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家為什麽離諾貝爾獎很遠?
王元豐(北京交通大學教授)
每年的國慶節應該是中國人高高興興過“黃金周”長假的日子。但是,偏偏每年諾貝爾獎結果都是在這個假期開始公布,這讓中國人在難得爽朗的秋天有些不太開懷。因為,除了2015年中國科學家曇花一現地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外,在這個代表人類最高科學成就的獎壇上,就不再有中國人身影。而且,更讓人有些坐不住的是,日本人卻幾乎每年都有人獲得諾貝爾獎。進入新世紀18年以來,已有18名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今年,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本庶佑(Tasuku Honjo)又與美國同行分享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對於日本這個鄰國,中國人的情感是非常複雜的,尤其是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對日本甚至有了某種程度的優越感,認為日本這個國家有些衰落了。而現在日本卻在獲得諾貝爾獎方麵高歌猛進,這引起中國人陷入深深地思考:為什麽日本能在獲得諾貝爾獎方麵有這樣好的成就?這些天無論是主流媒體網站,還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上,這方麵的文章接連不斷。
我不是研究日本方麵的專家,談不了日本的經驗。但是,作為一個中國的科技工作者,作為一個對中國科技發展非常關注的研究人員,我想說說為什麽中國科學家離諾貝爾獎距離還很遠的文化原因,與思考研究相關問題的朋友一起交流。
首先,中國科學家對“大問題”關注不夠。要想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一定要有對人類做出最重大貢獻的科學成果。可是,無論是物理學、化學、還是醫學,中國科學家有多少是夠的上對人類重大貢獻的成果呢?除了這幾個授予諾貝爾獎的自然科學學科,其他的科學領域,中國科學家做出讓世界矚目的成績還不多。應該承認中國科學家在過去這些年進步很大、成績也不少。無論是中國科學家發表的國際論文數量,還是用被引用數量衡量的論文質量,都有較大的進步。但是,中國科學家每年發表30多萬篇SCI數據庫收錄科技論文也好,亦或是其中被引用次數進入本學科前1‰的熱點論文也罷,真正是特別具有原創性,能夠對學科和行業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和成果卻不是很多(相對於中國科學家群體規模)。
為什麽會是這樣?因為,在科學研究領域有了一種“平庸化”的趨勢。抱歉!我這裏用了“平庸化”這個不一定恰當的形容詞。但“平庸化”是什麽意思?就是科學研究不再像牛頓、哥白尼和愛因斯坦那些偉大科學家工作的時代那樣,具有探索人類未知世界、追求真理那樣偉大的意義!科學家也不必懷著一種非常崇高的精神,來艱辛探索達到馬克思所說的“光輝頂點”。現在的科學研究同務農、經商沒有本質的不同,隻是知識含量要求更高一些的職業!人們從事科學研究更多地是為了養家糊口。大學或研究機構的科研人員從事的很多科學研究,已經遠遠不必像當年愛迪生發明白熾燈那樣做幾萬次的實驗。一般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大都是改進型或漸進式的,完成一篇在國際期刊的文章也並不需要非常大的創新性,有多麽大的挑戰性。
或許你會說,在十七世紀以來經曆幾次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後,人類科學技術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科學研究不再是少數精英的專利,進入二十一世紀這是正常現象,不但中國是這樣,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也是這樣。但對於中國的問題是,中國在科學研究上是後發國家,在人類的科學先驅已經建立了科學體係的大廈上,中國人如果要有所作為,為人類科學體係做出貢獻,中國就要有更多的科學家像牛頓、麥斯威爾等那樣全心投入科學研究,為探索未知世界而不懈奮鬥。如果科學研究僅僅是一種職業,中國絕大多數科學家不再胸懷崇高的曆史使命和攀登科學高峰的精神,中國科學家就很難做出“諾貝爾獎”量級的成果。
我在2016年寫過一篇文章“中國科技工作者應關注大問題”,討論過中國科學界現在“狹隘於技術narrowly technical”,不少科研人員隻關心自己本專業範圍內的問題,對此外的事情沒興趣,以及“技術上狹隘technically narrow”,即使是自己本專業的研究,又是眼睛隻看與自己研究相關的事情。亞洲第一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日本科學家福井謙一(Fukui Kenichi)對那些有誌成為科學家的青年們給出了兩點意見:一是要盡可能地開闊學術視野,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本專業領域;二是要培養預見能力,培養出敏銳的眼力,要能預測學術的發展趨勢,並把握這些學術與社會的內在聯係。這些話現在說給中國科學家聽,非常有針對性!
