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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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了，輕盈宛若白雲
文革期間，徐景賢作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重要成員一度風光無限，然而隨著“四人幫”倒台，文革破產，徐景賢也難逃厄運，被捕入獄。
在這動蕩的十年當中，徐景賢經曆過怎樣鮮為人知的的變故，出獄後的他如何麵對新的生活。徐景賢生前老友、王洪文秘書蕭木，於徐景賢逝世之際撰文《你走了，輕盈宛若白雲》，追憶徐景賢曲折的後半生。全文如下。
門外還有人三三兩兩走來，僅約二十來平米的告別廳裏已插滿了黑壓壓的人群。哀樂幽幽地、緩緩地蕩漾著。我隨著人緊貼著人的、沉重而無聲的隊伍，半步半步地向前移著，走向籠罩在玻璃器具裏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向這個生活了74年的世界揮一揮手，走了，沒有熱鬧喧囂的媒體報道，沒有花團錦簇的靈堂裝飾。你走了，猶如一片乘風歸去的白雲。你一生儉樸，從未想到過要為子女留點什麽遺產，甚至也沒有留下一句話，連遺體也捐獻給了社會。
記得那次當我對你捐獻遺體的決定提出疑問時，你微微一笑朗朗說道：蕭木啊，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走了，那麽你最後一次看到的我就不屬於我了，那是屬於國家的、醫學單位用於科研的一個標本。你細細想想，那不是很有哲學意味嗎？
可是老徐啊，此刻，當我凝視這個你所說的“標本”時，卻還是抑製不住淚水的湧流。我知道，那是你自願作出的選擇。遺體捐獻申請表上有幾個欄目須由捐獻者在“是”或“否”下打個勾。“要保留部分遺體嗎？”你勾了“否”。“要保留骨灰嗎？”你勾了“否”。“遺體捐獻要保密嗎？”你還是勾了“否”。最後一欄：“要保留遺發留作紀念嗎？”你猶豫了一下，終於勾了“是”。
我一過五十就“塵滿麵，鬢如霜”；看到你滿頭烏發，自然不勝羨慕。你解釋說，這大概是遺傳因子的作用吧？我父親要到七十過後，鬢角才初見微霜。其實頭發的黑白並不代表年齡。
我懂了。你在打最後那個勾時，一定想到了你一直深深懷念著的父親、老教育家徐宗駿先生；想到了你還有一雙女兒和兩個小外孫，你要讓他們能永遠看到，他們曾經有過一個倘若不仔細看還稱得上滿頭黑發的父親和外公。
不過老徐，你留在我記憶裏的第一個印象，遠比現在要年輕得多，頭發也要黑亮得多。那時你理著當時流行的“一邊倒”的發型，頭發從前額覆蓋下來，差點蓋到眉尖，黑亮、黑亮。
我與老友徐景賢的第一次見麵，時間該是在1961年春夏。
那時老徐在市委宣傳部工作，我則供職於市委辦公廳黨刊編輯室。為向他約一篇評論稿，我去市委辦公機構所在地延安西路33號找他。門房一個電話，他從海格大樓電梯口走出來，碩長的身軀，白皙、清秀的麵容，還有那額前顯眼的黑發。他遠遠就伸出手，笑盈盈地向我迎來：“你就是蕭木同誌吧？讓你久等啦！”……
我說明來意，他一口答應。接著在電梯口的小房間裏，連白開水也沒有一杯，就我們共同愛好的文學問題，進行了如沐春風般的長時間暢談。他那儒雅的氣質，敏銳的觀察力，溫和斯文的談吐，給了我極好的印象。沒有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就把評論稿寫好了，而且是自己送到黨刊所在地的康平路141號來的。他騎著自行車回頭一揮手遠去的背影，深深地印入我的腦海。
當時我們都隻有二十幾歲。老徐是我那時結識的上海年輕一代作家中最具有書卷氣，同時又是最懂得政治，最富有革命激情的一個；隻是他的激情是內在的，不是鋒芒畢露、咄咄逼人那一種，隻有相處久了才會感受到。
他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代就接觸革命、後來又參加了革命，這使他在五六十年代那種政治氛圍中，可以遊刃有餘、從容自如。而我則生性拘謹，幼稚而又不善交遊，因而非常欽佩老徐的成熟，尤其羨慕他的輕盈和從容。盡管後來知道他其實與我同年，但我一直把他視為“同年大哥”：也許在行事、為人都力求溫文爾雅，不張揚、不誇飾這一點上與我有同好，他也與我特別投緣，總是像兄長那樣關懷著我，且數十年如一日。
