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首都的陽光 3 革命者的出氣筒

拉丁美洲首都的陽光

3 革命者的出氣筒

我們在邁阿密好幾年，一直在珊瑚礁（Coral Gables）和幾個治安比較好的地方生活，其它絕大部分地方隻是偶爾去過而已。10年前那麽不知深淺地隨便闖入一家汽車旅館，這種事已經不再敢嚐試。因為我們親身體會了邁阿密治安之差。

邁阿密大學的本部在珊瑚礁，但是醫學院卻是在邁阿密市區往北再走差不多一英裏。大致有20幾家醫院和邁阿密大學的醫學院建在一起，形成了南佛州最大的醫學中心。醫學中心四周，隻隔一條街全都是黑人區，晚上經常打槍。地鐵（Metro）在醫學中心有一站叫“市民中心”（Civic Center），電梯玻璃窗上赫然能看到彈孔。

因為珊瑚礁在都市圈的南部，而南部又是老區，難以規劃----象國內那樣動不動就大規模強製搬遷，在美國這種體製下根本無法想象，所以交通是個問題。我上下班不得不依靠地鐵。說是地鐵，與紐約地鐵卻很不一樣。紐約的地鐵上天入地。邁阿密唯一的這條地鐵幾乎都在高架橋上走，因為南佛州動不動就來一次颶風，在地下走容易被淹著出不來。雖然都叫Metro，邁阿密的這條線翻譯成“城市捷運”可能更合適。

每天一到晚上7點，每趟車的每節車廂，都會出現全副武裝持槍上崗的警察，冷峻的目光在車廂裏掃來掃去，每到一站他們都要下車檢查站台，然後重新回到車廂，直到深夜才撤崗。第一遇到這種事我嚇了一跳，心想我身邊誰是罪犯嫌疑人啊？後來隨著晚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多，逐漸習以為常，也理解了這麽做的必要性。Metro裏什麽人都有，有的人一看就不正常，幾乎天天遇上。

美國大都市的治安都差，邁阿密自然不能例外。但是不像紐約或洛杉磯那樣，邁阿密並沒有大片的黑人區，犯罪率之高在大都市裏卻要名列三甲，這中間的原因似乎令人費解。我們最初的鄰居是醫學院的一個老教授，76歲了還在做研究，他在這座城市生活了差不多半個世紀。據他所說，邁阿密在上個世紀60至70年代還很不錯，犯罪率幾乎是在80年代一夜之間飆升起來的。

物種進化不能回避的就是“災變論”，恐龍就是這麽一下子滅絕的，大致的原因可能是全球性的災難（如隕石）毀掉了大部分森林，然後食物鏈斷裂，食草的恐龍先餓死，隨後食肉恐龍也跟著餓死。這種災變論很多中國學者，特別是“禦用學者”們不同意，因為這大致違反了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發展觀。邁阿密的城市發展，也經曆了類似的災變，好端端的一座城市給毀了。好在不管承認不承認，不管有悖於什麽發展觀，人證物證都在，也就不用再矯情。這個災變的罪魁禍首，就是古巴的民族英雄，偉大的革命者卡斯特羅（Castro）。

毋容置疑，卡斯特羅是共產主義革命者。但並不是說，革命者就一定是共產主義者。卡斯特羅假如不是共產主義者，他仍然是革命者，或者說他首先是個革命者。因為革命者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子曾經曰過：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可見革命一詞，是有曆史淵源的。不是說隻有推翻三座大山的才叫革命者。

國民政府的“國軍”全稱是什麽？國民革命軍。因為國民黨也鬧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晚年的時候總結自己的一生，曾經說過一段話，震耳聵聾。他說：“從前，張之洞這樣的改革派成了老頑固，不能不讓位給我們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們這些人最後也一個個變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輕人懷一腔熱血，想一勞永逸解決社會問題，但最終你會發現，你隻能用溫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無法消滅人性中的惡。”象香帥張之洞這樣徹底的滿清洋務派老了也保守起來，可見革命是年青人的事。

卡斯特羅當時是個年青的革命者。50年代後期，古巴走上了反獨裁的道路，類似的事情也曾經發生在拉美其它國家，比如阿根廷和巴西。卡斯特羅確實推翻了巴斯蒂塔的獨裁政權，而這個政權是親美的，但這並不是說他奪權後就一定要反美。巴基斯坦走馬燈似地換政府，政治鬥爭你死我活，下台的政客甚至流亡海外，但是無論誰上台，無一例外地親中。為什麽？因為事關民族存亡。傍上中國，是巴基斯坦民族生存的不二法門。在這個民族大義麵前，政黨之爭又能算什麽。作為民族英雄和成熟的政治家，卡斯特羅自然要給自己的民族尋求出路。這一點，前蘇聯人看得比較明白。

