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小節：美國白銀政策的效果
對美國來說，這個白銀政策效果不彰，而且虎頭蛇尾。到34年中，由於黃金收購效果不理想，美國正式著手收購白銀，6月簽署購銀法案，財政部的購銀金額逐月報送參議院。當時搞得聲勢浩大，把全世界嚇得直哆嗦。法案裏給出的二個上限，要麽每盎司1.29美元，要麽財政部的白銀存量達到其貴金屬儲備的1/4。什麽意思？1.29美元是1840年代的白銀價格，以後100年來沒有出現過這個價，當時，世界白銀價格才0.40美元一盎司。這扯不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你以為隻有中國才這樣？金銀3比1更是無厘頭了。當時美國的黃金儲備大概在2億盎司左右，按35美元一盎司算，70億美元，加上33年收繳上來的全美黃金21億美元，共91億美元。白銀要達到1比3，那得至少30億美元，就按法案裏規定的0.6464美元一盎司財政部收購價算，美國的白銀儲備要達到46.4億盎司才能罷手。那還要考慮黃金儲備的增加呢，不是同時也在大力購買黃金嗎? 好，就算46.4億盎司，當時美國國內的白銀存量有多少？6.5億盎司，還要購買約40億盎司的白銀。什麽概念？1934年世界白銀產量2億盎司，1930年之前人類的全部白銀產量估算是220億盎司，估計當時尚存的白銀存量100億盎司。就是說美國要買光世界白銀的一半。聲勢這麽大，最後結果如何？到1962年法案被廢止為止，財政部共買入32億盎司白銀，花費20億美元，無論價格還是金銀比例從沒達到過法案規定的二個條件。這32億盎司中16億是在37年底前購入的，花費10億美元。從年均購銀額來看，顯然37年以後，美國失去了購買白銀的興趣。實際上從35年底開始美國就對購買白銀提不起精神了。
到了1935年歐洲形勢大變，戰爭陰雲籠罩，美國的機會終於來了。大量歐洲資產流向美國，綠紙再也不愁沒人要了。到1940年美國的黃金儲備達到6.3億盎司，增加了4.3億盎司，花費150.5億美元。這才叫貨幣擴張！相比之下，那10億美元的白銀收購算什麽？有沒有它就無所謂了。白銀集團偃旗息鼓，隻求本國生產的白銀得由財政部高價收購就算完事了。即便如此，對中國，美國吸光中國白銀的政策沒有變。1934-1941年，美國共購買中國白銀5.5億盎司，合2.5億美元。抗戰期間中國失去出海口，對外物資流通極不方便。美國仍然和中國簽署白銀預售合約，買光中國境內包括華東，華北所有已知的白銀，先給錢，貨勝利後出運，1945年中國運出大約1.87億盎司的白銀。1949年前美國總共收購中國白銀7.37億盎司，合6.7億兩[1]。
第四小節：中國的對策
中國的對策以35年中為界。之前拚命保白銀，一個是尋求和美國達成諒解，希望美國放中國一馬，這些家夥都是親美派，他們從心底裏相信美國是會放中國一馬的。另一個是拚命從海外購銀注入經濟。34，35年的關稅除了支付外債本息，幾乎全部購買了白銀。所以當時白銀國際市場有二大買家，美國，中國，白銀價格是這哥倆共同抬高的。諷刺嗎？更諷刺的是中國左手賣進，右手賣出，沒頭蒼蠅一樣不知道他在幹什麽！35年中，明白過來了，美國沒戲！於是一腔的怨憤轉向英國求救。開始在倫敦拋售白銀，為幣製改革積累外匯。英國終於等來了這一天。
34年白銀法案後中國白銀開始大規模流出。據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中說，中國1934年白銀出口量約為2.5億元，其中5/6是在美國通過“購銀法案”之後。南京政府注入白銀無效後，慌了手腳，走上了民族主義強權政府必然走的道路，貨幣管製。10月13日宣布白銀出口稅和出口平衡稅，目的是抹平內外白銀的差價，截停白銀的外流。這個事要稍微多說幾句，不然帶不出下麵的幣製改革。
價值沒法自證，必須通過媒介反射。全世界生產要素價格是通過貴金屬來反射的。貴金屬要執行好這個反射的功能就必須具有不受限製的流通性。不然一畝田標價出售， 張家的黃金值三兩，李家的值五兩，這不亂了套了。張，李二家的黃金應該是等值的，要做到等值，就需要流通，張李二家互換黃金，張家的一兩到了李家還是一兩。如果張家拒絕流通，將自己的黃金統統打上記號，內部流轉，不與外界相通。那它就離開了世界黃金估值體係，成了個孤立之物，因而失去準確反射價值的功能，變成了個廢物。這個道理，誰懂？孔，宋懂？我看不出他們有懂的樣子。民國曆史裏就我所知，有一個人懂。陳公博。太平洋戰爭那會兒，日本人要在上海收購棉布，陳對日本人說，既然已經開戰了，你日本的黃金就成了廢物了，為什麽不運到上海來支付棉布貨款？日本人一聽，有道理，所以那時日本人向上海資本家收購棉布，一半的貨款是用黃金支付的。人心思漢有它的道理。可惜了陳公博。
