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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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線圖
以下文字據2016年9月10日三聯書店裏的“大學公開課”現場實錄整理。主講人劉統，1951年生，先後畢業於山東大學、複旦大學，曆史學博士。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現代史、中國軍事史研究。
劉統說，現在談起長征，主要是從曆史傳統講的，一般都是高度讚揚長征是一部英雄的史詩。其實紅軍長征在曆史上首先是一場迫不得已的戰略轉移。毛澤東在1958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有許多是談到長征的，他說：不是我們自己要走兩萬五千裏，你沒事了，想散步，想散那麽長?那都是蔣委員長逼著我們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陝北。
紅軍為什麽長征?長征的路線又是怎麽決策出來的?長征期間共產黨又經曆了什麽樣的曆練?劉統的這個講座，為我們做了一個詳細的梳理，文章雖長，但是非常值得一讀。
長征為何繞來繞去
長征開始的時候，當時是博古、李德、周恩來當家，他們采取的行動就是大搬家、大逃跑。紅軍經過湘江之戰之後，一下損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層內部開始了爭論，毛澤東利用這個時機，策劃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的結果是改變了中央的最高決策層，博古、李德下來，張聞天、毛澤東上位，形成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的新的三人領導機構。
在毛澤東重新回到決策層之後，紅軍長征的方式有了變化，開始變得機動靈活，於是就有了所謂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線彎彎曲曲、繞來繞去，就是為了避戰，因為毛澤東心裏非常清楚，這支走了幾千裏地的紅軍隊伍已經是精疲力竭，沒有戰鬥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軍覆沒。沒有紅軍了，還談什麽革命?毛澤東當時在中央軍、川軍、黔軍、滇軍的夾縫裏求生存，所以行軍路線才會那樣地繞來繞去。就在毛澤東和紅一方麵軍最困難的時候，突然接到雪山那邊的電報，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麵軍渡過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塊根據地，等著中央和紅一方麵軍會合。對紅一方麵軍來說，這是絕處逢生，疲憊之師一下鼓足了勇氣，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1935年5月一、四方麵軍終於在川西北會師了。
走了一萬多裏地的紅一方麵軍隻剩下兩萬多人，衣衫襤褸，骨瘦如柴，受到了紅四方麵軍八萬多人兄弟般的迎接，當時心情是非常激動的，紅四方麵軍的同誌拿出了糧食、皮襖等各種各樣的禮物來慰問紅一方麵軍，使紅一方麵軍的同誌覺得非常溫暖，大家都感覺到這是長征中的一大勝利，好像是過節一樣。
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
但是毛澤東說，一、四方麵軍會師之後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別人都那麽高興，怎麽成了毛澤東最黑暗的時刻呢?因為毛澤東遇見了黨內最強勁的對手張國燾，張國燾當時依仗著在黨內的資曆和權威，最重要的是他手裏的人、槍比中央和紅一方麵軍還要多得多。張國燾在會師之後提出，兩大主力會師應該統一組織、統一指揮。對不對?完全對。問題是誰指揮誰?張國燾說，當然我指揮你了，你們還剩下幾個人了?毛澤東就躲避、回避這個問題，不肯把權力交給張國燾，於是張國燾就攤牌了，不解決組織問題，我就不走，看你怎麽辦?
中央對張國燾束手無策，為了解決組織問題和權力分配的問題，中央和張國燾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兩個月，在這兩個月裏紅軍消耗盡了當地所有的糧食，當時全軍處於饑餓之中。在這個關鍵時刻，張聞天表示實在不行就把總書記讓給張國燾，但是毛澤東堅決不同意。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方案，“寧可讓出總政委，不能讓出總書記”，張國燾想指揮紅軍咱們就讓他當總政委，但是總政委也得聽政治局的。這樣的話，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爾蓋會議，決定改組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張國燾擔任了紅軍總政委。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之後，他的權力欲望得到了滿足。
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來，咱們要北上，過草地。毛澤東又生一計，說草地人煙都沒有，糧食也沒有，十萬大軍哪兒能一塊行動呢?咱們還是兵分兩路吧，於是毛澤東就提出，中央還有紅一方麵軍的一、三軍團跟著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的紅四方麵軍，三個軍組成右路軍，從毛爾蓋北上;讓朱德和劉伯承陪著張國燾組成左路軍，從阿壩北上。張國燾也不知道是計策，於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澤東馬上就分家，催著徐向前、陳昌浩趕緊過草地。
▲ 若爾蓋草地
草地是當時從鬆潘到若爾蓋的一大片沼澤區，紅軍為什麽要過草地?明明知道草地是死亡之地，為什麽還要從那兒走?沒人想過草地，紅軍一開始的願望當時是打開鬆潘城，當時想按照我們今天的路線，從鬆潘過草地，從鬆潘到九寨溝，上了雪寶頂，就到了今天秦嶺的通道了。
原來中央想的是挺好的，從鬆潘過草地。但是鬆潘城是川西北的軍事要塞，城牆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後修的，到今天城牆還非常堅固。守城的就是國民黨嫡係部隊的著名將領胡宗南，胡宗南當時率領一個師在守鬆潘城，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在徐向前指揮下，聯合進攻鬆潘城，結果沒想到胡宗南堅守不退。紅軍長征的時候翻山越嶺，把所有的炮都扔光了，就剩下輕武器，這個鬆潘城，這麽厚的城牆怎麽爬得上去?結果紅軍就包圍鬆潘城，盼著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後一直餓到鬆潘城裏麵的糧食都沒有了，胡宗南一天隻讓他的士兵喝一頓稀粥，也還是堅持不退。紅軍一看沒辦法了，鬆潘打不下來了，九寨溝、黃龍都過不去了，沒辦法才調頭轉向了草地。
紅軍的右路軍在徐向前、陳昌浩的率領之下，當時中央機關跟著右路軍一起過草地。過草地，在紅軍長征曆史上是最悲慘的一幕。我們看當年的記載，紅軍右路軍過草地一共走了七天，怎麽能造成那麽大量的死亡?今天去草地一看，那個地方真是風景如畫，但是在紅軍長征所有親曆者的回憶錄裏，沒有一個人寫到景色，寫的都是饑餓和痛苦。我們現在氣候轉暖，草地中的沼澤地大量消失，都變成幹地了，但是當年紅軍過草地的時候，這個地方氣溫還非常低，植被非常茂盛，濕地非常的大。所以紅軍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我們今天去旅遊，到若爾蓋草地一看，到處像一片綠毯一樣，一望無邊的大草地，真美啊，但是人人都有高原反應，頭疼欲裂、惡心、頭暈得厲害。車繼續往前開，開到了海拔2500米的拉卜楞寺，大夥兒的高原病一下都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草地的海拔高度，在那麽缺氧的情況下，紅軍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兒!
