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矛盾的三個層次（ZT）

 

林大木：蠡測三個層次的中美關係——新歲漫議錄之五

 

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來，中美關係時而緩和，時而緊張，既經曆過合作共贏，也發生過對立抗爭。2001年，我國在美國支持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有賴於享有最惠國待遇，國民經濟得以迅速發展，GDP增長了九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國力的增強，國內一些患有民族自大狂的無行文人和無知憤青，熱衷於吹噓"中國模式"，鼓噪"厲害了，我的國"，加上"一帶一路"的推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中國製造2025》的發布，引起了世界各國的疑慮。中美關係以去年的貿易衝突為標誌，也發生了新的變化。這個變化是中美矛盾長期積累和近期對立加深的綜合反映。特朗普適逢其會，成為挑戰我國的主帥。

 

中美關係的轉折是兩國"國家利益"的矛盾衝突激化的結果，它表現在2008年集中爆發的三個層次上：淺層次是貿易不平衡；中層次是高新技術主導權的衝突，深層次是社會製度的對立。

 

                         （一）淺層次矛盾：貿易不平衡

 

貿易不平衡起源於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曾經承諾在一年至六年內，在減免關稅、投資門檻、市場開放、合資占比等方麵，作出較大幅度的讓步。實現這些承諾，有利於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有助於順利融入世界市場經濟。但入世17年來，這些承諾大都沒有實現，在世界貿易中占盡優勢，引起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不滿，至今不承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特朗普把美國貿易的高額逆差歸因於我國，並發動一場震撼世界的貿易衝突。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領頭羊的美國的總統，他這樣做不是沒有道理的。

 

自去年7月特朗普發動提高我國商品關稅的貿易戰以來，七個月過去了，結果是兩敗俱傷，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這才有了習近平和特朗普的阿根廷會晤，明智地把戰場轉移到談判桌上來。1月9日，中美兩國的副部長級談判，在經過三天的緊張交鋒後順利結束，讓全世界鬆了一口氣。人們期待著在還有一個半月的談判期限裏，能進一步獲得雙方都比較滿意的雙贏成果。

 

這場貿易衝突的挑戰者是特朗普，但主動權卻操於應戰者之手。特朗普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為了減少貿易逆差，迫使我國接受近乎苛刻的條件，訂立城下之盟。從形式上看，特朗普和彭斯等咄咄逼人，提高關稅之後，還威脅要繼續提高，使中美關係陡趨緊張。但從貿易衝突的本質特征來看，衝突起因是我國沒有接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則，特朗普的挑戰，不過是迫使我國接受這些規則。所以，這場衝突的實質，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促使資本主義尚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的落後國家融入世界市場經濟。我國在談判桌上的讓步，實際上是加快融進世界市場經濟的進步。讓步越多，進步越快。可以說，兩國貿易談判能取得多大的成果，取決於我國作出多大的讓步；讓步幅度的大小，則取決於當政者是否明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判成敗的主動權在於我國一方。另一方麵，我國在談判桌上承諾的讓步，是否能獲得對方的讚許與信任，也關係著談判成果的大小。由於我國權力機關蔑視規則和協議，過去有許多承諾未曾兌現。因此，這次談判的承諾能有多大的可信度，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為對方所接受，所承認，對於談判的成敗也有很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來說，談判的成敗也部分地取決於我方所作讓步和承諾的可信度。

 

從貿易談判到目前為止的初步進展來看，我國有可能作出較大的讓步，既包括擴大貿易、開放市場、取消非關稅壁壘和國企補貼等純經濟問題，也牽涉到轉讓技術、知識產權等和高新技術有關的領域。盡管有"絕不放棄核心利益"、"不該改的絕對不改"等說法，但即使是在不放棄一黨專政體製的前提下，還是有著寬廣的讓步餘地、即進步餘地的。因此，就貿易衝突這個層次的中美關係來考察，是可以比較樂觀的。

 

                （二）中層次矛盾：高新技術主導權的衝突

 

由加拿大拘捕孟晚舟而引起的爭執，實際上是美國在高新技術主導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挑戰。這個層次的中美關係，是近幾年才開始緊張起來的。其實，我國的高新技術水平，就總體來說，同美國相差甚遠，有人估計我國落後於美國約有五至十年。但發展的勢頭卻令美國擔憂，加上在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等方麵有違反市場經濟規則的記錄，給美國造成強烈的心理壓力，擔心我國迅速發展高新技術，是為了同美國爭奪世界霸主地位。正是基於這個疑慮，美國情報部門在幾年之前，就十分關注華為、中興等高科技企業，對他們展開周密的調查，尋隙進行打擊。去年終於抓住把柄，懲罰中興，讓加拿大拘捕孟晚舟，都是他們幾年偵查的戰果。