大約1962年夏秋，我在《上海文學》發表了一篇題為《探索》的小說，起初頗得好評，後來聽說在作協一個學習班上《探索》受到了集中批判，認為作者是在給大躍進抹黑，還說要公開發表批判會紀要。那時我實在是想歌頌大躍進的，並視之為一次偉大的“探索”，隻是需要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以利再戰。想不到竟被認為“抹黑”，一時既感到委屈，又十分緊張，以至連作協通知我開會也不敢再去。
過了一兩個月，同是在《上海文學》上發表了一篇評《探索》的長文，雖也指出了一些缺點，但它從總體上、特別是從政治上對《探索》作了熱情的讚揚和肯定，使我激動不已。這篇評論的作者就是徐景賢。
當中蘇有關國際共運的論戰在內部逐級傳達以後，為了急於跟上形勢，我開始如饑似渴地，而且往往是生吞活剝地惡補此前很難引起興趣的馬列理論。而老徐則聽說已參加了由石西民領導的設於華山路上丁香花園內的寫作班，“躲進小樓成一統”，寫他的“反修”文章。這段時間我們聯係甚少，但《內刊》（《內部未定稿》簡稱，中共華東局主辦）上的文章我每篇必讀，特別是署名“丁學雷”的，因為我知道那作者大多為老徐，或是經過他手的。
此後便是《五•一六通知》的發表和文革的興起，老徐先是成了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繼而又做了曹荻秋市長寫有關文革檢討的捉刀者。再後來，寫作班以老徐為代表在1966年12月18日文化廣場大會上喊出了“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親”的口號。秀才們也造起了反，成立了一個組織。“猶抱琵琶半遮麵”，不敢號稱司令部，羞羞答答地叫做“市委機關聯絡站”。
在這期間，我鼓起最大的勇氣和熱情主動接受文革洗禮，決心投入其中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後來由於編輯部主任、副主任相繼被打倒，我這個編委成了“候補當權派”。而在當時那種形勢下，做了當權派總是動輒得咎，難以應對，致使我一度不由自主地成了黨刊內部兩派矛盾激化的焦點。
當一天晚上在餘慶路機關食堂批鬥當權派有可能動武時，我害怕了，改造自己的決心動搖了，伺機逃了出來。實在也沒有想好要逃到哪裏去，在街頭仿徨了大半夜，稀裏糊塗地躲進了當時上海大字報最大的集中地靜安公園。這裏通宵燈火通明，進出人群如潮，氣氛異常熱烈。正是從這時起，我萌發了要寫一部正麵反映這場當時稱之為“史無前例”大革命的長篇小說的決心。悶頭蜷縮在牆角枯葉堆裏默默構思小說的大綱，令我如癡似醉，忘記了饑餓和寒冷。
大概也隻這麽熬了三兩天吧，覺得這總不是長久之計，天又要下雪的樣子，恰好在公園門口碰到了一個與我私交甚好的黨刊造反派頭頭，就請他代我去找一下老徐，說我想到他那裏去“避難”。
得到回音後，當天夜裏，我敲開了機關聯絡站所在地武康路2號那扇寬大老舊的綠漆大門，來到人來人往、又像正在爭論著什麽的大廳，見到了從人群中猛然回頭、抽身、向我快速走來的老徐。就像多少年後他自已在《十年一夢》中所描述的那樣：“我從頭上摘下那頂哥薩克式的皮帽子，解開對襟的中式棉襖．滿頭冒著熱氣，慷慨激昂地發表一通演說……”隻是這回他是對我一個人說的：蕭木啊，你怎麽到現在才造反，我一直在等你呢！不過革命不分先後，能夠起來造反就好！
在這一瞬間我對麵前的老徐既感到新奇，又有些陌生，趕緊小聲說我是當了“候補當權派”來“避難”的。他這才反應過來，噢了一聲，把我領到一個小房間，拿來了熱水瓶、搪瓷杯和十幾個報夾，說你就放心地把自己“關”在這裏吧，保證安全，管吃、管住，要看書也有的是！——這時的老徐又恢複了我印象中的“同年大哥”的模樣。
當漫天飛舞的大雪將要送走1966年的時候，上海開始大亂。老徐風風火火、進進出出，日夜奔忙，我卻一個人躲在小房間裏悠閑地讀書看報（幾年後有人告訴我黨刊某一派的人曾上門去捉過我，被老徐擋掉了，但當時我一無所知）。我既為自己落後於形勢而深感到慚愧和焦慮，也為老徐能引領革命新潮流而感到欽佩和欣喜。但有時對這位原先溫文爾雅的老友如此快速地成為激進的革命造反派，多少又有點不敢相信。
我的懷疑很快得到了證實。
