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係列十三：德宗求治之三：唐德宗推行兩稅法與宰相崔祐甫病逝

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春正月初一（丁卯），唐德宗李適登禦含元殿，宣布改元為建中。群臣為他上尊號為聖神文武皇帝。

正月初三（己巳），唐德宗到太清宮朝獻，並在接著的兩天裏先後謁拜太廟和到南郊祭告上天。郊祭後當天即正月初五（辛未）他回宮，駕臨丹鳳門城樓，宣布大赦天下，並賜文武官員階、勳、爵。

唐德宗還開始采用楊炎的建議，命令派往各地的黜陟使與當地觀察使和刺史“估計百姓的人口和資產，製定等級，改變稅法，實行兩稅法。近來新舊和各色征稅的方法，一律予以廢除。除了征收規定的二稅以外，擅自征收一文錢的官吏，將按枉法論處。”

唐朝初年，賦稅征斂的辦法叫租、庸、調，有田就必須交田租（通常是穀物），有人就必須有庸（即服役），有戶就必須納調（通常是絹布）。唐玄宗末年，戶籍製度逐漸全被破壞，和實際情況很不相符。到唐肅宗至德年間起兵時，對當地百姓征收賦稅，都是臨時強迫實行，不再有什麽標準。征斂賦稅的部門增加了很多，又沒有統一管理，各部門隨意增加稅收科目，自立條款，新舊相承，沒有止境。富人家裏人口眾多，於是紛紛跑去當官或剃度為僧，以此逃避課役。而人多的窮苦人家，則無處逃匿。所以造成富人得利而窮人勞累。官吏趁機蠶食百姓，百姓每十天半月就得交納賦稅，根本無法承受如此困弊，便紛紛逃亡成為所謂浮戶，即沒有戶籍的流民。於是留在當地的戶籍剩下一半不到。到這時，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首先估計州縣每年所需的費用以及上交朝廷的數目，然後向當地百姓征收賦稅，即估量開支以確定收入。戶籍則不分主客，以現行居住的民眾為簿冊。人口也不分成丁或中男，以貧富為標準。做生意的商人，則在所在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和當地居民均等，沒有逃稅的借口。居民的賦稅，官府秋夏兩季征收。以前實行的租、庸、調和各種混雜徭役全都取消，一切都由度支製定標準。唐德宗采納了他的建議，因此下達敕令予以實行。

他還要求朝廷的常參官，以及各道節度觀察防禦等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大理司直評事等官員，在授任後的三天內，在四方館上表舉薦能夠取代自己的一人。朝外官員則必須委托屬下長吏附送推薦自代的表章，交付中書門下。每次有官位空缺時，朝廷將讓得到舉薦最多的人填補該職。王府六品以上官員，以及各州縣可以合並或取消的部門官員，都必須酌情取消或節省。唐德宗還為全國為父後（即官爵低於父親的嫡長子）的賜勳兩轉。

也在正月初三（己巳）那天，福建觀察使鮑防和湖南觀察使蕭複上表辭讓禦史台的憲官，唐德宗同意了。自從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大員都必須兼任台省長官，以至外府的僚佐也都帶有台省官吏的頭銜。唐德宗即位後，任命韓滉為蘇州刺史，杜亞為河中少尹，兼領本地都團練觀察使，但都不帶台省兼官。於是各道不是節度使而兼台省憲官的官員紛紛上表辭讓憲官。