 

2015年5月19日，我國國務院發布《中國製造2025》，提出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的行動規劃，目標是到2025年將邁進製造強國行列，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將進入世界強國前列。規劃要求在製造業主要領域，首先在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航空航天裝備、機器人、生物技術等領域，具有創新引領能力和明顯競爭優勢，建成全球領先的技術體係和產業體係。這個雄心勃勃的規劃，引起世界各國的強烈反應，認為中國爭當世界霸主之心，於此昭然若揭。有媒體報道，特朗普把中國政府的科技政策，當作對美國經濟和安全的最主要的威脅。美國網絡專家亞當·西格爾認為："科技競爭結果將出現兩個不同的科技體係，其他國家將被迫做出選擇：接受美國的科技平台和標準，還是接受中國的科技平台和標準。"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在最近一期發表文章《華為和歐洲的5G》也指出："美國推動'非中國'的5G布局，最終可能會因政治分歧而導致兩大科技陣營。"這個前景，當然是已經在科技領域占據霸主地位的美國無法接受的，因而竭其所能，阻遏我國高新技術的發展。

 

加拿大應美國之請拘捕孟晚舟，就是打擊我國高科技產業的重要環節。固然，孟晚舟否認華為同香港天通科技有限公司的關係，有欺詐嫌疑；天通公司為伊朗多家電信公司提供含有美國零件裝配的移動網絡設備，違反了美國的法律，這就使美國有辮子可抓。但是，即使不出現孟晚舟事件，美國也會持續不斷地使出打擊我國高新科技產業的殺手鐧，以杜絕中國爭奪高新技術主導權的野心。他們近幾年不斷宣稱華為產品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去年更達貶毀華為的高潮，以致加拿大、澳大利業、日本、新西蘭等國都陸續聲明拒絕采用華為產品，最近甚至連波蘭也參加了反華為的大合唱。但是，誠如有些德國媒體指出，迄今為止，沒有哪個國家哪個媒體能舉出華為產品威脅國家安全的確鑿無疑、令人信服的證據。這就足以說明，所謂威脅國家安全，隻不過是打擊華為、壓縮我國高新技術發展勢頭的一個借口罷了。

 

為了避開美國氣勢洶洶的淩厲攻勢，我國媒體在貿易衝突的高潮到來之前，就中止了對《中國製造2025》的宣傳。據一個數據庫搜索統計，新華社在去年頭五個月的報道中，提到《中國製造2025》的有140次，而6月5日以後就沒有再提及了。這大概是高層統一指令的結果，不失為避其鋒芒的明智之舉。

 

盡管如此，美國對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的防範與打擊必將日益嚴厲。據《美國之音》網站1月5日報道，美國兩位著名的參議員4日向國會提出法案，在白宮成立"關鍵科技與安全辦公室"，以保護科技競爭力，並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麵對空前的壓力，我國的應對之策，隻能回到"自力更生"的道路，除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等方麵接受市場經濟的規範外，必將加大對高新技術研發的投入與支持。由於我國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發展已經有相當基礎，今後在這方麵仍將大有可為。《中國製造2025》可以不再提，但這個方向大概我國政府是不會放棄的。特別是華為在全世界已經廣泛布局，他們的5G係統設備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高新技術的研發如火如荼，將不可遏止地引領我國的高新技術走上更高更新的發展道路。

 

中美關係在高新技術領域的層次上，將長期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很難緩和。一方麵，美國對我國高新技術研發，將會出現更多的打擊、封鎖與阻撓；另一方麵，我國加強高新技術研發的勢頭，不會因為美國的打擊與封鎖而減弱。可以預見的前景將是：在今後長期的共處與競爭的歲月裏，盡管矛盾頻現，鬥爭不斷，中美關係因而時緊時鬆，但兩國都將加強各自的高新技術的研發，兩個平台，兩條大道，平行發展，平行前進，將共同為全世界的文明和進步作出貢獻。

          

 

 （三）深層次矛盾：社會製度的對立

 

中美兩國社會製度的差異，是構成中美關係的深層次因素。美國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先進國家，我國則是經濟上資本主義、政治上封建專製主義的落後國家。這個製度性的差異，是導致兩國長期矛盾、相互忌憚、彼此對立的總根源。但是，海內外的輿論都把中美兩國的製度差異，說成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異。這是極大的認識謬誤，不得不辨。

 