原來老徐是在已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張春橋、姚文元的幾次電話授意下才起來造反的，他也因此而一再被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譏之為“奉命造反”。而他在文化廣場大會上那篇後來在上海以至全國產生了不小影響的《造反聲明》，則是寫作班幾個秀才嫌他初稿“造反精神不足”，輪番“炮轟”、多次修改的結果。
我無意為已經作古的老徐開脫，隻想說出一段真實曆史。要知道在當時“造反精神不足”是一種恥辱，周圍秀才們對他的“炮轟”，則都是出於好心，用當時的話來說叫做“幫助戰友”。
1968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題寫作組成員（前排右一蕭木）
被稱之為“一月革命”的風暴轟轟烈烈掀起，聯絡站搬到了淮海路段620號黨校大樓，一時儼然成了各路造反派的會聚中心。我向老徐提出隨便分配我做點雜事，他知道我有寫反映文革長篇的打算，就說你別的什麽都不用幹，就管管收集傳單和各種小報吧，可能對你將來寫小說有點用處。
我喜出望外，索性把鋪蓋也搬了來，白天利用各種機會去收集，晚上整理、登錄，不到兩個月，就裝滿了三大櫃子傳單、小報。市革會、新市委相繼成立，老徐又推薦我先後參加了市革會專題寫作組、《紅旗》雜誌上海組稿組和市委寫作組。寫作是我終生心儀的事，何況還有那麽多書可以讀，工作雖是常常沒日沒夜，內心卻感到從未有過的充實和快樂。此後的老徐，盡管依然可以看到他在許多群眾集會上發表激情飛揚的演說，看到他振臂一呼台下萬眾齊應的場麵，但在我印象中卻似乎並不快樂。
從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辦公室兼寢室都在康辦大院西側那幢樓房的三樓。大院住宅區草坪周圍，停著幾輛老字輩馬天水、小字輩徐景賢等三五個市委、市革會頭頭專用的黑色轎車。我從窗口可以清楚看到他們鑽進車門出去，鑽出車門回來。我不知道、也不關心他們在忙些什麽。有時也隱隱約約聽到一些有關“三王”（王承龍、王洪文、王秀珍）先後與老徐權力角逐的傳聞，由於一向對此不感興趣，也從不去問個究竟。隻是注意到一點：老徐越來越不像我心目中的那個輕盈從容的老徐了，以至他的外貌也發生了變化。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身體突然發胖，偏又常常裹著一件鼓鼓囊囊的那種供值夜班用的藍布棉大衣，越發顯得臃腫、拖遝，背也微微隆起。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受到的壓力。
一次他偶爾來我們辦公室，我問他身體、工作怎麽樣，他回答了八個字：“如臨深淵，似履薄冰”。這使我忽而想起了他送給我的那本他創作於五六十年代的報告文學集《生命似火》，其中有一篇文章《在洪澤湖封凍的日子裏》，文中描寫了這樣一個情景——船民被封凍於湖心，可湖冰不能承受一個人直立行走的重量，岸上人為了給船民送食物，隻好橫挾一根竹竿，匍匐著一寸一尺向前爬行。其如履如臨之狀，與老徐此時的心境何其相似。我不由得升起了幾絲悲哀。
看著這種情況有時會產生一種幼稚的奢望，希望我的這位老友還能回到書生本色上來，回到文學崗位上來。我斷斷續續試寫了一個反映文革的中篇《初春的早晨》，請他提提意見，趁這機會向他提了兩個建議。一是能否由他向上麵打個報告，上海辦一個文學雜誌。當時全國各地文學刊物都還沒有恢複，我的建議可能屬於“冒險”，他隻回答了一句“這要好好想想”就不再說什麽。第二個建議是向他本人提的，我說有些政務你能否脫開一點，抽出時間寫點文章。在一旁的嫂子蘊芳大姐竭力讚成，插話說就是嘛，老不寫、老不寫，筆頭子會生鏽的！這時老徐感歎一聲說：胡適說做了過河卒子，隻得拚命向前。我也是，恐怕想要回去也回不去嘍！
這聲感歎裏自然也含有幾分得意，但更多的卻是無奈和惆悵。
幾天後他主動找了我，對我《初春》倒是提了很具體的修改意見並一再鼓勵我要努力把那個反映文革的長篇寫出來，他一定做第一個忠實讀者。但對辦文學雜誌的事則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正麵回答。經我再三逼問，他顯得有些窘，苦笑一聲說，蕭木啊，你政治上總是太天真，有些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說的呀！
