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小節：美國白銀法案的動機
美國的動機。白銀是當時中國的貨幣，是中國經濟的血液。美國為什麽要抽幹中國的血液？無論當時和現在，一般的理解就是美國政治被一幫無知的被稱作“白銀集團”的自私自利的家夥們綁架了，羅斯福總統不了解中國的情況等等。這個說不通。“白銀集團”無非是7個州，14個參議員，眾議員人數更少了，人口少嘛。這麽一小夥人有什麽能量綁架整個美國政治？要知道1929年整個美國的白銀產值不過3300萬美元，當年美國GDP1030億美元，完全可以忽略這個白銀產值的。至於說到不了解情況，更是扯淡了。且不說中國政府不斷地向美國說明情況，中國各界不斷地利用各種對美關係反映自己遭受的苦難。你美國在華這樣大的情報網，外交係統的，軍事係統的，教會教育係統的，中國政府裏任職的各種美籍雇員，甚至你美國財政部的特使34年還在中國待了大半年，走遍大半個中國，廣泛聽取了各界的意見，如今拍回的電報都解密了。美國會不了解中國的清況？他了解的很！但是不能動搖和改變他抽幹中國經濟血液的決心。為什麽？！
1933年的美國有點像2015年的中國。產能嚴重過剩。解決之道也相似，向外擴張自己的貨幣，希望通過讓美元充斥世界來一，抬高美國國內批發價格，特別是農產品的價格，二，刺激世界性的對美進口需求。那麽用什麽辦法來擴張美元的供應呢? 購買金銀。美國簽發綠紙和世界交換黃金和白銀，目標是收盡天下金銀。33年是美國的黃金年，他對黃金的戰略部署都是在33年完成的。暫停金本位，允許匯率浮動，外匯管製，收繳全美黃金，禁止黃金交易，禁止用黃金確定貿易和投資的價值，然後34年1月，正式宣布重返金本位，美元貶值到35美元一盎司黃金。但是這個重返的金本位是個半拉子金本位，美國承諾在35美元一盎司價位上無限製收購黃金，但是隻購買，不出售，黃金隻可以流入美國，不可以流出美國。那麽天下大眾出售完了黃金，手持綠紙，他能怎麽辦？當時的國際儲備貨幣是英鎊，那他要麽拋售美元買入英鎊造成美元對英鎊貶值，要麽投資美國，增大美國的貨幣存量，要麽購買美國商品。無論那條路都會導致美國國內批發價的升高，以外匯反映的美國商品價格的降低，擴大美國的出口，將美國國內過剩的產能擴張到全世界去。如意算盤就是這樣打的。
但是這裏有一個trick,人家憑什麽要用黃金換你家的綠紙？所以33年美國搞這個計劃的時候心裏是沒底的。如果黃金收購量上不去，怎麽辦？那就大量收購白銀。用白銀來做個備份。收購白銀要比收購黃金容易的多。再說政治上也有好處。由於美國是產銀國，白銀議題一直是美國政治裏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曆史上的購銀法案不止34年一個，之前之後還有好幾個。那7個產銀州的參議員組成的白銀集團一直是美國政治體製中的重要勢力，呼風喚雨，如今又做了美國黃金白銀戰略的代言人，聯合了大半個參議院，勢不可擋，美國總統如果忽視其意誌是要付政治代價的，再說這項政策本來就是大家一起製定的嘛，是美國的基本國策，一直執行到1962年。在這樣的大形勢麵前，中國因此受到了傷害，Who cares？中國的想法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中國之於美國在經濟上沒有半點重要性，34年美國進出口總額45億美元，中美貿易額才約9300萬美元（按15%的中國外貿總額算）；中國從美進口額，33年最高。不過4408萬美元，而美國34年出口額是21.1億美元。1930年代美國在中國就是這點利益，外加2億多美元的投資。可以說美國在中國毫無利益，他在中國最大的資產就是他曆年打抱不平在中國人民心中積存的好感。天平的另一邊是美國的生死存亡，是美國的世界霸權之夢，這一點點好感真可以棄之如敝屣。對中國人民因美國的白銀政策而遭受的苦難，如果實在做不到視而不見，那就開動宣傳機器把他變成對中國人的恩惠之舉，最終大不了裝個糊塗，啊，我不了解情況呀，好心辦了壞事，Sorry。
而且，美國收購白銀這一舉還可以二得。美國一直關注中國的貨幣改革，從1900年起就不懈地要將中國的貨幣將美元掛鉤，將中國變成一個依賴美元債務的國家。屢試屢敗，屢敗屢試。為什麽屢敗？因為中國已經被英鎊債務套上了，美元插不進去。這次白銀收購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機會，可以促使中國經濟早日破產，從而最終實現美國的50年夢想，用聯係匯率打通二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從而合並二國經濟，以此對抗英聯邦。這裏全文抄錄楊格提供的羅斯福對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的私人通信：
“請記住，我對中國的事情，有比一個世紀略多的背景知識。假如你把中國看成四億人口的一個集體，中國在過去一百年內並沒有改變多少。中國政府由於必須利用外資，並和外資打交道，是不得不信守國際準則的。中國政府任用的外籍顧問們所表達的那些準則。。。無疑代表了號稱“正統”的世界銀行界的利益。
你我都知道在過去二十個月裏我們之所以能取得成就正是因為我們決心不接受“正統意見”。。。。中國已成為我稱之為“寺廟裏的錢兌商”的麥加聖地。他們現在仍然在那裏牢牢地控製著。還要經過許多年，或者幾次革命才能把它們消滅。因為新中國是不能在一天內建立起來的。
