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上旬，在上海閘北區一家茶館裏，上海汽車集團銷售主管戴亮向記者講述了他父母的愛情故事：“我有一個瘋娘，但是我很榮耀。30年前，母親因父親而瘋，父親為母親而留。別的知青回了上海，隻有他選擇留在東北，娶母親為妻，照顧她的一切……父母以他們一生的傳奇告訴我：愛的真諦，就是擔當。” 父親是上海人，叫戴建國。1970年，18歲的他初中一畢業，便去了黑龍江遜克縣“下鄉”。一群上海小青年，天天幹著從沒幹過的農活。屯子裏最漂亮的姑娘程玉鳳愛上了戴建國。而這位程玉鳳，也就是十年後把我帶到人間的母親。 對我外公外婆來說，他們隻有一個閨女，哪能嫁給一個什麽農活都幹不了的上海人？他們還擔心，戴建國從上海來，說不定哪天拍屁股就走人了，那女兒怎麽辦？於是，1971年冬天，趁著我父親回上海過年，他們決定把母親嫁給鄰村一個男子。 麵對突然而至的婚事，母親誓死不從，將送來的彩禮丟到門外。外婆束手無策，便說家裏收了人家300元錢聘金，如果你不嫁，就找上海人要300元錢退給人家。這話讓母親看到了希望，她匆匆趕到百裏之外的城裏，找到郵局發電報給父親，要父親速寄300元錢為她贖身。 如果父親相信了這一切，並按照母親的希望做了，後來的事就不會發生。也許是他對這電報半信半疑，也許是以他當時一天兩毛錢的工資，根本弄不到300元錢，也許是他尚未真正想過娶她為妻。總之，父親接到了電報卻沒有寄錢，也沒有回複。 婚事沒延期。為防她再逃，外公外婆將她綁了，用被子包著抬往男方家。一路上，母親一聲聲哭喊：“戴建國，我被賣了，賣給別人當媳婦了……”路有多長，母親就哭了多久。最後，看到站在門前迎親的新郎，母親突然口吐鮮血，發出一聲淒厲的大笑。 “你可回來了！”有鄉親攔住他，“你知道不？小鳳瘋了！出嫁那天，喊著你的名字瘋的……” 父親打聽到母親進了北安精神病院治療，想盡千方百計好不容易進了她的病房，但母親已經不認識他了。 到了1975年上半年，當地學校招考教師，父親毫無懸念地成了當地村小的一名老師。
1978年，動亂結束兩年後，各地掀起知青返城潮。上海家中，爺爺奶奶也一月幾封信催父親回城。父親猶豫過，可是想到母親已不認識他了，留下來也毫無意義，最終決定走。那天一大早，他準備去縣城坐車到市裏，再轉火車回上海。誰知，正當他背著包從村前路口經過時，卻驚訝地看到，平日瘋瘋癲癲的母親就站在村頭樹下，不哭，不笑，不鬧，隻安安靜靜地盯著他，任他從她身邊走過。為了她受的傷害，也為了自己的良心，父親選擇留下來。課餘時間，他開始主動往母親家裏跑。說來奇怪，自村口送別那一幕發生後，再見到父親，母親就會安靜許多。父親開口說話，她就不打不鬧，安穩地坐著聽。這讓父親看到了希望，到1979年上半年，他終於下了決心：娶她為妻。 聽說父親要上門來提親，外公正卷草煙的雙手顫抖著，怎麽卷也合不了口，外婆先是瞪大眼，繼而號啕大哭。而上海這邊，爺爺奶奶、叔叔伯伯都在罵：“你是不是也瘋了？” “我說過，永遠不離開她；她也說過，生死都是我的人……讓我們一起過吧，說不定，真有奇跡發生。” 1979年10月1日，父親27歲生日這一天，他去當地的民政所辦了與母親的結婚證書。 當晚，父親拿結婚證給母親看：“小鳳，我們結婚了。”母親用手指著證書上“程玉鳳”三個字，抬起頭，望著父親，似乎在問：這是我嗎？父親點點頭，一字一句地說：是的，是你的名字，我媳婦的名字。母親便笑。她將結婚證揣在胸前，抱著它睡覺，父親怎麽要也要不回來。三天後，外公外婆請親友喝酒，母親一點兒也不鬧。