在蘇聯後期的戈爾巴喬時代，冷戰終於出現了轉機，蘇聯人後來跟美國人回顧古巴問題，說：卡斯特羅一開始隻是革命者，不是共產主義者；是你們不要他，他才倒向我們共產主義陣營的。想來卡斯特羅那個時候也沒有辦法，美蘇兩大陣營，必須選邊站隊，作為弱國古巴沒有中間路線可走。當初前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留下不走，要等毛老人家進城，顯然是有外交使命的。並不是你們打了我們支持的國民政府，你們就是我們的敵人。國際政治可不是這麽簡單。可毛老人家一句“別了司徒雷登”就把燕京老校長打發了。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已經選好了另一邊了，中國想完成工業化，必須依靠蘇聯在意識形態下的巨額全方位的援助，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卡斯特羅的政權最終加入了共產主義陣營，也徹底斷送了美國和古巴的關係。1962年，前蘇聯試圖把中程核武器部署在古巴，對準美國本土。這就是“古巴導彈危機”的由來。整個60年代，大約幾十萬古巴中產階級流亡美國。這些人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曾經生活富足，雖然財產被剝奪，但是遵紀守法，屬於古巴的精英階層。他們登陸美國後基本聚集在邁阿密，受到當地人的歡迎。美國政府後來立法，為這些流亡的古巴人提供了綠卡。

到了1980年，卡斯特羅利用美國為古巴持不同政見者提供政治庇護的慣例，發動了一次大規模偷渡行動。（後來的大量證據表明，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軍事行動）。大約15萬古巴人一次性偷渡到邁阿密，基本上都是沒受過什麽教育的窮人，還有大量的刑事犯和精神病患者。利用這次行動，卡斯特羅清空了古巴所有的監獄和精神病院。史稱“馬列爾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

馬列爾偷渡事件，是古巴的社會大掃除，同時也是邁阿密的噩夢。約15萬流氓無產者，刑事罪犯和精神病，象瘟疫一樣席卷了邁阿密。從此以後，大量說英語的白人開始逃離邁阿密，在60年代初，白人比例是90%，這個比例穩定了差不多二十年，但是經曆了1980年的那次大規模罪犯偷渡事件，到了90年代，白人數量已不足十分之一，邁阿密成為名副其實的拉美之都。

據老教授講，那次15萬人的偷渡，很多古巴人登陸邁阿密當天就作案，刑事案件驟然增加，大約在一個星期後達到頂峰。報紙電台電視關於犯罪的報道鋪天蓋地。此時邁阿密的警力空前緊張，所有的刑警都麵對著人生最大的職業挑戰，也是邁阿密曆史上最嚴峻的時刻，警員晝夜執勤，突發犯罪防不勝防，危險也時刻存在。大約是兩個星期之後，形勢才逐漸有所緩解。不算當場打死的，抓了一大批。很多罪犯隻是從古巴的監獄裏放出來，又關進了邁阿密的監獄，中間隻有一兩周的自由。更多的原刑事犯一時間也不敢亂動了，因為邁阿密警方反應迅速，執法堅決。在這批人當中，原來的絕大部分並沒有抓起來，而是作為政治避難者，定居了下來。

事情已經過去了四十年，這些人的後裔也長大成人，不少後裔是土生土長的邁阿密人。我並不認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種文革時代的混賬邏輯，但是毋容置疑的是，邁阿密的風氣從此大壞。這些從前的刑事犯即使後來不犯大事----事實上並非如此，隻是言傳身教，也會把附近的社會風氣帶壞。

刑事犯和精神病患者是文明社會的公敵，這一認知超越了意識形態。換言之，不管是什麽國度，都不能容忍刑事犯和精神病患者。卡斯特羅這一下三濫的做法，違反了文明社會的基本良知，同時也徹底摧毀了邁阿密。

邁阿密實際上成了冷戰的犧牲品。城市治安一落千丈，卻是古巴革命者成功的標誌，在當時是卡斯特羅毫不諱言地豐功偉績之一。美國政府為自己的幼稚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恨透了卡斯特羅，同時也學到了教訓。在以後的營救民主精英的行動中，美國政府再也沒有讓一群來曆不明的人烏泱烏泱地登陸美國，而是點名道姓要某某人，不相幹的閑雜人等一概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