當初，左仆射劉晏任吏部尚書，楊炎任吏部侍郎，兩人關係不好。元載的死，劉晏出了力。當唐德宗即位時，劉晏因為當政很久，遭到很多人的妒嫉，紛紛上言建議取消轉運使。外間又有流言蜚語，說劉晏曾秘密上表勸唐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後。楊炎作為宰相，想為元載報仇，便趁機哭著跟唐德宗說：“幸賴祖宗的福祐，先帝和陛下都沒被賊臣所離間。不然，劉晏和黎幹之流，早就動搖了社稷，讓凶險的陰謀得逞。如今黎幹和劉忠翼同謀，已經伏罪，而劉晏還掌握大權。臣作為宰相不能處罰他們，罪當萬死！”崔祐甫則上言說：“這事十分曖昧，到現在也沒搞清楚。陛下既然已經寬宏地宣布了大赦，就不該再追究這些虛幻的流言。”當時還在朝廷的朱泚和崔寧又從旁解救劉晏，讚同崔祐甫的意見。崔寧的言辭頗為激烈。楊炎於是建議說：“尚書省是朝政的根本。近來朝廷分置各種大使，奪了尚書省的大權。如今應當恢複舊製。”唐德宗聽從了。正月二十八（甲午，通鑒作甲子為誤），他下詔說：“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等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尚書左仆射劉晏，長期以來因為戰亂未息，擔任朝廷暫時設置的各種大使。他作為元老，非常辛勞，集中各種政務於一身，心力交瘁，已接近二十年。朕因為征稅多門，導致民間鄉邑凋零，因此聽從群臣的建議，思量應該有所變更。現將致力於和平時代的治理，因此必須恢複各司負責的製度。劉晏所領的各種大使職位，一律停止。天下的錢財穀物現全部委托金部和倉部管理，中書門下務必挑選兩司的郎官，依照朝廷格式調整掌管。”

這月，朝廷派人疏通豐州的陵陽渠。

二月初一（丙申），唐德宗任命十一名大臣為黜陟使，派他們分別巡視天下，在全國首次推行兩稅法。先前，魏博節度使田悅對朝廷還算比較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識時務，得知田悅有七萬部眾，便擅自下達符命，裁減了其中的四萬，命令他們回鄉務農。田悅表麵上順從命令，按照符命裁減。接著他又將被裁減的士兵集中起來，故意激怒他們說：“你們長久在軍中服役，家裏都有父母妻兒。如今一旦被黜陟使裁減，將用什麽來養活一家人！”士兵們都大哭起來。田悅於是拿出私人家財賜給他們，讓他們各自回到原來的部伍。於是軍士們無不感戴田悅的恩德，而怨恨朝廷。

崔祐甫因病多數時間沒來視事，所以楊炎獨攬大權，專門以報複恩仇為能事。他還奏請使用元載的遺策去修築原州城，又要征用兩京和關內的民工去疏通豐州的陵陽渠，好興建屯田。唐德宗派宦官到涇原節度使段秀實那裏征求他的意見。段秀實認為：“如今邊防仍然虛弱，所以不應該進行這些事情，弄不好會召來敵寇。”楊炎十分憤怒，認為他妨礙了自已，便於二月初八（癸卯）讓唐德宗內征段秀實為司農卿；同時任命戶部郎中韓洄為諫議大夫。

二月十二（丁未），唐德宗任命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任四鎮和北庭行營和涇原節度使，讓他轉移到原州駐防；同時任命四鎮和北庭留後劉文喜為別駕。京兆尹嚴郢上奏說：“據臣所知，朔方的五城，往日都在肥沃富饒的地方。自從安史之亂以來，因為人力不夠，所以導致屯田荒廢，十處屯田隻有不到一處還在耕作。如果有足夠的人力開墾辟荒，那麽根本就不需要疏通水渠。如征用兩京和關輔的人力到豐州去疏通渠道進行營田，估計得到的還補償不了花費的，而關輔的民眾不免因此流散。這等於是荒廢了京畿地帶，卻無益於軍糧儲備。”奏疏遞上後，朝廷沒有答複。後來陵陽渠沒有修成，朝廷也就放棄了。

唐德宗聽信楊炎的話 ，用奏事不實為理由，於二月十四（己酉）將尚書左仆射劉晏貶為忠州刺史。

二月十八（癸醜），唐德宗任命澤潞（即昭義軍）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

次日，他將史館修撰兼禮部侍郎令狐峘貶為郴州司馬，右補闕柳冕貶為巴州司戶。同時，日本國派使者前來朝貢。

楊炎還想修築原州城池，進而恢複秦、原二州，於是命令李懷光到原州監督施工，並派朱泚和崔寧各帶一萬人作為後翼。朝廷下詔給涇州，要他們準備築城器具。涇州的將士憤怒地說：“我們作為國家西門的屏障已經十多年了。現在轉到邠州居住，從事農耕和種桑，剛剛才有安定下來的感覺。如今又要讓我們到涇州去披荊斬棘，建立軍府。坐席還沒暖和，又把我們拋棄到塞外。我們有何罪過，竟要一至於此？”李懷光剛成為邠寧主帥，在殺了溫儒雅等大將後，軍令非常嚴峻。當他兼任涇原節度使後，部將們都很害怕，說：“他手下的五名大將何罪之有，他竟然把他們都殺了？今天又來這裏，我們能不擔憂嗎！”劉文喜因軍心不安，便占據涇州，不肯受詔，還上疏請求讓段秀實重新回來為帥，不然朱泚也行。二月二十八（癸亥），朝廷隻好任命朱泚兼四鎮和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取代李懷光。

