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尼科羅· 帕格尼尼（1782.10.27-1840.5.27）
我的老友許大偉先生，是一位老理工男，然而他在音樂方麵也頗有造詣。近日讀到他的一篇回憶文章，生動地記敘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自學音樂的，讀來感人至深。我覺得這樣的好文應該讓更多的讀者來分享，故在征得許兄同意後，轉載於此。
另一位老友薛兄在讀了此文後，寫下了如下的精彩讀後感：謝謝大偉分享好文！寫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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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帕格尼尼所想起的
許大偉
紐約的三月乍暖還寒，中旬時氣溫驟升至華氏七十多度，滿以為多雪的冬天已經過去，不料連續幾場春雪將氣溫又跌回到冰點以下，春天依然姍姍來遲。二十五日周五晚我們冒著料峭的春寒，裹緊了大衣，搭地鐵前往位於中央公園南側的地標性建築“卡耐基音樂廳”。音樂會在三樓的“威爾獨奏廳”（Weill Recital Hall）舉行，擔綱獨奏的是加拿大小提琴家Guillaume Tardif ，演奏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隨想曲》。
意大利天才小提琴家、作曲家尼科羅·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對小提琴演奏技巧的發展有著卓越的貢獻，傳說為了獲取技巧他把自己的靈魂抵押給了魔鬼。他的作品以技巧艱深著稱，代表著小提琴演奏的最高水準，在很長時期《二十四首隨想曲》被認為是不可能演奏的作品。而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國際小提琴大賽是頂級的賽事之一，自開賽後的五十四屆比賽中竟有十七次金獎空缺，可見其嚴苛。中國小提琴家表現不俗，先後有四位選手摘取桂冠。
威爾獨奏廳不大，但典雅、舒適。高大的窗戶掛著古樸、厚重的布幔，從天花板垂下的幾盞碩大無比的水晶吊燈璀璨奪目，散發出柔和的光彩。座位相當寬敞，不像後建的林肯中心大都會歌劇院那麽逼仄，每次聽歌劇都要委屈我那無法自由伸展的長腿。還不到開演就已座無虛席，與任何一場古典音樂會一樣，銀發族占了六成以上。演出非常成功，音樂家精湛的技藝將這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高難度樂曲演繹得遊刃有餘，發揮得酣暢淋漓。和諧多變的雙音演奏，兩條清晰的旋律線猶如兩把提琴的重奏；靈巧的左手撥弦和清脆悅耳的連串泛音有著彈撥樂器和吹奏樂器的音效；快速的連續上行頓弓和急速的跳弓直讓人聽得不敢喘大氣，緊張得心都要跳出來了。百聞不如一見，欣賞提琴家的現場演奏更能體會到樂曲的高深莫測。令人眼花繚亂的指法、弓法簡直不可思議，真所謂“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鋼琴伴奏部分係後世作曲家所寫，與小提琴水乳交融，剛柔相濟，相得益彰。在聽眾的一再要求下，加演了《無窮動》和馬斯涅的《沉思》。
回到家裏意猶未盡，躺在床上讀著說明書中的作曲家生平和樂曲介紹，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聽到這套組曲的情形，更因之觸發了對荒唐年月裏各種苦澀往事的回憶。也許是距離產生美感，四十多年的時間長河將鉛華洗淨，所有的痛苦、不快和傷感已不再那麽錐心刺骨，生命中曾有過的苦中作樂、溫馨友情和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所帶給我的享受卻一直銘記在心。在那些讓人窒息和無望的日子裏，音樂更是給了我莫大的慰藉。
