫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具有全球視野的經濟學家。不論是總結經驗，還是剖析問題，他總是將其置於世界範圍內，並給出解釋。
與那些對中國經濟持悲觀論的經濟學家不同，林毅夫認為盡管存在很多不足，但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成就仍是第一位的，“堪稱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大奇跡”。
在從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平均每年9.6％的增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經濟規模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2.3％提升至14.9％。“以這麽高的速度持續這麽長時間的增長，人類曆史上不曾有過。”林毅夫說。
但從現有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看，中國到處是問題，對這一成績無法做出解釋。在林毅夫看來，中國經濟能夠創造奇跡，恰恰是因為沒有照搬西方的經濟學理論，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在1994年出版《中國的奇跡》，2005年出版了《解讀中國經濟沒有現成的模式》，在2009年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概念。
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近30多年經濟發展和改革過程進行了係統的總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有別於現有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理論體係。它也被認為是迄今為止經濟學“中國學派”最完整的理論成果，是一項破冰之作。
我為什麽放棄西方理論思維？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知道，你在2009年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概念，能不能講一講當時的背景？
林毅夫：這個概念是2009年提出來的，但這個工作很早就開始了。我記得那是1988年，當時我剛從美國回來。在那之前我和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是以西方主流理論的現成觀點來觀察、解釋出現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現象。
我在農業經濟學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絕大多數的研究是以現有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象，或以中國的實證資料來驗證主流經濟學現有的理論假說，頂多也隻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作了一點延伸的工作。如果有獨創的見解，像退出權假說等，也隻是零敲碎打的觀點。
但那年有兩件事讓我放棄了這種思維方式。第一件是當時中國出現了建國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按照西方的經濟學理論，解決的辦法就是提高利率。但中國並沒有用這個辦法，而是依靠行政手段，砍掉了很多投資項目，把通貨膨脹壓了下來。
依據西方的理論，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砍掉在建的項目，會導致很多爛尾工程。當時我印象很深刻，正在建造的北京新大都飯店建到13層，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這樣看，中國政府好像做得不對。那為什麽從1978年到1988年，中國還能保持9％的平均增長率呢？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後來我才明白，因為中國有很多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這些大型的企業關係到國防安全、國計民生。它們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之前依靠政府的財政撥款，1983年撥改貸以後，靠低利率補貼維持運轉。如果把利率提高了，這些企業就會虧損。虧損的話，隻能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讓它倒閉，那國防安全怎麽辦？國計民生怎麽辦？如果不讓它倒閉，就必須給它補貼；補貼從哪裏來呢？隻能從財政中來，那就會增加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增加了，到最後還是要貨幣化，增加貨幣供給，反過來進一步推高通貨膨脹。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通過砍投資、砍項目的行政辦法來“治理整頓”高通貨膨脹，就比簡單地提高利率更加合理。
這件事情讓我明白，任何理論都有它的前提條件，我們在西方發達國家學到的理論，都是以它們的社會經濟作為前提條件的，而處於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條件並不一樣，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用來指導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實踐，就難免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結果。
中國新聞周刊：這個例子很有意思，那另一件呢？
林毅夫：另一件事也是那一年，我應邀到印度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會議期間，主辦方安排我跟印度國家計委座談。當時我覺得很奇怪，印度是一個以產權私有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國家，怎麽會有國家計委呢？座談中，我發現他們的工作也是怎麽調配鋼材、化肥、糧食等等，跟我們國家計委完全一樣。
後來我才了解到，二戰後，“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思想普遍存在於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拉美和許多非洲國家。當時他們的思想認識跟我們一樣，為了民富國強，也都去追求在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資本密集的現代化重工業體係。
重工業最重要的生產成本是資金的成本，發展中國家普遍資本短缺，資金的價格非常高，生產成本就會比發達國家高，沒有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為了保證這些重工業的發展，隻能由政府直接按計劃配置資源來保證重工業的發展和生產能夠得到所需資源。所以，印度設立國家計委這種調配資源的部門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讓我對原來的計劃體製的產生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這也是在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跡》中所構建的“宏觀價格扭曲、資源計劃配置、微觀剝脫企業自主權”的三位一體計劃管理模式的根源，和後來在新結構經濟學中分析的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的問題。
