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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 | 知青時親曆的自殺事件

(2019-11-12 10:25:10) 下一個

看薑文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我費解一些媒體在討論“黃秋生為什麽死”。他們不明白,一個人被昭雪了怎麽還去上吊。對我來說,這個疑問沒那麽難解答,因為當年我當知青時,就經曆過一件真實的自殺事件。說起來業餘宣傳隊的解散,也和這件事有關。

我們業餘宣傳隊的隊長比我大五六歲,當時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會寫,還能當導演。樣板戲《沙家浜》中,他是導演還兼演胡傳魁,生活中卻和阿慶嫂好上了。這在現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歲的年齡正是談戀愛的時候,但那會兒就是生活作風問題。結果沒弄好,“阿慶嫂”懷孕了,事情露了餡。這在當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夥,師裏派工作組,團裏也派工作組,排練演出一切停止,整風。背對背、麵對麵地揭發批判。自然“胡傳魁”也被看起來了,不許自由行動,不許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著開什麽會,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傳魁”說要上廁所,幾個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說你自己去吧,快點兒回來。就沒跟著。結果半天不見他回來。再去廁所一找,咦,沒人。大家急了,挨個房間找。找到行李房,門從裏麵鎖著,隻聽有蹬凳子的聲音。大家心裏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開了玻璃,果然“胡傳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著拉開門插銷,趕緊往裏衝,這時,隻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懸空轉了一個圈兒,頭一揚掉下來了,原來他不會上吊,隻是把繩子轉一個圈套在脖子上,沒上死扣,懸空後一轉圈就摔下來。可是懸空那一下也夠狠的,他已經不上氣兒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點武功,上來用手指夾著喉結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

這是大事兒,得趕緊向上級匯報,正這時,“阿慶嫂”知道了,她淒厲地一聲慘叫撲過來,把我們每個人的心都劃開了,有人就開始抹眼淚。

上麵的人很快也到了,板著臉,看看“胡傳魁”:“怎麽,要自絕於人民?”“胡傳魁”閉著眼躺著。我看到他的眼淚靜靜地流向耳窩子,積在耳朵裏。

命案未遂,團裏也不敢再批判了,聽說領導第二天晚上就請“胡傳魁”“阿慶嫂”到家裏吃餃子。安撫一通之後就讓他們盡快返城回家,宣傳隊也開始下放,一個連一個連地換,每年都輪一次。要說一個團裏這麽多知青,怎麽都認識我,就是因為下連隊下的。

現在回頭想,“胡傳魁”與“阿慶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鄉四十周年紀念,我在想,我們該怎麽回首這段往事。集體語境往往要上升到社會曆史的偉大高度,說一大篇的道理,我們甚至仍會不自覺地將之理想化,重溫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讓我們用青春烈火烤幹衣裳”的詞句,但具體到個體的命運,就不可能是一句話、一個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忘了在哪兒看過兩張照片,同樣一群人,都是當年黑龍江建設兵團的,年輕時手搭肩膀照了一張相,三十年後重聚,又仿著同樣的姿勢照了一張。兩張照片放一起,是被當做一件當代藝術品展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歲月的痕跡,但也看到了一種心理深層的裝飾感。當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個判斷,我也尊重照片中這些懷有美好願望的老知青,不過它喚起我的是一種複雜的感動,同時還有些憐憫與感慨。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曾那麽的真實,又那麽的不真實。

從我個人來講,反映那一時代的作品,我比較認同王小波,也對薑文充滿敬意,他們真正保持了個人的獨立意識,這種個體意識放在當今文化中來看,也是很有價值的。

《太陽照常升起》“黃秋生”為什麽會自殺?我覺得那裏有對生命難以言狀的失望。有人說:不是給你平反了嗎,幹嗎還自殺?在那個把無聊當正經的年代,大家大動幹戈地投入抓奸行動,剝了一層皮,審了一溜夠,批判呀,檢討呀,羞辱一番後告訴你,沒事了!馬上你就皆大歡喜,做得到嗎?不久前報紙報道中國人在巴黎老佛爺購物受辱,外國人無理刁難後又說你是清白的,禮節上輕描淡寫道個歉就沒人再理你了,你能想象、體會到類似黃秋生的心境嗎?