我傾向於相信“錢兌商”們是錯誤的，而且最好是加速在中國的危機，--以迫使中國人民一天比一天更穩地站住腳跟，而不必完全依靠日本和歐洲，不必對一種不健全的經濟局麵妥協。這種妥協意味著將使中國人所處得不健全地位在未來的時代裏繼續存在。 “
那麽長的私人通信，完全是敞開心扉說大白話，翻譯成如今網絡語言就是：（中國）早死早超生。而且我就奇怪了，你羅斯福總統憑什麽就認為一個鳳凰涅磐的新中國，必然是依賴美國的中國，而不會是一個被民族主義綁架的中國？嗬嗬，引用另一個名人的語錄吧：帝國主義者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
那個時候，山雨欲來風滿樓，手持貴金屬，不好逃命，不如手持美元，還好匯。美國撞上了大運。
黃金大不一樣。當時幾乎全部金本位國家都停止了金本位，像美國這種沒有金平衡的也不是真正的金本位。而且33年後美國國內已經沒有黃金市場了。倫敦有，但是英國退出金本位，禁止金輸出。美國要是在倫敦市場買入黃金那隻有存放在倫敦。這個不合美國購入黃金的本意。因此美國收購黃金的政策不像收購白銀那樣可以通過市場進行。因此在33年的計算中，收購白銀來的方便可行。到了36年，情況完全落在計算之外了。
美國優先，嗬嗬，那是當然的。擋吾者死，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金本位製度下，白銀的貨幣屬性遠不如黃金，比較好收購。事實上黃金也好，白銀也好，美國政府是不能直接到倫敦國際市場收購的，大宗交易從來不可以直接通過市場進行，現在美債也不是這樣？所以美國政府的收購方式有二，私人零碎，大宗協議場外交易。黃金誰會和美國進行場外大宗交易？白銀大宗場外的可能性要大些，後來美國從中國收購的白銀都是大宗場外交易的。
近代曆史告訴我們什麽是不好的金融
作者: 陳韶旭 2016-12-09 07:45
【導讀】相較於工廠內遷的苦難，資金內遷根本沒有難度卻遭到了抵製，原因就是上海的黑匯投機十分狂熱。一般有一定資金規模的人在上海套匯，每個月能夠獲得七八分的月息，且十分輕而易舉。也無怪他們寧願在租界發國難財而不願意去內地了。
由複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和上海金融法製研究會聯合主辦的“埠際往來與互動視野下的上海金融”國際研討會日前在複旦大學召開。
近代以來，上海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是學界和實務界公認的觀點。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學者較多關注它的形成、發展以及社會影響等問題。
然而，不可避免地，一些疑問也浮出水麵。金融中心為誰服務是其中一個核心問題。人們很容易產生一個重大的疑問：上海既然作為中國近代的金融中心，甚至一度成為遠東的明珠，緣何中國國力依然處在積貧積弱的狀態？彼時的金融不僅沒有幫助國家富強，反而成為拖累國家的負累——人們對於近代中國金融輝煌的記憶總是伴隨著惡性通貨膨脹，整捆麻袋的法幣、金圓券買不到一刀草紙的景象。
1.
自被迫開放到清末，上海金融的畸形發展，就已經為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衰落埋下了因。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戴鞍鋼在研究近代上海和江南的經濟金融活動中發現，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江浙一帶，普通民眾能夠得到的金融支持非常微弱，生產方式不被看好但又缺乏必要生產資金的農民隻能依靠自己樸素的方式進行融資。
戴鞍鋼指出，距上海不遠的浙江省嘉興縣，“私人借貸是調節農村金融最普通的一個方法。各處農民，除少數富有者外，大都負債。少者數十元，多者千元，虧欠二三百元者，比比皆是”。1930年對上海市140戶農家的調査亦載:“借債一途，為生活不足時之暫時救濟法……有一部分農民，非賴此不能彌補入不敷出之現狀。”其“借款之方法有種種，最普通者為直接借入現金，其次典質，再次約會。以農家類別言，借債之家均超過半數以上。最多者半自耕農，幾占78.7%；佃耕農72.7%；自耕農量少，亦有55%”。就其借債利息而言，不乏高利貸，而越是貧困者所受盤剝越重，該項調査者直言:“農家愈窮困，利率愈高，蓋但求‘醫得眼前瘡’，即‘剜卻心頭肉’，亦不能不忍受痛苦。”一些農戶為躲避高利貸的盤剝，采用諸如“揺會”的傳統方式互助互濟。據1928年對上海近郊農村的調査:“鄉民又有集合揺會者，每年舉行三四次，每會自七八人至二十餘人，會款自一二元至二十元不等，藉作經濟之流通。”
1934年，有上海金融界人士直言:“銀行之集巨資以營業，本以調劑金融為目的，但處於今日商業衰落之際，而仍日見其多，在不知者視之，必以為上海商業繁盛，故銀行得以日增日盛。然吸收存款而無出路，亦遺害存戶。且在銀行未發達時，存戶之款皆散在鄉間，作為農民遊資。及後銀行信用日佳，存戶亦嫌放款農民，不若存入銀行為便利；且上海乃通商口岸，交通極便尚有租界可以保障，絕無兵災危險；又兼近年來天災人禍，愈為銀行造機會。予觀滬寧、杭滬二路一帶市鎮，在昔本富庶之地今者漸成衰落之區，雖半由絲綢業之失敗，但銀行之吸收存款亦不能辭其咎。銀行吸收存款，既不放於農民而反事投機，故餘謂銀行愈發達，農村愈衰落，或非誣也。”
2.