那麽好，你看看34年10月13日這個白銀二稅，實際上是切斷了中國白銀和外界的聯係，從此要麽走私出去，抹掉記號，要麽喪失反映物價的功能。所以10月13日後，有個古怪的組織誕生了，叫做平準委員會。用來平準白銀稅率。這就奇了怪了。你政府白銀二稅的初衷不就是抹平內外銀價的差額嗎，那每天的稅率根據差額浮動不就可以了，要什麽平準委員會？事實上平準委員會的工作居然是研究製定每天的內外差額能放寬多少。真實銀價差額可以大到20-30%，而平準委員會製定的稅率最高沒有超過16%的，就是說它不敢將差額完全封死，白銀在完稅後流出還是有一點點利潤的，這樣多少保持了點中國白銀和外界的聯係。這樣做的道理在哪裏呢？那你看看二稅頒布後的外匯市場反映好了。由於白銀就是貨幣，中國的銀價就是外匯牌價，它一直隨國際銀價上漲，10月13日前一周，猛漲到18便士一銀元。13日布告一出，外匯牌價背離國際銀價掉頭下跌，一度猛跌至15.5便士。怎麽回事？難道一張布告就增大了上海市場的外匯需求？還真是！布告一出，中國的白銀就被打上了記號，隔斷了與外界的聯係，那它就不值錢了嘛。那你還將它攥在手裏做啥？還不趕緊賣成外匯？大家夥合力搶匯，牌價哪有不跌的道理？外匯牌價背離國際銀價下降了。內外銀價的差距反而加大了。咦？政府出布告的初衷不是抹平差價嗎？怎麽反而加大了差價呢？嗬嗬，所以說，中國專製政治傳統加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是搞亂經濟金融的萬能毒藥，屢試不爽的。[2]
這就是南京政府不敢將差價完全封死的原因。有差價在，白銀還能做些許流動，外匯牌價才不至於窮跌。之後的幾個月裏，政府的眼睛盯牢外匯市場，牌價一下去，政府就拋售手中寶貴的外匯，將牌價托上來。看到了嗎？10月以前，政府在上海市場一直是白銀空頭，13日布告一出，立即轉成了多頭。需要動用外匯保衛匯率。當時政府的外匯儲備並不多，三，五千萬美元，不足填補上海外匯市場一年的缺口。咦？上海外匯從來就是隨行就市的，浮動匯率，政府沒有理由來幹預的。怎麽13日一過，不過是一個稅收問題，忽然之間，上海牌價變成了某種聯係匯率，需要政府運用平準手段來幹預？答案就在於13日之後，中國生產要素的價格反射不再依靠白銀，它轉而依靠外匯來完成估價。所以13日以前，政府怕牌價漲，13日之後政府一變而為怕牌價跌。外匯牌價一跌，萬物都要重新估價，物價上漲，嚴重起來會引起銀行擠兌，金融體係崩潰。所以13日這張布告事實上改變了中國的貨幣製度，使政府背上了穩定匯率的責任，其作用相當於聯係匯率。換句話說，不管你政府意識到了還是沒有意識到，一旦隔斷中外白銀流動，你實際上已經走上外匯匯兌本位之路。這樣拖到35年中，孔，宋終於醒過來了，幣製改革非走不可，伸頭縮頭都免不了這一刀的。
作者: 徐昂 2016-12-09 08:19
▲漢口一度是中國內陸的金融中心。圖為漢口江灘
陳光甫在二次北伐即將勝利之際並不看好蔣介石的政權。他在1927年就認為蔣政權的建設計劃和政府內部問題嚴重。到了1928年8月，南京政府的地位似已完全確立，但陳光甫繼續批判南京政府。他從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的情形判斷國民黨有內爭的跡象。他指示上海銀行在漢口需要謹慎，“現在青黃不接，本無所謂擴充二字，不過要看政局而定。”
1926至1928年間的國民革命戰爭是近代中國華資金融業與政府關係的一個轉折和重塑時期，而上海銀行業的崛起又是這種關係發展的重要表現。不少學者關注這一時期上海銀行業與政府的關係。而作為上海銀行公會主席的陳光甫既是上海銀行業的代表，又是雙方博弈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柯博文（Parks M. Coble）和吳景平的研究結論。前者最早鮮明地提出了國民黨人在全國政權建立過程中對上海銀行業伴隨著武力與強迫行為的控製過程，這與中國大陸地區早期對所謂資產階級“鬥爭性”與“軟弱性”的評價有異曲同工之處；而吳景平指出兩者間充滿對立和矛盾的合作過程，其後國內不少研究緊隨這一邏輯，對中國銀行業“在商言商”的合作進行了闡述。