這當然是我的解讀啊,薑文自己的意圖是什麽,我並不知道。我隻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宣傳隊懷孕事件”,同樣有對人性的蔑視與對人格的汙辱。“胡傳魁”該不該自殺?他怎麽會想到自己事發之後,最信賴的那個好朋友會起來揭發他,甚至還會有那樣詳細的偵查記錄。哪天、哪時,在何地幹什麽。他怎麽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隱秘的歡愉時,有雙眼睛在盯著……那還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種信任。秘密的分享最後都成為筆錄,然後在整風時居然被公開讀出來。而我們,這些當時二十歲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這件事看成錯事。還有人翻毛主席語錄,“你看,毛主席說十月懷胎,他們現在到幾個月了?懷孕是怎麽回事,接吻又是怎麽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對嘴,那多惡心啊……”

雖然嘴上這麽說,誰心裏又不想談戀愛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這件事震懾住了。想到愛、結婚,感覺是複雜而害怕。到底什麽是人生,什麽是命運、愛情,有了這件事後,更令我們感到雲山霧罩。

 

濮存昕:剛下鄉時覺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擔著呢

聽說我要走,我媽特意從河南“五七”幹校趕回來。她要去火車站送,我不讓,結果她還是到了學校。在校外的大客車上,同學們指給我看,說,你媽來了。其實我已經看到了她,隻是故意躲著她,怕她動感情。被同學揭發了,隻好不情願地到窗口問什麽事,我媽舉著勺對我說:“勺沒帶。”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學說說笑笑去了,我媽一扭臉走了。我看到了她離去的背影,後背和肩微聳著,像是已經哭了。唉,那時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我喝酒是“海量”

1969年7月我就這麽離開了家,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一到兵團就碰到水澇災害,得趕緊搶救受災麥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會戰,排起橫隊一起在水中撈麥,那陣勢,壯觀!這事完了之後天就冷了,年初時,中蘇邊境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還得打?水澇災害之後接著就要備戰。團裏組織了架線連,馬上奔赴6師所在的撫遠(在祖國版圖的東北角雞形的尖嘴處)。指示:各個師要抽出一個營,組成架線團,架設撫遠到虎林的國防電話線。保家衛國,大家都喊著口號報名,我幸運地被選拔進來。我們坐大卡車轉乘火車,再從火車轉坐卡車。三天三夜到了撫遠的目的地,發現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澤地,打前站的人還沒來得及為我們搭好帳篷。第一個晚上沒地兒住,那可是冬天,黑龍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們隻好在卡車上過夜,在糧食麻袋中弄出個窩窩,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絨衣、棉襖、棉大衣都穿身上,將就了一夜。早上發現,眉毛睫毛全都結霜凍在一起了。

開工了,幹的活兒就是在草甸子裏挖坑埋電線杆,每坑間隔五十米。每人發一把鐵鍬,鐵鍬得事先磨鋒利,三人用一把鎬。先拿鎬把冰打開,然後下鐵鍬,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個一米六長、六十厘米寬、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後將電線杆往裏一杵,連泥帶水往裏一埋。這活兒不能幹慢了,因為一邊挖一邊還滲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滲越多,等於越慢越難幹。經驗告訴我們,穿棉褲、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絨褲、球鞋。把幹衣服擱在一旁,幹完活,別人幫忙拿大衣圍個圈兒擋風,脫光了換上冰涼涼的幹衣服和棉褲,那個像凍鐵板貼在身上的滋味現在還記得。連長年紀大不用幹活,他揣著酒瓶挨個兒問:誰喝?有一次我逞能,接過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從此有了個“海量”的美名。