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辛亥革命到1949年之前的曆史上，中國的政治版圖一直處於分裂狀態，南北對峙軍閥混戰。金融出於逐利之考慮，又兼並不熱心普通人民的需要，故而更加容易依附政治勢力。即便是“東北易幟”之後蔣介石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但是各地的金融業依然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曾一度有過法幣不過黃河的說法，客觀上也反映出背後政治的不穩定性。
安徽師範大學講師馬長偉指出，在研究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過程中，專家學者均會論及華資銀行的南遷，尤其是1930年代以後，以北四行（金城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為代表的華資金融業總行選址的變化，直接促成和鞏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北四行最初由鹽業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吳鼎昌主持業務，後吳鼎昌任職實業部部長，北四行遂由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主持。北四行的主要負責人基本上全是南方人，但相對“南三行”而言，北四行在成立初期的主要經營範圍在華北地區，故有此稱呼。也有人認為“他們都是北洋軍閥時代發展起來的北方金融資本，主持人大都為北洋軍閥，中南銀行則依附於北洋軍閥”，故而被稱為北四行。北洋時期北四行依附的對象主要有兩個層麵。政治上仰仗政學係的幫助，業務上依靠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扶植。
政學係是北洋政府時期的政治集團，起源於張耀曾、李根源等為支持段褀瑞對德宣戰而成立的政學會。1918年段褀瑞解散舊國會，張耀曾等南下參加孫中山在廣州成立的護法政府。期間，與滇貴軍閥唐繼堯、陸榮廷等勾結，對孫中山動輒掣肘，被稱為政學係。政學係人員先後參與徐世昌、曹錕政府，成為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集團，同時也是北方官僚資本的中堅。中行、交行以及北四行的主要人員都是政學係人物，如張嘉璈、吳鼎昌。此外，胡筆江為政學係中與豪門合作最早者，曾由梁士詒推薦擔任交通銀行北京分行經理。北四行集團的設立，以及四行準備庫的開創均與胡筆江有關。有了這層關係，總行遠在上海的中南銀行後被政學係籠絡，成為了北四行之一。當時輿論斥責鹽業、金城、中南等銀行與軍閥是“財閥盜閥同惡相濟”，甚至對中南銀行表示不理解：“中南銀行的大股東是華僑黃奕住，他是有資本的……何苦這樣幫助盜閥？難道不這樣，中南便無事可做嗎？”
3.
然而在利益麵前，銀行業並不會十分介意投靠誰。
馬長偉研究中提到，近代中國金融業一向都追逐政治中心，“一方麵是因為官僚資本發源於政治中心，另一方麵也是因為公債及外債利潤可觀”。“公債者，以國家信用為抵押之具者也。今我國政府於財政窘迫之際，不惜以十數元之微值，發行麵額百元之公債。”所以北京政府時期，京津地區金融特別發達。
為了支撐軍費開支，南京政府也大量發行公債。“自國府建都南京以來，曆次所發公債，幾無一照法價折賣，均在五折至七折間出抵。”銀行業作為承包方，可以從中獲得優厚的回報。如南京政府在戰前舉借內債約為11億元，實收不過六成，其中至少有4億元以上是被銀行作為利潤拿走的。根據日本東亞經濟調査局的數據，自1927到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發行公債113億元，而實收額隻有64.5億元，比率僅為57%。當時承賣公債的銀行，除了中國、交通等國家銀行外，就是浙江興業、浙江實業、上海儲蓄等江浙財閥體係的銀行。北四行雖也有參與，但數量相對較少。如此巨大的公債利潤，促成了南京政府與江浙財閥沆瀣一氣。江浙財閥靠此獲得暴利，短短數年內便“取北洋財閥而代之”，江浙財閥成為了中國迅猛發展的金融資本集團。有鑒於此，北四行出於挽救自身頹勢的考慮，積極謀求南下發展。同時北方係的其他銀行，以及四川、廣東財團的銀行紛紛從全國各地遷總行來滬。這無疑是來參加南京的公債熱。銀行界成為政府政治上尋租的對手方。
盡管馬長偉認為北四行隻是在經濟上與江浙財閥合作，理由是其總行始終在北方，直到日軍入侵京津陷落才南遷上海，嗣後抗戰全麵爆發，北四行也沒有跟隨國府西遷陪都重慶，而是堅持在上海租界開業，但恐怕這並不等於銀行做得對。
西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劉誌英就清楚地指出，“孤島”時期的上海金融界發出了“到西南去”的號召，一則有利於鞏固國防，二則也是為了實現投資者利益。到了1939年，上海遊資充斥，有人估計上海各銀行存款總額在20億元左右，最高可能達到30億元。各家銀行存款一致性地激增，超過了戰前水平，委實是一種畸形狀態。不少有識之士認為，上海太過狹小，並不是康莊大道，西南各個安全地帶是一片自由的新天地，這批遊資完全可以成為國家的至寶。然而事與願違，相較於工廠內遷的苦難，資金內遷根本沒有難度卻遭到了抵製，原因就是上海的黑匯投機十分狂熱。一般有一定資金規模的人在上海套匯，每個月能夠獲得七八分的月息，且十分輕而易舉。也無怪他們寧願在租界發國難財而不願意去內地了。直到1939年9月歐戰爆發，一些香港富民和租界人士擔憂日軍加強管轄，將資金大量遷往內地，帶動匯兌貼水大跌，這才形成了上海遊資逐步向內地轉移的態勢。
4.