▲出身底層的陳光甫是民國金融業的重要人物
要進一步理解以陳光甫為代表的上海銀行業與國民黨政權的早期關係，應從更長遠的時間來考量雙方不同的發展經曆，從上海以外的空間來考察全國性的革命過程對中國金融業更本質和廣泛的影響。我在此以陳光甫在漢口的成長和經營活動為管窺的新嚐試，初步的結論是，陳光甫在漢口的經營過程反映了其投資事業在國民革命中不容忽視的損失程度，以及對國民黨政權謹慎的回避態度。
陳光甫在漢口的工作經曆與上海銀行在漢的早期發展
1882年12月17日，陳光甫生於江蘇鎮江。其祖上均以經商為業。到了陳光甫12歲那年（1894年冬），其父陳仲衡因經商不利，改就漢口祥源報關行職務。陳光甫即隨父親離開鎮江而赴漢口，在祥源洋行做學徒。祥源洋行是一所報關行，兼營進出口業務。自12歲至19歲，整整7年之中，陳光甫在祥源行所接觸的都是中國早期從事對外商業貿易活動之人。而當時的報關業，缺乏成熟的政府製度管理，舞弊叢生。舊式的商業模式給年輕的陳光甫留下了非常惡劣的印象。充斥漢口的商業投機行為給市場帶來的種種風潮讓陳光甫日後回想起來仍然曆曆在目。直到1919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簡稱“上海銀行”）在漢口開設分理處，漢口華界商業氛圍依舊陳舊，金融同業“墨守陳規”，仍沿用中國的舊式賬簿記賬。著名劇作家、戲劇理論家宋春舫與陳光甫熟稔，他記述陳早年在漢口，“當時因所受之刺激極深，便發生了一種誌願，將來如辦一種事業，必以力矯此弊為目標。上海銀行得有今日之局麵，皆由辦事認真、絲毫無弊中得來，此為一毫不可掩的事實”。
學徒時期的陳光甫生活並不富裕，這磨練了其吃苦耐勞的樸素性情。對他而言，“吾人一生能得溫飽，已屬幸事，安可妄生他念，此大家應共同覺悟者也”。他回憶道：“遵嚴命以清晨鐵廠放汽聲為起床之標準，此種印象，深鐫腦中。”後來，商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陳光甫繼續常常五六點起床工作，他強調：“忠實質璞，為立身之基礎，奸巧僥幸終歸於失敗。銀行一事是為耐勞守苦者終身之職業，但絕非吾人投機發財之地。”他經常批評投機經營，認為一味追逐財富是不可取的。他後來向上海銀行的重要助手伍克家抱怨：“我行用人中有入行後即受環境之惡勢力麻醉（或謂中國人一生皆受此麻醉），不度德不量力，一心先要穿好的，吃好的，弄幾個錢自己獨立，別人有什麽好處我也要同等待遇。此猶其小焉者耳。還有一般帶遺傳性的癖氣，做事不肯研究，不肯用心，視行中生意之盈虧，猶夫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不關懷，對於行中一切之事不思過問。他們的宗旨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浸成為木偶式之行員。”但他認為更危險的是“藉本行之地位發自己之財，藉本行之勢力擴充自己之勢力”。
對於遠離家鄉的陳光甫來說，他與張嘉璈、錢新之、李銘等民國時期重要金融家不同。這些銀行家較早地接觸了新式教育，進而留學海外，回國後開始參與金融商務。而陳光甫是以學徒身份較先投入了清末商埠口岸的實際商業活動。這是他早年生涯極為重要的經曆。在上海銀行的行史敘述中，陳的“辦事認真、絲毫無弊”也是銀行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日後，他將自己個人認真負責的態度上升為一種“服務社會”的商業理念：“凡關於顧客方麵有一分便利可圖者，無不盡力求之，一麵對於國內工商業，則充量輔助，對於外商銀行在華之勢力，則謀有以消削之，是亦救國之道也。”
在二十世紀初的漢口，新的經濟氣象業已出現。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漢口與武昌一帶進行的近代化的工業嚐試很快吸引了陳光甫。陳光甫一生數度來到漢口，唯有張之洞治下的漢口為其所稱讚：“張之洞為兩湖總督之時，官撥資本設紗廠、麻布廠、絲廠、革廠、鐵廠，練兵，設學堂，今日見之有如此之偉大魄力，可以推為先知先覺。”每個清晨，學徒生涯的陳光甫幾乎都是在鐵廠的放汽聲中醒來的。在庚子之亂前後，外人紛紛在漢口開辟或拓展租界，不斷開辟馬路，鋪設路燈，新式的思想隨著西方的器物慢慢傳入。