白天幹活,晚上還要輪著站崗。站崗的人當晚發一支槍,兩顆子彈。守著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圍。它們是聞著食堂的肉味兒來的,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夜深人靜,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隻有我一個人保衛他們,就有一種自豪感,覺得這就是保衛祖國,在做最革命的事。心裏還經常滾動著一些詩句,什麽“槍刺挑落了晨星,戰士迎來了黎明”,什麽“淋一身雨水,就讓我們用青春烈火烤幹衣裳”。好家夥,覺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擔著呢。

 

種馬班讓我補了生理常識課

知青的生活當然艱苦,可也有許多值得回味的經曆。放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雲闊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別人扛著鋤頭下地幹活,累個賊死,我則是吹著口琴去放馬。馬撒開在草地上吃草,喂飽了興許中午還能回來抽空睡一小覺。這樣的好差事連長為什麽會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種認真負責的人吧。在農場,除了拖拉機,種馬要算是連隊最貴重的財產了。種馬都有檔案,戶籍在哪兒,父係母係上溯幾輩,都記錄在案。我負責的主要是兩匹種馬,一匹叫蘇宛,一匹叫阿爾登。蘇聯純種馬,渾身毛發緞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馬蹄毛蓋住了,真是好看。別看那是艱苦歲月,人再窮,種馬享受的可是貴族待遇。我得給它吃雞蛋、麥芽子,還有胡蘿卜。雞蛋不敢偷吃,胡蘿卜沒事兒,所以那時我沒少啃胡蘿卜。每天還要刷馬,保持它周身衛生。檢疫員一個星期還不定期來檢查一次。他要跟誰過不去,就專門摸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髒的地方。

在種馬班我也有光榮事跡上過黑板報,因為給馬洗生殖器。開春是動物們發情的季節,馬也不例外。配種的馬得是幹淨的,可一冬天下來生殖器裏髒得很,必須洗幹淨。這活兒躲不過去。這活也確實難幹,因為洗之前,得有一個發情的母馬拴在前麵,種馬那玩意兒才能伸出來。要泡上溫水給它洗,並且還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種的活兒也幹,當然事先得掌握母馬的發情期,技術員對這活兒最溜兒,他們把手往馬屁股裏一伸,就能判斷個八九不離十。人工配種時,得讓我的種馬騎到母馬身上,人在後麵使勁把它的那玩意兒一推,馬的精液才能噴到容器裏,再分配給母馬。一匹種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馬,但得一兩天內配完,否則就失效了。這些養馬常識,也成了我的生理衛生課。人和動物是怎麽一回事兒,真就是這會兒才開始懂的,當然,處在一群老職工堆兒裏,他們滿嘴也少不了這種“葷嗑兒”,拿馬開涮,其實說人,開始還抹不開麵兒,漸漸地也就愛怎麽說就怎麽說了。

 

兵團業餘宣傳隊

知青生活七年半,種馬班的日子隻有一年,曇花一現而已。還沒自在夠,上麵突然就要調我到文藝宣傳隊。中午搭著車,到達團部。宣傳股龐股長五點下班,我一直等到五點。他問我願不願到宣傳隊,我心裏想的是有趣的養馬,就說不願意。他也沒再說什麽,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來的勁兒,沒住,連夜往回趕。那年我正好十七歲,整整十七裏路,我就那麽走回連隊。這是我一生走的最長的夜路,也是最難忘的一個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晝,四周靜寂一片,整個世界都在沉睡,好像隻有我一個人在走,聽得見的隻有我自己的呼吸,還有腳踩在雪地上的咯吱聲。安靜,從來沒有過的安靜,偶爾還能有一兩顆信號彈倏地劃過夜空,據說都是蘇聯特務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揚,說我如何如何紀律性強。我也覺得自己特革命。

後來還是到了業餘宣傳隊演樣板戲。演《沙家浜》,也演過《海港》。雖說是業餘宣傳隊,其實嗓子好並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個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飾演《沙家浜》裏的縣委書記程謙明,全劇就四句唱,最後一句“草藥一劑保平安”,我唱不上去,隻好有人幕後幫腔,得以蒙混過關。

作者:濮存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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