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詩和蜜蜂
詩成怨立小橋西，晚日春懷傷鳥啼。 離別書情多寄恨，遠山高處暮雲低。
這是一首元詩。
倒不是它有多好，就像魯迅所說：唐朝人已經把好詩寫完了。如果我們把唐代那些詩的作者叫偉大的詩人，自那以後，就沒有人能得到這個稱呼了，那道坎子誰也邁不過去。
這首詩之所以有意思，有兩點：第一，這是一首回文詩，可以倒過來讀，這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而詩人寫時隻有十二歲；
第二點更有意思，我想用這說事。
作者是耶律鑄，從名字我們就知道不是一個漢人。他是一個契丹族人，元朝重臣，官至中書省左丞相，算得上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也許不能算詩人，寫詩不過是他的業餘愛好。他是大名鼎鼎耶律楚材的次子，出生於一個異常顯赫的政治世家。他父親追隨成吉思汗，奠定元朝的基業，是蒙古第一文臣。雖然耶律楚材的文學成就比他要更高，但畢竟是在馬上打天下，恐怕不會想到寫什麽回文詩，可見到後來，元朝貴族漢化到了什麽程度，回文詩可不是什麽人都能寫的。
由此想到，如果元朝人都開始學寫回文詩，氣數也就差不多了。他們靠的是金戈鐵馬闖蕩天涯，回文詩可幹不了這個。
在曆史上很多的時候，文明人打不贏野蠻人，個人自由和國家強大不能兼得，比較典型就是古希臘時的斯巴達人和雅典人。
雅典人我們都知道，他們肯定是古希臘城邦中最文明的，享受著很高自由度，不要太出格就行。就是他們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礎，類似於戰國時代的中國人，他們探討了人生中那些最根本的東西，什麽是善惡，什麽是知識，什麽是有意義的生活，在藝術領域也是成就非凡。隻到今天，我們還是在這些問題裏麵打轉轉，並不比他們高明多少。
斯巴達人在很多方麵都跟雅典人相反，男人從小就被培養成勇士，怎樣格鬥，怎樣忍饑挨餓，在困境下生存，強調集體主義，戰士是沒有自由的，需要聽從命令；戰士重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要不怕死。
他們在溫泉關三百人和上萬波斯人惡鬥，是他們挽救了希臘城邦。但是，也就是他們在伯羅奔尼戰爭中打敗了雅典人，終結了雅典的輝煌，他們始終是亞曆山大大帝的心病。有些人現在還在心儀他們，因為他們可能是西方曆史上最出名的戰士。
中國更是這樣，從秦始皇起兩次被野蠻的民族所滅國，剩下來的幾乎一半時間無力收複北方（中原），還有一半時間始終在外族入侵的巨大威脅之中，恐怕很少有安寧的時候。我們從來就被教育說中國是多麽強大和偉大，但細讀一下曆史，根本就不是那麽一回事，其實中國人的曆史是很有些摧悲，總是被別人欺負。
這裏的野蠻得做一個說明，元和清最後都被漢化得非常厲害，開始寫回文詩，也就是說，那些人丟掉了自己文化，我們稱為融入中華民族。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他們過去是野蠻，不然為什麽不要自己的文化了。這種事情絕非是中國獨有，野蠻民族（日耳曼）幹掉了羅馬帝國，到頭來卻被羅馬帝國的基督教文化所征服。如果僅僅以戰爭成敗論英雄，那麽就應該是成吉思汗最文明，誰也打不贏他，顯然不能這樣說。
文明人在曆史上打不贏野蠻人，這個在西方曆史學家那裏是一個常識，但是許多中國人似乎不承認，結果就有些尷尬。要就是不承認曆史，說中國人總是在征服別人（不知中國威脅論是不是這樣來的，其實真是有些冤枉），我總覺得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吹牛不知道臉皮厚的人；要不然就是說那時的蒙古人也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這就讓人有些糊塗，就是在說如果二戰日本勝利了，日本人就會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那麽抗日就是在支持民族分裂。
前幾天我和蜜蜂有過一場大戰，它們跑到我的RV裏麵安家，為了我的財產不得不戰。當然我是勝利者，我有各種各樣的殺蟲劑，科學技術是不可戰勝的。完事以後，我不由很有幾分感歎，蜜蜂真是高尚，純潔的，而且毫不利己，專門利蜂，準確地說，為了蜂後。
你想想嗎，它們成群結隊地向我撲來，對要殺死它們的殺蟲劑毫不畏懼；盡管我把它們殺得屍橫遍野，它們仍然想盡一切辦法回到蜂後那裏去，對她盡忠，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不由地想到，中國上千年的傳統文化的核心與蜜蜂文化差別不大，也是要人對帝王忠心耿耿，哪怕把你冤枉死了，你還必須得正確對待，將來一定會撥亂反正的。