1901年陳光甫自學考入郵局，在漢口郵局中認識了他日後的得力助手楊敦甫。當時郵務司為漢口江漢關稅務司兼任，郵局上級管理員有2名英國人，2名葡萄牙人。平日陳光甫見到西方人“對待華人常有無理壓迫”。在郵局期間，他覺“外人待華人，其侮慢已達極點，在郵局中，華人與洋人之待遇，亦極不公允。因日與外人接近之故，此種激刺，深入腦筋，久而不滅”。不過，陳光甫自強的性格讓這種屈辱感變成了動力：“當日即感想外人在租界之種種設備，何以不能自己建設，乃激動出國留學之決心，期求新知識與新思想，以盡服務社會之責任與使命。”對比在華人報關行的工作經曆，他也很快意識到“外人管理的方法，實勝於吾人萬倍”。
出身商界底層的陳光甫，後來自述：“西洋實業文明初次大量輸入中國，中國士人類亦隻有實業救國之理想，而無研究實業之學術，或即有其學術而亦鮮有實創其理想與學術之本領。當此之時，同人於銀行方麵，首先應用一部分西洋學術，實創而成我行。如此居風氣之先，以新組織、新辦法適應社會一種基本需要，本行遂取得社會人士之公認與擁護。”或許當時陳的想法並未有如此成熟，但中國二千年重農抑商的傳統與士農工商的社會層級觀念未有改變陳光甫繼續從商的想法。當時赴海外留學者，修商科的留學生並不占多數，遠少於文學法政和理工農機專業。多數的留學生學成歸國以後由於諸多因素學非所用更是實情。故而時人評價陳光甫：“在美國，學的是商科，回到中國，自進江蘇銀行，以至現在，二十餘年，始終和銀行界未曾一日脫離關係，即是和商界，始終沒有脫離過關係，以其所學，用之於世。從這點看來，陳先生不但是一個成功者，而且是成功者中間的一個幸運兒。”
青年陳光甫在漢口的努力得到了漢口著名買辦景維行和地方要員端方的賞識。前者成了他的嶽父，後者則為他日後出洋考察提供了便利和資金支持。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撫，隨即興辦六十餘所新式學堂並派出留學生。1902年，端方代理湖廣總督，之後調任湖南巡撫。在此期間，端方繼續鼓勵出洋留學。1904年美國聖路易市舉辦國際博覽會，陳光甫因有與外國人相處的經驗，作為赴美參加博覽會的辦事員，並於博覽會結束之後留美學習。可以說，漢口是陳光甫家族事業的起點，也是其自己從事商貿活動、接觸新學和走向世界的起點。
1915年陳光甫在上海開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19年3月，總行在漢口設立分理處，漢口分行伊始隻有17人。但漢口的經營日趨發展，僅用一個月，漢行開始有往來存款。經過3年，漢行已逐漸發還存款50餘萬元，成為上海銀行最重要的分支機構。
陳光甫於1917年邀聘漢口人朱成章為銀行副經理兼儲蓄處經理。1923年，陳光甫與朱成章協議創辦了旅行社的事業，上海銀行設立旅行部，由朱負責經營。朱成章是上海銀行能夠依托各鐵路部門開展押匯、運輸、旅行業務的重要人物，辛亥以前擔任過川漢鐵路英文秘書長，後充滬寧、滬杭甬兩路外務科長。上海銀行旅行部的首要業務就是“代售國有各路聯運車票及國內外各大商埠船票”。此外旅行部“添售牲口車票，專備乘客攜帶獵犬鳥貓等時所應用，並聞該行除在上海、杭州兩處業已先後設立旅行部”。其後旅行部在北京、天津、漢口、青島、濟南的推廣均是沿鐵路開設。上海銀行陸續與長江流域的輪船公司訂立了代辦客票合同，外埠分行添設旅行分部。不久上海銀行的旅行業務由京滬線推廣至京漢一線，旅行部業務在長江中遊與京漢線上的開展推動了上海銀行的早期發展。同時，鐵路沿線的貿易對於上海銀行提倡押匯業務十分有利。比如，“惟押匯放款稍為擴充，特設分理處於蚌埠，因該埠為南北各貨匯萃之區，押匯生涯易期發展，爰循轉運公司之請，特設機關於該埠以策進行”。而漢口則是南北、東西交通之要衝。
國民黨北伐時期陳光甫的選擇
國民革命以前，陳光甫在漢口的事業環境並不穩定。漢口分行留下記載體現出各地戰亂對於全國經濟的連動性影響：“民國十二年四月改組成立漢口分行，而恰值川戰發生及對日問題，金融呆滯，息漲厘跌，環境頗難應付，幸漢市鎮靜，是年歲末存放各款尚有增加。民十三政局轉顯安定，入夏雖經大水，交秋市麵正看好，突江浙戰事暴發，滬埠銀根緊縮，漢亦隨之，加以銅元官票充斥市麵，現銀幾至絕跡，以致是年七月表現空前之恐慌，商錢兩會乃主持發行不兌現之流通券，以資周轉，故各行莊所出之支票、莊票，均隻兌換流通券，不付現款，各外商對此當然不能信任收受。”緊接著，1925年，“漢口承兵亂之後，各業凋敝，又因錢碼改為洋碼，厘價高漲。重以江浙直奉之戰，人心益覽不安”。