“史無前例”那會，連尿壺上都印著那張胖臉，整個社會瘋狂得失去了理智，作為一個心智還不夠成熟的中學生當然不能幸免。拉山頭、打派戰，轟轟烈烈過；撬自行車、偷油印機，無法無天過；跳上開著的火車、睡高官住的“廬山大廈”，膽大包天過。但隨著腥風血雨越來越濃，喪盡天良的事愈演愈烈，漸漸就失去了當初的狂熱。一場慘烈的武鬥，驚動了市革會的高層，老三徐景賢親臨弾壓，上海警備區的軍人隨即對學校實施了軍管，被利用完的學生棄之如蔽履，從此完全退出了舞台。
那段夏日也確實逍遙，除了上午去教室參加坐班房似的學習班，其餘時間全在宿舍。橋牌打得昏天黑地，飯菜票背麵都成了計分表。午睡後就去“三宿”後的大草坪踢足球，大汗淋漓的就跳進遊泳池涼快。隔三岔五派代表騎車去校外的長橋商店買一毛九分一塊的簡裝冰磚，或成群結隊去那兒買西瓜，渾水摸魚連帶著順手牽羊，人手一瓜，得勝回朝。傍晚時分在宿舍前的空地上納涼，拿出從學校管樂隊收集來的輕重武器，瞎吹一起倒也樂在其中。不知何時起同學中
開始流行唱歌，當然對扯著脖子幹嚎的時髦歌曲早已沒有興趣，有人偷偷帶來了幸存的歌曲集《外國民歌二百首》、《愛爾蘭民歌》等，大家如獲至寶，爭相傳唱。更有同學使出文革中練就的過硬刻印本領，利用現成的工具和材料，從能找到的資料中精心挑選了幾十首歌曲印成小冊子在同窗好友中分發，一時間靡靡之音在各寢室裏此起彼伏。這兒是《哦喲，媽媽》，那兒是《深深的海洋》···。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讓大家唱得如癡如醉，年輕的心靈裏充滿了“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遐想。“少年不識愁滋味”，孰不知所化的代價是拋擲了大把最可寶貴的青春年華。但這豈是我們能左右和選擇的嗎？
一個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了小提琴，竟讓我一見鍾情，愛不釋手，被它那悅耳動聽的聲音和高貴華麗的氣質深深吸引。但那時要學琴談何容易，首先沒琴，根本就是無米之炊。當時最便宜的學習琴要三十多塊一把，那可是我在學校四個多月的夥食費。一位鄰居在糧食局小分隊拉二胡，有時把樂隊的小提琴帶回家，哥哥就會借來玩幾天。如果周末回家正好碰上，我就也過過癮。直到後來哥哥用高中生學工半年的津貼攢下來買了把屬於我們自己的“紅星牌”小提琴。其次是找不到教材，更別奢望找老師了。那位鄰居就給了我們最初的啟蒙，無非是四根琴弦G、D、A、E間的關係和一些從二胡移植過來的基本指法。無師自通的拉“北風吹”和當時唯一容許公開唱、奏的西方音樂——阿爾巴尼亞歌曲。初學時的殺雞殺狗和難以控製的音準所產生的刺耳噪音隻有家人才能默默忍受。有次父親的一位家住常熟路小劇場對麵的朋友來串門，提起他的鄰居遭抄家後正要將大批樂譜送往廢品收購站，其中就有提琴譜。簡直是暴殄天物，經不住我倆的糾纏父親也豁出去了，答應冒險去挑選一些。一本本印刷精良的原版樂譜又厚又重，豈是病弱的父親能搬得動，索性叫了輛三輪車運回家。興奮的我們迫不及待地打開一看卻傻了眼，父親不認五線譜，區分不了高、低音譜號，隻管挑封麵印有提琴頭的拿，結果絕大部分是大提琴譜。還好我們一再要求的小提琴初步教程《霍曼》沒有漏掉，但不好意思再去麻煩人家了。所幸的是後來這套完整的大提琴教材給了兩位學習大提琴的朋友很大的幫助，父親的精力沒有白花。