金融不僅依附政治，在某些時刻，金融會影響政治，甚至左右曆史進程。華中師範大學教授鄭成林指出，寧漢對峙時期，武漢國民政府為緩解財政危機、維持金融市麵，頒布《集中現金條例》，僅許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發行的“漢鈔”流通，禁止使用現金和其他商業銀行發行的紙幣。後又由中央銀行漢口分行代發國庫券近千萬元，並同等現金流通於市麵。然而，這些舉措未能緩解武漢國民政府的困境，反而因鈔券價格騰落，物價飛漲，進一步惡化了武漢地區財政和經濟的雙重危機，這也使寧漢政爭的天平向寧方傾斜。“七一五事變”後，寧漢開始合流，武漢國民政府也隨之調整財政經濟政策，允許現金使用和流通，“漢鈔”和國庫券貶值更趨嚴重。在此情形下，武漢當局不得不維持和收回國庫券，並允許“漢鈔”兌現，後又予以整理。
漢口雖然是國內僅次於上海與天津的金融中心，但是卻有一個天然的缺陷，即漢口是依附上海和天津的，因為當時的華資和外資銀行沒有一家總行設立在漢口。因此，頒布《集中現金條例》斷絕漢口和滬津的金融往來之後，漢口的金融和商貿頓時陷入了荒漠。
武漢國民政府仿效“一戰”期間歐洲各國集中現金政策，無疑是自殺之舉。殊不知，歐洲各國是在一國之內集中現金，而非限於一隅，其成功有賴於國內銀行完善的銀行組織係統，在現金集中後“固有之信用製度不因此而破壞”，“故可持久不敝”。張嘉璈認為集中現金是武漢國民政府做出的“最無經濟常識之舉”，認為漢口成為“荒野沙漠”是該條例頒行時沒有顧及漢口金融在全國金融網絡中的地位，進而破壞了漢口金融與上海、天津等地的往來關係，勢必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局麵。進一步分析可知，在這種埠際金融關係被破壞後，武漢國民政府也難以獨善其身，與南京合流是遲早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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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Eli：
前天
錯誤的貨幣政策後果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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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銀法案的精髓，說來說去其實就一句話，America first，嗬嗬。
結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麽黃金不願意換美元，白銀卻願意呢？
作者: Parks M. Coble 2016-12-09 08:00
▲日軍侵華前的上海曾是遠東的金融中心
1930年代中期，日本進攻中國以前的上海是中國國內和國際貿易、銀行業和工業製造業的主要中心城市。上海地處長江入海口，又是中國海岸線的中點，戰略性的地理位置使她成為貿易的中心。大型國際銀行如匯豐銀行將上海作為他們的基地，大多中國近代銀行把總行設在公共租界，或是在其中設分行。大約有一半的近代工業化製造業以上海為中心。毫無疑問，上海是一個外國人眼裏的“特殊”城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自治和涉外法權下庇佑著許多外國人。
1937年8月13日，日本入侵中國，上海淞滬抗戰爆發，這標誌著上海貿易中心地位的衰落。盡管上海的外國租界免於毀壞，但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卻被摧毀。此外，上海失去了她的重要財富——她之於外界的連接性。盡管外國船隻仍然不斷駛入港口，長江的貿易卻被戰爭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打斷了。鐵路係統也因為戰爭而被破壞。但是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裏，上海的租界區以“孤島”的形式存在，出乎人意料的，銀行業和貿易完好保存了下來。
周圍城市的大批財富以資本的形式注入安全的租界區，即便是銀行也在短時間內從中獲益。1937年11月，不少銀行的存取款額都有所增長。然而日本的統治破壞了國民黨的貨幣——法幣。日本扶持了兩個偽政府，一個在北京由王克敏領導，一個在南京由汪精衛領導，兩個偽政府都設置了“中央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而上海“孤島”仍然在使用法幣，但是持續受到壓力。實質上的貨幣戰一定會給銀行家造成嚴重傷害，但是或許戰爭期間銀行家需要麵對的最嚴重的問題是通貨膨脹。在中國的所有地區，重慶、南京和北京，印鈔造成了隱性的財政赤字，其結果就是物價的穩定上漲。從1937年年中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法幣區的物資零售價格漲了近20倍。