1926年6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速行出師北伐決議。次日，廣東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率軍北伐。這是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場內戰。戰爭一方的北洋政府財政已近山窮水盡，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同樣軍費短缺，僅僅3個月，前線蔣介石即電告國民黨中央“此間財政困難己極，公債券及大洋票，請速全數寄來，可作有計劃之使用，以零星解來，隨到隨用，愈弄愈拙也”。到了9月底，己經有第一、二、三、六、十四軍“分文無著”，“總部隻存萬元”。
此時的金融界其實正在觀察南北局勢的變化。於是在1926年底產生了金融界密商支持武漢政府發行公債的計劃。12月，在武漢臨時聯席會議還未決定整理武漢財政、金融公債方案之前，銀行界就得知了大致的發行計劃和數額。這一計劃的文本目前見之於陳光甫致唐壽民的信件。信中陳光甫謹慎地以第三人稱的口吻敘述張嘉璈約談浙江興業銀行的蔣抑卮和李銘，各位銀行家與漢口方麵其他銀行的經理達成共識。眾人讚同武漢政府意圖維持新舊債券，而此時的北洋政府已經無法維持債券。同時參與者讚成陳光甫幾年前的方案，主張通過政府自建保管基金，為今後接收海關收入存款作準備，但政府須要提供折扣，提高債券年息4厘為6厘，並獨立基金的賬戶或存放，保證擔保的有效。銀行界托人將建議轉由孔祥熙交給宋子文後，陳光甫另函將同樣的計劃由唐壽民轉交孔祥熙，但要求唐不提非國民政府所發債券的整理。陳光甫小心翼翼地表示了對國民政府財政前途的關切。而1927年1月1日武漢政府公布的《整理金融公債條理》吸收了一部分銀行界的建議，沒有給予過低的折扣，而以年息8厘的債券抵借銀行界願意提供的現金數量；同時，對擔保品的償還有了明確說明。上海銀行家群體的訴求得到武漢政府的正麵支持。
陳光甫在銀行家群體中的審慎態度是理智的。不久，蔣介石與武漢國民黨中央的分歧很快就公開化了。2月17日國民黨中央聯席會議製定“反革命條例”，矛頭直指蔣介石。蔣介石與負責籌措軍費的宋子文之間也漸生矛盾，他一度認為宋子文“有意為難，薪餉不發”。國民革命的進程由此受到阻滯。此時，陳光甫並沒有進一步支持蔣介石或武漢方麵，而是在靜觀其變。
蔣介石與武漢的對立日趨嚴重，沒有足夠的軍費款項，而隻有金融業有能力又有可能提供軍費。其中最有實力的是上海銀行業。於是，陳光甫與虞洽卿、錢新之、陳其采在3月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財政委員會委員，負責統籌。正如前人研究所述，蔣介石試圖依靠上海金融和工商界領袖與武漢政府爭奪江浙地區的財源，雙方幾乎針鋒相對。3月19日，武漢方麵下令:“凡各軍隊各行政機關所有收支款項均應存放中央銀行，不得與其他銀行來往，違者應以違抗命令論。”1927年3月21日東路軍克複上海。當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上海分行應即開設，有否籌備，所有現款以集中上海為要，滬行長可由庸之兄兼任，或樵峰（俞鵬飛）專任。”
然而，與北方的張嘉璈、吳鼎昌等人相比，上海的陳光甫、宋漢章對國民黨仍然十分謹慎。在上海，陳光甫代表銀行界的利益與蔣介石方麵既有合作，也有折衝。在此過程中，武漢抑或漢口的局勢也極大影響他對北伐進程與革命政府的判斷。
首先，北伐戰爭給市場帶來直接的破壞和不安。
作為武漢國民政府所在地的漢口是陳光甫早年營生的地區，也是上海銀行發展戰略的重鎮。漢口為長江要埠，川、陝、湘各省進出口貨品以該處為轉運總樞紐，銀行為進行推廣營業，於五月間特設分理處，專辦航路押匯以及匯兌等營業。到1926年底，漢口分行的放款占全行放款量的11%，僅次於上海總行和國外匯兌處，而存款則僅次於總行，遠遠超過其他地區的分支機構。
1926年，“國民革命軍又由粵，而湘，而鄂，進展甚速，漢口情勢，又不免於緊張。漢行雖不能大量放款，而存款之數，反超過三百萬元”。上海銀行總行也有類似報告：“江浙戰謠驟起，人心因之恐慌。發行鈔票銀行受鈔票擠兌風潮，紛紛收買現洋以充準備，厘價隨之大漲，銀根緊急。迨戰禍實現，交通梗阻，匯兌不通，各處金融之紊亂，可謂達於極點。究其原因，雖屬戰事影響之波及，而內地現金本極枯竭，平時錢業所收存款，均作營業基金，放與商家辦貨，庫無準備，一有風潮，危險立致，亦屬一大原因。”
