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小節：法幣改革的後果和曆史意義
曆史上對於法幣改革一直是交口稱讚的。好處是明明白白的。突破了白銀的有限數量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製約，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貨幣保障。上海隔夜拆借利率的最高值自有記錄的1872年以後，幾乎每年都在20%以上，1936年降到了3.65%，史無前例。然後還有一連串的數據告訴你工業恢複了多少，農業恢複了多少。總之形勢一片大好！那麽代價呢？當喜氣洋洋搬進新房子的時候，有張賬單正在等著你呢！
35年的法幣改革打開了通貨膨脹這個潘多拉的盒子。因為如今的貨幣就是一張紙。這張紙要變成穩定的信用憑證，需要有相應的外匯支持。根據隔壁日本的經驗，一般是1元外匯，可以發行3元基礎貨幣，然後衍生出12元的貨幣總量。所以也不是政府想發多少就發多少的。1937年南京政府的外匯儲備3.78億美元，合12.58億法幣，這樣基礎貨幣隻能到37.76億，貨幣總量最多不能超過151億法幣。1936年中國的國民產值大概350億元。還是以1.6的社會貨幣周轉率的話，需要218億元，1937年上海錢業的匯票結算額是168億元。你看，貨幣瓶頸依然存在。而且中國的國際貿易收支並不會因為貨幣改革而改變，以前出超的，現在仍然出超，中國的外匯儲備會因為出超而不斷下降。對應這個下降，要麽央行收回貨幣，要麽通貨膨脹，萬物貶值。所以法幣改革不過是劑強心針，它沒有從根本上解決1930年代中國麵臨的貨幣問題。
出路隻有二條，一條改變經濟模式，將逆差貿易轉變為順差貿易，通過順差積累外匯，二條依靠外債。事實上，這二條南京-重慶政府都沒有走。第一條路無從說起。第二條外債，抗戰8年倒是借了不少，總共大概10億美元現款和8億美元租借物資。10億美元裏麵用作穩定金融的6.2億美元。其中大頭真正到手已是44年下半年的事了，整個抗戰期間外債對穩定重慶政府的金融並沒起到什麽作用。[1]抗戰期間發行的法幣都是沒有準備金的。口頭上以戰爭需要為借口，內心裏並沒有嚴肅地意識發行準備的必要性，說到底還是流氓意識，老子發個鈔票還需要什麽外匯做準備？
35年的那場改革，實際上隻進行了一半就被戰爭打斷了。本來的設計是先發法幣，收繳銀元，然後建立中央準備銀行。這場改革到底能不能最後成功，關鍵是中央準備銀行能不能真正起到獨立央行的作用，用西方現代貨幣理論來操作貨幣，經營貨幣。英國人對此是有信心的，因為中國在走投無路之際答應過英國顧問在中央準備銀行的權威地位。英國人一走神忘了如今不是大清了，也不是北洋。如今的中國政府是一個揮舞拳頭，聲嘶力竭的家夥。果然，中央準備銀行從來沒有建立過，當然英國也從來沒有為了幣製改革對中國貸過款。[2]在英國看來，這個改革就是脫掉了件舊衣裳，你還沒有穿上新衣裳呢！在中國看來，這就行了，這樣赤裸著挺好。無拘無束。如今貨幣不過是一張紙頭了，那我還等什麽，難道我還沒吃夠沒錢的苦？來看看曆年的法幣發行量（表格見後頁）。這個隻是公布的法幣發行量，這些錢遠遠不夠政府開銷的，怎麽辦，伸手問銀行借。到了抗戰，四行二局全部國有，政府可以用行政命令強迫銀行
| 年份 | 1937 | 1938 | 1939 | 1940 | 1941 | 1942 | 1943 | 1944 | 1945 |
| 發行量（億元） | 14 | 23 | 42 | 78 | 151 | 344 | 754 | 1895 | 10319 |
借款。那銀行有頭寸時自然是可以借出的。可大多數情況下，銀行沒有頭寸，對政府貸款超出銀行的負債。到45年末，銀行墊款共1.2萬億元，它的同期存款才7000億元。真不知當時四行一局的資產負債表是怎麽做平的。差額部分用紅字寫上政府萬歲？不過不用著急，這點錢到了1948年根本就不算什麽了，銀行經理自己掏個腰包就能填平。
