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 | 知青時親曆的自殺事件

看薑文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我費解一些媒體在討論“黃秋生為什麽死”。他們不明白，一個人被昭雪了怎麽還去上吊。對我來說，這個疑問沒那麽難解答，因為當年我當知青時，就經曆過一件真實的自殺事件。說起來業餘宣傳隊的解散，也和這件事有關。

我們業餘宣傳隊的隊長比我大五六歲，當時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會寫，還能當導演。樣板戲《沙家浜》中，他是導演還兼演胡傳魁，生活中卻和阿慶嫂好上了。這在現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歲的年齡正是談戀愛的時候，但那會兒就是生活作風問題。結果沒弄好，“阿慶嫂”懷孕了，事情露了餡。這在當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夥，師裏派工作組，團裏也派工作組，排練演出一切停止，整風。背對背、麵對麵地揭發批判。自然“胡傳魁”也被看起來了，不許自由行動，不許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著開什麽會，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傳魁”說要上廁所，幾個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說你自己去吧，快點兒回來。就沒跟著。結果半天不見他回來。再去廁所一找，咦，沒人。大家急了，挨個房間找。找到行李房，門從裏麵鎖著，隻聽有蹬凳子的聲音。大家心裏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開了玻璃，果然“胡傳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著拉開門插銷，趕緊往裏衝，這時，隻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懸空轉了一個圈兒，頭一揚掉下來了，原來他不會上吊，隻是把繩子轉一個圈套在脖子上，沒上死扣，懸空後一轉圈就摔下來。可是懸空那一下也夠狠的，他已經不上氣兒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點武功，上來用手指夾著喉結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

這是大事兒，得趕緊向上級匯報，正這時，“阿慶嫂”知道了，她淒厲地一聲慘叫撲過來，把我們每個人的心都劃開了，有人就開始抹眼淚。

上麵的人很快也到了，板著臉，看看“胡傳魁”：“怎麽，要自絕於人民？”“胡傳魁”閉著眼躺著。我看到他的眼淚靜靜地流向耳窩子，積在耳朵裏。

命案未遂，團裏也不敢再批判了，聽說領導第二天晚上就請“胡傳魁”“阿慶嫂”到家裏吃餃子。安撫一通之後就讓他們盡快返城回家，宣傳隊也開始下放，一個連一個連地換，每年都輪一次。要說一個團裏這麽多知青，怎麽都認識我，就是因為下連隊下的。

現在回頭想，“胡傳魁”與“阿慶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鄉四十周年紀念，我在想，我們該怎麽回首這段往事。集體語境往往要上升到社會曆史的偉大高度，說一大篇的道理，我們甚至仍會不自覺地將之理想化，重溫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讓我們用青春烈火烤幹衣裳”的詞句，但具體到個體的命運，就不可能是一句話、一個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忘了在哪兒看過兩張照片，同樣一群人，都是當年黑龍江建設兵團的，年輕時手搭肩膀照了一張相，三十年後重聚，又仿著同樣的姿勢照了一張。兩張照片放一起，是被當做一件當代藝術品展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歲月的痕跡，但也看到了一種心理深層的裝飾感。當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個判斷，我也尊重照片中這些懷有美好願望的老知青，不過它喚起我的是一種複雜的感動，同時還有些憐憫與感慨。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曾那麽的真實，又那麽的不真實。

從我個人來講，反映那一時代的作品，我比較認同王小波，也對薑文充滿敬意，他們真正保持了個人的獨立意識，這種個體意識放在當今文化中來看，也是很有價值的。

《太陽照常升起》“黃秋生”為什麽會自殺？我覺得那裏有對生命難以言狀的失望。有人說：不是給你平反了嗎，幹嗎還自殺？在那個把無聊當正經的年代，大家大動幹戈地投入抓奸行動，剝了一層皮，審了一溜夠，批判呀，檢討呀，羞辱一番後告訴你，沒事了！馬上你就皆大歡喜，做得到嗎？不久前報紙報道中國人在巴黎老佛爺購物受辱，外國人無理刁難後又說你是清白的，禮節上輕描淡寫道個歉就沒人再理你了，你能想象、體會到類似黃秋生的心境嗎？