南方革命態勢才抵長江，但對於銀行業的影響已具全國性。1927年春起，陳光甫經營的上海銀行就屢受政局動蕩的波及。山東省當局借口時局驟變，勒借款項，上海銀行濟南分行隻能“毅然停業，甚至撤銷行屋，以避其鋒”。4月，北伐軍將進抵達長江，軍閥抗拒，時局嚴重，上海銀行將杭州分行、濟南分理處、長沙辦事處以及煙台、鎮江兩處分支先後停辦。6月，北京分行也被迫停辦。在蘇南地區，“南北兩軍在當地輪流駐紮，給養浩繁，勒借款項甚多”，無錫、蘇州、常州等較早設立的分支機構均被迫收束，或宣告停業。實際上，上海銀行“一方麵受軍閥勒借之苦痛，一方麵遭戰事與工潮之影響”，最後除了總行外，隻有寧、漢、津、通四處分支還能勉強停業。上海銀行業務版圖收縮嚴重，有的分支從此一蹶不振。
其次，武漢方麵與前線的蔣介石給銀行家造成了高於北伐以前的財政戰債負擔。
在北伐戰爭前夕，漢口分行承擔地方政權財政占全行承擔財政借款的45.6%，遠遠超過其他分支機構。北伐開始以後，僅1926年9至10月之間，上海銀行長沙辦事處即承擔廣東國民政府2萬元攤派，由印花稅票借款項下轉來，以鹽稅花名作抵，受押中央銀行鈔票4050元售出後虧損767.47元。至於漢口分行在1926年9月另借給蔣介石15000元，以中央銀行鈔票票麵22500元作抵；同年10月，武漢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借款2萬元，以漢口房租一個月水電加捐、二成鐵路收入作抵，隨收隨還。可見國民黨政權轉嫁給銀行業的財政負擔並不比北洋時期輕微，單筆借款數額要遠遠高於之前地方軍閥的要求。
第三，廣泛開展的國民革命直接滲入了銀行業內部，造成陳光甫的擔憂和不滿。
1927年初，漢口成立了銀行行員公會，不久致函各銀行經（副）理要求加薪：“現時生活程度繼長增高，幾有一日千裏之勢，各會員處此環境，痛苦萬狀，若不亟謀改善方法，則自身與家庭即有失卻生存能力之危險。”武漢國民黨中央臨時聯席會雖然不允許銀行業罷工，但支持工會與銀行界談判，最終簽訂改良待遇及加薪條件共19條。同時，匯豐銀行漢口分行宣布停業。麵對員工加薪訴求，當時漢口總商會曾尋求蔣介石能出麵與工會交涉。蔣介石答複政府可以交涉，但希望各界將匯豐存款提存中央銀行，加強政府財政基礎。對於蔣介石而言，政府財政關係北伐戰局，自然重於商界的安危。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致使武漢與南京形成了兩個敵對的國民黨政權。4月15日武漢政府下達了《現金集中條例》，禁止現銀流通與出口，封鎖了大部分的外部經濟往來，造成金融恐慌，上海銀行也有20餘萬左右現金被封存。另一方麵，蔣介石依靠軍隊和青幫，以有效維持上海的工商秩序為籌碼，希望陳光甫能出麵籌錢。“四一二”事件第二天，蔣介石就親電陳光甫，“請於最短期內籌款，以濟急需”，要求陳“盡國民之天職”。
在商言商，陳光甫的上海銀行照常營業，一方麵接受有關國際支援武漢政府的存款，一方麵以優惠匯率接受武漢地區外商匯滬款項，幫助恢複售貨。劉大鈞回憶，許多在漢口做生意的朋友說起漢口封鎖現金的恐慌時期，金融完全停頓，各家銀行都停業，隻有上海銀行和工商業關係密切，獨自維持市麵，竭力幫助存戶提款。上海銀行對於現金封鎖以前的各戶存款，一概用現金照付，“絲亳不想從中漁利”。
寧漢合流之後陳光甫與漢鈔整理
在北伐和寧漢分裂的過程中，上海銀行在漢口經營遭受較大影響。在1927年4月寧漢分裂以前，兩湖地區銀行鈔票已形困局。當時國民政府隻能用廣州發行的中央銀行鈔票救濟前線，至1927年年初，兩湖地區最重要的中國銀行己經紛紛收束停業，難以兌現。陳光甫接到報告稱寧漢合流以後，“漢上生意縮小三分之二”，市麵資金勉強周轉。但商貿的萎縮與前武漢政府增發的流通鈔券，將直接導致銀行鈔票的貶值，市場容易發生擠兌風險。
為此，陳光甫離開上海，親自到漢口整理有關行務，並接觸了李宗仁、白崇禧等武漢方麵的國民黨官員。在陳光甫到達漢口之前，當地金融市場債務（包括政府公債）總額達3000萬元，鈔券又現跌落趨勢，償還價格尚無標準，整個市場債務無法履行，危及到大半的金融機構。當時白崇禧召見銀錢業和商會要人，即促磋商整理債務方法，但是漢口的商界和銀行界對於如何整頓意見不一。陳光甫到達武漢後，白崇禧迅速找到他要求幫忙籌款，平息地方金融停頓。而陳光甫此次到武漢不僅為了複興漢口分行的事情，還須處理當地銀行鈔券貶值的問題。上海銀行不發行自己的鈔票，但依靠以中國銀行紙鈔為主的鈔票。此時中國銀行的鈔票票力大跌，他寫信同李銘商量，希望李能說服中國銀行總行方麵張嘉璈同意發行公債，收回漢鈔。陳光甫還在漢口認識了白誌鶤，他對漢口政府印象較好：“不擾百姓，處處體諒，人民愛戴，因之漢口商業日見發展。”