如今的世界經濟學教科書，講到惡性通貨膨脹，中國那次是必講的。人類就沒經曆過幾次。我們中國有幸輪上一次。具體數字不說也罷。數據上了天文級，感覺都沒了。說個有趣的現象，也算是中國對人類經濟學研究的貢獻吧。大家知道，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是方向相反的二端。這二端什麽時候融為一體？惡性通脹的晚期。那時候印鈔廠全力運轉，成噸的鈔票源源不斷地運向四麵八方，同時各地十萬火急地報告缺少現鈔，以致無法安排城市的基本供給。有意思嗎？通脹和通縮一起來。印鈔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印鈔機再飛速，到底是有物理限製的，物價完全依靠人的幻覺推升，物質世界如何趕得上幻覺世界？中國人民有幸一睹其大觀，要知道帝國主義殖民中國的80年裏，人民是沒有這個幸運的！
35年的法幣改革對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影響還不在經濟方麵，經過這場改革，中國的政治結構完全改變了，從而極大地影響了以後的曆史進程。中國的國內貿易具有和國際貿易一樣的特征，就是長江，黃河流域的廣大內地對上海為首的東南地區長期持續的貿易逆差。以結算故，銀元單向地，不間斷地流入上海。半年一年下來，內地便會進入銀荒，通貨緊縮，經濟收縮，稅收下降，政府破產。要避免這個現象，解決方法也是和國際收支一樣的，要依靠債務。上海要源源不斷地和內地確立債權來平衡收支，阻止銀元的流入。這樣的金融形勢決定了中國近代的政治勢態，得東南者得天下！南京政府也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扼住內地的咽喉。一旦上海對哪個內地金融封鎖，不出半年，哪個內地就經濟崩潰了。這個基本勢態解釋了很多的曆史現象。
黃埔軍，以前是很有攻擊精神的，一到上海，攻擊精神沒了，專事防守。因為他失去了拚命的理由。守上半年，坐等敵人崩潰。要進攻作甚？馮玉祥的西北軍公認的比黃埔軍有戰鬥力，但是如果你老馮的戰鬥力沒有強到半年內擊潰黃埔軍，也隻有失敗一條路。 汪精衛據武漢，扼製上遊，順流而下，欲行曾國藩故事。當時武漢方麵的軍隊不少於南京。可是人不少錢少呀！沒錢怎麽辦？武漢央行發紙幣救急，武漢市麵罷用，新出爐的紙幣，一入市場就是一折，甚至一折都沒人要，唐生智急了，就帶兵搶中央銀行，能搶到什麽？無非是大捆鈔票。曾國藩故事行不得也。後來這成了汪精衛的曆史經驗，據東南者得天下，於是跑去了上海。想不到形勢又變了，如今不用銀元了，紙頭誰都有的！
國民黨那幫人對35年的法幣改革是暗自慶幸的。運氣真是不錯，坐鎮東南的時候，用銀元，天下無與之爭鋒者。坐鎮重慶了，改用法幣，照樣可以維持基本的局麵。汪精衛武漢政府那樣的金融絕境沒有出現。同時期的日本人也是這樣看的，認為法幣救了重慶政府的命。但是這種運氣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對國民黨來說，實在是太沉重了。反過來思考，假如沒有法幣改革，又會如何？金融繃緊是肯定的，會不會崩潰則難說。一則重慶政府戰前有2億多的銀元準備，戰事一起，美援就來了，18億美元的現金，黃金，信用，物資，這還不夠？二戰期間美國租借了印度4億盎司的白銀，中國難道不能借個四，五億兩白銀？果真如此，發生金融危機應該是汪偽政府呀！想想看，太平洋戰爭一打，外貿中斷，外匯斷絕，白銀還會流入上海？二則，沒有法幣，就不會有上海的中英平準基金，沒有平準基金，就不會有大量的遊資雲集上海伺機出逃。遊資這個禍害在法幣改革前是沒有的，它完全是法幣的副產品，和法幣同生共死的。因為法幣本身沒有價值，要實現它的價值就要換成外匯，而當時的中國，外匯隻有一個地方有，上海。所以重慶政府發行的法幣做不到自我周轉，循環往複的使用，它一次性征集了物資後馬上流入上海，這就逼迫重慶政府不斷發行貨幣。太平洋戰爭之前，重慶政府60-70%的貨幣發行量基本都流向上海，到1941年上海囤積的遊資最高達100億法幣，同期法幣發行不過151億。太平洋戰爭之後，上海的巨量遊資外逃無門，回流內地，觸發了史無前例的惡性通脹。