第二，草地晝夜溫差非常大，氣候變化無常，白天陽光普照，但是一會兒烏雲來了就是一陣冰雹，狂風暴雨，讓人找不著東南西北。紅軍在草地的七天中，整整五天是露營。你想，他們走了一整天，晚上又高原缺氧又低溫又饑餓，露營的時候，突然來一場狂風暴雨，冰雹打在身上，暴雨打在身上，簡直是痛苦不堪。
在草地露營，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點起一堆柴火來，就能活過這一夜，要是點不起這一堆柴火來，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凍死。很多人就是這樣被凍死的。所以當時紅軍這些幹部說，就是拚著徒步走，我也得讓我的馬馱上二三十斤幹柴，這樣我露營的時候才能點起篝火來。但是，點篝火也非常不容易，讀紅軍寫的回憶錄，像羅榮桓這樣的大學生知識分子，紅軍總政治部的幹部，晚上露營的時候點火，別的工農幹部都會吹火，一會兒把一堆火吹著了，結果這些知識分子到這個時候反而顯得非常笨拙，吹得一臉的黑煙，火就是點不起來，比別人要晚一兩個鍾頭，他們才拚命點著這堆火。可見在草地那個環境，人最原始的野外生存能力勝過任何知識，什麽學曆、什麽知識到那兒都不管用，先學會點火。
第三，就是饑餓。我們知道兩個月的時間，紅軍在川西北消耗盡了幾乎所有藏族的糧食，過草地的時候，每個人也就背著一口袋，幾斤糧食。沒想到過草地就是七天，結果絕大多數人都斷糧了。在那些夜晚，能夠煮一些糌粑糊糊、青稞糊糊，都是最好的享受。缺氧、低溫、饑餓、高原，這些對紅軍來說都是無形的殺手。紅軍怎麽能夠在這些沼澤地裏一步一步地邁過去?有很多同誌當時就是憑那麽一口氣，這口氣一鬆，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來了。我們也是夏天到的草地，開著吉普車，下來以後在草地上感受感受，在開車的過程中還遇到幾次暴雨、冰雹，我們就想到當年那些穿著單薄、破爛的衣服，風餐露宿的紅軍，他們過著什麽樣的日子。
有一次張愛萍的女兒張小愛跟著一群紅二代去考察，過草地之後，有人就問張小愛，如果當年你跟紅軍一起過草地，你會怎麽樣?張小愛非常認真地說，我一定死了，一定活不成，因為我感到沒有那麽堅強的意誌，能讓我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由此可以想見，對過草地，紅軍的回憶都是非常痛苦的，當時是非常饑餓難熬的。好不容易出了草地，到了若爾蓋的巴西，紅軍終於住進了房子，像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他們這些人住進了喇叭廟，普通的紅軍戰士能有牛屎房子住就很滿意了。住在房子裏的感覺真好啊，比露營不知道好到哪裏去!
▲ 草地行軍(黃鎮畫)
“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這個時候，毛澤東催著張國燾趕快率領左路軍北上。說句老實話，張國燾那會兒非常猶豫，因為在草地的時候還不知道陝北有劉誌丹呢，隊伍往哪兒去呢?中央當時說，張總政委帶隊伍北上，我們去川陝甘建立一個新的蘇區。張國燾想，怎麽建川陝甘呢，你們這幫留蘇的不就是想往往蘇聯跑嗎?我這幾萬人都是四川兵，我帶他們去黃土高原他們能跟著我走嗎?結果張國燾一猶豫，阿壩一帶突然天降暴雨，連續下了幾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沒有河流，阿壩地區變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兒深不知道哪兒淺。張國燾一看，這怎麽過去呢，糧食又快沒了。張國燾下定決心，召集紅四方麵軍的幹部開會、講話，張國燾振臂一呼，我們不北上，我們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張國燾手下的四川兵一聽說要回老家，一個個歡呼跳躍。後來說這是錯誤路線，但是當時紅四上上下下都讚成。
結果張國燾就給中央發了一封電報，說現在茫茫草地過不來了，糧食又沒有了，痛苦如死，幹脆我們南下吧。毛澤東一聽，焦急萬分，連續給張國燾發長電報，國燾，你一定要執行政治局的決議，一定要北上。在這個關鍵時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葉劍英參謀長從徐向前、陳昌浩的前敵司令部跑回來，向毛澤東報告了一個秘密，說張國燾給陳昌浩政委發了一封密電，上麵寫著：“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封密電是草地分裂的一個關鍵，這封電報究竟有沒有，從哪兒來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張國燾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當著張國燾的麵說，電報上寫著，“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草地分裂所有的證據都是張國燾的這封密電，依據的是毛澤東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建國後80年代修戰史，我們就找這封密電。到中央檔案館找所有的電報，在那麽艱苦的年代，中央的電報一封都沒丟，當時在草地、雪山那麽困難的情況下，盡量地節約紙，用這麽窄的一條一條的紙，用最小的字在上麵寫電報原稿，粘貼在一個本子上。一條一條的電報都在，唯獨就沒有9月9日的所謂密電。這些話，毛澤東在的時候，沒人提出異議。
後來葉帥也沒了，徐帥多活了幾年。到了1988年，徐帥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個談話，說沒有這封電報，我沒看見過。結果這引起了軒然大波，紅四方麵軍的幹部都說沒有，紅一方麵軍的幹部都說有。誰見過?誰也沒見過。這個時候出來了一個幫倒忙的少將，叫呂黎平。呂黎平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他在這裏偽造了一封張國燾密電的全文，說張國燾這封電報是他當年在紅軍總部看見的，上麵寫著：“餘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陝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如果中央北上，不同意南下……武力解決中央……”不用別人看，這封電報我一看都知道是偽造的，因為張國燾在給中央的電報裏，從來都是“弟如何如何”，從來不會說“餘如何如何”，張國燾電文裏麵沒有一封稱“餘”的，都是“弟怎麽樣”，“兄長們你們認為如何如何”。第二，黨的電報是有級別的，最低級的叫“秘密”，然後叫“機密”，然後叫“絕密”，最高的一層叫“指人譯”，指定人翻譯。指人譯的電報誰有電碼本呢?就是張國燾有一個，陳昌浩有一個，他們兩個人才能互譯電報。葉帥能看見密電?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堆電碼，根本譯不出來。張國燾當年的電台主任，後來在湖北省當副省長叫宋侃夫，宋侃夫就教訓呂黎平，“你懂不懂紅軍的規矩，紅軍的電報機要室是你這樣的小兵能進去的嗎?這些電報你還能背得出來啊?”所以這個賬越弄越糊塗。
