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從上小學到研究生畢業，20年間學過的課程難以計數。現在想來，有一門課程最糟蹋時間，那就是俄語。固然世界上的主要語言，包括俄語在內，在中國學校裏都應開設；但是平心而論，英語無疑應當是大多數學生的第一外語。然而學外語往往是政治與外交的晴雨表，兩國關係好，該國語言就熱；關係不好，該國語言就冷。1950年代的中國大陸，視美國為敵國，英語自然就冷。反之，當時中國大陸向蘇聯“一邊倒”地結盟，政治方麵唯蘇聯馬首是瞻，經濟和科學方麵唯蘇聯“先進經驗”是從，學外語自然不能例外。那時的中國掀起了大規模學習俄語的熱潮，許多人都以能說上幾句“達瓦裏西”（俄語“同誌”）與“哈拉哨”（俄語“好”）為榮。
在這樣的大形勢下，絕大多數大學生與中學生，無可選擇隻能學俄語。直到1960年代，這股俄語熱才隨著中蘇兩國關係的緊張而降溫。那麽我在學俄語上花了多少時間？我算過一筆帳，從高中一年級到大學三年級，每星期三堂俄語課，外加三小時的課後複習和早讀，每周至少花六小時，六年間少說花了三千小時學俄語。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學生，投入到學俄語上的時間共計多少？這筆賬恐怕無法算得清。
那麽花費三千小時學的俄語，可曾有一點用處？回想起來，我學俄語的實際用途，隻有在大學時與同學們自編過一本《俄漢生物化學詞匯》。不過此書隻有油印本，並未產生多少社會影響。除此之外，就是在高中時與蘇聯小朋友通過信，先後收到過十來封蘇聯小朋友的來信。文革期間批判“封資修”的浪潮鋪天蓋地，搞得人人自危。這“修”字指的是蘇聯修正主義，凡是同蘇聯搭點關係的，都難免沾上“修”字。我猛然想起那些蘇聯小朋友來信，還壓在箱子底部，萬一被查出，弄不好就被說成是裏通外國。左思右想後，我找了個僻靜角落，把那些信付諸一炬。
俄語淡出中國人的視野後，最吃虧的自然是俄語專業的學生。1970年時，我們在蘇北某縣勞動鍛煉的大學畢業生麵臨分配。有位仁兄是俄語專業畢業的，被分配到中學任教。當時中蘇交惡，在珍寶島真刀真槍幹了一仗，俄語不再吃香，中學都改教英語。這位仁兄沒學過英語無法勝任，就到縣裏要求重新分配。他做夢也沒想到，管分配的大老粗劈頭蓋臉一句話就把他駁倒了：“什麽俄語英語，不都是外語嗎？怎麽就不能教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該仁兄隻得灰溜溜回去。從此他現買現賣，也就是頭一天跟別的英語老師學，第二天就去教學生。好在那年頭的英語課本，充斥著“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類的東西，倒也不難教。這位仁兄就這麽搗起漿糊來，至於他的英語發音準不準，是否誤人子弟，那年頭並無人過問。
不過俄語專業的畢業生也有學以致用的。我有一位同學，高中畢業時被保送到外語學院俄語專業。所謂保送，就是無需參加高校招生考試即直升大學，他去的又是部隊的外語學院，入校就穿軍裝。這可真羨煞我們這些還在沒日沒夜拚高考的同窗。他從部隊外語學院畢業後，被派往新疆靠近蘇聯邊境的地方監聽蘇聯電台。當時蘇聯電台屬於敵台，民眾若聽叫做偷聽敵台；而官方聽叫做監聽敵台。那位同學長年累月戴著耳機監聽，一聽就是30年，總算是專業對口。不料後來形勢變化，監聽不需要了，他被轉業回家。照理說他監聽了半輩子，教俄語不成問題，無奈俄語早已不吃香，沒有學校要他。他除了監聽別無所長，無奈隻得在鄉政府打雜混日子。當年讓我等同輩羨慕不已的他，如今卻讓人唏噓不已。
說起學俄語實在是坑人匪淺，就連我考研究生，都差一點被坑了。1978年恢複招考研究生，我報考中國科學院上海某研究所。我的考試成績不錯，然而錄取之途卻潛伏著暗礁，使得我這小舢板幾乎翻船，這個暗礁就是外語考試。教育部規定可以選擇英、俄、法、德、日五個語種之一。考英語無疑最合適，但當時我隻能考俄語，因為從中學到大學學的都是俄語。後來雖然自學了英語，但要應付研究生考試還差得遠。
後來我得知，該研究所曾召集研究生導師開會，決定錄取名單。當討論到我時，對我的考試成績並無異議。但有人提出其他考生都考英語，唯獨我考俄語，言下之意就是不宜錄取。此時，我報考的張老師的意見無疑最為重要。她說：“既然教育部規定可以用五種外語考試，那麽就沒有理由因為考俄語而不一視同仁。”不過還是有人質疑，說恐怕沒人能指導學俄語的學生搞研究，潛台詞還是不宜錄取。張老師又說：“我就是學俄語留學蘇聯的，怎麽就不能指導？再說研究生入學後都要學英語，掌握兩門外語不是更好嗎？”由於她據理力爭，持不同意見的人不吭聲了，我這才被錄取。
1978年時互聯網遠未問世，我又身處信息閉塞的小縣城，對張老師的學經曆半點都不知道，我報考她純粹是由於對專業感興趣。如果張老師是學英語的，我的研究生之夢注定將成泡影。世上的事有時就是無巧不成書，一名學俄語的學生恰巧碰上一位留學過蘇聯的導師，這種小概率事件的發生，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
考取研究生後，我的眼界開闊了，更加明白“一邊倒”學俄語之荒謬。花三千小時學的俄語，在我的工作中根本無用。1950年代宣傳蘇聯的科學技術如何如何比美國先進，假如果真如此，“一邊倒”學俄語也就罷了。但事實上蘇聯除了航天等少數學科，多數學科都落後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例如我研究的人體組成學，在最近二十多年裏，我不曾見過任何前蘇聯學者，參加過這門學科的國際學術會議、或在有分量的期刊上發表過學術論文。
現在的科學技術文獻，絕大多數都以英語發表。要想在學術方麵有所成就，學好英語是必須的。不過學外語有個黃金時期，大致在青少年求學期，過了黃金期學習外語就事倍功半。我輩以俄語為第一外語、後來改學英語的科學工作者，包括筆者在內，許多人都吃了這方麵的虧。來到美國之後，體會就更加深刻。學外語講究“聽讀說寫”四會，而我等半路出家學英語的，雖然花了不少功夫，仍難免聽不全、讀不快、說不溜、寫不順。英語水平不高，成為影響事業發展的短板。如今想想，假如時間能夠倒流，把青少年時學俄語的那三千小時，用來學習英語，該有多好？痛定思痛，這筆帳不知該找誰去算？
（附圖取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