可惜，所謂好轉，隻是假象。婚後沒幾天，母親瘋態複萌。 父親挑燈寫就的文稿若沒藏好，轉眼就成了母親手下碎片。睡夢中，父親常被母親的尖叫聲驚醒，醒來發覺臉上火辣辣的，一摸，竟是被她抓的滿臉血道道。 父親發愁，卻不忍責怪母親，因為她用盡全身力氣抓他的時候，嘴裏聲聲叫著“建國”“建國”……沒辦法，父親隻能輕柔地安慰母親，盡量讓她情緒平息下來。母親實在不住手，他就將她的手牽到他臉部以外的、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背呀、腿呀，任她去抓、去撓、去撕扯。 母愛太偉大。不管母親怎樣瘋癲，她從不傷害我半點，從沒誤過一次給我喂奶。 1981年，父親因不時在當地報刊上發表文章，被縣廣播電台調去當記者。因為獲獎無數，短短數年，他就成了中級記者，後來還被評為黑龍江省十大優秀編輯，升職為黑河市遜克廣播電視局總編。 有人開始勸父親，考慮到你的臉麵，就讓小鳳隨她父母生活。父親搖頭：“有個瘋妻就丟臉麵了？她是為我而瘋的，我哪有嫌她的道理！”1997年，上海的家出現變故。姑姑下崗，伯父被查出尿毒症，年過八十的奶奶也要人照顧。父親決定回上海。外公外婆支持他回去，但不同意他帶母親走。他們說：“建國，你是好人，小鳳的情況也好了許多，就讓她留在這邊吧！拖了你近30年了，已是仁至義盡。離開她，你後半生可以去過輕鬆的日子，我們一點也不怪你。”父親搖頭：“不行，小鳳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她了。何況，最苦最難的日子都過去了，我相信，在上海，她能更快好起來。”其時，我已17歲，並考入上海一所大學。牽母親走下火車那一瞬，我看到母親的眼睛一亮。到上海後，母親的情況真的好了許多。 她發病的次數少了，不再鬧得天翻地覆。隻是，也許潛意識裏覺得這不是她過去的家，我們稍不注意，她就會溜出門去，在街頭盲目地找著什麽。 這可苦了父親。每次母親不見了，他就隻能蹬著自行車大街小巷地找。有一次，不知母親是坐地鐵、公交還是走路，竟從我們家所在的閘北到了徐匯。等我們父子找到母親時，她正蹲在徐匯街頭一拐角處的快餐店前，兩眼死盯著人家麵前的盒飯。回上海之後，父親進入閘北有線電視台，先當記者，後做編導，再後來進入一家影視公司做編劇。我大學畢業後，2001年進入上汽工作。2007年，我與小玉結了婚；次年，我們的孩子出生了。 2010年10月22日下午，父親說一家人好久沒去黃浦江邊走走了，於是牽了母親前往外灘。 我們挑了一個麵對江景的餐館吃飯。父親興起，提出喝點兒酒。 服務生便給我們父子擺了兩個酒盞。不想，母親望望兩個酒盞，再次將目光緊盯著父親。 叫服務員迅速加盞，迅速倒酒，一家人將酒杯碰到了一起，包括母親。 看父母一頭銀發，想著他們30年的愛與滄桑，恍惚間，我記起“醉裏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媼”的句子，熱淚盈眶。 “爸爸媽媽，這些年你們受苦了！”我站起來，舉起杯，端向父親母親。 巨大的幸福有如浦江之水突起風浪，我與父親幾乎同時抱緊母親，任淚水盡情流淌在上海的這個金燦燦的黃昏……夜色降臨，黃浦江華燈彩影，如夢如幻。在江邊，我們走了許久許久。母親牽著父親的手，邊走邊看，她的眼裏，如今全是對這灘、這江、這美麗城市無盡的迷戀，一掃而光的，是占據了大腦30年的渾濁、迷亂以及空洞。 2011年8月，在闊別東北14年後，父親帶著母親和我的家小，一大家人回到父親的第二故鄉。大東北的天空高遠空靈，黑河依然唱著千年不啞的歌謠。站在他和母親初次相擁的小河邊，父親跟我說：“每個人的人生都有碗苦水和一碗甜水，我隻是把苦水先喝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