我們不糾纏這些問題，我們隻看結果。在那一天、那個時刻，毛澤東絕對相信有這回事。毛澤東就讓葉劍英先回去，裝做什麽事情都沒發生，毛澤東抱著最後的希望去爭取徐向前和陳昌浩。他問陳昌浩，昌浩同誌，你覺得我們是應該北上，還是應該南下呀?陳昌浩是“二十八個半”，是張國燾最得力的幹將。陳昌浩就說，主席，總政委指揮紅軍，我們就得服從總政委，至於總政委和政治局有什麽事兒，我們也管不了。把毛澤東一個釘子碰回過去了。毛澤東再找到徐向前，說，向前同誌，你認我們這個事兒怎麽辦呢?徐向前說得很委婉，主席，兩大紅軍主力會師了，就別再分開了!徐向前還是要南下。毛澤東在徐向前、陳昌浩那兒碰了兩個釘子。
回來怎麽辦?毛澤東一咬牙，想了一個下策，半夜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先開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陳昌浩敢不跟著中央走?這樣當天夜裏中央機關，還有一、三軍團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過就走了20裏地，天亮就宿營了。天一亮，紅四方麵軍的前哨就打電話到徐向前、陳昌浩的司令部，說中央扔下我們先逃跑了，我們追不追，怎麽辦?陳昌浩破口大罵，中央怎麽背信棄義，扔下我們，不要我們了!徐向前說，算了，讓他們走吧，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當時紅四參謀長李特咽不下這口氣，李特說，我去，我把四方麵軍的同誌都追回來。於是李特帶上了幾十個騎兵，騎著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後，就高喊，說四方麵軍同誌跟我回去，不要跟著這些人北上逃跑!結果彭德懷大罵，斃了你這個混蛋，李特跟彭德懷差點就打起來了。在這個關鍵時刻，洋顧問李德起到了關鍵作用，他一把摟住李特，讓李特抽不出槍來。毛澤東就對李特說，別吵了，別吵了，你們不願意跟我們走，你們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訴你，南下是絕路，隻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後，跟著毛澤東北上的紅四方麵軍的機關幹部、紅軍大學裏的學員全都和李特回去了，這就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八萬紅四方麵軍，沒有一個人跟他走，而且還把朱德、劉伯承和五軍團、九軍團扔在了張國燾的左路軍。這個時候張國燾有九萬人，毛澤東是一萬人，你說誰能成氣候?但是毛澤東沒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價，也得帶著隊伍北上。
▲ 俄界會議會址
當時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個藏族小村子，開了一個會。俄界會議就是在這個地洞裏開的。當時毛澤東非常得憤怒、傷心，說我們黨內又出現了危機，分裂的人就是張國燾、陳昌浩，他們現在不聽中央的，怎麽辦?我們還是得北上，我們先要通過一個關於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決議，但是這個決議隻傳達到中央委員，對下邊的幹部要嚴格保密。
這次俄界的會議上，毛澤東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員覺得，還是要堅持北上，去尋找出路，於是他們就進入了甘肅。第一個障礙就是甘肅和四川的交界——臘子口。臘子口現在因為開了公路，把山劈開了，當年的臘子口是很窄很窄的一個峽穀，甘肅的軍閥設了一圈碉堡在那兒，紅軍正麵攻不動，紅軍的先頭部隊找人攀岩，爬上了高山，繞到了臘子口的背後，向甘肅的軍隊發起了攻擊。這一夾擊，把甘肅的軍隊打跑了，於是紅軍就突破了天險臘子口，進入甘肅之後，又爬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叫鐵梁子。
我們去臘子口的時候，是從甘肅方向走下山路去的鐵梁子，到臘子口看一看。這個下山子路，我們的吉普車都開了半個小時，回程的時候吉普車往山上開，我在想，從草地出來餓成鬼的紅軍，當時是怎麽有力氣爬上了臘子山，爬到了鐵梁子的山頂的?到了隴東高原，就到了一個回族人的小鎮子，吳起鎮。黃鎮到了吳起鎮就畫了一幅畫，出了番民區域，終於見到漢人了，真是高興極了!語言通了，開始有老百姓跟他們說話了。
結果紅軍來到一個小鎮子——哈達鋪。我前些年去哈達鋪，這個地方是甘肅甘南特產當歸的集散地，我們知道甘肅出中藥當歸，哈達鋪是當歸的交易中心，明清古街上的一百多家店鋪都是做當歸生意的，所以這個鎮子比較有錢。紅軍到了這個地方，終於有飯吃了，花錢，殺雞、宰羊，吃頓飽飯，在草地真是餓壞了。紅軍政治部給戰士發了一個大洋，讓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飽。鄧小平等人的回憶錄裏說，坐在回族人家裏的炕上，奇怪這個炕怎麽燙屁股，這麽暖和?弄了半天這是北方人的炕，在炕上美美地吃了一頓辣子雞丁，真是解饞。
我到哈達鋪的鎮子上，他們當地的特產是鍋盔，這麽厚這麽圓的大燒餅，一斤一個。當年的小戰士到處買吃的。一個小戰士一下吃了三個鍋盔，吃完三個鍋盔以後不能動了，這怎麽辦?問連長。連長說，你一口水也不許喝，今天晚上不許睡覺，就在院子裏給我走，走到什麽時候消化下去了再說。這個小戰士聽了話，最重要的是沒喝水，就沒有脹死。總供給部部長林伯渠，終於可以買到糧食了，那匹戰馬跟著他走了兩萬多裏地，過草地餓得皮包骨頭了，林老說，我得好好犒勞犒勞我的馬。買了一口袋麥子，20多斤。這個馬餓的，把麥子全吃完了，當天晚上就撐死了。
紅軍到了哈達鋪，有了飯吃，毛澤東最著急的是看報紙。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幾個月，報紙都看不著，也不知道外邊是什麽情況，於是就讓紅軍戰士砸開了小郵局，把小郵局裏邊的《大公報》、《民國日報》搬出來，各位領導每人分一摞報紙，分頭看。就在哈達鋪這兒，毛澤東、張聞天、葉劍英他們終於看到了報紙上有陝北蘇區和劉誌丹的消息，葉帥當時非常高興，跟彭德懷說，老彭你看，陝北有蘇區、有紅軍啊!彭德懷看也不看，把報紙抓過來，找毛澤東匯報去了。葉帥心裏就想，這個老彭是個粗人，但他粗中有細，他搶功的動作比我快多了!
