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人 生 第 一 份 工 作
又到了畢業季，中國有八百萬大學生走向社會，麵臨尋找人生第一份工作的難題。我不禁想起五十多年前，自己大學畢業時的情景：人生第一份工作是由組織分配的，個人就像一顆螺絲釘，被組織擰到哪裏，就在那裏安身立命。自主擇業與組織分配，二者究竟哪個為好？
1963年我考取南京大學生物化學專業。鄭集老教授說這是尖端學科，專門研究生物體內的化學過程；畢業生不去研究所便去高等院校。然而三年後文化大革命開始，毛發出“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大學畢業生都被分配到基層，進研究所和高校的美夢就此破滅。
在窮鄉僻壤接受了兩年“再教育”，縣裏通知參加再分配學習班，負責的是陳幹事。他組織我們學習毛主席著作，並親自朗讀，竟把“貪官汙吏”讀成“貧官汙史”。我們想笑卻不敢笑，一位家庭出身過硬的老兄，鬥膽指出讀錯了。陳幹事瞪眼道：“哪裏錯了？明明是貧官汙史嘛！”我們不明白此人意欲何為，說他指鹿為馬，要給我們這些“臭老九”一個下馬威，倒也不像，畢竟沒人敢拿毛的光輝著作開玩笑的。會後才知道陳幹事真的是白字先生，他小學文化程度，以前是糧站夥計，文革中造反當上了小官。想想自己的前途被這樣的人掌握，隻能認命。
不過陳幹事倒也不敢亂來，因為中央文件規定，分配要盡可能結合所學專業。於是學醫的去醫院，讀師範的去學校，學工科的去工廠。當然無論是醫院、學校還是工廠，條件有好有差、距縣城有近有遠，誰不想分配到好些近些的單位呢？這就要看各人與陳幹事拉關係套近乎的本事了。於是百餘名大學生，被陳幹事三下五除二，各自奔天涯，開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不過也有些插曲。一位俄語專業的仁兄被分配到某中學，當時中蘇交惡，在珍寶島真刀真槍幹了一仗；俄語不再吃香，外語改教英語。這位仁兄沒學過英語，就找陳幹事要求重新分配。他做夢都沒想到，陳幹事劈頭蓋臉一句話就把他駁倒了：“什麽俄語、英語，不都是外語嗎？怎麽就不能教了？”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該仁兄碰了一鼻子灰，隻能灰溜溜回去。於是他頭一天向別的英語老師學，第二天就教學生，現販現賣。好在那年頭的英語課本，充斥著“Long live Chairman Mao” 之類，倒也不難教。這位仁兄就這麽搗起漿糊來，至於他發音準不準，是否誤人子弟，陳幹事是不管的。
如何分配理科畢業生，陳幹事有點煩。以我為例，小縣城根本就沒有與生物化學相關的單位。不過陳幹事會拆詞，他對我說：“你那個生物化學，不就是生物加化學嗎？現在某中學既缺生物教師，又缺化學教師。把你分配到那裏去，既教生物，又教化學，一舉兩得。”以陳幹事的文化底子，能想出這個招數，也真是難為他了。然而我是萬萬不願當教師的，我的父母親在大學教書，在文革中被打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被學生批鬥。教師在我心目中成了危險職業，我實在不願重蹈父母親的覆轍。我明白，如果跟陳幹事說“生物化學不等於生物加化學”，必定被批得灰頭土臉，跟那位學俄語仁兄的下場一樣。正巧我那時身體欠佳，就把病情證明給他看。陳幹事隻得同意我回生產隊邊勞動邊治療。不過他強調，病愈後還得去既教生物又教化學。
我明白必須快想辦法，否則難逃當教師的厄運，不久我打聽到縣糖廠新建了橡膠車間。我隻在化學課學過這方麵的簡單知識，為了不當教師，也顧不了那麽多了。橡膠車間成立伊始，急需技術人員，與我一拍即合。他們三天兩頭找縣裏要人，那年頭強調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陳幹事隻得同意。不過我去辦手續時，他還是心有不甘地問：“你不是學生物化學的嗎？搞橡膠是死物化學，不符合你專業啊？”我也不知道哪裏來的靈機一動，回答他：“生物化學、死物化學，不都是化學嗎？”陳幹事就此啞口無言。事後想想，我的回答與他的“俄語、英語，不都是外語嗎？”可謂異曲同工，怪不得能以陳幹事之矛，破了陳幹事之盾。
就這樣我開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進了廠我才知道這碗飯不好吃：原料和中間體都易燃易爆，搞不好一個火星便廠毀人亡。身為技術員的我在那裏八年，始終如履薄冰，把安全擺在首位。1976年偉大領袖駕鶴西歸，第二年高等院校恢複招生。我經過刻苦努力考取研究生，專業即是生物化學。當年的舊夢總算得以重溫，可這是以付出十年青春為代價的啊。
回到文章開頭的那個問題：大學畢業後的人生第一份工作，是自主決定好，還是組織分配好？答案可能見仁見智，就我而言，假如時光可以倒流，無疑選擇前者。
我的老師、南京大學生物化學教授鄭集先生
想起那個年代工宣隊師傅說：怎麽數數還有正負數，我隻知道公社有正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