此外,中國科學家的“平庸化”更為突出,因為中國的科研環境使中國科學家難以像歐美科學家那樣研究大問題。本來科學研究已經走下了聖壇,做科研可能沒有像自己創辦企業那樣需要讓人殫精竭慮,把所有的氣力都使出來,以及麵臨很大的風險。而中國的科研環境讓科研工作者更多地考慮眼前利益,不是去攻克科學難關。為什麽?因為中國科學家有更多的“評審”。“評審”已經成為中國科研特色突出的文化。一方麵是工作中的評審。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留在大學或研究機構,要評副教授、教授。這很正常,歐美國家,還有要求更高的“非升即走”(不能得到終身教職就得離開)。但是,中國的大學教師壓力更大,評上了副教授也不意味工作的穩定,當上教授也還要麵臨不斷地評審。一般每三年要有一個考核,對發表多少文章、承擔多少科研課題和教學工作進行盤點。完不成任務,工作會遇到麻煩。想一想,在這樣被稱為“數工分”式評審考核下,多少人會去選擇三年甚至五年、十年也可能做不出來成果的重大問題去研究?
另一方麵的評審是外部的。申請各種資金的支持需要評審,這當然很正常。在大多數國家幾乎很少有科學家不用評審就能得到經費的支持。但是,中國的評審還有很多。得到經費支持,為保證你能按照規定完成任務,研究進行中要有開題、中期、結題的評審。或許為了保證研究按計劃完成,這也需要。關鍵是研究完成後,要得到認可,你必須去參加政府或者學術組織的各種科技獎勵的評審。獲得科技獎勵是中國科學家研究工作得到認可的最重要途徑!因為得到一項或者兩項國家級的科技成果獎勵(學術圈的不成文標準),你才能有資格去評選被認為是“最高學術榮譽”的院士。而要獲得國家級科技成果,你必須首先獲得地方政府、少數中央部委或者一些學術組織(學會或者協會)特等或一等科技成果獎。為了準備不同層級的科技獎勵評審,你要耗費的精力可能不比做出科研成果的少。除了科技成果得到認可必須要經過“評審”,還有很多“人才項目”需要評審。科技界熟知有“千人計劃”、“長江學者”、“傑出青年基金” 獲得者,這是被認為次院士一級的人才項目。通過評審獲得這些稱號,你在學術界才有地位。在下一級,對於年輕的科研工作者,還有“青年千人計劃”入選者、“優秀青年基金” 獲得者等項目要去評審。
總之,中國的科研人員,要想發展必須“過五關斬六將”,寫各種各樣的申請書,通過各種各樣的“評審”。有人說這是“帽子滿天飛”(學術榮譽),得到“帽子”就會有很多資源和待遇,中國科學家很多在為得到“帽子”而積極申請。而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要去疏通關係、尋找支持,恐怕是難以避免的。本來學術成果或學術成就,在學術共同體內部日積月累自然會有其客觀的評價,不對成績突出的學者給冠上什麽“帽子”,人們心裏自然“會有杆秤”。在市場上馬雲、馬化騰這樣成功的企業家,也不是評審出來的。但是,當評審到處都是,當“帽子滿天飛”,有多少科學家能夠坐住板凳,尤其是“冷板凳”,不去為各種名利奔波,潛心搞學問,敢於“十年磨一劍”,去解決科學上的難題,要為探索人類的未知世界做貢獻呢?心中沒有多少理想和精神的光芒,忙於名利的科研人員,能做出偉大的科研成果嗎?
在當代,科學家已經沒有像喬布斯、比爾•蓋茨等成功的企業家那樣讓人敬仰,也沒有文體明星那樣吸引人的眼球。好在,還有一百多年前設立的諾貝爾獎,讓人每年秋天還能關注一下科學研究,順便關注幾位成功的科學家。在二十一世紀,中國要建設創新型國家,要成為創新型強國要,科學研究對國家的發展非常重要,中國應該為人類的知識發展貢獻獨特的力量。那麽,中國就要激發科學家群體的精神力量,通過多種製度安排讓科學研究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讓科學家不將獲得科技獎勵、人才稱號作為奮鬥的目標,而是“具有全球視野、把握時代脈搏”,全身心為提高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為探索人類的未知世界,造福人類社會而奮鬥。如能這樣,加上中國不斷提高的經濟基礎來保障科技投入,中國科學家像日本同行那樣獲得諾貝爾獎就不會遙遠!
FT中文網 2018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