▲哈達鋪郵局
走到了哈達鋪，毛澤東和中央才知道有陝北，有劉誌丹，這就叫“行百裏者半九十”，不走到這兒就不知道希望在哪裏。當時非常痛苦的毛澤東，到了哈達鋪終於看到了隊伍的歸宿和落腳點。他把隊伍集合起來，搞整編，把一、三軍團合並整編成“陝甘支隊”，帶著不到萬人的隊伍，翻過六盤山去陝北跟劉誌丹會合。
陝北在這個時候呢，也處在一個麻煩之中。陝北原來是劉誌丹的地盤，劉誌丹帶著高崗、習仲勳在陝北的幾個縣開辟了一塊根據地，過了沒多久，鄂豫皖的紅二十五軍，最先長征到達了陝北，軍長是徐海東，政委是程子華。二十五軍到了陝北之後，看陝北這些人不順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來，肅反。他們說陝北紅軍的成分很複雜，於是政治保衛局就把劉誌丹、高崗、習仲勳他們都抓起來了，當時劉誌丹他們都覺得自己馬上就快完了。
軍長徐海東是工人出身，原來是燒窯的，非常淳樸，他跟程子華也在當地的國民黨報紙上看到了，說毛澤東餘部正在向陝北行進，如何如何。徐海東就跟程子華政委說，中央快來了，咱們去接中央去吧!程子華就猶豫，你說中央現在也不知道到哪兒了，咱們要是挪動了，咱們這塊地盤都保不住了，還是等著中央來聯絡咱們吧。徐海東一想，也就這樣吧。有一天，徐海東跟楊虎城的部隊正在作戰，突然來了一匹馬，一個通訊員，說軍長、軍長，中央已經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著你去。徐海東一聽，中央來了，仗也不打了，騎著馬跑了六十多裏的山路，最後在一個破窯洞裏見到了毛澤東。徐海東說，毛澤東當時麵色又灰又黃，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爛爛，補丁摞補丁，但是一見到徐海東，激動得緊緊地握住徐海東的手，說，海東同誌你來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們終於到家了!徐海東就說，中央對我有什麽指示?毛澤東想了想說，能不能先給我們點錢，我們太窮了。徐海東毫不猶豫，把紅二十五軍大部分的軍費七千大洋，全部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非常的感動，第一，徐海東不是他的部下，是張國燾的部下，但是主動地來接中央，表現了他對中央的忠誠;第二，徐海東絲毫不搞本位主義，把他手裏的錢毫無保留地送給了中央，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澤東後來感動地說，海東同誌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東在抗戰後期得了肺病，於是退出了領導崗位，整個解放戰爭他都沒有參加，都在大連的蘇聯紅軍療養院養病，解放後繼續養病，到了1955年授銜，毛澤東特地關照徐海東，授予大將軍銜，排名第二，僅次於在職的粟裕總參謀長。元帥和大將不是按姓氏筆畫排序，每一個位置都有特殊的定義，徐海東大將排名第二。徐海東自己真是過意不去，他給主席寫了封信，說主席，我這麽多年都沒工作了，授我大將太高了，我受之有愧。毛澤東說，海東同誌，授你大將，不高也不低，正好。徐海東被授予大將以後繼續養病，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裏多少人受到了衝擊，徐海東因為是高崗、劉誌丹的老同事，所以也受到了冷落。1969年3月，在北京召開中共“九大”，中共九大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時期召開的代表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不正常的代表大會，絕大多數的中央委員都被打倒了，都靠邊了，一大批造反派、工農兵進入了九大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但是在“九大”開幕的前一天下午，毛澤東突然想到了徐海東，於是說，邀請徐海東同誌來出席“九大”的開幕式，“九大”的主席台上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幕，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團成員就了位，有一位代表坐著輪椅，帶著氧氣瓶，坐在主席台的過道上，這一位就是徐海東。誰說毛澤東隻會整人?毛澤東很有感恩之心，徐海東陝北會師，他是終生銘記的。
毛澤東帶著隊伍北上了，張國燾根本就不在乎，你們不就一萬人嗎，能成什麽氣候?命令徐向前、陳昌浩率部南下，又過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會合，再商量下一步怎麽辦。卓木碉在哪兒呢?地圖上沒這個名字，有一年我跟著四川的同誌到了馬爾康，找黨史辦的同誌說，你領我們到卓木碉看看。開著車從馬爾康出來走國道，走了幾十公裏，到了一個叫鬆崗的地方，我說難怪卓木碉會議又叫鬆崗會議。到鬆崗以後離開國道，轉彎進簡易沙石公路，又走了幾十公裏，到了一個藏族鄉叫“腳木足”，藏語一念叫“卓木碉”，於是寫了三個字叫卓木碉，其實地圖上是腳木足。再往裏開就是土路了，蜿蜿蜒蜒地開到了一個寨子叫白沙寨，白沙寨有一個清朝的碉房。從白沙寨子再順著土路往山頂上開，山頂上有一個喇嘛廟，這喇嘛廟剛剛修葺一新，但是沒掛文物牌子。我跟喇嘛說，老師傅，我是紅軍的後代，重走長征路來啦。喇嘛冷笑地一說，你是張國燾的後代吧。
就在這個喇嘛廟裏，張國燾召開了另立中央的會議，宣布開除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中共黨籍，他另立中央。這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動。張國燾自己擬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還有中央軍事委員會。在這次卓木碉會議上，紅四的幹部是一致擁護，而且大罵中央。我們說紅四的幹部在這一天是欠了中央一筆賬。當時在張國燾的淫威之下，左路軍的紅軍幹部紛紛倒戈，這些倒戈的人，毛澤東都把他們記錄在案。在場能夠堅持立場的隻有朱德、劉伯承和董振堂三個人，這三個人是能載入史冊的。朱老總當時氣急了，一看張國燾人多勢眾，他也不能跟張國燾翻臉，隻能說，國燾你這個不能幹啊，我們朱毛是分不開的。張國燾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幹將，特別要指出兩個人，一個李特、一個黃超，他們兩個人罵朱德，你個老烏龜，給我滾!朱德說，是中央派我到這兒來的，我就不走!張國燾當時成立了第二中央，給陝北發了一封電報，我這兒叫中央了，你們那兒叫中共中央北方局，聽我的指揮。電報到了陝北，毛澤東、張聞天氣得發抖，但是束手無策，誰讓人家人多槍多呢。毛澤東咬著牙，總結出了一句話：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
結果張國燾南下失敗了。張國燾帶著隊伍又衝出了二郎山，想進入成都平原。川軍他們，你要是路過，就放你一馬，像在瀘定橋，紅軍過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來搶地盤，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團結的川軍也團結了，於是川軍在二郎山的出口，寶興、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張國燾軍隊戰鬥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說，雙方拿大刀拚了個你死我活。但是紅四方麵軍打敗了，因為紅四方麵軍在草地也餓壞了，沒有戰鬥力了。張國燾被迫把隊伍又拉回了川西北，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這時候張國燾就茫然了，怎麽辦呢?跟陝北都翻臉了，我這兒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現在哪兒也去不了了，該怎麽辦呢?於是張國燾這個人，到這個時候就動搖了，後悔了，彷徨了。