這當然是我的解讀啊，薑文自己的意圖是什麽，我並不知道。我隻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宣傳隊懷孕事件”，同樣有對人性的蔑視與對人格的汙辱。“胡傳魁”該不該自殺？他怎麽會想到自己事發之後，最信賴的那個好朋友會起來揭發他，甚至還會有那樣詳細的偵查記錄。哪天、哪時，在何地幹什麽。他怎麽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隱秘的歡愉時，有雙眼睛在盯著……那還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種信任。秘密的分享最後都成為筆錄，然後在整風時居然被公開讀出來。而我們，這些當時二十歲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這件事看成錯事。還有人翻毛主席語錄，“你看，毛主席說十月懷胎，他們現在到幾個月了？懷孕是怎麽回事，接吻又是怎麽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對嘴，那多惡心啊……”

雖然嘴上這麽說，誰心裏又不想談戀愛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這件事震懾住了。想到愛、結婚，感覺是複雜而害怕。到底什麽是人生，什麽是命運、愛情，有了這件事後，更令我們感到雲山霧罩。

 

濮存昕：剛下鄉時覺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擔著呢

聽說我要走，我媽特意從河南“五七”幹校趕回來。她要去火車站送，我不讓，結果她還是到了學校。在校外的大客車上，同學們指給我看，說，你媽來了。其實我已經看到了她，隻是故意躲著她，怕她動感情。被同學揭發了，隻好不情願地到窗口問什麽事，我媽舉著勺對我說：“勺沒帶。”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學說說笑笑去了，我媽一扭臉走了。我看到了她離去的背影，後背和肩微聳著，像是已經哭了。唉，那時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我喝酒是“海量”

1969年7月我就這麽離開了家，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一到兵團就碰到水澇災害，得趕緊搶救受災麥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會戰，排起橫隊一起在水中撈麥，那陣勢，壯觀！這事完了之後天就冷了，年初時，中蘇邊境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還得打？水澇災害之後接著就要備戰。團裏組織了架線連，馬上奔赴6師所在的撫遠(在祖國版圖的東北角雞形的尖嘴處)。指示：各個師要抽出一個營，組成架線團，架設撫遠到虎林的國防電話線。保家衛國，大家都喊著口號報名，我幸運地被選拔進來。我們坐大卡車轉乘火車，再從火車轉坐卡車。三天三夜到了撫遠的目的地，發現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澤地，打前站的人還沒來得及為我們搭好帳篷。第一個晚上沒地兒住，那可是冬天，黑龍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們隻好在卡車上過夜，在糧食麻袋中弄出個窩窩，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絨衣、棉襖、棉大衣都穿身上，將就了一夜。早上發現，眉毛睫毛全都結霜凍在一起了。

開工了，幹的活兒就是在草甸子裏挖坑埋電線杆，每坑間隔五十米。每人發一把鐵鍬，鐵鍬得事先磨鋒利，三人用一把鎬。先拿鎬把冰打開，然後下鐵鍬，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個一米六長、六十厘米寬、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後將電線杆往裏一杵，連泥帶水往裏一埋。這活兒不能幹慢了，因為一邊挖一邊還滲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滲越多，等於越慢越難幹。經驗告訴我們，穿棉褲、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絨褲、球鞋。把幹衣服擱在一旁，幹完活，別人幫忙拿大衣圍個圈兒擋風，脫光了換上冰涼涼的幹衣服和棉褲，那個像凍鐵板貼在身上的滋味現在還記得。連長年紀大不用幹活，他揣著酒瓶挨個兒問：誰喝？有一次我逞能，接過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從此有了個“海量”的美名。