七十年前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寫進《共同綱領》的民主主義原則為指導方針的。盡管那幾年進行的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風等群眾運動，從決策到推行，都違反民主原則，表現出濃重的專製主義。但是，社會整體還沒有沉淪，資本主義經濟和小生產的存在，有限的言論、出版與集會、結社的自由，保證了民族的生機和社會的多樣性。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期發動的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私有製，把五十餘萬（一說三百餘萬）大都是優秀知識分子的愛國人士貶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扼止了社會上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從而全麵地恢複了專製主義在中華大地的統治。

 

四十年前發軔的改革開放，最大的功勳是恢複了被毛澤東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私有製。改革開放的曆史性任務，應該是全麵清算毛澤東的獨裁專製統治，徹底消除封建專製主義的影響。但是當權者卻不願放棄他們的既得利益，為了維護專製主義的權力統治，他們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繼承毛澤東的專製體製，把改革開放嚴格限製在經濟領域。40年畸形改革的結果，使中國成為一個經濟資本主義和政治專製主義的二元國家。

 

長期以來，人們把我國的社會製度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是，加上"中國特色"的塗飾，掩蓋不了社會主義的假冒偽劣。從毛澤東時代到當今，高度集權，一黨專政，個人崇拜，唯權唯上，奴隸主義，等級分明，禁言禁報，禁會禁社，賣官鬻爵，貪賄公行，民風敗壞，道德淪喪，妄議有罪，假藥橫行，如此等等，無不呈現專製主義特色，哪裏有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強大，我國當政者在對外關係上離棄"韜光養晦"的教誨，使許多民主國家產生疑慮，擔心專製主義內政的擴散，會損害他們的國家利益。美國副總統彭斯去年10月4日在哈德森研究所講演時就指出：中國試圖"以他們的理念""改變國際秩序"。他指責中國是"一個對內迫害自己人民的國家"，"還準備將這一影響擴展到更大的世界。"彭斯的這些看法，典型地反映出資本主義世界對我國的疑慮與擔心。

 

在製度差異這個層次上的中美關係，近期內是不可能解決的。因為一黨專政的專製統治，是我國當政者的"核心利益"所在，屬於堅決不改的範圍。當然可以有所退讓，如軍事上收斂一些，對外關係上謹慎一些。但中國特色的專製主義，即一黨專政的政治體製，則絕不會削弱，更不會放棄。所以，在製度層麵上的中美關係，勢將存在長期的對立。當然，在互不幹涉內政的前提下，兩國也可以保持表麵上的和平共處。但是，我國的二元格局既不符合於曆史規律和世界潮流，也不利於中華民族的進步與文明。因此，它必將離開一黨專政的專製軌道，走上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意識形態多元化的通途。隻有到了那個時候，中美關係才能發生根本性的好轉。

 

             

中美關係在2018年趨於激化不是偶然的。彭斯在講演中還提到："蘇聯垮台之後，我們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帶著這份樂觀，美國在21世紀前夕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組織，希望中國的自由能夠以各種形式擴展，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但是這些希望沒有實現，自由的夢想對中國人來說仍然遙不可及。"這就是說，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曾希望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經濟的發展能帶來政治的轉變，也就是當年杜勒斯提出的"和平演變"。但十多年了，這個演變卻遲遲沒有實現。正好美國選出了一位個性突出的總統，於是，2018年就出現了對中國的挑戰。這個挑戰從貿易衝突切入，旁及高新技術主導權的爭奪，也涉及不同製度的差異和對立。

 

縱觀這三個層次的中美關係，我國在貿易問題和高新技術問題上可能做出較大的讓步，在製度問題上則不可能有所退讓。習近平在2017年4月6日訪問美國會見特朗普時說："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特朗普也表示："沒有什麽話題比中美關係更重要。"要重視中美關係，搞好中美關係，從我方來說，首先必須放棄虛驕之氣，承認自己的不足。汪洋2014年在芝加哥的"中美商業關係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說時曾經說："中美是全球經濟的夥伴，但引領世界的是美國。"這是平實之論。在中美關係上，我們應該承認美國比我們先進，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製度上，都應該向美國學習，聽取他們的指點。有了這種態度，才能搞好中美關係。

 

這一波貿易衝突，對我國來說是極好的機會。希望當局能明智地、理性地對待美國的挑戰與指責，虛心地接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則，全麵地融入世界市場經濟，以進一步加快國民經濟的發展。

 

資本主義經濟的壯大繁榮，將構成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會平等、意識形態多元的經濟基礎，我對此深信不疑！

 

 2019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