在最初的四年半戰爭裏，上海作為貿易、金融和製造業中心的地位顯然下降了，但是真正的崩潰在1941年12月7日、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很快占領了租界區，沒收了同盟國居民的財產，把他們關進了集中營。法幣被請出了上海，當地居民必須以2：1的比例把法幣換成汪精衛政府的偽幣。日本很快就遭遇了幾次嚴重的逆轉。同盟國重創了日本的商船，造成了日本巨大的能源及物資短缺。日本的失敗影響了上海和淪陷區的中國。因為能源短缺，運輸業也步履蹣跚。1943年，上海的商業用電隻有戰前的40%，到了1944年底更降到了20%。公共運輸在戰爭結束前在實質上已經停滯了。即使是水的供應也隻有戰前的30%。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日本沒收了所有類型的設備煉製鋼鐵料。他們從中國的紡織廠裏沒收了超過一百萬個紡錘和4500台紡織機製造用於戰爭用途的鋼鐵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後，上海徹底失去了她作為貿易、金融和製造業中心的地位。交還給國民黨是否可以讓上海恢複到戰前的水平？最棘手的工作在於控製惡性通貨膨脹，建立可信而穩定的貨幣。重建商業和輪船業，恢複工業電力供應也同樣是當務之急。國民黨高層如宋子文信心滿滿，即使不再是帝國主義的飛地，上海也可以恢複榮光。戰時的條約很大程度上結束了不平等的貿易。
然而曆史的現實是，蔣介石的政府一敗塗地，上海在許多年裏都沒有回到她戰前在貿易和金融方麵的地位。直到改革開放和浦東開發之後，上海才重新崛起。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坐實了蔣介石政府的完全失敗，但是在軍事敗北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當時社會的經濟已經崩潰了。早在1946年後期，經濟複蘇停滯，惡性通貨膨脹橫行。為什麽國民黨政權會失敗？
惡性通貨膨脹的失控
抗日戰爭之中以及戰爭之後的惡性通貨膨脹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麵對戰爭中的嚴重赤字，國民黨政權隻用增發法幣來解決，導致了商業價格的螺旋式上升。如果把1937年1月的價格作為基數1.0的話，1945年8月“自由中國”的物價指數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2647。但在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後，中外許多觀察家都認為中國能夠穩定幣製，開始恢複經濟。在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幾個月內，一切似乎可行，因為囤積者放出了存貨。但是“和平紅利”異常短暫。1945年10月，惡性通貨膨脹卷土重來。
正如國民黨財政顧問法蘭克·塔慕格納在1946年撰寫的一篇關於貨幣和銀行的非公開報告中所說的那樣，“在短暫的通貨緊縮壓力下，1946年秋天中儲券的廢除、國民黨消耗的貨幣、美軍的開支和內陸流入的貨幣造成了越發嚴重的通貨膨脹”。結果就是，他總結道，“通貨膨脹像台風一樣席卷了上海”。1946年11月，上海的物價指數已經超過了1600（以1937年6月為基數1）；一年以後指數上升到了8177；1948年1月是140743。1948年6月，政府決定采取注定失敗的金圓券改革之前，指數已經達到了驚人的2877000。
但是為什麽“和平紅利”沒有了呢？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法幣加速貶值，重慶政府由太平洋的勝利獲得人民的信心被衝淡了。給法幣的最沉重一擊是1944年4月日本發動的“一號作戰”。盡管同盟國在其他地區取得了勝利，但是在中國戰場日本卻占了上風。正如記者曹聚仁所寫的那樣，“戰爭最後階段的軍事形勢——我們可以說是一塌糊塗”。在軍事方麵，他總結道，勝利前的一年是中國最黑暗的時刻。“一號作戰”最終在亞洲大陸上開始了大規模的軍事戰爭，這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場災難，他的威信和作為“四大家族”領袖的地位被嚴重削弱了。早在1994年9月，日本軍隊進入了廣西，他們占領了桂林、柳州和南寧的美國空軍基地。
楊格寫到，“在1944年後期，物價的上漲變得異常迅速。日本在那年下半年猛烈的進攻再次打擊了中國的自信。”在1945年春天，通貨膨脹的增長速度大約是每個月25%，楊格評論說，“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已經幾乎不可逆轉，在戰爭結束之前金融幾近崩潰。” 楊格計算了國統區的物價指數，以1937年1月到6月為基數1，到1943年12月，該指數達到了228。六年的戰爭原本已經讓法幣貶值嚴重，但是“一號作戰”使得貶值速度呈幾何式增長。1944年12月物價指數達到了755，1945年6月達到了2167，1945年8月是2647。
即使是在實際的日常生活中，通貨膨脹也給生活帶來了很大困難。政府嚴禁印發大麵值紙幣，認為這會在心理上給社會造成打擊。在很長時間裏，法幣的最大麵值是一百元。當惡性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後，人們不得不扛著成捆的鈔票到市場購物。同時印發紙幣的開銷也很巨大。大多數紙幣在美國印刷，通過駝峰航線運輸進來。大量印發小麵額紙幣的開銷驚人，1942年美國提供5億美元借款給中國，其中有5500萬用於紙幣的紙張和油墨。