正兒八經的學琴是在被學校扔到社會上後。從一名市重點中學的天之驕子淪落為被人唾棄的無業遊民，心理上的落差難以承受，更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自虐般的拉琴與其說是消磨時間不如說是麻醉自己，排遣心中的煩躁。唯有一頭紮進音符裏，在琴聲中才能短暫的忘卻現實的痛苦和無奈。音樂確實撫慰了我的靈魂，是塊供我棲息的淨土。沒有教材就自己抄，一本俾托維茨基著的《小提琴演奏法》抄了一個多月。在那荒誕的年月連五線紙都是“封資修”，無處可覓，全靠自己刻印。就用這些土製的五線紙抄了練習曲《開塞》、《馬紮斯》和其他能借到的樂曲。看似機械枯燥的練習曲也能讓我甘之如飴，領略到音樂的邏輯和理智的一麵，享受著音樂的結構美，體會到何謂“流動的建築”。成功的練完一首曲子讓人很有成就感，那感覺猶如當年在學校裏證明出一道幾何難題那樣爽快。當名曲的優美旋律有模有樣的從指尖流淌出來，如同用心靈在和大師們隔著時空對話，與之同喜同悲。
在思想禁錮的文化沙漠裏， 八億人口八台戲，聽其他音樂豈止是奢侈，簡直是大逆不道，往往以聽“黃色音樂”的罪名被抓被關。但是對美好事物的渴求是任何強權難以扼殺的，如同植物的“向光性”一樣會千方百計、百折不撓地去尋求光明、追求真善美。每當有聽音樂的機會我會像過節似的快樂，欣然前往。忘不了多次在同學長川家聽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情形，十多位好友擠滿了門窗緊閉的房間，屏息靜氣地陶醉在如訴如泣的旋律中，任由它涓涓流入幹枯的心田。有時應同學之邀，我就恬不知恥的作繪聲繪色的現場解說，無非是現販現賣剛看來的、自己也一知半解的東西，什麽呈示部、展開部、再現部，哪些段落是表現“同窗共讀”、
“十八相送”、“樓台會”、“抗婚”、“投墳”、“化蝶”，以及小提琴在哪裏運用了民族戲曲中緊拉慢唱的手法等等，把大家唬得一愣一愣的，好像我有多懂似的。完了大夥都直呼過癮，重新再聽時就感覺理解多了。“地下音樂會”結束後好客的長川母親往往有點心招待，最難忘的是她自製的蘇州點心八寶飯和鬆糕，至今想起還齒頰留香，成了溫馨的回憶。
由於學琴，陝西南路“陝南邨”對麵的“聲歌”琴行（那時叫“戰歌”）成了我經常光顧的地方，時有奇遇。琴行除了賣琴也兼修理，常有專業音樂團體拿樂器來修。一次見到一位雙腿殘疾的中年男子在拉一架進口手風琴，技巧之嫻熟已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演奏的《匈牙利舞曲》和《馬刀舞》讓人熱血沸騰，吸引了不少圍觀者。聽邊上熟悉他的人講，他是上海合唱團的伴奏，就住在琴行樓上。另一次遇見一位大提琴手在試琴，一曲《夢幻曲》拉得如夢如幻。更常見到的是琴行的工作人員在試琴，技藝也都不俗。這些都成了我的免費音樂會。想不到的是多年以後，由於女兒學鋼琴的關係，竟與琴行的毛經理和羅姓師傅成了朋友，幾次買琴賣琴都是他們幫的忙，此乃後話。
那時的愛樂者由於資源的匱乏，往往是無孔不入，如饑似渴，舉動令人費解。有位學手風琴的朋友，為了學會一段花俏的間奏，竟把阿爾巴尼亞人民軍藝術團的記錄片看了十幾遍。在北京外貿學院教英語的三姨，全家發配到河南幹校，給太陽曬得頭發焦黃，皮膚烏黑，穿著褪色的斜襟外套活脫一個農婦，回京到學校禮堂看內部電影《山本五十六》硬是不讓進。一次來上海休假，就為阿爾巴尼亞電影《地下遊擊隊》中有個咖啡館的場景，配了首黑管獨奏的意大利民歌《重歸蘇連托》的背景音樂，一個下午連看了幾場。每周五我都會去郵局買一份新出的“每周廣播”，仔細搜尋後用紅筆劃下想聽的節目，無非是芭蕾舞《白毛女》、《紅色娘子軍》，鋼琴協奏曲《黃河》等，雖然聽得耳朵都起繭了，至少還有點“音樂”，聊勝於無。由吳祖強、杜鳴心等第一代留蘇作曲家寫的芭蕾舞《紅》劇的音樂後來被加了鑼、鈸等民族打擊樂器，搞得不倫不類，麵目全非。而當新編的“廣播體操”問世時也是每天到時必聽收音機，不是做操而是喜歡那節奏明快、鏗鏘有力的音樂，真到了饑不擇食的地步。