當時我竟沒有想到老徐畢竟已是一個不小的官，他說的是一句官場慣用語，他的不回答實際上就是回答：那意思是你們可以先斬後奏呀！後來我告訴朱永嘉，老朱一聽就懂。在他的策劃、組織下，文藝組陳冀德等同仁一起努力，自1973年初開始，相繼創辦了《朝霞》叢刊、月刊及外國文藝《摘譯》等多種文藝刊物。
記憶中，大概是在1970年9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的中午，蘊芳大姐讓她的女兒來叫我到她家去，說爸爸有事商量，特別關照一句：中飯不要到食堂去吃。我自幼吃素，又有偏食的壞習慣，每回作客總給主人家帶來不少麻煩，因而趕緊到食堂去買了隻饅頭邊走邊啃，以為“吃過了”便有了辭謝午宴的理由。但是推不掉了。一桌雖也隻是普通佐料、蘊芳大姐卻有本事做得十分精細、可口的菜肴已經擺好，還有三隻紅得發亮的大閘蟹。更讓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徐帶進來一個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是早已遠遠見過多次，陌生是麵對麵坐在一起還是第一回。他就是王洪文。
慣於字斟句酌的老徐是這樣向王洪文介紹的：這是蕭木同誌，工人作家，曾做過鐵路工人。
我聽懂了老徐這樣介紹的三層意思。第一，特意點出我曾做過工人，是為了使王洪文與我拉近距離，容易接受我。據此猜測，第二，很可能我將接受一項與王有關的不知什麽任務。第三，這兩位傳聞中磨擦不斷的市委、市革會頭頭，不知基於什麽原因，雙方似乎有了團結的願望，而老徐首先伸出了和解的手。
最後一點使我高興，前麵兩點卻讓我疑竇叢生，忐忑不安。
盛情難卻，我隻好再吃一頓中飯。不過那碗在當時頗為稀罕的赤豆晚米飯倒確是誘人，一嚼滿口生香。老徐一邊緩緩嚼著飯一邊吹起了他的養身經：這吃米飯，就講究個細嚼慢咽。嚼呀嚼，待到嚼出甜味來了，再慢慢咽下去，那樣才容易吸收。王洪文點頭稱是，平時吃飯像救火的我更覺新奇。不料蘊芳大姐揭發說：你省省吧！早一頓、晏一頓，冷一頓、熱一頓的，都弄出胃病來了，還好意思說細嚼慢咽呢！王洪文側起頭頗感意外地問：你有胃病？老徐有些窘，笑笑說：有一點，還好。
吃過飯，老徐把王洪文和我領到內室，關上房門，兩人表情嚴肅地向我大略傳達了不久前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的那場被說成“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的鬥爭。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同時也明白了王、徐能暫時相互緊緊握起手來的原因。很明顯，在廬山全會上，林彪暗中指揮要揪的人，第一個便是張春橋，這不能不使王、徐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大敵當前”，於是二人便都有了捐棄前嫌、團結對外的意願。
接著老徐拿出文件，向我傳達了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大意，和閉幕會上向全黨發出的“學一點馬列”的號召，然後說，他們兩人已商量好了，每天中午抽出兩個小時來學馬列，雷打不動：隻是怕有些地方讀不懂，所以要請我做他們的輔導老師。我自然知道，老徐完全可以自學，用不著什麽輔導老師：盡管他從未向我說過．但我卻不難猜想到，他是想拉住王洪文一起學，才用心良苦地作了這樣一個安排。不過我還是樂意接受這項任務，目的隻有一個：逼著自己多讀點書。
後來這個學習倒的確“雷打不動”，一直堅持。先隻有徐、王二人，不久就擴大到馬天水、王少庸等十餘人。讀的是據說經毛主席圈定的馬恩列斯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共三十本。
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秀珍等在一起