1944年秋，美國陸軍部的官員擔心，飛躍駝峰運送大量的紙幣將是一個問題。駝峰航線軍事物資的運送不得不讓位於紙幣。美國軍隊建議紙幣可以做小一點以便節省飛機上的空間。1945年春天，重慶方麵將最後一筆6000萬美元借款中的3500萬花在了紙幣上，留給其他需求的金額就受到了限製。直到國民黨敗走台灣以前，該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財政部的官員拒絕發行大
麵值的紙幣，害怕在心理上坐實通貨膨脹的發生，這本身就會導致物價的上漲。但是維持這一政策，政府必須提供大量的小麵額紙幣，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到1947年秋天，政府每個月要印發3000萬張紙幣。
美國的疏遠
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國民政府最主要的外國同盟是美國，唯有華盛頓通過物資和承諾來維持中國幣製的穩定。但是國民黨政權的一些政策卻疏遠了美國政府中那些熟悉中國情況的官員。其中最嚴重的失誤就是重慶政府堅持法幣的不切實際的高匯率。盡管國內法幣的購買力急劇下降，重慶政府還是試圖維持名義匯率。1941 年8月，財政部長孔祥熙宣布法幣和美元的匯率是18.8：1，後來變為20：1。宋子文和其他人反對固定匯率，但是孔祥熙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或者說授意下極力堅持。即使是確定該匯率的那一時刻，該匯率也是不現實的，通貨膨脹惡化以後就更是如此。1944年黑市的匯價達到了600：1。當美國軍隊在中國建造空軍基地和設施時，他們需要按照官方匯率來支付，所以即使中型設備的開支也變得極其高昂。在1944年初，美國軍隊計算了一下，如果按照官方匯率在中國建造空軍基地，包括位於成都附近的基地和遠程轟炸機，比在美國本土建造的價格還要高8到10倍。
不幸的是，這項政策不僅導致中美之間關係緊張，也讓美國領導人對提供額外的財政援助以支持法幣保持警惕。美國記者白修德寫道：“每一個美軍大兵都知道這是敲詐般的高匯率，他們都覺得美國陷入了駭人聽聞的、公然的詐騙之中。”白修德總結說，重慶政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削弱了美國政府在戰後對蔣的支持。楊格同意這種說法，沒有什麽比人為匯率“讓山姆大叔覺得被騙了”。
▲上海的金融業還帶來了外國投資。圖為可口可樂在上海的生產線
早在1944年，華盛頓派艾奇遜就美國空軍基地的建設問題來協調匯率，艾奇遜提出了100：1（比官方的20：1要好多了），但是仍然遠遠低於黑市價格。孔祥熙堅決拒絕了，理由是法幣會因此貶值。美國對此報複的方式是將那些付給在華美軍的，理應直接回國的美金被送到了黑市上進行交換。
在此之後，很顯然美國和英國政府支持他們的公民到黑市交易，孔祥熙做出了讓步，給外交官們50%的補貼，但是仍然遠遠低於黑市價格。“占外國人便宜”疏遠了那些曾願意幫助中國的外國人。比如美國的傳教士發現，那些美國教會為解救中國而募集的捐款，如果按照官方匯率的話就什麽都買不到了。最終孔也允許傳教士們領取補貼，但是還是要按照中央銀行的匯率。這種方式以犧牲貿易夥伴和遭到廣泛詬病為代價，強化中國外匯儲蓄。
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就是一位在珍珠港事變發生前支持中國，此時卻漸行漸遠的美國官員。在1944年6月8日的備忘錄中，摩根索對羅斯福總統說：“我們在中國軍事項目的財政困難要開始了，你記得嗎，在開羅會議上中國的領導人找我們要十億借款。”他建議羅斯福拒絕借款，提醒他：“在一月份的時候委員長威脅說，中國政府不再對戰爭再提供任何物資貢獻，包括軍事基地的建設；除非我們能提供借款，或是按照官方的匯率支付我們的軍費開支。”這種態度惹惱了摩根索，他很清楚戰前法幣值30美分，1941年就隻有5美分了，這還是官方匯率。但是與此同時給總統的備忘錄上寫明，在黑市上法幣隻值0.5美分。摩根索相信蔣介石不過是在虛張聲勢，美國應該堅持拒絕新的貸款。蔣介石的態度疏遠了華盛頓那些反對召回史迪威的高層官員，使得雙方關係更加緊張。
美國財政部對重慶政府操縱黃金買賣也感到不滿，這些黃金是美國支援給中國的，本來是為了支持法幣，減輕通貨膨脹。但是駐華的財政部代表阿德勒1945年3月11日報告說，中國政府堅持“以低得荒唐的價格出售黃金”。政府拒絕調整黃金的官方價格，黑市的價格卻持續高漲。阿德勒相信，“這將大量消耗中國在戰爭結束時所急需的外匯財富”。但當中國最終在3月28日提高了價格後，對這一問題的處理在重慶和華盛頓都導致了批評的大爆發。有消息泄漏，中國高級財政官員在消息宣布前幾天按照舊價格大量買進黃金（估計有3萬到3萬6千盎司）。中國對這一問題的處理使得美國財政部確信，給中國的援助並未被妥善使用。
1945年5月，摩根索給宋子文一份備忘錄，列出了他反對出售黃金計劃的理由。他非常直率地指出：“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應當停止黃金銷售計劃。正如你們知道的，當這個計劃開始的時候，並未征求美國財政部的意見。鑒於黃金運輸的困難，出售黃金對抑製價格的作用有限，國內公眾對該計劃以及用外匯資源達到最大目的的企業都持批評態度，可以看出這個計劃是愚蠢的。”對於可能存在的腐敗和內部交易，摩根索甚至更加直接。“不幸的是，美國認為2億美元債券及出售的黃金會必然落入中國少數人手中成為他們個人牟利的工具，而對中國經濟毫無益處。”他同時要求宋子文打擊投機者。“中國應當調查並取締投機者、非法購買者的交易，保證隻有符合規定的買家能夠獲得黃金。”