在經濟發展的任何特定時點，每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是相對給定的。這一稟賦結構決定了這個經濟體在那一時點的比較優勢和最優的產業結構。比如，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而發展中國家正好相反，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短缺。發展中國家要發展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的重工業，隻能靠政府的幹預和補貼，效率就會非常低，跟發達國家的差距也會越來越大。
那該怎麽辦呢？發展中國家應該按照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去選擇產業，這樣要素生產成本會最低，如果政府幫助企業克服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限製以降低交易費用，就可以形成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以後，就能創造利潤，積累資本。在這個過程當中，發展中國家還可以利用後發優勢，以較低的成本和風險引進新的技術、新的產業來加速經濟的發展和轉型，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
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從1988年那個時候開始逐步深化形成的。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在談論新結構經濟學，這套理論是不是已經被很多人所接受？
林毅夫：我想是這樣。不過，我發現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接受程度比在國內接受的程度要高。當然，發達國家也有人開始關注新結構經濟學。比如，2007年英國劍橋大學就邀請我去做馬歇爾講座。在經濟學界，這算是最高水平的講座。從1946年開始，每年隻邀請一位經濟學者。我是第61位，也是僅有的兩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之一。
2011年，美國耶魯大學庫茨涅茨講座也邀請我以新結構經濟學為主題發表年度講座，我也是第二個應邀做這個講座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我有一個統計，從2008年至今我先後出版了6本跟新結構經濟學有關的專著，得到了11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18個推薦。我想，這是他們對這個理論的一種認可。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注意到，最近波蘭政府把新結構經濟學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
林毅夫：我們知道，1989年以後波蘭開始經濟轉型，向西方靠攏。在2015年之前，波蘭是東歐國家中發展比較好的，但不太穩定。它雖然跨入了高收入國家，但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在1.3萬美元上下徘徊，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仍有不小的差距。
2015年10月，波蘭法律公正黨在大選獲勝，成為1989年轉軌以來第一個單獨組成政府的政黨。勝選後，副總理兼財政部和發展部部長莫拉維茨基宣布將製定新的發展戰略，並以新結構經濟學作為此戰略的理論基礎。
他們為什麽要放棄原來的新自由主義，轉而采用新結構經濟學呢？莫拉維茨基在我最近出版的《低水平先進國家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序中做了詳細的解釋。
波蘭過去一直深受“華盛頓共識”的影響，以此來發展波蘭的資本主義和福利。這一模式忽視了中東歐地區的曆史和社會特殊性，也嚴重低估了後共產主義現實的本質及其影響。這種經典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盡管多年來一直都被奉為圭臬，但在中東歐國家並未真正發揮作用。結果是，所采用的政策無法滿足國家發展的實際需要。
2009年經濟危機後，波蘭開始重新審視新自由主義理論，並注意到新結構經濟學。因為新結構經濟學主張“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政府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因勢利導根據其要素稟賦所決定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的發展，以形成競爭優勢，創造就業，提高收入水平。他們認為，這對波蘭很有啟發。
最新的經濟數據表明，波蘭的經濟實現了史無前例的增長。截至2017年5月底，波蘭的失業率為7.4％，是198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42％的波蘭人認為波蘭目前的經濟狀況良好，這一比例也是波蘭史上最好的成績。
中國新聞周刊：在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嗎？
林毅夫：2008年到世行任職以後，我一直在推動非洲國家的發展，嚐試把中國的經驗介紹給他們，比如埃塞俄比亞。它原來是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地處內陸，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也不好。之前，沒有人相信它能成為製造業基地，把產品打入國際市場。
2011年埃塞俄比亞前總理梅萊斯接受了我的建議，按照中國的經驗，通過設立工業園、開展招商引資等辦法，克服了軟硬條件的瓶頸，在短短兩三年內，迅速發展起了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製鞋和成衣等加工出口。如今，埃塞俄比亞已經成為非洲吸引外商投資最多、最具有活力的輕加工業出口基地，和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我國非常相似。
埃塞俄比亞的成功使得新結構經濟學得到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高度重視。盧旺達、坦桑尼亞、吉布提、烏幹達、塞內加爾、加納、科特迪瓦、貝寧、尼日利亞、南非、伊朗、巴基斯坦、斯裏蘭卡、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的政府紛紛邀請我前去訪問、講學、提供谘詢。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麽新結構經濟學在國外比在國內更容易被接受呢？