對陝北中央來說，天賜良機的是，從蘇聯回來了一個人，林彪的堂兄林育英，當時化名叫張浩。因為紅一方麵軍從江西蘇區長征後一路翻山越嶺，跟上海失去了電報聯係，跟共產國際也就失去了聯係，中國共產黨到底怎麽回事?共產國際就派林育英回到中國來接關係，林育英把密碼本全背到腦子裏，裝成一個商人，從蘇聯進外蒙，從外蒙進內蒙，然後到了陝北瓦窯堡，見到了毛澤東、張聞天。毛澤東、張聞天一看蘇聯回來人了，簡直如獲至寶，於是跟林育英把他們與張國燾分裂鬥爭的情況都說了，請林育英幫一個忙，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調解一、四方麵軍的矛盾。林育英決定幫毛澤東、張聞天這個忙，於是發電報給張國燾，假稱是共產國際派來調解你們之間矛盾的，你們應該以團結為重如何如何。張國燾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國際，因為共產國際一說撤你，你就當不成中央了，那是有組織關係的。所以張國燾趕緊回電報說，兄弟也是急謀統一，我同意，把偽中央廢了，等著紅二方麵軍來之後，再一起北上會師。張浩(林育英)在這個關鍵時刻彌合一、四方麵軍的矛盾，調解了張國燾和中央的矛盾，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這樣的話，張國燾就等著紅二方麵軍來，再共同北上。紅二方麵軍是很特殊的隊伍，任弼時、蕭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賀龍會合了，原來他們還想堅持一段時間，但是後來聽說紅一、紅四都走了，他們也奉命長征，當時接的是張國燾的電報，讓他們和紅四方麵軍會合。紅二方麵軍就開始行動了，可怎麽走呢?從湖南進了貴州，走哪條路呢?到了黃平一帶，一個很偶然機會抓住了一個傳教士，這個傳教士是個英國出生的瑞士人，在鎮遠、黃平那一帶傳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複禮，紅軍抓住這個薄複禮太高興了，一肉票來了。抓住伯複禮以後，讓他給教會寫信，拿十萬大洋來贖。他當時大叫，我根本不值這些錢，你們殺了我算了，我們教會也沒有錢。紅軍就押著傳教士還有土豪行軍。我們說紅二方麵軍是一支很傳奇的隊伍，一路行軍，拿一條繩牽著土豪和傳教士，到了宿營地，中間商就來了談價錢，多少錢能放人?談完價錢以後再騎著馬找家主，家主拿錢來贖人，沒錢就繼續往前走。教會哪兒有錢，本來就艱苦的不得了。結果走到了黃平的舊州鎮，這兒有一個天主教堂，這個教堂裏居然發現了一張法文的貴州省全圖。所以說，傳教士來中國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們都有搜集情報的任務。比如說，看當地的礦產，看當地的基本情況，還要勘測、繪圖，那些傳教士一個個都跟百科學者似的。蕭克一看見這張貴州省全圖，非常高興，問誰懂法文?薄複禮說，我懂法文。蕭克說，你能不能幫我翻譯這張地圖。薄複禮在回憶錄中說，我看著蕭克的這張臉，他隻有20多歲，那麽年輕，為什麽要進行這樣的長途行軍呢?我覺得他們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們信仰上帝是一樣的，所以上帝讓我行善事兒，幫他這個忙。於是蕭克舉著油燈，薄複禮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蕭克在地圖上畫這些地名，幹了一宿，紅軍就有了這麽一張貴州省全圖。靠著這張地圖，紅二方麵軍走出了貴州，進入了雲南，最後再北上甘孜，跟紅四方麵軍會合。
▲ 薄複禮
薄複禮待遇就好轉了。到了昆明附近，蕭克和王震請他吃飯，說，我們經過這兩三個月考驗，發現你不是壞人，我們決定放你回去。其實贖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幾千大洋，付不了十萬大洋。薄複禮就和紅軍分手，紅軍從元謀一帶北上，薄複禮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後，他就變成英雄了，死裏逃生，回到英國他也到處做演講，教會給了他各種獎勵。但這個人真是一個死心眼，他就是愛中國，他又回來了，又回到貴州傳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國鎮壓反革命，所有的傳教士一律驅逐出境，薄複禮也被趕出了中國。他到老撾繼續傳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國。回到英國之後，他寫了一部書叫《上帝之手》，他在這部書裏，描寫了在紅二方麵軍長征的經過，薄複禮對紅軍可以說是充滿了尊敬。後來中法建交，黃鎮把這本書帶到中國，蕭克一看，這個人還活著呢，我一定要見他。差不多這個時候，薄複禮去世了，蕭克讓他秘書張國琦把這本書節譯出來。這本書肯定是節譯的，因為那本書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內容，寫他在痛苦的時候，在被囚禁的時候，上帝是怎麽救我的等等。節譯之後，蕭克作了一個很長的序。我去過黃平這個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給薄複禮做了一個塑像，感激他在長征中為紅二方麵軍做的貢獻。這是確實是一個很傳奇的事情。
▲ 薄複禮像
方向和路線決定一切
紅二、四方麵軍會師之後，再次北上。紅四方麵軍再次北上的時候，徐向前、陳昌浩和他們的部下充滿了苦澀心情，你看毛澤東帶著他的部下，過一次雪山，過一次草地，最先到達了陝北，他們還是正確路線;我們跟著張國燾北上，又南下回來了，再北上，我們過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兩倍的苦，還是錯誤路線。所以你看跟什麽人，結果真是不一樣。毛澤東後來總結了一句話，方向和路線是決定一切的，方向路線正確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但是如果方向路線錯了，再多的人、槍，你再努力，最後也無濟於事。
張國燾帶領著二、四方麵軍，第三次通過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麵軍終於在甘肅的會寧會師了。陳昌浩他們寫了一個熱情洋溢的會師詞，我們盼望著會師，眼睛都望穿了，我們就像犯了錯的孩子，現在又回到了母親的身邊。多誠摯的感情!長征的勝利會師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壯麗的一幕，一、二、四方麵軍經曆兩萬五千裏長征，最後終於在陝甘寧會師了，中國革命可以說取得了一個重大的勝利。
▲ 張國燾、毛澤東在陝北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最高興的是誰?是蔣介石。他心說你們三家到一塊了，很好，給我一個徹底消滅共產黨和紅軍的天賜良機。於是蔣介石趕緊調兵遣將，調集了50萬軍隊，把陝甘寧團團包圍，東邊閻錫山，南邊張學良、楊虎城、顧祝同、胡宗南，西南馬步青、馬步芳，西北馬鴻逵、馬鴻賓。蔣介石對將領們說，攘外必先安內，消滅了共產黨紅軍，我會帶你們抗日的!毛澤東知道這是滅頂之災，三大主力會師之後，紅軍一共還剩下8萬多人，要吃沒吃，要槍沒槍，基本上沒有戰鬥力了。毛澤東怎麽辦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澤東書信選集》從1936年10月到12月，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寫了17封信，一輩子的軟話都在這個時候說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嗬，隻要蔣先生停止內戰，我們紅軍都願意追隨蔣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蔣介石不為所動，他還不知道你共產黨是怎麽回事，非要消滅你不可。