在當時，老徐和我都怎麽也沒有想到，就因我當了這個業餘性的輔導老師，導致三年後我奉命上調進京。先是參加籌備中的十大黨章修改工作；十大閉幕，王洪文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據他說，毛主席交給他的主要任務就是讀馬列，他就以此為由將我留了下來。仍然是“雷打不動”每天兩個小時輔導他，後來又增加了陳永貴、吳桂賢，繼續讀三十本書。
其間也曾先後遵命為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王洪文、華國鋒起草過一些簡單的文件，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做一些他們交辦的文字工作，又在《人民日報》兼了一點職。
我不免陷入了苦惱。原因倒並非由於看出了王、張、江、姚有什麽“篡黨奪權”野心，而是“一仆多主”，很少再有時間自己寫作。
在1970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主席與徐景賢（左一）握手
同樣，老徐也似乎並不怎麽順心，特別是發生於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讓他愧疚了多年。我不想在這裏細說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經過和性質（注：有關這一事件詳見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所載陳冀德《“陰謀文藝”遭遇陰謀記——〈朝霞〉事件》），隻想說一句：它是文革大浪潮中一朵小浪花。雖是小浪花卻下連基層上及中央，折射出知識分子在那種錯綜複雜的權力角逐遊戲中的無奈和尷尬。
工人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抓住《朝霞》上由兩位青年作者創作的兩篇小說中的個別字句，無限上綱，先選擇若幹基層單位大肆撻伐，再上報市委要求發動全市大批判。報告送到康辦，王秀珍、馬天水已批了同意，就等著看徐景賢如何表態。
沒有人知道老徐經曆了怎樣激烈的思想鬥爭，最後他終於還是畫出了一個表示同意的圈。
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曆中深知老徐是非常重友情的，這一點，從1968年秋專題寫作組被迫撤銷，他細心地為每個人作出盡可能有所照顧的安排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畫下這個“O”，卻使他與幾個文友間多年相濡以沫的情誼沾了汙點。因為照此辦理，那麽首當其衝的犧牲品，便是他在1959年就結識的老友、《朝霞》具體負責人陳冀德，還有兩位同樣也與他相識並為他所熱情支持的青年作者。
陳冀德和兩位青年作者也果然陷入了四麵楚歌，他們接連寫信給我，訴說他們艱險的處境。
王洪文
這一事件還牽涉到王洪文，因為很顯然，他是支持王秀珍的。
我得公平地說，在北京釣魚台那三年多時間裏，王洪文對我不僅優遇有加，而且十分尊重，直到最後，他在秦城監獄彌留之際，還一再囑咐去探視他的妻子向我轉達他對我的問候，並希望我將來能實事求是地為他寫點什麽。但在《朝霞》事件中，我對他情緒激動得近乎失態。我說《朝霞》實際上是我負責的，那兩篇小說發稿前我也看過的，要批就批我好了，怎麽可以去批革命小將呢？他先一愣，繼而笑笑說，那是大水衝倒龍王廟了。你千萬別在意，我叫他們不要批了就是。
這個事件前後也隻鬧了半個來月，後因張春橋出麵幹涉、斡旋，很快平息。
但老徐卻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在局外人看來似乎很簡單：不就是為了一頂烏紗帽嗎？而身在其中的老徐看到和感到的，卻遠比這要複雜得多。他隻好一個人默默地舔他自己也不知怎麽會劃下的傷口。
同年五月間，我因事回上海，順便去看望老徐。一見麵，他就緊緊握著我的手激動地說：蕭木啊，我犯了個大錯誤，對不起老朱、對不起陳冀德，也對不起你。我說已經見過老朱、陳冀德了，他們都很理解你，誰也沒有怪你呀！