蜜蜂這樣是因為生存的必須，因為隻有蜂後能夠生育，她一旦死亡這個這個部落就不複存在了，所以蜜蜂的基因就把這種行為固定了下來，也就是說，蜜蜂生來就是為了蜂後犧牲的。但是人卻大不相同，人類社會並不是隻有王後，或者什麽國母才能生育，所以說，有沒有她們其實沒有什麽關係。老實說，我倒是認為如果沒有這些高高在上的所謂貴人，老百姓會好得多。
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也是要人奉獻，做一個螺絲釘，哪裏需要往哪裏搬，不能想自己，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和蜜蜂文化其實差別不大。這真是天下最大扯淡，人和蜜蜂的基因差別太大了，於是就用所謂倫理，天道或者主義來忽悠，好讓人有奴性，高高興興地為王公貴族或者領導服務。
在羅素看來，這種社會毫無價值，不過是螞蟻社會的翻版。人人都是一顆螺絲釘，男人就是要成為戰士，女人的目的就是生產戰士。男孩要是成不了戰士，就要給丟棄，愛因斯坦小時候笨笨的，並不強壯，要是在那個社會，就生存不下來。
不錯，這個社會在當時可能極有效率，戰無不勝，但哲學，藝術，科學呢？人活著難道就是要做螺絲釘？這難道就是人生的意義？和斯巴達人相比，雅典人的確是腐化墮落，不是對手，但現代西方文明卻來自於雅典，而斯巴達人在曆史上做的最著名的事情就是把雅典給救了和滅了。其實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說，蜂後也不過是一個生育機器，於是要人成為螺絲釘的社會隻會有兩種可能，一個是所有的人構成了一台大機器而為了生存；不然就是你隻是螺絲釘而為了別人而存在，隻看你更喜歡哪一種？
羅素接下來說：盡管那種蜜蜂社會在過去有著生存競爭的優勢，但自從現代科學技術誕生以後，情況就完全變了，野蠻人再也不是文明人的對手了。大刀長矛在機關槍麵前隻不過是自殺，勇敢無畏在無人機麵前毫無意義。現代國家的優勢不再是把人變成毫無頭腦，聽從命令的戰士，而是喜歡小提琴，獨立思考，藐視權威的愛因斯坦，因為他能弄出原子彈。
想一想還是很有幾分危險的，那超過千年蜜蜂社會的道德終究沒有能夠把人的獨立自主的意識給幹掉，不然今天我們就麵對的不是手機，而是大刀長矛，因為隻有這種戰鬥民族才能生存下去。
薩特說到：人除自我塑造之外甚麽也不是。（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 這句話可以簡單明了地說成：吃飽了的，或者有錢的豬都不過是豬，隻有追求自我實現的才能是人。這隻是從感性得到的結果，而羅素那一些語言哲學家從理性得到的結論更讓人信服，每個人都有名字這可是不是什麽偶然，而是說明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即每個人都與其他人有所不同，正是這種不同成就了你我，人的意義在於不同而不是相同。比如說，螺絲釘是沒有名字的，隻有規格，一個和大家不同的螺絲釘不過是個廢品，因為我們都有名字，所以我們不是，也不能是螺絲釘。
當然，我並不是說人就不應該有同情心和愛心了，而是說這些東西應該從自我中得到，而不是由消滅自我而得到，那人就退化成和蜜蜂一樣的東西了。我以前曾經說過同情心是人類構成社會的必須，與自我一樣也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之中。按照某些心理學家的說法，人的潛意識總是有深深的內疚（基督教的原罪恐怕就是這樣來的），這是因為我們的自我存在的意識往往會對最親近的人構成傷害，為什麽會內疚，就是因為我們知道這並不值得稱讚。最常見的就是，人很難說對子女完全盡到了責任或者很好報答了父母的養育之恩。
用誇張的語言來說，人既是天使，又是撒旦，所以我們是人，不是蜜蜂，所以我們不能和蜜蜂一樣高尚純潔。一個人如果毫無內疚和自責，認為自己什麽都對，那就是一個自高自大的混球；如果還要弄出一套大道理來，像為國家民族等等，來掩蓋自我存在的衝動，那就是一個希特勒式的人物。
康德一向被人們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用他那一套來解釋同情心還是很有意思的，同情心這種東西不應該來自於什麽鬥私批修，或者這樣就可以上天堂，而應該是人的必須，不這樣我就會痛苦，與責任或者獎賞無關。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亞裏士多德生當斯巴達衰落之後，他對斯巴達的憲法做了一番非常有敵意的敘述。他所說的和別人所說的是如此之不同，簡直使人難於相信他所說的也是這同一個地方；………
亞裏士多德又譴責斯巴達人的貪吝，他把貪吝歸咎於財產分配的不平等。他說，份地雖然不許買賣，但是可以贈與或傳給後代。他又說，全部土地有五分之二是屬於婦女的。結果造成了公民的人數大為減少：據說斯巴達曾有過一萬公民，但是到被底比斯所擊敗時，已經不滿一千人了。