林毅夫：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後，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從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軌，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也都在從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向市場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這些國家的轉型都是以當時國際經濟界的主流思想，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結果呢，它們碰到的卻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發展速度比轉型之前還要慢，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因此，他們對新自由主義就會反思。
發達國家也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製定政策的，結果惡化了收入分配，並且導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新自由主義也會反思。
新結構經濟學總結了中國和東亞經濟的成功經驗，提出了一個替代新自由主義的新的理論體係，他們自然會感興趣。
那麽，為什麽國內反而不容易接受呢？因為中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做，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應該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創造了人類經濟史的奇跡。不過，在這個過程中，也存在很多問題，例如腐敗、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
上世紀80、9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反對漸進雙軌的轉型，就是認為這種雙軌轉型方式會帶來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
當國內很多人看到了我國出現這些問題，就對號入座認為是我國沒有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措施進行轉型的結果，對於他們來說這些問題的存在證明了新自由主義的正確，所以，難於接受替代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不過，他們忽視了存在於我國的腐敗、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也存在於以新自由主義的方式進行轉型的國家，而且，這些問題在那些國家普遍比我國嚴重，我國的穩定和快速增長他們則沒有。
為什麽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學的中心？
中國新聞周刊：新結構經濟學被認為是中國學派的代表之作。很多人認為，它也是迄今為止經濟學“中國學派”最完整的理論成果。你同意這種看法嗎？
林毅夫：這是個拔高的、對我勉勵的評價，我會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中國新聞周刊：據我們了解，除了經濟學之外，這幾年其他一些學科也有學者在做構建中國學派的嚐試。你如何看這種趨勢？
林毅夫：今年9月，我在北京大學文研院成立一周年的慶祝會上提出，北大的師生應該引領中國的知識界超越“西天取經”，踐行本土的自主理論創新。
倡議超越“西天取經”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去了解現代的、主流的、西方的理論，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西方主流的理論是總結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現象，以他們的發展階段、曆史背景、文化、社會等等作為前提條件，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那些前提條件大多不存在或是不相似，拿那些理論來指導實踐，經常會出發點非常好，但是結果與願望會有很大的差距。
實際上，任何社會科學的理論，都是地區性的，具有一定時代烙印的理論。現在國際社會科學界認為先進的理論是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因為發達國家的條件老在變，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也經常變化。如果發達國家提出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都不能做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那怎麽能做到“放諸四海而皆準”呢？
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提出新的理論、新的思想，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義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會，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我很高興吾道不孤，國內其他社會學科也有學者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中國新聞周刊：我記得你曾預言，21世紀中國會成為全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屆時中國會出現一批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你現在還這麽認為嗎？
林毅夫：那是1995年我為《經濟研究》創刊 40周年撰文時提出的，從這二十多年的情況來看，越來越在朝這個方向發展。
從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曆史來看，18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在英國，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不是英國經濟學家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經濟學家，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後，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轉移到美國，做出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不是美國經濟學家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經濟學家。
為什麽大師級的經濟學家會有這種時空的集中性呢？我想這跟經濟學本身的理論特性有關。經濟學理論無非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係，而且是越簡單越好。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理論的重要性就決定於這個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什麽是重要的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的現象。
工業革命以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是世界的經濟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美國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社會科學的理論既然具有時代和地區特征，難免近水樓台先得月，隨著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跟著轉移到美國。