越是通脹，就越要印鈔，越是印鈔，遊資規模就越大，通貨膨脹就越厲害，到了1948年，法幣發行總額突破40萬億，其中30萬億遊資聚集在廣州。假如還用銀元，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戰爭期間內地和東南的大規模貿易中斷了，銀元因貿易逆差流入上海的機會大大減少了。上海要支付對外貿易逆差，上海的外資要撤離，就讓上海出賣自己的白銀好了。弄到最後，因為白銀，外匯缺乏而不得不發行不兌換紙幣的反而可能是汪偽政府。內地隻要解決離開上海也能活得下去這個問題就行了。馮玉祥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地經濟離開上海活不了。無論當地政府，軍閥怎麽三令五申禁止白銀出境，人要吃飯就必須向上海購物，戰爭期間沒有債權可言，一切都是銀貨二迄，不付白銀怎麽購物？而抗戰時的情況有所不同，有工廠大量遷入入內地，有西南通向越，緬的出口，有駝峰運輸線。8年抗戰勝利的事實說明了沒有上海，內地要活下去不容易，但還是活得下去的。這樣分析下來，法幣改革未必是以後國民黨堅持抗戰的必要條件。法幣之於國民黨，就像毒品之於癮君子一樣，到底是救了他還是害了他都很難說！
中國人的金融觀念裏麵，信用貨幣的觀念一直樹立不起來。除非亂世，發紙鈔，發小錢，發大錢硬搶，這個中國人反而倒是安之若素，自認倒黴。正經世道，正經買賣，要他承認信用貨幣，千難萬難。一錢就是3.3克左右重量的銅錢。曆代的統治者做夢都想將這枚3.3克的銅錢加上2克放大成一枚5克值10錢，從來沒有成功過，老百姓不認。直到清末出現了當十銅元。銅元是中國曆史上唯一被社會認可的金屬信用貨幣，除此之外，一概不認。這就是為什麽樣幣製改革在中國討論了三，四十年不敢實行的原因。誰不知道拿個紙頭當錢使，又好又方便，統治者還可以從中偷錢？就是怕中國老百姓過不了心理這一關。34年35年被美國這麽一逼，中國不得已走上了這條信用貨幣之路，這條路雖說早晚得走，但是對南京政府來說，走得早了些。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沒有真正的統一。各個政治勢力之所以委身屈服於南京政府就是因為沒有獨立的財源。當時但凡有點獨立財源的地方勢力南京政府都搞不定它的。東北，山西，廣東，廣西，雲南。法幣改革的成功讓中國老百姓從心理上認可了不兌換紙幣。這一關一旦突破了，那麽誰家的紙幣都一樣。換句話說：法幣的誕生讓中國各個政治勢力有了自己獨立的財源，印鈔機使天下形勢為之一變，南京政府挾銀元而令天下的局麵打破了。從此再也不是得東南者得天下了，而是紙幣堅挺者得天下。要論貨幣管理質量，抗戰時期的中國貨幣，首推滿洲國，其次華北，再次上海，最差重慶。所以，抗戰後，中國北方戰勝南方，做成了馮玉祥做不成的事，能發行紙幣是其三大金融原因中最主要的一個。既然說到這了，其他二個原因也一並說了吧。一個是抗戰期間的平津工業化。從而大大縮小了北方對南方的物資依賴和貿易逆差。北方的工業消耗北方的農礦原料，使之成為一個能夠自我循環的封閉經濟體。二個，是熱河的鴉片生產，日本人用它來平衡對南方的收支出超，熱河對上海的鴉片貿易一直持續到49年。沒有這三個原因，中國北方是絕沒有可能戰勝中國南方的。從今天看回去，法幣改革訂下了埋葬國民黨的第一顆棺釘。
曆史是沒有假如的。曆史研究者卻往往喜歡假如。假如，1928年沒有這樣凶猛的全國性民族主義浪潮，假如南京政府能夠負責地和日英合作共處，中國必然會在35年成功抵擋住美國的攻擊。事實上這次攻擊極為短暫35年底就結束了。墨西哥就擋住了攻擊，36年又恢複了銀本位。或者即使樣樣都照曆史發生的那樣，隻是假如南京政府能夠從事變中認真吸取教訓，體會到民族主義的危害。聽英國人一句話，認真建立中央準備銀行，聽由英國人主持央行的工作，就不會有這樣惡性的通貨膨脹，沒有通貨膨脹，國民黨就垮不了，今天中華民國的首都還在南京呢。中國人民也不必在以後的曆史裏曆經苦難。可惜由於當時狂熱民族主義社會思潮下形成的政治正確劫持了中國人的理性和智慧，這些假如必然不會發生。玩死自己的民族，就是民族主義的必然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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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leberg的西歐金融史裏有歐洲戰後金融重建的內容，包括德國，滿有意思的，有空我讀一下。
