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國),南京市八中六六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12月到江浦縣永寧公社插隊落戶。
《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
隨著上山下鄉初那種狂熱激情的消退,失望情緒在知青中蔓延。情緒低落的知青感到前途渺茫,用彈唱歌曲排遣心中的憂慮和思鄉的情愫。 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裏木,我的第二故鄉》的知青歌曲(此歌歌詞為南京赴新疆支邊的知識青年高世隆所作,根據《豐收農場之歌》的曲調譜成)基礎上,重新填詞,並對原曲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創作出一首表達知識青年思鄉情緒的新歌《我的家鄉》。全曲深沉、緩慢:
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啊長虹般的大橋直插雲霄橫跨長江,威武的鍾山虎踞在我的家鄉。
辭別了媽媽再見了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載入了青春的史冊一去不複返,啊未來的道路多麽艱難多麽漫長,生活的腳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跟著太陽起伴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而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啊用我們的雙手繡紅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這年8月,蘇聯莫斯科廣播電台的華語廣播播放了這首歌,他們稱之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當時正值中蘇兩國因邊境爭端和意識形態分歧而處於嚴重對立的非常時期,莫斯科廣播電台頻繁演唱這首歌,無異於將任毅推入絕境。
被一種無奈的處境和深深的鄉情所感染,《知青之歌》傳播開來。很快,傳遍大江南北。一天,任毅接到身有殘疾留城的同學鄭劍峰的一封信,拆開一看,他驚呆了。信中說,《知青之歌》已在當時被稱為蘇聯修正主義的莫斯科廣播電台廣播,並被改為男聲小合唱反複播放。歌名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一個月以後,南京街頭的大批判專欄上貼滿了批判這首歌的文章,它已經被定為反動歌曲。
11月份,江浦、寶應等縣開始組織人員對《我的家鄉》進行批判。任毅的母校在組織力量追查歌曲作者的同時,將情況向《新華日報》作了匯報。任毅預感到“自己的青春將要葬送在這莫名其妙的歌聲中了”,就向公社、縣負責知青工作的幹部承認了自己是《家鄉》的作者,寫了書麵檢查並批判了在創作思想上的“錯誤觀點”。
如果不是“四人幫”的主要成員江青、姚文元、張春橋親自出麵過問此事,因《家鄉》引起的風波也可能會漸趨平息。1970年春節前夕,上海市普陀區回滬過春節的部分知青在裏弄裏哼唱這首歌,被逐級匯報到上海市革委會。後者又立即向中央報告,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緊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要查清作者情況,要對黑歌進行批判的”指示,張春橋則要求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專門小組負責此案。這樣一來,在“四人幫”的直接幹預下,《家鄉》的作者開始大難臨頭。
隨著“一打三反”運動的興起,形勢變得更加劍拔弩張,到處刷出“該管的管!該關的關!該殺的殺!”的大標語,“鎮壓現行反革命”成為當務之急。2月12日,上海、南京兩市公檢法軍管會開始對《家鄉》一案進行聯合調查,南京市文教局根據市委書記的指示組織了專案組。2月19日,陰曆正月十五,即“元宵節”的當晚,武裝軍人以“創作反動歌曲、破壞知青上山下鄉、幹擾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戰略部署”的罪名,將任毅扣留。
當時在江蘇省革命委員會負責的許世友將軍,審閱任毅的判決時,拍案而起。一名知青,僅憑一首歌就被判處死刑,豈有此理!將軍頂著“四人幫”的壓力,一隻大手硬是把任毅從鬼門關上拉了回來。結果任毅被判十年徒刑,在那個草菅人命的年代,這簡直可以算是一個輕刑了。此後,任毅在獄中備嚐苦難,1979年才重見天日。
(轉載自C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