亞裏士多德批評了斯巴達憲法的每一點。他說監察官往往是非常之窮，所以很容易受賄賂；而且他們的權柄又是如此之大，甚至於連國王也不得不討好他們，所以斯巴達的政體已經轉化成為民主製了。他告訴我們說，監察官們恣縱過度，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憲法的精神背道而馳，而對於普通公民的嚴厲又是那樣地不堪忍受，所以公民們便沉溺於秘密的、非法的肉欲快樂以求逃避。
亞裏士多德寫這些話的時候，斯巴達已經衰頹了；然而在有些地方他明白地說，他所提到的這些罪惡是從古就有的。他的語氣是那麽幹脆而又確鑿，以致我們很難於不相信他，而且它也符合近代由於法律過分嚴厲而得到的一切經驗。然而在人們的想象裏所存留下來的，卻並不是亞裏士多德筆下的斯巴達，而是普魯塔克筆下的神話般的斯巴達和柏拉圖《國家篇》中的被哲學理想化了的斯巴達。許多世紀以來，青年人都閱讀著這些作品，並且燃燒著一種想要作一個萊庫格斯或者是作一個哲人王的雄心。而理想主義和愛好權勢相結合的結果，就一再地把人引入了歧途，並且就在今天也還是如此。”
羅素寫這些話是在二戰時期，滿世界都在打仗，他這話就好像看到了後來的中國一樣，我認為他在這裏說的理想主義和愛好權勢的相結合是希特勒，可見曆史的的確確是在不停地重演。
我來作一點注釋：一，盡管斯巴達過去曾經讓人害怕，但後來衰頹了，在曆史上這種社會都必然會走到這個結局；二，斯巴達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個神話，隻是因為柏拉圖用這來闡明自己並不實際理念，亞裏士多德說的才是實情，這種神話存在於每一個民族之中；三，斯巴達是理想主義和愛好權勢的結果，這不是一個好東西。
總而言之，人的基因和蜜蜂的相差太大，人生來就喜歡冒險，追求自我，這就是人類能走出非洲占領全球的關鍵所在，所以蜜蜂那種社會結構必定在人類社會中不能成功，人類有自己的特點，這才是成功的關鍵，所以蜜蜂不是我的對手，因為那種社會結構不可能產生科學技術。
我以為和我一樣年紀的人都會對羅素心領神會。
以免有人說我過於偏激，下麵補充幾點。
吃飽就完全滿足了肯定不怎麽像人類，人的特點就是永不知足，至於錢就稍微複雜一些。一般認為，人們追求金錢其實為了背後的東西，比如說，如果有錢就要買一棟好房子，安全舒適。所以說，之所以人們要錢，其實是為了權勢，尊敬，還可能是為了愛，為了慈善等等。如果單純為了那個數字，那不知道是什麽，所以說，有錢並不等於就實現了自我。所謂自我就是不同，想錢卻是太普遍了。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瘋子，還有殺人狂，他們要是實現自我別人就不好辦了。這樣一來，我們就需要法律，國家，其目的不是什麽公平正義，或者偉大國家威震四方，而是保證國民自由發展，去追求自我實現。國家的存在是因為國民的需要，而不是倒過來，國民必須要服從國家。要是從語言哲學來看，所謂國民服從國家實際上是一部分人服從另一部分人，因為不存在什麽東西能代表所有的人，因為人是不同的。
薩特是上個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我覺得很少有哲學家對大眾的影響能超過他。要知道為什麽他和羅素都十分反傳統，強調個人主義，我們就得理解那個時代的背景。他們都經曆過一戰，二戰，深知國家至上，軍國主義的巨大的危害。一個個人主義盛行，相對鬆散的社會，就不可能有軍國主義的土壤，這一個優點就是足夠了。
當然，他們是倒過來想的，在人類曆史上，有一些時候特別傑出，也就是說人才輩出，同時在藝術，科學，思想哲學上影響深遠，而其共同特點就是思想自由和開放，比較個人主義，這種時候才是人類的黃金時代。如果德國日本征服了世界，那麽我們就都變成了元首或者天皇工蜂，那人類哪裏還有什麽前途。但是，它們不可能成功，因為時代變了，野蠻再也不是文明的對手。
羅素對英美的民主製度作過許許多多批評，其尖銳，深刻程度是那些中國精英所遠遠不能及的，他還因為和政府作對兩次被關進了監獄，那些精英更不可能有這種膽量。但是，他還是認為民主製度相對比較合理，因為所有的政治製度都很扯淡。所以並不是說民主製度就完美無缺，不進行批評監督，一樣會變得讓人無法忍受。
在他看來，一，獨裁體製如果合理，那麽今天的民主製度就不會產生和壯大；第二，獨裁體製必然類似於蜜蜂社會，其結果就是摧毀人的創造力，導致科學技術不能發展；也會扼殺人的進取心，能動性，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總之是無法和相對自由的民主製度競爭，他的樂觀主義就是來源於此。
至於大家怎麽想，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