在美國財政部內部的批評更加激烈。摩根索的一位助手說：“中國人沒有事先和我們溝通黃金銷售的計劃，而顯然這在目前的條件是極不明智的舉動，且對我們來說無異於將手槍抵在腦袋上。”財政部的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中國購買額外外匯並出售黃金……對抑製通貨膨脹不會有顯著效果”。
宋子文對於摩根索暗示在黃金運輸上設阻的威脅感到氣憤。在1945年5月9日，宋子文在他的回複中下達了最後通牒。“除非羅斯福總統和財政部完全保證黃金的供給，否則中國便會發生可預計的災難性的金融崩潰，這也就意味著會發生隨之而來的軍事崩潰。” 宋子文以此威脅美國同意保證1945年5月和6月的黃金供應和運輸。
宋子文直接向國務卿愛德華·斯特緹紐斯提出抗議。在1945年4月20日的備忘錄中，他完全否定了摩根索的論斷，強調“黃金的持續銷售是吸收紙幣重要且唯一的保障因素”。顯然他試圖通過美國國務院向財政部施壓。宋子文表示，羅斯福總統曾經保證過，1943年達成的5億美元借款中的2億將以黃金的形式援助中國，“該保證也是美國財政部長所承認的。”但現在隻有700萬美元的黃金運抵中國，其後果可能是中國必須向已經購買黃金期貨者支付違約金。
最終摩根索選擇退讓，運出了黃金，但是他對該問題的批評態度沒有改變。1945年5月16日，他在給宋子文的信中確認黃金即將運送，他同時提醒宋美國為中國政府提供財政援助的目的是抑製通貨膨脹，而“在我看來，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中國的出售計劃能控製通貨膨脹，因此我懷疑它的有效性”。同日，宋子文與摩根索會麵，後者前一天已向羅斯福總統谘詢。宋子文也與羅斯福見過麵，並對黃金運華的處理得到更正表示慶祝和感謝。在會見中，美方提到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對黃金銷售過程中的批評，摩根索直接建議停止出售黃金。宋子文拒絕了摩根索並稱已就此展開了調查。美國最終完成了黃金運華的承諾，但宋子文和美國財政部官員之間的關係已經遭到了破壞。
1945年8月，戰爭突然結束，而重慶政府在經濟和貨幣方麵卻沒有做好向穩定和平時期過渡的準備。戰爭後期的軍事失敗以及原本已經不足的政府收入的流失使得惡性通貨膨脹速度加劇。而此時重慶的政策卻離間了它和美國主要財政官員的關係，而後者本可以為中國提供切實的幫助。隨後美國逐漸開始對蔣介石提供無條件的幫助，但這要等到共產黨勝利以及右翼共和黨人攻擊杜魯門總統“對華軟弱”之後了。日本投降後，美國的注意力放在了歐洲和被占領的日本。對於支撐國民政府搖搖欲墜的貨幣製度，美國財政部官員逐漸失去了興趣。
驅逐外國人
戰前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許多外國人在此享受著治外法權，外國公司在通商口岸城市占主導。這些城市的許多公共設施如電力、交通被外國人所控製，許多本地船隻實際上也掌握在外國人手中。在戰爭進行的時候，很多國家放棄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戰爭過程中，日本占領掠奪同盟國國家的企業並關押其公民。戰後，日本的財產被接管，日本人一般被遣返回日本。不平等條約的終結對蔣介石政府來說是一次重大的心理上的勝利。當被捕的外國人從集中營中出來後，他們很多人的身心狀態非常糟糕，但是有一些人還是已準備好在中國恢複他們的事業。但政府卻不願外國人繼續他們戰前在中國的活動，如在內河航道經營船運或控製公共設施。從政治的角度看這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沒有外國人參與的後果是，戰爭中受損的經濟功能恢複緩慢。
戰後上海經曆的電力短缺限製了工業生產。上海電力公司是舊通商口岸係統的留存，中國官員們毫不掩飾他們希望重新建一個由中方經營的工廠。但同時現存的工廠產量大大低於其生產能力，原因是因為煤炭緊缺，而且廠方無力更換被日本破壞的設備。這些受損設備占總數的40%，但企業卻無法繞開政府匯率控製購買配件。國民政府想要建立中國國有、自主經營的電力企業的迫切願望是能夠理解的，但在當時戰後上海混亂的條件下，其帶來的後果卻隻是造成電力短缺，為工業的複蘇蒙上一層陰影。由於政府的政策，還迫使一家在天津的法資電力企業破產。電費由官方定價，但燃料成本飛漲。一份美國國務院智庫的報告總結稱中國政府的本質目的是將這些工廠設備沒收充公，“中國政府就能間接沒收這樣的一個企業，而且不用給它的所有者任何補償”。
宋子文確實想要推動政府計劃改善這樣的情況。1946年7月，中國獲得了880萬美元的貸款，可以通過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購買10部美國廠用電力設備。但是新設備運抵中國完成組裝、運行前，必然會有一段時間的延遲，而正是在這段時間內，電力危機仍在持續。宋子文同時還籌劃推出了揚子江電力公司，作為中國建設公司的子公司擴大在南京、無錫以及長江下遊地區擴展業務。1947年7月，為取得1947年至1952年共計1500萬美元的貸款，該公司向在華盛頓的美國進出口銀行提交了詳細的計劃。
戰爭期間，政府對進出口的控製都非常嚴格。此舉在日本投降後仍有深遠的影響。法幣與外國貨幣間的名義匯率使得如果不在黑市操作，對外貿易將無法進行。1945年一位英國的外交官稱“上海的金融、經濟狀況可以稱得上是混亂。中國的銀行開始營業了……但是受限於目前的情況，它們的功能十分有限”。200比1的偽幣兌換率造成了許多困難。至於貿易，“幾乎沒有希望，但如果航運暢通且能自由在中國各口岸行駛，且固定一個新的、符合實際的匯率，那麽貿易的複蘇就會到來”。 英國方麵派薛穆爵士自重慶出發來到上海，推動對外貿易的重開。1945年10月24日，他報告稱，從香港駛來的英國船隻仍被拒絕進入內地，他向宋子文施壓，但幾乎沒有效果。