白天幹活，晚上還要輪著站崗。站崗的人當晚發一支槍，兩顆子彈。守著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圍。它們是聞著食堂的肉味兒來的，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夜深人靜，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隻有我一個人保衛他們，就有一種自豪感，覺得這就是保衛祖國，在做最革命的事。心裏還經常滾動著一些詩句，什麽“槍刺挑落了晨星，戰士迎來了黎明”，什麽“淋一身雨水，就讓我們用青春烈火烤幹衣裳”。好家夥，覺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擔著呢。

 

種馬班讓我補了生理常識課

知青的生活當然艱苦，可也有許多值得回味的經曆。放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雲闊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別人扛著鋤頭下地幹活，累個賊死，我則是吹著口琴去放馬。馬撒開在草地上吃草，喂飽了興許中午還能回來抽空睡一小覺。這樣的好差事連長為什麽會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種認真負責的人吧。在農場，除了拖拉機，種馬要算是連隊最貴重的財產了。種馬都有檔案，戶籍在哪兒，父係母係上溯幾輩，都記錄在案。我負責的主要是兩匹種馬，一匹叫蘇宛，一匹叫阿爾登。蘇聯純種馬，渾身毛發緞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馬蹄毛蓋住了，真是好看。別看那是艱苦歲月，人再窮，種馬享受的可是貴族待遇。我得給它吃雞蛋、麥芽子，還有胡蘿卜。雞蛋不敢偷吃，胡蘿卜沒事兒，所以那時我沒少啃胡蘿卜。每天還要刷馬，保持它周身衛生。檢疫員一個星期還不定期來檢查一次。他要跟誰過不去，就專門摸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髒的地方。

在種馬班我也有光榮事跡上過黑板報，因為給馬洗生殖器。開春是動物們發情的季節，馬也不例外。配種的馬得是幹淨的，可一冬天下來生殖器裏髒得很，必須洗幹淨。這活兒躲不過去。這活也確實難幹，因為洗之前，得有一個發情的母馬拴在前麵，種馬那玩意兒才能伸出來。要泡上溫水給它洗，並且還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種的活兒也幹，當然事先得掌握母馬的發情期，技術員對這活兒最溜兒，他們把手往馬屁股裏一伸，就能判斷個八九不離十。人工配種時，得讓我的種馬騎到母馬身上，人在後麵使勁把它的那玩意兒一推，馬的精液才能噴到容器裏，再分配給母馬。一匹種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馬，但得一兩天內配完，否則就失效了。這些養馬常識，也成了我的生理衛生課。人和動物是怎麽一回事兒，真就是這會兒才開始懂的，當然，處在一群老職工堆兒裏，他們滿嘴也少不了這種“葷嗑兒”，拿馬開涮，其實說人，開始還抹不開麵兒，漸漸地也就愛怎麽說就怎麽說了。

 

兵團業餘宣傳隊

知青生活七年半，種馬班的日子隻有一年，曇花一現而已。還沒自在夠，上麵突然就要調我到文藝宣傳隊。中午搭著車，到達團部。宣傳股龐股長五點下班，我一直等到五點。他問我願不願到宣傳隊，我心裏想的是有趣的養馬，就說不願意。他也沒再說什麽，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來的勁兒，沒住，連夜往回趕。那年我正好十七歲，整整十七裏路，我就那麽走回連隊。這是我一生走的最長的夜路，也是最難忘的一個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晝，四周靜寂一片，整個世界都在沉睡，好像隻有我一個人在走，聽得見的隻有我自己的呼吸，還有腳踩在雪地上的咯吱聲。安靜，從來沒有過的安靜，偶爾還能有一兩顆信號彈倏地劃過夜空，據說都是蘇聯特務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揚，說我如何如何紀律性強。我也覺得自己特革命。

後來還是到了業餘宣傳隊演樣板戲。演《沙家浜》，也演過《海港》。雖說是業餘宣傳隊，其實嗓子好並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個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飾演《沙家浜》裏的縣委書記程謙明，全劇就四句唱，最後一句“草藥一劑保平安”，我唱不上去，隻好有人幕後幫腔，得以蒙混過關。

作者：濮存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