他說：他們越是原諒我，我越感到愧疚。多少年後，當我們幾個人（徐、朱、陳和我等）各自曆盡人世沉浮、嚐遍人生百味又相聚在一起的時候，“共剪西窗燭，同話巴山雨”，有時也會偶爾提到這個《朝霞》事件，於是相視一笑，清風朗月依舊。但那一日，我走出老徐家，走在康辦大院花壇小路上，心情卻十分沉重。說不清對老徐是感到他窩囊還是對他同情。也許更多的還有惋惜。我總覺得像老徐這樣一位很有才華的作家，最好不要做官；一旦進入官場，尤其是在這樣一種體製下的官場，十有八九要演一場悲劇。
那時候我竟沒有意識到，盡管我談不上有什麽才華，卻同樣扮演了一個悲劇的角色！
文革一結束，我那部還隻寫了一半的長篇小說《春江潮》自然成了“篡黨奪權”大毒草，難免要受到一場無情的革命大批判。我本人，則先後在炮兵、步兵隔離室和秦城監獄“遊關”了一圈，時光已飛走了五年半，再回上海下放勞動八個月，突然升級，1982年11月逮捕法辦，判刑9年，押解到提籃橋監獄服刑改造。
監房門前有一條稱之為“小陽台”的長而寬的過道，當年英國設計師可能出於通風的考慮，嵌了一方接一方的鐵絲網，以至上下兩層樓麵可以透過鐵絲網相互對望。一次“小放風”我走出監房偶爾往下望望，看到一個犯人伏著身子在吃飯的背影。奇怪的是，他麵前的搪瓷飯碗是放在盛有熱水的麵盆裏的，每當調羹舀飯時，那飯碗就晃呀晃的，晃個不停。我忽而想起了什麽。
再看他戴的那頂哥薩克式的破皮帽又十分眼熟，立刻猜到那一定是老徐！我試著用力咳了一聲，果然抬起了一張先一愣、隨即驚喜莫名的臉。生離死別了多少年，猝然相逢又隔著一層紙。在這一瞬間這張紙被一下捅破了，他那種真摯、親切的感情，讓我終生難忘。隻見他臉上布起誇張的表情，張得大大的嘴巴向我開合了兩下。我立刻“聽”懂了：他是在問我“好不好”。我重重地點了點頭，接著也向他張合了兩下嘴巴。他也朝我點了點頭，又用調羹敲敲麵盆，向我送來了輕鬆、天真又故意帶點滑稽的笑臉。我知道他這是在寬慰我，叫我不要為他的胃病擔心，但我卻還是禁不住淚水的奪眶而出。
那年春節後，大隊部出於為一些愛好美術的年輕罪犯出去多少有點“一技之長”便於謀生的考慮，讓我和兩個原為中學美術教師的老年罪犯一起辦了個工藝美術培訓班，學員從各個中隊選拔。因除課堂講授外還需個別輔導，我便獲得了在各層樓麵、各個監房自由活動的“特權”。以此為由，我與老徐就有了多次會麵。
記得第一次相見時，他在拆紗。拆紗是那時提籃橋普通在押犯都必須完成的一項勞役，每天有規定指標。對老徐則有所照顧，也可不拆。我說你怎麽還拆紗呀？他說我多數時間是讀書，拆紗隻是調劑一下精神，好在也沒有規定指標。
我又問他胃病情況，他說不怎麽嚴重，還可忍受。隻是一頓飯得分幾次吃，多吃就悶、脹。天熱無所謂，天冷分幾次吃就得用你看到過的那個土辦法。分熱水的勞役犯倒是對我“法外開恩”，每次多給一兩勺熱水讓我溫飯用，用這個辦法吃飯就要舒服得多。又轉而問我身體情況，說你好像有些精神不振嘛！我說這裏可比秦城好多了，隻是夜裏仍然睡不好．他說我聽中隊裏你的那幾個學員在背後叫你“小老頭”，說你總是愁眉苦臉的。蕭木，你一定要放開！徹底放開！你看我現在，“無官一身輕”，不是很好嗎？
的確，在我的印象中，在提籃橋的老徐，倒真的要比他當頭頭的時候輕鬆得多。人自然老了好些，但清臒，軒朗，不再是臃腫、拖遝，一臉累乏的樣子。
我即將刑滿，與老徐又有過一次帶有告別意思的見麵。他刑期長達18年，當時還剩下一半多。他向我表示祝賀，我則仍是一副苦惱人的樣子。我說我們曾一起熱烈追求共產主義理想，卻從未想到過實際生活的艱難。可笑的是，我出去將要麵臨的已不是什麽理想問題，而是生存最基本的吃飯問題：一家幾口要吃飯，子女要上學，我拿什麽去供養他們呢？
老徐說最低工資總還是有的吧？那就艱苦樸素好了。艱苦樸素是革命傳統，全社會都視為光榮！
我說你錯了！貧窮光榮是特定時期的道德概念。當一個社會“向錢看”成為主流意識時，貧窮在多數人心目中就將成為可恥！
老徐沉默了一會說，我還是不能相信你的話。
出獄後我又被強留於勞改工廠。為著養家糊口，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點滴業餘時間，日夜忙碌。由於除了勉強會動動筆杆別無所長．而文稿和書稿盡管不斷調換筆名，寫的又都是些古代曆史內容，還是屢屢遭禁，四處碰壁，直到老徐出獄，我依然沒有走出困境。老徐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和調整．先是讀書，後來就陸續寫了一點回憶的文章，同樣是屢屢遭禁，四處碰壁。但他的應對要比我從容瀟灑得多。有時我們見麵暢談，總還是圍繞我們共同愛好的文學，他極少提到那些不愉快的遭遇。看得出來，他的達觀，他的恬淡，是曆經沉浮榮辱、世事滄桑後正在努力追求的一種人生境界。一次我有意挑起在提籃橋討論過的那個話題，我說如今媒體提倡的是“能賺會花”，大款、大腕成了最時髦的稱呼，連小學生都在爭比誰家老爸最有錢，你難道還堅持“艱苦樸素”能被全社會視為光榮的觀點嗎？