1946年2月，宋子文也在尋求使得美國運載棉花的船隻從上海來到青島和天津。這些城市原材料的缺乏製約著紡織業的發展，但唯一可用的貨船是向上海運煤的美國船，它們從上海返回北方的時候實際是沒有運貨的空船。行政院的允許是必須的，宋子文顯然也是認可這件事的。然而，法蘭克·塔慕格納從一份1946年10月行政院的報告草案中發覺，“1946年夏的中國北方經濟停滯”。他將此歸因於交通不便造成的原材料及煤炭的短缺。“目前這種狀態對外國企業的影響尤其大，它們幾乎沒有經營，趨於停滯。”究其主要原因，他認為，“收費高昂但仍然運力不足的中國本土船運，對船運的種種限製以及外匯金融引起的困難是進出口貿易的主要障礙。”
宋子文本人忙於為中國購買外國船隻。1946年初，他通過在倫敦的中國采購代理安排購買5艘丹麥船和2艘瑞士船。這些船最終流向了中國招商公司。但除此之外，因為協商中遇到的困難或因船隻質量問題，他的許多購買計劃都落空了。這都滯遲了宋子文建立一個中國掌控下的國內國際航運體係的嚐試。
1947年，當外國企業難以在中國複興，很多英國、美國的商業團體還開始批評和政府相關的企業。將與宋家（包括孔）有關的企業稱為“皇家”企業的說法見諸報端。盡管這些企業否認得到任何特權，遠東美國工商業委員會和國家外貿委員會向美國國務院提交了一份聯合報告，控訴“皇家企業”得到的特殊對待。他們指出，類似宋子良這樣的官員使用外交護照在美國行動，實際上卻進行著商業活動。與此相反的是，他們稱許多中國私人企業家卻根本連護照都很難取得。他們還指出，美國公司不能獲得與中國交易的許可。但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官方機構世界貿易公司在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擁有寬敞的辦公室，而且並不需要遵守許可證的限製和外匯管理法規。
在美國商人指出的許多例子中，有一項是戰前原本前途光明的美國商人團體失去了在上海的汽車經營權。舉例來說，凱迪拉克汽車在上海的經營者不再被允許進口任何一輛車，因為它們被認定是奢侈品。但是同時一輛運載著23輛凱迪拉克汽車的火車卻剛剛抵達，它們是由政府運行的機構中央信托局進口的。美國企業抱怨的另一件事情是他們在中國獲得了訂單，但是卻不被允許進口這些貨物。像紡錠、結構鋼設備、采礦設備仍然滯留在美國倉庫中。
宋子文強烈反對這些指責，他在華盛頓與顧維鈞博士一起反駁這些對中國的指控。宋子文強調，他和任何一家進口公司都沒有關聯。無論報道所說是否真實，無論是什麽導致了商業許可證的延遲，到了1947年秋天，美國商人最終認為他們不被中國需要。而他們正是原本積極尋求在中國獲利的那部分人。隨著華盛頓將它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西歐以及專注於馬歇爾計劃，美國政治領袖開始對中國失去了興趣。
結論
雖然難以估計，但很有可能早在1946年底就是金融狀況的拐點。政府既不打算提高收入也不打算減少軍事費用。許多中國富人（用盡各種辦法）致力於獲取更多的外匯，將他們的資本轉移出中國。1946年10月行政院的一項秘密報告稱華南與香港存在著非法貿易，最終會導致資本外逃中國。“目前信息有限，唯一清楚的是前幾個月有大筆資金從上海轉移到了香港。”該報告還指出“正在香港尋求庇護的中國資本，實際上對安全穩定的當地及海外長期投資感興趣”。
事情顯然陷入了惡性循環並脫離了掌控。在楊格的檔案中，他保留了其在上海停留過的華懋飯店（如今的和平飯店）的一份打印表。上麵印著：“很遺憾地通知您，因為已不受控製的情況，我們不得不被迫提高本飯店的價格。”而在表格上的價格是每晚90萬元。一旦惡性通貨膨脹的心理被建立起來，便幾乎不可能逃脫這個循環。日常會計核算、計算投資與收益、取得銀行貸款，這些全部成了問題。這不再是一個“正常的商業狀態”。
最終，財政官員如孔祥熙、宋子文不能改變蔣介石采取軍事行動的決定。盡管很多他的美國軍事、行政顧問勸說他減小軍隊規模並現代化其軍隊，蔣介石本人卻不願意這樣做。楊格在他1946年5月8日的日記中寫到：“委員長最近僅憑一紙手寫的命令就把每月軍事預算從900億提高到了1700億。這是獨裁！” 中國將會大量印鈔票；惡性通貨膨脹就會繼續。“和平紅利”並不存在。
自1937年日本入侵以來，上海作為中國主要貿易金融網絡中心的作用被削弱，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其地位被徹底終結。許多觀察者認為蔣介石政府能夠使上海重新回到戰前的地位；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一係列政策失誤再加上困難的現實使得貿易和商業處於停滯狀態。持續以印鈔的方式解決高額軍事支出造成了報複性的惡性通貨膨脹。決定未來上海命運的人變成了毛澤東而不是蔣介石。（作者為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大學教授。翻譯：高作楠、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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