1928年4月9日，陳光甫與李宗仁見麵。他記錄下第一次見李宗仁的印象：“李君年約四十左右，廣西口音，中等身材，麵上略有風塵氣，而一見即知為爽直之人，言詞舉動之間，頗思為人民謀幸福，而毫無軍閥態度，可稱為革命之代表者。”李宗仁向陳請教中、交鈔票貶值一事，陳說到，中、交貨幣信用已經受損，上海銀行雖然信用良好，但舊賬皆因漢鈔問題不能兌現。政府要恢複金融必須出麵發行債券，收回鈔票。陳光甫還告訴李宗仁與白誌鶤，不能聽任市場：“若要成功，第一先須與人民立信，區區之數千萬元之擔任，且不需現金，將來武漢事業何止數千萬元。”陳光甫對此事的立場很清楚，如果商界不能自己維持漢鈔信用，應由政府通過發行公債維持；從商人的角度來看，即便發行公債，承擔者也一定以中國、交通等大銀行為主。
陳光甫在漢口時期還完成了其《兩湖應興應革諸項》，在此文中他全麵地對如何建設兩湖地區提出政治、經濟、司法等方麵的看法：財政公開，公布政府預算及真實開支，盡量免除細捐雜稅；政府整理錢幣，借公債用以建設，以“信用治國”；實行減政，裁撤冗餘機關，“為民興利除弊”；由專業人士而非“政客”修訂稅則，免除重征。他比較擔心司法部門手續繁雜，不能公正，“現在財政困難，固然不能談到增加薪俸，倘再積欠生活之費，而更責以廉潔，似乎難矣”。他還提出治理水澇、官有事業招商開辦、獎勵開采礦產等方案。從行文看，他很有可能將這些意見交給了當時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這表現出他對地方建設事業的積極性。
不過此時南京的政權又已回到蔣介石手中。當蔣的嫡係軍隊正在向北京推進之時，中央政府大體由張靜江、吳稚暉等元老分控權力中心，宋子文也得到重用。戰事與重建的開支使得南京方麵的財政形勢依然很嚴峻。陳光甫在漢口處理商務問題之時，宋子文和蔣介石紛紛來電，要求陳光甫回到南京。
消息靈通的陳光甫在漢口時，已經感覺到蔣介石一派內部的分歧已經出現，他記載：“中行因發行關係，子文不肯放手，因恐為渠之政敵取去籌款，失其能力。”在南京，中國銀行要改組，張嘉璈提出孔祥熙，張靜江則提出錢新之，宋子文則想自己擔任。於是各方想到了陳光甫。
但陳光甫在二次北伐即將勝利之際並不看好蔣介石的政權。他在1927年就認為蔣政權的建設計劃和政府內部問題嚴重：“今後蔣介石之政府能否成立，乃在為人民做一二件事（孫到江浙一事未辦，以致失敗），如完成粵漢鐵路、整理淮河流域。此二事如即日著手，十年後生產可加增之無量倍也。”
到了1928年8月，南京政府的地位似已完全確立，但陳光甫繼續批判南京政府：“國民黨前對北京政府所取反對之態度，因不滿意政界人物之故，今南京政府人物仍抱做官主義，國民黨漸將以前對北京之態度對待南京。”他從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的情形判斷國民黨有內爭的跡象。他指示上海銀行在漢口需要謹慎，“現在青黃不接，本無所謂擴充二字，不過要看政局而定”。
另一方麵，政府財政的巨大支出與政策上的變化也是陳不滿的主要原因。他說：“自革命軍占有南京以來，用錢如泥沙，不借物力。財部仰承意旨，在滬籌款，其唯一之方法在搜尋新稅，不顧民生。”他認為銀行借南京政府的新債還舊，隻會陷於循環式的陷阱。他不滿政府政策變卦：“以前所訂之辦法，現時皆可為民眾利益起見，用革命手段廢除之，但銀行家懵懵不明此潮流之所趨，以為照前此所得之利益，一經財部承認，即可永遠不變，是亦大惑矣。”
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收束後，蔣介石仍然看重陳光甫的能力和觀點。1928年6月6日，蔣致信在漢口的陳光甫：“北伐將成，回首去年，財政之協助多由我兄之創造，現在諸事待商，萬望即日蒞寧俯賜教益，但絕不能難事相強也。”1928年8月3日眾人等候進謁蔣介石時，蔣請陳光甫先入見。陳告訴蔣介石人民對於南京比對於北洋政府“信仰更好”，但“上海商人對南京政府不信任”，並舉例三件事，希望蔣介石能體諒商人心理。陳光甫還直言，南京政府不應大興土木，動用巨款修建首都；此外還應盡快導淮入海。當蔣問到中國銀行，陳沒有談及人選，而進言統一貨幣。陳在日記中寫到：“蔣表示談未暢快，希望另日再約晤談。”