毛澤東一看求和無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條出路，命令彭德懷指揮紅軍，打寧夏，叫寧夏戰役，又叫西征戰役。黨史上說，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先後進行了東征戰役和西征戰役，鞏固了陝甘寧根據地。我們開學術會的時候外國學者問我們，你們長征為了什麽呀?我說，為了北上抗日。外國人問，寧夏有日本人嗎，你們幹嗎去啊?我一下答不出來了。寧夏戰役當時就是打開一條從寧夏經內蒙去外蒙、去蘇聯的通道。實在不行，咱們帶著隊伍去蘇聯。但寧夏戰役剛一打，毛澤東就感覺到不行，這條路不能走，共產黨、紅軍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國了，那蔣介石不就一統天下了嗎?中國曆史還有共產黨什麽事兒?所以這條路不能走。
第二條路，派紅四方麵軍主力組成西路軍西征，開辟河西走廊。這個事情現在有很大的爭議，許多紅四粉在網上寫文章，說毛澤東就是要黑紅四方麵軍，特地把他們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張國燾的實力，他好掌大權。這種說法是非常陰謀論的。這個問題當年是雙方都有關係的，第一，毛澤東跟紅四方麵軍說，你們別來陝北，陝北根本養活不了你們這六萬多人，哪兒有那麽多糧食，你們還是在甘肅那兒開辟根據地吧。第二，徐向前、陳昌浩和一堆紅四的將領也不敢來陝北，怕來了以後路線鬥爭，算他們卓木碉會議的老賬。所以他們當時心裏也揣著個兔子。這個時候中央就下了一個命令，說你們組織西路軍，打通國際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遠方，而且還說蘇聯在新疆準備了機槍、武器等著你們去拿，你們執行西路軍的任務。當年紅四方麵軍一聽到這個任務以後興高采烈，好啊，我們到了新疆，接收了蘇聯武器，我們又是紅軍老大。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紅四非常快地執行這一任務，過了黃河一路向西，當時馬步芳隻有兩個師的兵力，才兩萬多人，哪抵得住六萬多紅四方麵軍啊，這個時候中央一個命令，停止前進，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既不許前進也不許後退。徐向前、陳昌浩非常不理解，從新疆拿了武器再回來不行嗎?不行，哪有武器給你們呀?蘇聯的武器是給盛世才的，當時蘇聯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勢力範圍，跟紅軍有什麽關係?讓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打開一塊地盤，建立一塊根據地，就是留一條後路，如果陝甘寧待不住了，可能中央還要去投奔徐、陳。這是中央和毛澤東預留的一塊活棋。
那麽這塊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籠絡張學良。張學良“九一八”丟了東北，讓全國人民臭罵，現在來陝北“剿共”，又讓全國人民臭罵，說張學良就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張學良也很痛苦，聽說紅軍到了陝北，他非常好奇，紅軍居然能走兩萬五千裏，他問手下，你們誰能這麽帶隊伍，我是沒這個本事。於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紅軍是什麽樣，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產黨秘密會麵。共產黨來的代表是周恩來和李克農，周一見到張學良，著實地把他捧了一頓，少帥真是年輕有才，您要領導抗日，我們共產黨紅軍都聽你的指揮雲雲。張學良一高興，跟紅軍結盟，第一，給紅軍十萬大洋，兩萬套棉衣棉褲，幫助部隊過冬，解決燃眉之急;第二，我們互通情報的，誰也不打誰，建立秘密渠道的聯係。
這樣中央又給自己做了一個眼，多了一條活路。這個時候蔣介石到西安督戰，領導各路軍馬準備向陝甘寧發起最後的攻擊，毛澤東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於是毛澤東、張聞天給張學良發了一封絕密的電報，說如果蔣介石要進攻，你和楊虎城給我們讓開一條縫，讓我們帶著紅軍從你們兩個人中間南下，過秦嶺，回徐海東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還待不住，我們再二次長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陳昌浩。所以你看毛澤東在當時是什麽打算都做了，什麽出路都想了，就是為了挽救即將被消滅的共產黨和紅軍。
張學良回封電報說，別著急，過幾天形勢可能還會有變化。什麽變化共產黨也不知道。於是張學良就去跟老蔣說，你看人家共產黨都求饒了，服軟了，接受你的改編了，把他們收編了不就完了嗎?蔣介石勃然大怒，你這個毛孩子，你懂什麽政治?把張學良臭罵了一頓。張學良少爺脾氣來了，好你個老頭子，不給我麵子，我整你!張學良一怒之下，他個人發動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把蔣介石扣留了，西安事變完全是張學良的個人行為，事先跟共產黨沒有任何聯係，而且共產黨做夢也想不到。結果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陝北瓦窯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歡呼，好啊，把蔣介石給抓起來了，張學良你就組織抗日政府，我們共產黨跟你合作，馬上派周恩來同誌騎馬去西安，商量成立國防新政府的大計，蔣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裏，楊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時誅之為上。殺!這是中共中央當時的真實心態，蔣介石把我們長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結果西安事變一發生，全國輿論一致聲討，張季鸞在《大公報》寫社論，現在國難當頭，日本人虎視眈眈，張、楊兩個軍閥還在搞政變，還想篡位，你們不是亂臣賊子，誰是?全國的輿論一致聲討，張、楊顯得非常孤立。過了三天，共產國際的指示來了，說蔣介石才能領導中國抗日，張學良絕對當不了中國抗日領袖，你們隻能聯蔣抗日，不能聯張抗日。張國燾在回憶錄裏寫了，說共產國際的電報一來，毛澤東氣急敗壞，在窯洞裏走來走去，說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來我們讓恩來那麽說，現在反過來說，我們不是反複無常嗎?事實證明，共產國際過去再錯，這次確實說對了，張學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還是得服從共產國際的指令，趕緊派人去追周恩來，把共產國際最新的情況通報給周恩來。
過了半個月，周恩來終於到了西安，張學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聽聽周恩來的主意。但是周恩來不跟他談，先去見蔣介石，說校長，我看您來了，隻要校長同意停止內戰，我們共產黨和紅軍都願意聽你的指揮，共同抗日。蔣介石也是狼狽不堪，被扣了半個月了，宋美齡和端納冒死從南京飛到了西安，見到蔣介石。宋美齡就說，你別“剿共”了，南京那邊盼著你死、等著搶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蔣介石怎麽辦?他得先脫身呐。於是他跟周恩來說，恩來，隻要你們聽我的話，我可以停止內戰。有了蔣介石這樣一個表態，宋美齡就召集周恩來和張學良開會，當今民族大義至上，我們國共兩黨捐棄前嫌，重新合作，聯合抗日。這樣的話，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絕對不像我們的電影裏演的那樣。