隨著尼克鬆的訪華，對西方文化逐漸開放。似乎最早來訪的樂團是七三年由指揮家阿巴多率領的維也納愛樂樂團，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更重要的是標誌著對西方古典音樂的開禁。隨之而來的有倫敦、波士頓、費城等一流的交響樂團。（令人傷感的是前段時期看到新聞，由於美國經濟不景氣，“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有著百年曆史的費城交響樂團宣告破產。）這些樂隊帶來了一大批久違了的經典名曲，讓大家趨之若鶩，大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覺。遺憾的是大部分票都是內部分配，哪能輪得到我們這種平頭百姓中的光頭赤膊之輩，隻能趁宣傳部門開恩電視轉播時解解饞。就是這種機會也不易獲得，首先難得開恩轉播，其次電視機不普及，很少有幾家有個九吋的黑白電視機，質量還不穩定，不是雪花飄飄就是波濤滾滾，還得主人同意。多重條件下的交集可想而知有多小，印象中也就看過這麽兩、三回。黑咕隆冬的房間裏，十幾二十個頭簇擁在小小的屏幕前，與其說欣賞音樂不如說是得到些心靈上的安慰——總算見過聞名於世的維也納交響樂團了。另外就是聽錄音，有時會借到從專業團體流出來的錄音帶。
記得那是七六年春夏之交的一個傍晚，同學世光兄急匆匆騎車趕到我家，手裏拿了合錄音帶一臉正經的說，“從上海交響樂團借來的，全上海才兩盤，明天就得還，隻有今晚可聽。”它就是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隨想曲》。
世光兄是班裏分在上海工廠的同學中唯一一個時常來看望我這個落難者的同學，對於當時情緒十分低落的我這份友情無異於雪中送炭，讓我終生難忘。他在江蘇路“月村”的家也隨時對我
們幾位難兄難弟開放，包括他的父母和家人每次都熱情招待我們，絲毫沒有因社會地位的變化而另眼相看和有任何歧見。他也喜歡音樂，曾帶我去太原路他同事家聽唱片，住在大洋房裏的南下幹部家庭脫不了那份土氣，完全沒有生活在那種環境裏應有的高雅和精致。記得聽的是劉詩昆與德累斯頓交響樂團合奏的鋼琴協奏曲，誰的作品已記不清了。多年前首次回國，取道香港返美，看望了定居在那兒的他們一家。久別重逢後的喜悅，徹夜秉燭長談的興奮依舊曆曆在目，記憶猶新。相互傾訴了在異國他鄉奮鬥的艱辛，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朋友中有錄音機的隻有朱兄家，是那種“上廣”產的像個手提箱似的錄音機，當時可是個稀罕物。家住馬當路的朱兄是我的琴友，當他還在崇明農場時就在他家聽過梅紐因大師演奏的門德爾鬆《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的錄音。一聽就喜歡上了，連著聽了幾遍，至今仍是我的最愛之一。朱兄也一樣，聽得都能背了。他說在大田“鋤禾日當午”時心裏從頭至尾哼唱它，就沒有那麽疲勞，時間也感覺快多了。音樂家大都命運多舛，隻有門德爾鬆是個例外。出生在富裕的猶太人家庭，從小養尊處優，接受很好的教育，有機會接觸當時最傑出的藝術家和思想家，一生在平靜和幸福中度過，不知艱辛為何物。因此他的作品陽光、熱情、優雅，給人以希望。
朱兄的父親朱宗一老先生是位學者，早年畢業於“中法學校”的他在學時就是有名的“讀書機器”，因家貧要靠獎學金，每年都考第一，因此一直坐第一排（座位按成績排）。後成了很有造詣的法文翻譯，退休後被海軍情報部門找去翻譯潛艇資料。每次去他家，見他不是在看書就是在打字機上飛快的打東西。老先生待人極平易近人，沒有一點架子。熟悉後我跟他竟成了忘年交，上大學前還跟他學了兩年法文，慚愧得很現在忘得一點影兒也沒有了。我們之間更多的是毫無顧忌的交談，在那些陰暗的日子裏，他用老人的睿智給了我很多啟迪和鼓勵，讓我不至於消沉。
和世光一起離開朱家時夜已深，兩人騎車沿複興路由東往西而行。初夏的夜晚熏風微拂，已沒有寒意。昏黃的路燈下，梧桐枝葉婆娑。路上已沒有白天的車水馬龍，偶爾有輛二十四路無軌電車從身邊駛過。人行道上隻有幾對晚歸的情侶，相依相偎，竊竊私語。生活在那一刻是美好的，似乎遠離了塵世的紛紛擾擾，因為此時心中有友情，有音樂，有帕格尼尼···。
二零一一年六月，紐約
願阿巴多老人家在天國裏繼續與音樂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