他看到：“民國以來，政局每經一次之變更，則苛捐雜稅亦隨之而增加，人民原冀從政治改革得以解除倒懸，不料經一番之犧牲，多一重之痛苦，無怪乎怨聲載道，失望愈深。”事實上，陳光甫的觀察是正確的，1928年初開始蔣介石與以張靜江為代表的黨內元老關係惡化，元老們與宋子文的爭執也開始不斷出現。
陳光甫自漢口來到南京，整理中、交兩行漢鈔仍是其關注的問題。1928年10月，銀行界與武漢李宗仁、白崇禧方麵談妥了收回漢鈔的問題，但宋子文因統一財政受阻，拒絕在此問題上與武漢方麵合作。宋說銀行界如果借款給武漢，待全國財政統一，政府將不予承認。在陳光甫等商人眼中，這即是以政治幹預經濟上的定案，未免有失體諒。在陳光甫看來，宋子文常因外界反對，而顯露出消極態度，比如中國銀行準備金的公開問題。不過後來，陳曾經向宋子文建議訂定籌還漢鈔辦法以及兌現700餘萬南京中央輔幣券來建立政府信用，宋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議，分別發行4500萬和700萬元的公債收回。
政府對漢鈔的整理使得上海銀行在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經營環境極大改善。此後陳光甫的精力再度轉移到上海銀行自身的經營上來。自1929始，上海銀行的分支機構快速擴展開來，1930年幾乎每月都有一家新分支機構成立。1928年，陳光甫就告誡行內：“熟人借錢吃虧多，得益處甚少。此種人皆半官半商之輩。”顯然陳光甫抵觸與政府財政的聯係，但並不介意與政府部門建立正常商業往來。在首都南京，在武漢地區，上海銀行為武漢大學專設辦事處，代省府、建設廳、公安局、武漢大學高級中學等機關發給薪工；代各大學校機關收納學費，並為武昌公安局及漢陽公安局全體警士辦理強迫儲蓄。由於陳光甫專心於銀行事務，1928年下半年起上海存款迅速增加，1930年達到8978萬元（比1926年的3244萬元增加1.8倍），已居於私營銀行的首位。同時，陳光甫把主要精力放在商業性質的業務上。上海銀行已被認為是“銀行界中最穩健最進步，譬如辦理儲蓄、國外匯兌、中國旅行社都是由上海銀行首先提倡”。1929年，由於分支機構次第開設，為營業及管理上便利起見，上海銀行開始采行分區製度，先定湘、鄂、豫、贛為第一區，漢口分行統轄該區。由於陳光甫忙於各地行務，首次將管理權下放，交由董事兼副總經理楊介眉先生負責第一區業務。此後，陳在漢口的銀行經營活動就相對間接了。
結論
漢口是陳光甫最早的事業起點，也是其上海銀行經營的重要區域，對上海銀行脫穎成為全國性的商業銀行有著重要意義。在國民革命爆發前，陳光甫在漢口的投資經營雖有不利的環境，但在平穩發展。北伐戰爭對長江中下遊的經濟破壞是明顯的。陳光甫在上海對國民黨的到來是欲拒還迎，猶疑觀望，在漢口則麵對既成事實。他在革命帶來的動亂中努力維護商業運作與經濟環境，在寧漢合流以後又積極參與漢口地區紙鈔整理。從漢口的角度看這位上海銀行業的領袖，他對蔣介石政權有明顯不滿，但與國民黨要員力爭，推動政府能對經濟有所為，有所負責。這大致反映了今後十年間，銀行業在謀求自由市場和自身壯大的同時，又不得不訴諸政府政策扶持，與之妥協的基調。（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
重慶政府為了匯率和美國吵架，美國認為是欺人太甚，中國認為你小題大做，我是政府，我怕誰？當然最後還是怕洋人多一點，妥協了。那要不是洋人呢？中國人就慘了。200比1， 一把掠盡江南8年來的財富，我以前寫過一篇，專門討論了應該多少合適，結果是4比1差不多了。50倍呀！想想人幣今天憑空升50倍，0.13對一美元，那還不將park ave的房子一掃而光。憑什麽，就憑這把槍！那汪精衛有槍的時候就不是這樣，儲備幣對法幣是用半年時間1.5-2來換的。曆史的詭異在於冠冕堂皇的背後都是些汙濁醜惡，偶爾出幾個有良心的卻背著曆史的汙名。
傳統的東西很難改變的，現代民族主義意識是KMT成功的基礎，這也算是KMT的宿命吧，
在當時那種動蕩的環境裏，KMT遲早要翻船的。
我前幾天貼的文章裏麵就有宋子文和米國人關於匯率的爭執，看來匯率的確是個核心問題，
金融資本和官僚集團都是要掌控在自己手裏的，這麽看來聯係匯率還真是二者妥協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