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 宿 母 校,改 變 人 生
1977年10月中旬,我從江蘇濱海出差到南京。那些年我住過許多旅社,然而這次卻鬼使神差般來到母校南京大學招待所求宿。其實我並非到南大出差,連住宿介紹信都沒有;仿佛是冥冥中自有定數,招待所竟然破例允許我入住。當時的南大招待所位於南園食堂旁邊,條件簡陋,一個房間擺四張床。不過我並不在乎,因為我不是衝著好的住宿條件來的。我之所以投宿南大,潛意識裏是由於對母校的回憶與麵對的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
大學生活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我於1963年考取南京大學。這裏有美麗的校園、先進的儀器設備和豐富的圖書資料、更有許多令人尊敬的教授,我為自己有幸進入這樣一所重點高等學府而興奮不已。我就讀的生物化學專業是重點專業,一級教授鄭集先生參加了新生歡迎會。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親切勉勵我們,大學畢業後還要考研究生,立誌畢生從事科學研究。在學期間,我就像幹海綿一樣,如饑似渴地吸取科學知識。
不過我的大學生活並不盡如人意,1966年後有整整兩年被文化大革命空耗。1968年我由南大畢業,分配到濱海縣,九年間先後接受貧下中農與工人的“再教育”。到1977年時,我的處境用兩個字便可概括:無望。首先是事業無望:我在一個四、五十人的小廠,所用非所學。守著個1930年代落後的蘇聯化工產品丁鈉橡膠,生產過程易燃易爆易中毒,身為技術員的我終日擔心受怕。其次是生活無望:住在有江蘇西伯利亞之稱的濱海,生活之苦自不待言;加之地處偏僻,到南京要在汽車上顛簸十個小時。再者是前途無望:如果說自己這輩子不得不耗在濱海,莫非我的孩子們也要在這窮鄉僻壤度過一生?
離開母校九年後得以重返住宿,我尋訪了上過課的西南大樓、住過五年的12舍、古色古香的圖書館、還有許多留下過我足跡之處。早晨我聽著校園廣播響起熟悉的樂曲,看著學生們跑步做操,同他們一起在南園食堂用餐,目送他們背著書包到北園上課。在這樣熟悉的氛圍中,我不禁想起,就在並不久遠前,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員,那是一段多麽朝氣蓬勃、令人向往的生活!身處母校,我的心中不由得泛起對往昔歲月的懷念;對照無望的現實,失落感無以複加;同時也再次激起了自己對科學研究的向往。
10月22日我的命運開始改變。那天我從南大招待所出來朝新街口走去,途經《新華日報》社,我習慣性停下來閱讀報紙。那時的報紙隻有四個版麵,花兩、三分鍾便能瀏覽完。然而那天的報紙,我卻足足看了一個小時,因為頭版下方一篇文章,讓我眼睛一亮,牢牢吸引了我。這篇題為《高等學校將恢複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講了中央招生工作會議精神,闡明恢複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和重要意義,指出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單位推薦、文化考試、擇優錄取”。那時《新華日報》社的閱報欄,相同的報紙張貼了七、八份,沿著圍牆一字兒排開。我從第一份報紙讀起,接著讀第二份、第三份,讀的都是這同一篇文章,等看完最後一份報紙,我差不多能把全文背出來了。
這條消息雖然隻有二、三百字,卻讓我振奮不已:改變無望現狀的機會終於到來了!自己多年來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這一天嗎?對於我這樣既無後台、又無門路的寒門知識分子來說,這極可能是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人生能有幾回搏?此次不搏,更待何時?我報考的決心,在讀報那一刻,就已經定下了。我不去新街口了,直接返回南大,從母校老師那裏獲得了與考研相關的許多信息。
可以想見,1977年10月22日那天,全國在文革期間畢業的約七十萬 “老五屆”大學生,許多人都在糾結同一個問題:報考還是不報考?許多人擔心在文革中損失了十年時間,來不及準備考試。對於我來說,這從一開始就不是問題,我根本就不曾為此糾結過。我想,自己來不及充分準備,競爭對手們不也是準備不充分嗎?大家在同等水平競爭,何懼之有?後來得知,當年全國共有63500人報考,10708人成為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考取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每每想起這段經曆,我就感歎:人生機會往往稍縱即逝,機會來了就要毫不猶豫地把握住,免得追悔莫及。
我十分認同作家柳青的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對於我來說,1977年10月投宿母校所經曆的,就是決定我人生道路的緊要處。這是因為,如果沒有報考研究生,我便不可能結束長達十年的蹉跎,得以從事鍾愛的科學研究,從而為科學殿堂添上一兩塊磚瓦;我和家人也不可能走出窮鄉僻壤,更不可能來到美國改變生活軌跡。正因為這一段在我人生道路上如此重要,四十多年前投宿母校和在報社前讀報的場景,至今依舊曆曆在目,使得年逾古稀的我,得以記下在這個人生轉捩點的點點滴滴。
但這次的“投宿母校” 好像與“改變人生”關係不大。 這次 “改變人生” 的是, 閱讀了新華日報。 當時, 濱海縣沒有《新華日報》嗎? 而且, 在南京別處也可讀到。 隻要有心, 遲早一兩年而已。
Ultimately, 是黨的政策和個人心願“改變人生”的, “投宿母校”的偶然並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