中國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兩次大戰的戰敗國命運，
近的有日本，遠點的有德意法，我有本書講1944年的那不勒斯，
沒細看，看簡介當時跟叢林差不多，
德國的重建，Kindleberg曾經親曆，不知道有沒有回憶錄，
當時的德國經濟管理人有回憶錄，忘了叫什麽名字
至於通脹，我覺得還是KMT還是戰力不行，喪師失地之後，焉能不通脹，前麵舉的TG印鈔例子，大軍南下的時候印鈔機是隨軍帶著的，這是幾年後發生通脹，陳雲要關閉黃金交易所的遠因。通漲是是不是會發生的，像蘇聯二十年代也發生過，一般政策調整後，幾年之內會得到控製，隻有失控的通脹才會要命，失控的原因往往是金融政策之外的種種因素。
事後來看，當然是親美更好一點，美更有實力嘛。在日本的攻擊下，英國到底能為中國做什麽，都不可知，它自己都泥菩薩過河。至於犧牲中國和日本做交換，那是當然的。英國的政策就是和控製長江流域的任何政權合作牟利，不管你是哪家政權，39年東京日英協議都很明白，完了馬上封了中國通向緬甸的出口。當時日本答應將海關（現在是日本控製了）的收入按戰前比例向英國還本付息。後來日本賴賬了。緬甸口子才開放了。49年承認中共也是同一性質的事件。
45年後英國對中國沒有興趣了。這不光是戰後英國自身的衰弱，還因為他在長江流域的利益消失得差不多了。租界沒了，外債放棄了，工商業利益美國占先，英國在中國隻剩下些房地產，還有些許商業利益。他沒有了參與中國事務的動機，他為什麽要積極？假如，又要說假如了，戰後租借還在，外債還在，英國又會怎麽做？看看希臘就行了，英國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是不惜拖美國下水的，而且他也有拖美國下水的手段。杜魯門主義對共產主義全麵對抗，就是不顧及中國，好像中國不是共產主義一樣。要是英國在中國還存在大量的利益，這個由英國勸誘而來的杜魯門主義怎麽也要對付中共的。你注意到了嗎，49年，英國的中國忽然活躍起來的，一會兒在長江和共軍打，一會兒在海上和國軍對峙，就有忘不了他的利益嘛！
所以親英親美的問題，我們後人評價，我覺得還是英國牢靠一點，畢竟有利益在中國，美國靠不住。
另外北方的民心也是個有趣的話題，看土肥原秘史，他在北方交遊很廣，也相當popular. 南方和北方的差異，KMT隻有十年的機會加以融合，時間顯然不足。況且KMT推翻北洋統治，北人之中必有不滿之人，同理也可應用於TG推翻KMT統治。我發現有個現象，前清看不起北洋，北洋看不起KMT，KMT看不起TG，大概國人多重家勝於重國之故？
中國人對英美的態度，當然是喜歡美國多一點。35年美國這樣凶惡的進攻，傷了很多人的心，不過戰事一起，美國成為了中國唯一的希望，後來成了盟友，錢不少給，還不用還，於是35年的事大家就忘記了。直到今天，親美的比比皆是。我還是這句話，美國可以是個不錯的朋友，不過你自己不要不小心擋他的路，他殺戮起來，手一點都不會軟，還以上帝之名。英國凡事計較，冷漠，但是講道理，二次鴉片戰爭後，總理衙門對英法有評論，英比法講理。美國主要是和中國沒有利害衝突。一碰到利害衝突，你對美國的感覺會不一樣。
所以為什麽KMT當年選擇與米國合作而不是與英國合作，是個很好的問題。
或者英國勢力在華太久，引起中國精英反感？以前給你貼過的陳光甫的故事，
陳光甫年輕的時候在英國人的機構做事，但是去米國留學。
蔣宋聯姻應該是國民黨內部的新老實力派的聯合.宋家和國民黨的淵源比蔣深得多,蔣不過是個軍事領導人,要在黨內站的住腳,要依靠宋家.