三月初一（丙寅），禮儀使上奏，說東都太廟沒有祖上的神主牌位，請求派人製作。唐德宗下詔讓群臣討論這事，但無法最後決定。

三月初五（庚午），監察禦史張著依法彈劾中丞嚴郢，指控他扣壓朝廷要求疏通陵陽渠的詔書，不予實行。唐德宗於是罷免了嚴郢的官職，並賜給張著緋魚袋。

這期間，翰林學士兼左散騎常侍張涉接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賄賂的事情泄露。唐德宗非常憤怒，想將他繩之以法。李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的身份勸唐德宗說：“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因為缺乏錢財才犯法。以臣的愚見，這並非先生的過失。”唐德宗的怒氣這才消了些。三月初六（辛未），唐德宗將張涉放歸鄉裏。辛京杲因為私人的怨恨杖殺部曲，有司部門上奏，認為辛京杲罪當處死。唐德宗將要聽從時，李忠臣又勸道：“辛京杲早就應當死了！”唐德宗問他為何，李忠臣答道：“辛京杲的父親和許多兄弟都戰死了，隻有辛京杲至今還活著。所以臣認為他早就應當死了。”唐德宗因此十分憐憫，隻是將辛京杲貶為諸王傅。李忠臣趁機救人的例子，都是類似如此。

三月初九（甲戌），唐德宗任命前司農卿庾準為江陵尹、兼禦史中丞、荊南節度使。

同時，楊炎撤銷了度支和轉運使，命令金部和倉部取代。然而台省已經長期不管財政，人手生疏，相互間又缺乏交流，所以事情辦得很糟，全國的錢財穀物也沒人負起總責。三月二十八（癸巳），唐德宗重新任命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負責度支；任命金部郎中萬年人杜佑暫且代理江、淮水陸轉運使，一切還是依據從前劉晏和韓滉的舊製。

劉文喜再次拒絕受詔，想自己出任節度使。夏四月初一（乙未），他占據涇州反叛，派兒子劉質到吐蕃求援。唐德宗命令朱泚和李懷光帶兵出討，又命令神策軍使張巨濟率領禁兵二千去協助他們。

四月初四（己亥），長安地區發生地震。四月初七（辛醜，《舊唐書》作辛未，疑有誤），唐德宗派江西觀察使崔昭去冊封回紇可汗。

吐蕃人最初聽說唐朝使臣韋倫送吐蕃俘虜回來時，不太相信。俘虜回到吐蕃，各回自己的部落，並聲稱說：“唐的新天子放出宮女，也放了鷹犬等禽獸。他的英威聖德遍及中國。”吐蕃人因此喜出望外，夾道歡迎韋倫的到來。讚普當即派使者跟隨韋倫到長安入貢，並贈送了為唐代宗辦事的禮品。四月初九（癸卯），韋倫回到京師，唐德宗以禮接待了他。後來蜀地將領上言說：“吐蕃人無異於豺狼，朝廷不應歸還他們的俘虜。”唐德宗答複說：“戎狄侵犯邊塞則出兵回擊，臣服則歸還俘虜。回擊以示威嚴，歸還以示恩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還是下令將吐蕃的俘虜全都歸還了。

四月十四（戊申），唐德宗任命福建觀察使鮑防為洪州刺史兼江西團練觀察使。

唐代宗時，每年元日、冬至、端午、生日時，各州府長官都在平常賦稅之外競相貢獻禮物給朝廷，貢獻越多朝廷就越喜歡他們。武將和奸吏趁機以此侵漁百姓。四月十九（癸醜）是唐德宗的生日。他拒絕接受各地的貢獻。唯有李正己和田悅各貢獻的三萬匹縑，唐德宗將它們全都交給度支部門，當作租賦。皇妃父親王景先和駙馬高怡獻上一座金銅像，唐德宗說：“朕有何功德？這並不是為朕鑄造的。”把金銅像退還給他們。