西安事變使陝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軍坑了。西路軍當時在張掖、武威這一帶，既不進也不退，待了將近三個月。這三個月是冬天，我們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遠看不見一個村子，地廣人稀，這是非常貧困、荒涼的地方。來了六萬紅軍，也是天天要吃飯，出現了跟在草地的時候一樣的問題，軍隊跟回民爭食。三個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兒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給占了。怎麽取暖?把回民種的樹都砍了當柴燒。你說回民能不憤怒嗎?而且，河西走廊是什麽地方?就是當年清末左宗棠大殺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帶，回民不管是什麽黨，隻要漢人搶我的房子、搶我的地，就跟他們拚命。馬步芳就集結起五六萬人，組成民團，跟西路軍開戰。西路軍在這兒耗了這麽多的時間，到了彈盡糧絕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體回民的仇視。這樣戰爭的結局就決定了。梨園口、高台這些慘烈的戰鬥，不是馬步芳的部隊和西路軍作戰，而是以馬步芳的部隊為骨幹，糾合了廣大的回民跟紅軍作戰。
▲ 西路軍路線圖
我到張掖去，跟當地黨史辦的同誌座談。黨史辦的同誌一看，北京的學者來了，準備好了講話稿，說官話。我說咱們都是搞曆史的，好不容易我來你們現場，你別說官話了，就跟我說說真實情況。他們說，哎呦，我爺爺說了，紅軍來了，把我們這兒禍害慘了，樹也砍了，房子也給拆了。當時回民跟西路軍作戰，那是父子齊上陣。紅軍都是步兵，回民來的都是騎兵，五六個紅軍才能打一個回民，好不容易把這個回民從馬上揪下來了，西路軍繳獲了上百匹馬，自己組織了騎兵團，跟馬家軍作戰。結果到了陣前，馬家軍一吹口哨，這些馬馱著紅軍都跑回人家陣地去了，馬都是人家的。最後西路軍敗的非常悲慘，徐向前、陳昌浩隻身逃回陝北，絕大部分紅軍都潰散了，就是李先念帶著400多人最後一直逃到了新疆，陳雲接應了他。
馬步青、馬步芳消滅了西路軍之後，最悲慘的就是西路軍的女戰士。馬步芳規定，把這些西路軍的女戰士都配給馬家軍，但是有一個條件，團長配團長，連長配連長，士兵配士兵，得門當戶對。當時西路軍婦女團團長王泉媛就配了馬家軍的一個團長，王泉媛是一個剛烈女子，寧死不從，動不動就拿剪刀，馬家軍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頓趕出門了。王泉媛一直從甘肅跑回井岡山的老家。但是，那麽多紅軍女戰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馬家軍，在當地有一個外號叫“共產婆”，隻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來的紅軍，共產婆。這些人嫁給了馬家軍，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隊到了西進新疆，到了青海、甘肅，別的地方搞一遍肅反，馬家軍住的地方搞三遍肅反，可以說是斬草除根。這些共產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誰讓你跟了馬家軍了，你為什麽不犧牲?那時候很“左”的。
▲ 王泉媛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錯案，當時我們複旦的一個學員去青海湟源縣當副縣長，負責平反冤假錯案，他說，我那兒最大的冤案就是共產婆。於是找找還有多少共產婆了，就剩下幾十人了，都已經七老八十了。可以說，從1936年西路軍失敗之後，這麽多年一直是處於政治和身體的雙重災難之中。有很多人最後平反了，每個月給她們40塊錢的生活費，一個一個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漢河就采訪她們，非常感動，寫了一部《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
那麽我們說，西路軍這麽悲慘，說明了什麽?幹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頭。因為當時西路軍承擔的任務是為中央預留一個後路，所以在那兒既不進也不退，等到西安事變解決，他們已經無路可退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西路軍的悲劇。
《紅軍長征記》中豐富的故事
紅軍長征有著非常豐富的故事，但是紅軍長征這種偉大的史詩，它是怎麽流傳下來的呢?這個首先我們要歸功於埃德加·斯諾。西安事變之前，斯諾就在張學良的承諾之下，秘密進入了陝北，毛澤東正好處在饑寒交迫的時候，一看來了一個美國人，非常的高興。當時就讓紅軍幹部盡可能的給他提供素材，每個同誌寫幾篇你的長征回憶錄，讓這個洋人帶走，到上海給我們化緣、募捐，這樣我們日子可以過得好一點兒。於是斯諾所到之處，我們都給他提供材料、提供采訪，斯諾把這些材料寫成了他的《西行漫記》的素材。但是斯諾隻是采訪了一部分內容，斯諾走了之後，紅軍收集了這麽多的回憶錄，幾百篇的稿子怎麽辦?當時是馮雪峰要從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麵就把長征的這些回憶錄手抄了幾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讓馮雪峰帶到了上海。原本是準備交給魯迅的，結果魯迅去世了，就交給了一個書商。這個書商就把這個抄本秘密地保存下來了。這些長征回憶錄雖然寫好了，但是因為國共合作，所以不能編輯，也不能出版，裏麵寫的好多是蔣該死如何如何。畢竟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當時紅軍政治部的宣傳部部長徐夢秋，受毛澤東的委托，編輯這些稿子，徐夢秋和丁玲、徐特立他們幾個人在延安編輯，到了1942年，編輯出了兩本書，就叫《紅軍長征記》。《紅軍長征記》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來之後，朱德送給了史沫特萊一份，史沫特萊去世後捐給了哈佛燕京學社。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庫存，把這本書扔出來，正好是上圖的一位同誌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當善本部主任，一看這不是朱德的簽名本嗎?太不得了了，於是把這個書複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兩套書，一套是1942年徐夢秋編的《紅軍長征記》鉛印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另外一套就是馮雪峰帶到上海的手抄本，這兩個版本重見天日了。
▲ 1936年手抄版《紅軍長征記》
▲ 1942年延安版《紅軍長征記》
這兩個版本重見天日之後，《紅軍長征記》一下豐富起來了。在1949年建國後，這兩個本子我們見不到了。當年在延安搞《紅軍長征記》的時候，都是一些年輕人，而且剛剛經過長征，很多事情記憶猶新，最重要的是當時我們中央沒有口徑，沒有框框，你想寫什麽就寫什麽，於是這些人就隨心所欲，由著性子來，什麽高興寫什麽，很有個性、很有特點。建國後一看，這不行啊，這些文字對我們的前輩不恭敬嗬，於是開始進行淨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資料，但這個原始資料隻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刪掉了。
▲ 1956年選本《紅軍長征記》