老徐承認這的確出乎他的意料，繼而輕鬆地笑笑說，那又怎麽樣呢？孔子有個得意門生叫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我們不是還可以學學這位被尊為“複聖”的顏回嗎？不管別人如何評論，隻顧自得其樂，自己給自己找快樂！
他這樣說時，又讓我看到了當年那個輕盈從容的老徐，縱然廉頗已老，卻多了幾分通透和練達。
不過老徐也有不通透、不練達的時候，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道歉，有兩次還是在公眾場合。因為在他看來，我的長達十七年的監禁半監禁生活，是由於我去聯絡站“避難”他收留了我，繼而又推薦我進寫作組及輔導王洪文學馬列導致的。聽得多了，我就沒有好氣地說你煩不煩呀，再說我捂耳朵啦！
徐景賢
其實在我內心一直是非常感激老徐的，尤其是現在。第一，他當時收留、推薦我都是出於好心，人非神仙，誰知未來！第二，即使我後來的曲折和坎坷，對我感悟人生、觀察曆史也大有裨益，並非一定就是不幸。更何況人生本多彩，我後半生的經曆也許還是可遇不可求的呢！我的“放不開”不在這些。數十年來一以貫之地實際上剝奪了我作為公民應該享有的發表作品的權利，這才是我最感痛苦的。寫作是我終生愛好，不能寫作，我的殘生還有什麽意義呢？
1997年10月間，上海永樂電影電視公司兩位製片人來找我商談，想要把我的一部舊作長篇小說《墮民》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我馬上想到了老徐。早在60年代，他就做過電影《年青的一代》的編劇，寫電視劇本在他也該是駕輕就熟的事。跑去一商量，他果然一口答應。這使我非常高興，馬上與製片人簽下了出讓改編權的協議。小說所描寫的“墮民”是江浙一帶特有的被自由民視之為天生的“賤胎”，因而可以公然百般淩辱的一些單獨聚集的群體。其來源眾說紛紜，魯迅先生則以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樂皇帝的忠臣義士”的後裔。從題材說，是從明代至民國的一段古老的曆史，該不會有什麽禁忌。但為著避免麻煩，我與老徐還是小心翼翼地都用了無人知曉的筆名。
連續劇於第二年春夏在浙江橫店開拍，投資四百萬已拍到四分之三，忽然飛下一紙禁拍令，原因是由於按我與兩位製片人簽下的協議，片頭將出現“根據莫莠小說改編”字樣，“莫莠”是我少年時代的一個筆名，後來已經無人知曉。但無所不能的有關部門卻已查出，“莫莠”就是“蕭木”！
數百萬投資將付諸東流，而尚蒙在鼓裏的劇組一兩百個演職人員還在橫店冒著高溫日夜奮戰。一旦宣布禁拍令後果很難預料。兩位製片人星夜趕回上海，與永樂總經理一起向下禁令的有關部門苦苦懇求無效，兩人又不得不來向我哀求，說無論如何要“救救”他們，而“救”的唯一辦法，就是我“自願”放棄署名權。我沉默久久，看著滿頭汗水、一臉惶恐的兩位年輕人，隻好說：對不起，是我害苦了你們！
據說這部名為《苦藤》的電視連續劇後來還是拍成的，但因我又簽了一份“自願”放棄署名權的新協議，所以它與我這個原作者已毫無關係。我不知道中國電視史上還有沒有第二個這樣的案例！
我把這個消息告訴老徐，他起先也很吃驚，隨後就作了一番自我調侃。他說在他們看來，我和你也都成了“墮民”，連次等公民也算不上。墮民就墮民吧。墮民不也還是“民”嗎？有個“民”做做，照樣可以活得很自在！
但再後來，老徐卻實在已很難“自在”得起來。除了經濟的窘迫，還有偏頭痛、冠心病和老胃病等疾病的折磨。背也越來越佝僂，漸漸地，走路單用拐杖已不夠，還得加上有人攙扶。前年秋、冬，內耳長了個膽脂瘤破壞了平衡功能，一站立就天旋地轉，不得不先後開了兩次刀。我因已搬到浦東居住，離他家頗遠，隻好在他每回手術前連夜用電話向他說上幾句寬慰話。傳來的總是他朗朗的回答聲：放心吧！我在學做少先隊員呢——時刻準備著；不過不是為共產主義，而是為自己健康，哈哈！
左一蕭木、左四徐景賢
最難忘的是最後一次相聚，2007年10月27日江灣濕地公園之遊。