四月二十八（壬戌），他任命衡州刺史嗣曹王李皋為潭州刺史兼湖南團練觀察使；任命禦史中丞元全柔為杭州刺史。

五月初五（戊辰），唐德宗任命韋倫為太常卿，並再次派他出使吐蕃（通鑒說是五月二十二乙酉）。韋倫請求唐德宗親自書寫盟書，與吐蕃結盟。楊炎認為雙方並不對等，請求讓他與郭子儀等人書寫盟書，唐德宗在上頭畫押即可。唐德宗同意了。

五月十五（己卯），唐德宗任命右金吾衛大將軍李通為黔州刺史、兼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任命潮州刺史常袞為福建觀察使。

再說，朱泚等人將劉文喜包圍在涇州，杜絕人員出入城池，隻是圍困，不和叛軍作戰；然而久圍卻無法攻拔。當時天氣幹旱，朝廷征運軍糧的負擔很重，導致內外騷然不安；上書請求赦免劉文喜以減輕百姓負擔的朝臣不可勝數。但唐德宗全都不聽，說：“連這麽小的孽臣都無法除掉，朕將何以號令天下！”劉文喜派部將劉海賓入朝奏請。劉海賓跟唐德宗上言說：“臣是陛下藩臣官府的部曲，豈肯依附叛賊！必定要為陛下梟下他的首級獻上。但劉文喜所要求的隻是藩臣的旌節而已，還希望陛下暫且給他。劉文喜必然因此懈怠，那時臣就可以想法對付他。”唐德宗說：“朝廷的名器不能隨便給人。你如果能立功報效，固然很好，但朕是不會給他旌節的。”並讓劉海賓回去轉告劉文喜，讓官軍照樣攻城。唐德宗還減少自己的禦膳，分給軍士，城中的將士該領春季軍服的，朝廷照樣發給。於是大家都知道唐德宗的意誌不可轉移。當時吐蕃人正和朝廷修好和睦，因此不肯派援兵前來，涇州城中形勢非常窘迫。五月二十七（庚寅），劉海賓（《舊唐書》作劉光國）和諸將共同殺了劉文喜，將他的首級送到朝廷。原州築城的事最終也沒了下文。

自從唐德宗即位以來，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內心很不自安，因此派參佐入朝奏事。剛好涇州的捷報傳來，唐德宗讓他的參佐看了劉文喜的腦袋後才讓他回去。李正己因此更加恐懼。

六月初一（甲午），門下侍郎兼同平章事崔祐甫病逝。崔祐甫字貽孫，他祖父崔晊曾任懷州長史，父親崔沔曾任黃門侍郎，諡號孝公。他家以清廉節儉，謹守禮法，成為士流的楷模。崔祐甫進士出身，曾任壽安尉。安祿山攻陷洛陽時，士人和庶民都紛紛逃難，隻有崔祐甫甘冒矢石的風險，潛入自家的私廟，背起祖先的牌位後才逃走。他曆任起居舍人和司勳吏部員外郎，並出任禦史中丞和永平軍行軍司馬，不久又負責本軍京師留後。他生性剛直，嫉惡如仇，遇事不懂得迂回。他經累遷後出任中書舍人。當時中書侍郎空缺，崔祐甫經常主辦省事，多次被宰相常袞訓斥。崔祐甫經常違抗，因此常袞非常氣他，便奏請讓他去分管吏部選官的事。每次他擬定官員名單，常袞總是多次駁回，雙方經常發生言語衝突。當時朱泚上言，說隴州將領趙貴家裏貓鼠同乳，是個瑞兆。常袞率領百官慶賀，隻有崔祐甫持否定態度。宦官問他什麽原因，他答道：“貓鼠同乳是不正常的現象，隻能哀悼而不能慶賀。”宦官要他具體解釋，崔祐甫於是上奏說：