根據預測，中國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後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到2050年中國占全世界的經濟規模很有可能在25％左右，成為世界經濟中最重要的中心。那麽，中國的現象自然就是重要的現象，能夠解釋中國現象的理論自然也是重要的理論。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必然會產生一批世界級的經濟學家，我相信在其他社會科學也同樣會是如此。
為什麽中國經濟發展如此迅速，還是有人很悲觀？
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由貧窮走向富裕
1978年按照當時的市場匯率計算，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隻有155美元，不到當時最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從全世界的排名來看，人均GDP在200多個國家當中排名倒數第三。我國當時不僅貧窮，經濟也非常內向。1978年我國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5.6%，出口占4.1%，兩項加起來隻占我們國內生產總值的9.7%，也就是說我們90%以上的國民生產跟國際經濟是無關的。貧窮的國家還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人口大量聚集在農村。當時我國81%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而全國84%的人每天的生活費用低於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
改革開放至今40年間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9.6%。經濟對外開放的速度也非常快，40年間平均每年的對外貿易增速達到14.8%。在所有人口超過1億的大國當中，我國對外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最高，達到30%。經過快速發展，2017年我國人均GDP從原來155美元，現在變成946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2009年的時候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2010年，超越德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
此外，出口結構也生產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8年的時候我國出口體量小，出口品當中75%是農產品或是農產品加工品，而現在97%以上是製造業產品，變成了世界工廠。
2013年，我國貿易總量超過了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經濟國。在這個過程當中，超過7億人擺脫貧困，為二戰後世界減貧做出了巨大貢獻。1997年爆發東亞經濟金融危機，中國做了兩件事情：一是人民幣堅持不貶值；二是中國維持了8%的高速增長，穩定和拉提東亞經濟迅速複蘇。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推出四萬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實現我國經濟快速站穩腳跟，也有效拉動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和發達國家快速複蘇。從2008年至今十年間，我國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30%。
為什麽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取得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高速增長？
收入增長不是貨幣的增加，而是購買力的增加。真實的增長前提條件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一方麵需要現有產業技術不斷創新，另一方麵要不斷湧現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這是收入長期持續增長所必須有的機製。這種機製工業革命以後才出現。
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差異在於，工業革命以後發達國家擁有的技術、產業一直都是在世界最高水平，要實現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必須靠自主發明，但絕大多數的發明是失敗的，平均回報低，過去這一百多年的平均增長速度也就3%。
發展中國家由於技術落後，產業的附加價值低，可以利用後來者優勢，引進成熟的技術實現技術創新；進入到發達國家比較成熟的產業，實現產業升級。模仿和借鑒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成本跟風險就比自己發明要小得多，速度也快得多。二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懂得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了每年7%或更高、25年或更長時間的快速增長。中國改革開放後成為這13個經濟體之一。
為什麽改革開放前沒有實現高速經濟增長？
中國的落後、後來者優勢不是1978年開始才有的，建國的時候已經有了。但50年代初的發展思路是快速強國，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具備先進的國防軍事實力，實現“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這個出發點令人敬佩。問題是最先進的、最新的技術和產業大多關係國防安全、存在專利保護，不能直接使用，隻能我國自己研發，這樣就相當於放棄了後來者優勢。另外，這些產業是資本非常密集的產業，而中國當時是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資本極端短缺。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軍事工業違反了我國的比較優勢，成本高昂。這樣一來，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就沒有自生能力，無法與資本寬裕的發達國家進行競爭。必須依賴政府配置資源，人為的壓低各種價格信號，包括資金、原材料、工資、外匯以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形成了對各種價格的扭曲，導致資源錯誤配置，效率低下。中國在六十年代的時候很快就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工業體係。但代價則是創造的就業機會少，大量的勞動力就滯留在農村。
為什麽同樣是改革開放，蘇聯、東歐的改革帶來經濟崩潰、危機不斷