天津的近代化，和上海同期開始，比上海要弱，其原因洋人少，洋人少又因為貨流不如上海多。上海無可比擬的，鴉片戰爭前國內的貿易量就達到100多萬兩一年。但是天津始終是中國北方的一個對外口子，除此之外，北方沒有第二個口子可以與之相比。北方的貨物總要有個口子出去嘛！後來有了煤礦，自然要有許多配套建設，上海的日輝港，自動煤炭裝卸碼頭是開灤礦務局建的，配套都配到了上海，那天津附近，環渤海灣6港口城市不可避免地進入近代化。30年代之前是華北工業化的第一個發展階段，自然發展階段。因為是自然發展，利潤主導，所以發展的不快，舉個例子，北平大概民初就有自來水廠，直到37年，近三十年的發展，用戶才1萬多戶。1930年開始，日本完成了他的國家發展計劃，計劃中華北將建設成中國的工業重鎮，其繁榮必須超過上海。從此直到1945年，特別是8年抗戰期間，華北急速工業化，到1945年，北平的自來水用戶，發展到了50萬戶。一斑窺全豹，可見華北的工業化的速度。其間種種經濟，金融舉措日本資料都有，中文的也不少，中國對滿洲華北的經濟研究1945年就開始了，當時國民黨複辟，對華北，東北耳目一新，不知所措，不得不研究，留下過很多資料。可以這麽說36年的華北和45年的華北完全是二個地方，變化之大，躲在重慶的國民黨根本沒有認識，沒有反應。這是他失敗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中國曆史上北伐而定天下者，唯明和蔣。明其實是打敗陳友諒而得天下的，北伐隻是打掃衛生。蔣經曆過和北方軍閥的幾次硬仗，比明的北伐要堅實。中國曆史一向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因為地勢就是這樣，身居洛陽，俯瞰下遊，物資運輸上占了很大便宜。到了民國不行了，沒有現大洋玩不轉。日本的這個華北工業化又將局勢改回來了。而且8年的時間如此短促，我理解國共雙方都沒理解它的意義，隻是懵懂懂分別站在了曆史正確和錯誤的二邊而已。或許以後，毛有認識，故有感謝日本帝國主義之說。
所以國共勝敗，是一個工業化的北方和商業化的南方的鬥爭，在東北更明顯些，誰勝誰敗一目了然。以後要使誰有本事寫一部1945-1950年的南北經濟史，各方怎麽完成他們的經濟，金融動員的，物質怎麽調配的，大家一看就明白了。4，5百萬人的調動，靠小米加步槍，人民的扁擔，騙鬼！
可英軍在香港新加坡不戰而降，帝國勢力已經式微，能靠得住麽，
九一八以後請國聯調停，也沒有什麽結果不是
看那一輩的著名學人，以留美的居多，留英的比較有名隻有羅隆基，徐誌摩，
其他的肯定還有，想不起來了，
是不是當時的人也看出米國即將大國崛起的趨勢，所以都去米國留學
要不就是米國把庚款用以培養人才，所以當時的（或者說寒門）精英均留美而親美?
常凱申與宋家聯姻，是否有這種考慮,都是很有意思的問題。
豆兄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平津工業化”的說法，不知平津工業化從何而起，
似乎從天津口岸開放，開灤煤礦開發，石太京漢鐵路開修就開始了？
平津工業化，再加上日俄開發東北，是不是有意無意地改變了自唐宋以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
北方總體上還是比南方貧窮落後，但是在局部或已領先超過南方，國內最高學府均設在北京，
重化工也以北方居多，像範旭東候德榜創業也是在北方塘沽開始的，以後因為抗戰才內遷。
“要論貨幣管理質量，抗戰時期的中國貨幣，首推滿洲國，其次華北，再次上海，最差重慶”
實際應該與各地的GDP正相關，大概重慶周圍的工業基礎算最薄弱的吧
中國曆史上自從衣冠南渡以後，似乎恢複中原都沒有成功過的，有沒有前賢分析過背後的原因呢
KMT，包括它前麵的太平天國，（有意思的是領導人都是信仰基督教的），都是北伐而止步於南京。
國共決戰，KMT也是敗在東北華北和淮河兩岸，是不是KMT南方背景太重，無法融合北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