“臣聽說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此垂下訓導作為準則。《禮記郊特牲》說：‘迎貓，為其食田鼠也。’正是因為貓食鼠，所以才載在禮典裏。由於它除害利人，即使十分微小也必須記錄。如今該貓不食鼠，仁義倒算仁義，但卻失去了本性！鼠作為動物，晝伏夜動。詩人賦詩說：‘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說：‘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序言說：‘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根據臣的觀察，鼠雖說是動物，但跟麋鹿麝兔非常不同。那些動物根據季節被獵殺獲取，為國家使用。貓受人養育，卻不盡職捕鼠，這不跟法吏不勤於製服奸邪，疆吏不勤於抵抗敵寇一樣嗎？又有，根據禮部具體列出的三個祥瑞，並沒有貓不食鼠的條目。以此稱慶，臣實在不懂其中的道理。現在國家太平大治，天符祥瑞接踵而來，紛綸雜遝，史書都記載不過來。如今這貓鼠同乳，實在不能胡亂當作祥瑞。如果以劉向的《五行傳》定論，恐怕反而必須向有司部門報案，清查貪官汙吏，警誡各道邊候，不能不認真巡察。如果貓能致功，那麽鼠不為害。”

唐代宗非常嘉許他的意見，但常袞則更加嫉惡崔祐甫。唐代宗剛駕崩時，在西宮發哀。常袞因為得到唐代宗的特別恩遇，所以悲哀的程度超過禮法的規定。譬如，早晚身臨靈柩的大臣，無不根據“十五舉音”的禮節哭悼，而常袞則是悲哀慟哭，老淚縱橫；有時中途還返回痛哭，好像無法離開似的，讓同列大臣都很不高興。當常袞和禮司官員討論群臣的喪服時，他說：“根據《周禮》，應為君王服斬衰三年。漢文帝臨時改製，也要求服喪三十六日。本朝太宗駕崩時，遺詔也是三十六日，而群臣將喪期延長，直到下葬後才公除喪服，大約有四個月。高宗駕崩時，服喪的輕重，完全根據漢朝的先例。武太後駕崩時也是一樣。當玄宗和肅宗駕崩時，才首次將天子喪期改為二十七日。而且當時遺詔雖說：‘天下吏人三日釋服’，但在朝群臣實際上服喪二十七日後才公除。所以現在朝臣也應該跟皇帝服喪的日期一樣。”

崔祐甫卻固執地反對說：“根據先帝的遺詔，並無朝臣和庶人的區分。遺詔隻說：‘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那麽朝野中外，和天下有什麽不同？但凡是朝廷的執事，誰沒有吏職？所以皇帝應當服喪二十七日，而群臣應當服喪三日。”常袞說：“根據賀循（兩晉名臣）的注義，吏指的是長官署任的官吏，也就是今天說的胥吏而已，並非公卿百僚。”崔祐甫說：“《左傳》說：‘委之三吏。’就是三公的意思。史書稱循吏和良吏的官員，豈能都是胥吏？”常袞說：“禮法並非從天而降，地下冒出，隻不過是人情而已。況且公卿大臣，受到先帝的特殊榮寵，所以和所謂的人吏不同。如今真要和黎民百姓一樣，兩個晚上就解除喪服，你會覺得心安嗎？”崔祐甫說：“那麽先帝的遺詔該怎麽辦？詔旨都可以隨意更改，還有什麽不能更改？”

崔祐甫後來的事前麵都已細說，就不贅述了。他這時病故，終年六十歲。唐德宗為他的去世悲悼惋惜，取消了三日朝會，冊贈他為太傅，贈給他家布帛米粟作為喪禮，諡號為文貞。他沒有兒子，遺囑讓侄子崔植為嗣。他出有文集三十卷。按照慣例，門下侍郎從未被追贈為三師。唐德宗覺得崔祐甫忠貞正直，有三師的節操器度，所以破例追贈了。朱泚之亂時，崔祐甫妻子王氏身陷叛軍之中。朱泚因為曾和崔祐甫同列為相，尊重他的為人，所以送了王氏很多繒帛菽粟。王氏接受後把禮物都緘封起來，等到唐德宗回京，將具體情況奏報，連同物品獻給朝廷。士人和君子因此更看重崔祐甫的治家，他也因此享受良好名聲。這都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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