八、九十年代，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認為治理政府失靈就要把政府錯誤的幹預扭曲全部消除掉，讓市場發揮作用。但實際上，推行華盛頓共識用休克療法的國家基本上都出現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效率比原來更差。究其原因是沒有把原來的幹預扭曲存在的道理想清楚，幹預扭曲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規模很大的產業。如果把幹預扭曲都取消掉，這些產業由於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沒有保護補貼必然崩潰、破產，造成大量的失業，引發社會政治不穩定。還有許多國防安全相關產業，即使私有化後也需要保護補貼才能繼續生存，帶來更多尋租、腐敗的機會。
中國在轉型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維護經濟穩定為首。老人老辦法，對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傳統重工業企業，繼續維持國有，給予保護補貼。新人新辦法，對一些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放開準入，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允許私營企業、外資企業、鄉鎮企業進入。此外，設立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等，在這些園區內改善基礎設施，著力提高營商環境，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得以迅速發展，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占領國際國內市場，積累資本，促進產業升級，在升級過程中充分利用後來者優勢。
為什麽中國經濟發展如此迅速，但國內外對中國經濟還是很悲觀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環境惡化、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等問題不斷凸顯，因此，國內外許多人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存疑。環境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發展問題。任何國家社會都會經曆從農業經濟階段到製造業階段，再到服務業階段。因為製造業階段能源使用的密度跟排放的密度是最高的階段，環境壓力必然大，我們希望按照現在五大發展理念綠色發展，環境問題能有所緩解，但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還是要靠渡過這個發展階段。
另外，腐敗跟收入分配的問題日益嚴重。改革開放以前，對大型國有企業進行財政撥款，讓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能建立起來。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開始認為大型的國企效率低是因為財政撥款無成本，於是學習發達國家改為銀行貸款，但並沒有改變我國資本短缺的事實，即使改成貸款，利息還是要人為壓低來進行補貼。後來又可以在股票市場發行股票，低成本的募集資金。同時，雙軌製下符合比較優勢的民營企業也發展得非常快。能夠從銀行借到錢的企業或者是能上市的企業，從金融體係拿到的低成本的錢就是補貼，誰補貼他？是那些把錢放到金融體係、從金融體係借不到錢的人。也就是農戶、一般家庭、微型企業、小型企業，一大部分中型企業。借錢者是相對富的，給補貼的人是相對窮的，雙方的收入差距就擴大了。這不僅是在金融是這樣的，礦產和電信、電力、銀行等壟斷企業也一樣，開始都是國有的，然後開始民營，民營企業想方設法拿到經營權，所以腐敗的現象就增加了。
對待腐敗問題需要與時俱進地看待。經過4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成為收入中等偏上的國家，資本不像過去那麽短缺了，很多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就符合比較優勢了。這種情況下一方麵要從嚴治黨，實行八項規定。更重要的是釜底抽薪，把那些轉型當中為了保護補貼違反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企業生存所遺留下來的在金融、自然資源、壟斷經營行業上的租金消除掉，把扭曲消除掉，把幹預消除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是，新的產業要變成競爭優勢，也要解決先行者的積極性的問題，克服新的產業所需要的基礎設施、金融環境、法治環境、人力資本等不斷完善的協調問題，這些企業解決不了的必須由政府來做。所以要有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它是辯證的兩點，是有機的結合。
中國還能發展多快？還能維持多久？
中國在2008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當年的21%，在這樣的差距水平，日本、新加坡、我國台灣和韓國實現了20年每年8-9%的增長。因此，從2008年開始我國還有以8%的增速增長20年的潛力。
為什麽從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因為潛力是從供給側來講，從生產麵、技術變遷、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的，實際能夠增長多少要看需求麵。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沒有完全恢複，出口增慢，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低，所以經濟增長速度也要慢一點。很多人就說經濟增速放慢是中國內部的結構性的問題、體製性的問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這方麵的問題必然存在，但不是主要的原因，因為其他的經濟體也在同樣一段時間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且下滑的幅度比中國大。
結語
就像總書記所講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必然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也必然產生思想的時代。必須根據我們改革開放40年前後，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功和失敗經驗的總結提出新的理論，這個理論我把它取一個名字叫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是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改造命運的經濟學。認識世界跟改造世界要結合，一個真正能改造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新結構經濟學就是這把鑰匙。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3月1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講座發言整理，已經演講人本人審閱。徐竹西 整理，張彤 校對，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北大國發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