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都是毛澤東寫的嗎？

胡星鬥：《毛澤東選集》真相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央書記處提出了書麵報告《關於<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根據該報告披露：《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餘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隻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十三篇，其餘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它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

但是，四十四年後，經過中共有關部門的審核、考證，卻發現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餘篇著作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隻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有十三篇，其餘諸篇全是由中共其它領導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

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的書麵報告《關於<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所披露的。

經審核、考證、查證，《毛澤東選集》中的若幹著作，分別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張聞天、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劉少奇、艾思奇、陳伯達、康生、胡喬木、陸定一、楊獻珍、鄧力群等，以及毛澤東的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有關班子的成員。該報告披露的對《毛選》一至四卷中若幹著作審核、考證結果如下：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此文為1929年12月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的部分，是周恩來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選》中說此文是毛澤東於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實際是瞿秋白寫的指示信件，由毛澤東，滕代遠、周逸群在紅軍中宣講的。

《反對本本主義》，此文為1930年5月，由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領導幹部的宣傳、教育文件。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選》稱本文為毛澤東於1936年2月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寫的，實際上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由張聞天和周恩來起草，由毛澤東出麵在紅軍大學的演講稿。

《實踐論》（1938年5月）、《矛盾論》（1937年8月），《毛選》說這兩篇論文都是毛澤東寫的，曾由毛澤東在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作過講演，實際上是由周恩來、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陳伯達等人起草的，毛澤東隻是作了修改，就成 了毛澤東寫的了。

《為了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此文為毛澤東於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總結報告，但文稿實際上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張聞天、周恩來作了修改。

《論持久戰》（1938年5月）、《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前者為毛澤東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演講稿，實際上，這兩篇文章都是由周恩來、張聞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參加了修改，曾被定為黨校的中心教材。

《論新階段》，毛澤東於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書記處集體起草的，後經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為黨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義論》，此乃毛澤東於1940年1月9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陳伯達、艾思奇等人起草，經中央集體討論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後的時局》（1941年3月18日）《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1941年5月8日），《毛選》稱這兩篇均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的對黨內的指示，實際上是中央委托周恩來起草的，董必武也參加了部分意見。

《改造我們的學習》，此文為毛澤東於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經王稼祥修改的。當時是以中共中央學習研究組的名義發表的。

《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前者為毛澤東於1942年2月1日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講，後者為毛澤東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講話。這兩篇文章都是由林楓起草的，陳雲、李富春等人參加了修改。

《論聯合政府》，此文為毛澤東於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文稿由康生、艾思奇、胡喬木等人起草，任弼時、張聞天、劉少奇等作了修改。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為慶祝中共建黨二十八周年的專論，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體起草的，主要執筆人是陳伯達、艾思奇和鄧力群。

《毛選》著作權的爭議從未中斷，綜觀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體情況，並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澤東寫的，最後都變成毛澤東寫的了。就這一點來說，毛本人是知情的。因為最後成書時他本人是親自審定過的。這就構成「知識產權」的侵權問題。當然，那個年代，無論是毛本人還是其他任何執筆者的頭腦中，都沒有「知識產權」意識。盡管如此，在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中，文責自負，君子不奪他人之美，應該說對上述侵權行為還是有道德上的規範和約束的。也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關於毛澤東著作的署名問題，在中共內部也是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和爭論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對這一問題曾有過以下兩點非常不合情理的決議︰

一、凡是有毛澤東同誌演講的、由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審閱的文件，在編印時要用毛澤東同誌名義；

二、凡是過去已由毛澤東同誌名義發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康生曾提出《堅決捍衛毛主席著作光輝思想》的意見書，提出︰“黨內有人企圖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黨的指導理論”，為此於1956年11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做出決議︰

（一）、全黨要維護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權威； （二）、毛澤東同誌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集中表現，是毛澤東同誌的革命工作經驗的結晶。

1980年9月，習仲勳、譚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應當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體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黨校十二名主任級教員及二十五名學員聯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關於《毛澤東選集》中若幹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問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澤東選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時，作出適當的更正、闡明”。對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窮等人作了批示，指出︰“這是一股逆流”“黨內一直有人要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問題出在領導層”，“黨內右傾思潮發展到了危險的地步”。王震當時為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在黨校黨委會上破口大罵︰“誰敢否定毛主席光輝的一生，誰敢反對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職，開除他的黨籍；誰敢當我麵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槍來回答。”（見1985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簡報》）

