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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視角下的中國近代史新解讀7

(2015-11-11 05:04:12) 下一個

崇禎十六年，（1643）戶部被逼無奈，想起了寶鈔。它這個發鈔計劃和明初不是一回事。大明寶鈔是沒有準備金的，隨用隨發。發到哪裏算哪裏。這次戶部的發鈔類似國民黨的金圓券。鈔是用來收購白銀的，然後以白銀作準備金，再玩下去。當時計劃發行二億五千萬兩的鈔。這就說明當時戶部估算的民間存銀在2.5億-3億之間。如果這一估算正確，那麽1550-1650百年間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約為2億-2.5億兩之間。平均一年200萬兩。什麽概念？當時整個明朝的財政收入折合白銀也不過一年1500-2000萬兩，最終入太倉庫的一條鞭前就是200萬兩，之後也不過年400萬兩。就是說物資外流量相當於明朝稅收的十分之一強。

北宋以後的中國國家的穩定模式是有南北分工的。大致來說北人守邊，南人供給。這樣安排背後是政治角力的結果。北方的政治權力決定了他能調配南方的人力，物力。現在舞台上出現了新角色，白銀。這種長期的，單向的銀貨貿易擾亂了明政府的權力安排。它將明的物資調配體係劃出了一個口子。從此至少有10%的物資不向北走，它向南，向著廣州，泉州流去。一句話，海外貿易和朝廷爭奪資源。

明中期開放海禁之後，對於是不是要重新禁海一直是有爭議的。一直議而不決。原因有二：一，政府再也離不開白銀了。錢，不用辛苦賺來，隨取隨用的話，那它就是個毒品。隻有越吸越厲害，沒有戒掉的道理。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宋金元，其末代政府的行為模式都是一樣的，就是貨幣的濫發。明初也是一樣的，永樂皇帝的功業背後是一張貶值千萬倍的大明寶鈔。但是明末的政府不一樣。它沒有貨幣發行權。金鑾殿下麵沒有銀礦。就是說它吸毒，但是不能自產毒品。毒品隻能靠海外貿易從廣州，泉州處來。這就是明朝政府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權力出現豁口而不能補救的原因。二，政府越來越被南方人把持。科舉製不可避免地將權力轉移到南方人手裏。其實也不怪科舉，隻要國家的經濟越來越依靠南方，南方人的話語權就會越來越大。過去是這樣，現在沒了科舉不還是這樣？海外貿易，南方是得益的，雖然白銀算不算是個“益”？這個要到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那個時代才有所思考，有所感悟。

明末白銀的流入是分階段的。1550年-1600年流入的慢，1600-1650流入得很快。具體的數據各家有各家的研究，每家都不一樣。仔細去分辨沒有什麽意義。反正這2億多的白銀，前50年5千萬，後50年1億5千萬好了。就是說萬曆三十年後，白銀加速流入了。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政府的物資調配權越來越弱，政府的權威越來越差，這些和南方越來越融入全球化是成正反饋的。加征三餉，在政府看來不過一畝加征二分三厘。[1]你江南魚米之鄉，反應怎麽會這麽強烈，抵觸這麽大？你不是還有每年3，4百萬兩的外貿盈餘嗎？這你把它放到全球化這個大環境裏去就很容易理解了。江南曆來是重稅之鄉，一個鬆江府的賦稅從南宋的16萬石到明朝的100多萬石。土地就這麽多，完全依靠紡織品來抵折才能勉強完稅個70%。如今這些紡織品賣到海外可以賺大錢，你政府的二分三厘，就是菲律賓的二兩三錢，如果人民是自由的，那他們的選擇就是不言而喻的。

明之亡是環環相扣而來的。先是不自量力，做宏大的企圖，致使通貨膨脹，寶鈔幾成廢紙。又無銅鑄錢。隻好聽任民間使用白銀。中國又沒多少白銀，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用銀量增大，勢必從海外進口白銀，這就要求開放對外貿易。一旦開放貿易，就勢必放鬆對人民的人身控製和經濟控製，給人民基本的經濟自由以適應海外需求。這些都是一部套一步，步步緊逼，不得不走的路。從楊炎的貨幣稅到朱元璋的反動再到張居正的一條鞭，反映了專製理念和民族生存的衝突。而生存總是第一位的。這就是為什麽張居正要不守祖製而師法楊炎。問題是明政府一旦選擇放鬆控製，那置自己於何地？絕對專製的統治需要絕對封閉的環境。如今出現了一個王法不到的外部世界，與之相通還能致富。這是中國曆史上亙古未有的巨變。真是個“世風敗壞，人心動搖”。所以張居正被指責為明亡之罪魁，站在專製的立場上，也不是沒有道理的。[2]明末清初中國知識界有過一場大反思。明末三大家，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都參與其中。三個思想家的結論都一樣：廢銀。要廢銀就得禁海。就是說明末清初，知識界共識，明末社會的崩潰和外部世界有關聯。這種思潮當然影響到了繼之而起的清朝。

[1]遼餉，練餉各一分，剿餉三厘。

[2]還有另一個罪魁禍首，王陽明。王的心學使個人直接接通上天，雖販夫走卒亦可為聖人，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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