這次遊園是朱永嘉發起的，他說他要盡點地主之誼，因為他的家就在離江灣不遠的複旦大學宿舍。那天雲淡風輕，空氣裏還殘留著桂子幽香。都是白發老人了，漫步在花木蔥籠的小徑裏，少不得指東點西說些濕地陳年掌故。有人提議去看看吳淞口，於是一步步沿石階而上。這時由蘊芳大姐攙扶著、加上一支塑料拐杖的老徐就顯出了艱難，另一邊亦需有人攙扶。我說你原來那根有四隻底腳的拐杖呢？用那一根走起來要穩當得多。他苦笑一聲說，讓小偷給順手牽羊嘍！眾人奇怪：難道那小偷也是老人？老徐喘著氣說，因為那根拐杖的杆子是金屬的，多少能賣幾個錢，換到一兩隻燒餅吧？想想也真是作孽！一番話，說得大家都沉默起來。
待登上江堤一望，隻見天水相連，碧波萬傾，激浪濺雪，一股天廣地闊的宏大氣勢便迎麵撲來。老徐依憑在水泥護牆前，興奮地用拐杖指畫著遠處。那煙波浩淼、水光雲影間，便是浦江、長江、東海“三水交匯”的奇觀。同行有位退休老船長，在一旁為我們逐個評點正在水麵“百舸爭流”的大小船隻，那充滿著愛的親切的語調，使我不由想起了一句成語：如數家珍。
老徐望著遠處起落不停的波濤，緩緩吟出了一句詩：“曾經滄海難為水……”
我接口說：“除卻巫山不是雲。”
老徐忽而轉過頭來說，大概是1972年春夏吧？你同我一起去北京開會，回來路過南京，許世友請我們暫留一宿，遊覽長江。在江上我向他們介紹說，你在50年代寫過一篇小說：《長江的主人》……你還記得嗎？
我說印象已經很模糊。
老徐說蕭木啊，我還是勸你放開些。你那篇小說的題目就出得好：“長江的主人”！當年你提出要做長江的主人，現在老了，做不得長江的主人，那就做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吧！
是夜，我在燈下填了一闋小詞，準備贈給老徐，以記此遊——
佇望吳淞口贈友
調寄《滿江紅》
三水奔集，天作合，胥濤競立。極目望，李仙白帝。蘇哲赤璧。金粉六朝隨波去，辭賦百代風流客。正清秋，桂子送幽香，雲戲鷸。
當年事，渾莫識；眼前酒，已斟溢。且散發弄棹，西斜紅日。舉杯酹江發浩歌，點評今古中流楫。唯休說。暮鴉繞烏台、伊人泣。
萬萬沒有想到，詞初成而人已去，公園之遊竟成永別！
10月31日傍晚七時許，電話響了，是陳冀德顫抖的聲音：老徐走了！今天下午4時30分，可能是因勞累而心髒病突發。從發病到心髒停止跳動，不到半小時。
四天前，我們不是還一起遊濕地公園嗎？僅僅相隔96小時呀，我怎麽也不敢相信！啊，叫我怎麽能相信、又怎麽肯相信呢？
這些天來，為著排遣傷痛，我隨意翻讀著《列子》，其中有篇《天瑞》，說古人把死人稱之為“歸人”——
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人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
真的，人都有一死，就像人都應該回家一樣，正常得很。我們生為“行人”，怎麽能一直漂遊在外有家不歸呢？那不成了“狂蕩之人”了嗎？老徐從“行人”轉化為“歸人”僅僅用了不到30分鍾時間，這對他自己，對家人，未嚐不是一種幸福——我這樣邊讀邊想，以安慰自己。
西諺雲：一棵樹倒了方可測量。老徐如今倒了，他不僅自願接受人們的測量，而且還有足夠的勇氣，自願接受醫學工作者用無情的手術刀按照嚴格的科學要求解剖、切片，放到顯微鏡下仔細觀察、檢驗。在生理肌體上，自然會檢查出一些被病菌侵蝕的病變組織，但在心理功能上．我敢說即使在顯微鏡下放大千萬倍，縱然能發現盲從，發現錯失，但決不可能發現專橫、貪婪、欺詐一類“心理因子”。對比時下的官場，我為我有這樣一位老友感到驕傲！
其實在我看來，老徐不僅向國家捐獻了他的有形的“生理遺體”，按照馬克思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一經典定義，他同時還為後人留下了一具無形的“社會遺體”。如果不是用情緒化以至妖魔化的所謂革命大批判，而是用真正科學的曆史觀，實事求是地對他的“社會遺體”同樣來作一番解剖、切片，分析、研究，那麽我相信，一定會在人們麵前呈現出一部活生生的曆史；它既是整部大曆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人們觀察整部大曆史的一個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