1992年初，胡喬木在重病期間，曾對來探望的楊尚昆、喬石、溫家寶提出︰關於毛澤東著作，黨內一直有分歧，應當做出全麵審核，哪些是毛澤東親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誌著作的，哪些是在編輯過程中被牽強地肯定下來的。

胡喬木提出︰毛澤東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稱《老三篇》）——《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為人民服務》，甚至毛澤東詩詞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園春雪》，即那首“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都是出自他的手筆，並要求恢複用他胡喬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曾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過兩份報告，一份是《關於毛澤東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另一份是《關於胡喬木和其他人士對毛澤東著作的意見的處理》。前者披露︰經過五年來的工作、訪問、考查、翻閱、核實關於毛澤東生前四百七十多篇著作，包括講話、報告、會議決議、論文、電報稿、社論、按語與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澤東親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報告、講話、電文、社論是由其他中央領導同誌、中央秘書局（辦）和中央工作人員起草完稿的。毛澤東僅僅對部分報告、講話作過審閱或批上“同意”，“好”或簽上“毛澤東”三字。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上述報告曾作過三點批示︰

一、中央一貫認為，《毛澤東選集》中的理論、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革命工作的結晶，不是個人的。

二，審核、考證《毛澤東選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門、發稿時間與場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況以內部掌握為宜，以免引起混亂和爭議。

而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於今年六月中旬又提出書麵報告《關於<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中共中央書記處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三點批示︰

一、維持原有的決定是正確的，一旦更改會有大的影響；

二、《毛澤東選集》中的理論、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革命工作經驗的結晶；

三、審核、考證結果資料存檔留作參閱用。

《沁園春雪》的作者不是毛澤東

《沁園春雪》公諸於世的時間是1945年9月，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在中共辦的《新華日報》上發表。根據《炎黃春秋》，《百年潮》的報道，這首詞作是胡喬木原創於1942年。劉少奇為了包裝毛澤東，就要求原先是自己秘書的胡喬木（後來，老毛看中了胡喬木的文才，就從劉少奇手中要過來，成為了毛的秘書），把胡喬木原創於1944年的《沁園春雪》，交給毛澤東，毛澤東改動了四個字“原弛臘象”，就成了毛澤東的詩作。 1945年9月，《新華日報》上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沁園春 雪》時，把時間“倒填年月”為1936年。

從毛澤東的詩題和詩詞內容，可以看出一個事實，毛澤東的詩詞多是後來補作的，十八首詩的許多首，屬於“倒填年月”之類的東西，這即是說，井岡山遊擊戰爭前後的詩詞是在進入北京以後寫的。

《矛盾論》，《實踐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等幾乎所有毛的著名文章都是中共組織艾思奇，李達，陳伯達等30多人的寫作班子集體編纂的，以老毛的名義發表的。《別了，司徒雷登》是北大教授所寫以老毛的名義發表.所謂老毛的著作詩詞講話五分之四都是由中共組織秀才編纂的而以老毛的名義發表。

毛澤東的詩詞在1949年發表的隻有兩首，其中《沁園春.雪》乃胡喬木1942年原創，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劉少奇為了包裝，宣傳毛澤東，讓胡喬木把《沁園春雪》送給毛澤東修改“原弛蠟象”四個字，把創作日期倒添為1936年，1945年8月，在中共的重慶《新華日報》上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參見《炎黃春秋》，《百年潮》雜誌，《胡喬木訪談錄》）。

毛澤東的其它詩詞都是1949年以後，由毛澤東組織郭沫若，柳亞子，董必武等專門為毛澤東填寫，潤色詩詞，經過六，七年的編纂，潤色準備，1956年以後，才以毛澤東的名義陸續發表的。

即使此詞為胡喬木所作，現在看來其中的“帝王思想”也是頗具爭議的。下闕中“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體現一種對皇位的羨慕之情，表達出千古以來無數農民領袖“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偉大夢想，是一種缺乏自由民主思想的自然感情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