後來我說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紅軍長征記》有100篇，我就把《紅軍長征記》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個好處，書中有幾篇長文章是綜述性的，不是在國內發表的，而是在蘇聯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隨軍西行見聞錄》，這本小冊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過，很稀有。這個廉臣，後來陳雲說，就是我，我到了蘇聯以後，為了宣傳長征，當時用了一個化名叫廉臣，在書中我寫了一個被俘的國民黨軍醫，跟著紅軍長征，如何如何。但是陳雲隻走了一半長征，到瀘定橋之前中央命令陳雲去蘇聯，命令潘漢年回上海，他們倆就離開了紅軍隊伍。廉臣寫了一半長征。後來又出的文章，一個叫楊定華的寫了《雪山草地行軍記》，1938年上海印行過。楊定華，就是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陳雲和鄧發都是政治局委員，他們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們親曆記，這些文章寫的是相當得生動，相當得有趣。但是有一條，他們是為了宣傳長征，所以他們寫的都是非常正麵的。
寫到長征中的痛苦，我們說徐夢秋的“長征記”是寫的最好的，文筆也是最好的，過草地那種饑餓的狀態，紅軍那種痛苦的生活，知識分子怎樣在野外生存，寫的栩栩如生。徐夢秋當時是毛澤東非常欣賞的宣傳幹部，文筆最棒。結果徐夢秋這個人最倒黴。在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兩隻腳凍爛了，起了壞疽，到了陝北，馬海德來了，他是跟斯諾一塊來的醫生，把徐夢秋兩隻腳截了，於是徐夢秋變成殘廢了。徐夢秋後來又被毛澤東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統戰。盛世才最後麵臨一個抉擇，是投靠蘇聯還是投靠國民政府?盛世才覺得我還是得當中國人，雖然他是蘇聯共產黨黨員，最後他決定投靠國民黨，那就要跟共產黨劃清界限，把新疆的共產黨人都抓起來了，包括陳潭秋、毛澤民。都抓起來之後，徐夢秋屈服了、叛變了。陳潭秋、毛澤民等人被盛世才處死，徐夢秋也就回不來了，徐夢秋投奔了軍統。1949年在南京，國民黨要潰逃，毛人鳳說，共產黨那些叛徒一個都不帶走，我們現在要他們有什麽用?徐夢秋走投無路，等到劉伯承進了南京，徐夢秋還想去找劉伯承拉拉關係。共產黨這邊說，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著你，原來你這叛徒在這兒呢!於是把徐夢秋扔到監獄裏，一直關到70年代，他死在監獄裏。所以徐夢秋的這些文章當然不能麵世了，不能收入《長征記》。一直到現在，改革開放了，我們可以公正地看待這段曆史了，我們就把徐夢秋的文章原樣整理出來。最初在整理徐夢秋文章的時候，是依據《紅軍長征記》1942年的版本為底本，整理完了之後，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裏邊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動，比如說，我們突然發現喇嘛廟裏的佛爺能吃，我們天天拿鍋炒佛爺，跟豆沙一樣吃，還不能讓別的同誌知道，不然我們就沒得吃了等等。像這些文字，我覺得是非常真實的。
長征史料越接近那個時代，就越真實。我把這些文字都恢複了，甚至把那些畫了框框，他們自己認為不合適的，我也恢複了，因為我覺得這樣最真實。而且紅軍中這些文人寫的文章可以說是有血有肉，紅軍也是人，是一幫非常年輕、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倫是紅軍政治部的幹事，他寫的文章為我們解開了飛奪瀘定橋最後的謎底。彭家倫寫的文章被刪了好幾篇，為什麽刪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來一看，原來他寫紅軍剛剛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到了國統區的一個鎮子烏逕，一看有飯館、有集市，紅軍就高興了，他們到了雜貨店，老板，我買兩塊錢的鹽。老板給他們稱了16斤鹽。紅軍說兩塊大洋有這麽多的鹽嗎?我們在蘇區的時候兩塊錢一小口袋鹽都買不了。可見當時禁運多厲害，他們一下扛了一大麻袋鹽回去，兩個紅軍戰士興高采烈。還有一個戰士，到了雜貨鋪一看，一個塑料瓶子，這裏麵一定是煉乳。老板說這不是牛奶，你別喝。戰士不信，拿起來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鬧一場。彭家倫趕緊趕到，說是你不對，人家不讓喝，你還喝，犯傻了吧!就這樣的情節，很可愛，表現出紅軍是一群非常天真爛漫的人。而且在長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還保持著這種樂觀精神，而且還能把這些朝氣蓬勃的東西記下來，我認為是非常可貴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紅軍長征記》，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東西補充進去，這些東西越還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個時代，讓我們看得越真實。
▲ 背幹糧過草地(黃鎮畫)
長征給我們什麽啟示?我認為有三點。
第一點，長征首先是為了生存。沒有共產黨、沒有紅軍，還幹什麽革命?所以毛澤東在“左傾”路線的壓迫之下，在丟失了蘇區的逆境之下，他們選擇了走，走得越遠越好，走到不毛之地，走到人跡罕至，生存極限的地方，才能把這個部隊保住。但是輕易不能打仗，一打仗就全軍覆沒了。這不是怯弱，而是實事求是。
第二點，就是方向。往哪兒走?是到深山老林，到少數民族的荒涼不毛之地去，縮在牆角?還是去走一條發展之路?怎麽發展?抗日才能發展，喚起民眾才能發展。所以毛澤東把方向選到了陝北，而不是像張國燾那樣蜷縮在川西北藏區。這就得看一個人的方向、胸懷，這個方向不是一開始走的時候就能決定的，那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索一步，最後，把自己的想象跟實際情況結合在一起，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
第三點，長征確實體現了紅軍那種過人的作風和頑強的精神，這種精神是超越人類極限的。紅軍能過雪山、能過草地，我們今天去走走四渡赤水，走走雪山、草地，才能感受當年紅軍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之下怎麽活下來的。我們有沒有這種精神去做我們的事業、做我們的工作，去克服我們的種種困難?如果你現在心理脆弱到有一點損失就跳樓、就自殺，那你跟紅軍沒有任何可比性，你隻能是一個失敗者。我們從紅軍身上看到了這種信仰，看到這種精神，而且不但是我們，就像在傳教士薄複禮筆下，都把紅軍寫得那麽值得敬佩。
張學良的部隊看見紅軍長征的隊伍說，你們這裏麵還有那麽多老人呢，像徐特立先生;還有這麽多婦女啊，像蔡暢女士;還有留洋的學生，難道你們都是為了錢嗎?你們肯定是有你們的信仰，真是了不起的共產黨人。你看，當年的人都受到了感召，我們現在再回顧長征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去領會紅軍長征的這樣一種精神。
我覺得紅軍長征不僅是共產黨的遺產，而且能成為我們中華民族、我們這一代人改革開放的動力，我們把這種精神用到改革開放上去，用到為民族複興而奮鬥上去，這才是對紅軍長征最好的繼承。
一場反人類的。
蘇共指定毛作頭，由林育英(張浩)傳達，並幫助推翻了蔣，與指定金為北韓頭一樣。
紅軍是毛澤東創建的，中央紅區也是在毛澤東帶領下打出來的，上海的黨中央一到中央紅區就剝奪了毛澤東的指揮權，什麽叫黨指揮槍，這就是。
陝北紅軍無論是兵力還是武器裝備都相當差，戰鬥力與徐海東的紅25軍團相比弱很多，徐海東的紅25軍團先期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會師一處，由徐海東同一指揮，掃清了陝北地方國民黨武裝，為中央紅軍的到來建立了堅定的基礎。徐海東是軍事幹部，並不主持陝北政局，高崗，劉誌丹，習仲勳被捕與徐海東一點關係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