瑣憶，“文革”拾遺（3）

八

“焚書坑儒”這種反文明的孽行在文革時按聖意加以頌揚的。老毛洋洋得意地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幹儒······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而在當時的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裏除了來自西方的馬列和標榜為馬列高峰的毛書籍，沒有什麽書籍或其他的思潮能允許存在。對他們而言人命尚不足掛齒，焚書隻是吞噬民族文明前的助興之戲.

在物質和精神幹涸的泥潭裏，總有想穿越超脫的種子會從人們心靈中萌生，而“水源”就是書。

想找書看就是當年的一種饑渴。書都燒光清理掉了，唯一還有希望就是那些被封存的圖書館。借書是不可能的，那就看有能否找非正常的的途徑。

我從前老去學校圖書館，跟那裏的管理員都挺熟的，有時他們也讓我進書庫裏轉轉。所以什麽書排放在什麽地方我都挺熟悉的。除了書籍，我挺眼饞就是那堆不外借的從五十年代開始的“知識就是力量”雜誌的合訂本。

文革之後就和圖書館無緣了,挺失落的。有時還會去那樓裏看看，後來看到某造反組織把“總部”的標記掛在書庫的門上。那組織也占據了學校的廣播站，天天在喇叭裏念著殺氣騰騰的咒語，記得一女的播音員讀那時的時興之句：“毛主席給我們‘掌’腰，我們要給毛主席爭氣”。可能她的戰友也分不出“撐”和“掌”的區別，毛主席老人家那時天天忙著玩他的帝王術沒空指導他的小將們要表達的初衷，所以那位女播音員每次鏗鏘有力讀那句子總給人一種滑稽感。

扯遠了。

一天中午，按習慣，人都睡午覺了。造反派天天繃緊的階級鬥爭警惕性也有點蔫了，連個暗哨都沒放。我在圖書館樓道裏逛，沒人，看那造反派總部門上掛一把三位數號碼鎖，撥弄一下，開了，密碼是給他們“掌腰”那位老人家1966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日子“818”。

有點暗喜，這無異於阿裏巴巴知道喊“芝麻開門”就可以開啟寶庫門一樣。

和幾個有同樣意願的朋友一說，大家都蠢蠢欲動，都美美地想著把書順出來的那種滋味。我就惦記著除了那堆“知識就是力量”的舊雜誌，我還能否帶上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那一套“海底兩萬裏”。

可合計一下，那時幾個中小學生可真沒有特種兵的身手，那書挺重的，帶上一包可沒法跑。萬一不慎失風，估計都不用上刑就會全招了。而我就是那個主要策劃者，況且在單位裏犯事，那可要往已經風雨飄搖的父親身上掛，那就是吃不了兜著走的路數。

結果是是像三國時的那位武侯一樣“壯誌未酬”。

又過了兩年，那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人民子弟兵”接管了校園。按那位領袖意願，焚書就一樂事，何況那種“解放全人類”的使命根本就不需要書籍。當兵的顯一派軍人氣魄，他們把 “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書籍幹脆利落地把全都搬到圖書館前的籃球場上付之一炬，火勢之大幾乎連籃球架也給燒了。

很多年以後，和朋友聊起這一圖謀不軌的往事。一朋友作點睛之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的後代就更不能成事了。他說換他就誰都不說，瞅著機會溜進書庫裏能順多少是多少。他還說我當時怎麽沒找他合謀，他口風緊，說不招就不招。我倒挺讚同他看法，反正這麽侃完了也不用往稅表上填寫得失金額。

九

W太太，是我母親的一個多年至交，風度甚佳，有一對子女。出自舊官宦之家，在廣州東山有自己帶花園的小樓，長年自雇家傭。1966年文革開始後當然無法避開要“砸爛舊世界”的暴行，數曆抄家遊街，被清門出戶，隻能棲身於故舊朋友家中，那時的官定罪名有二：國民黨殘渣餘孽的太太，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實在不堪折磨，遂求變自覓生路。

廣州最現實的出路是南渡到另一個非專製的世界-香港或澳門。那時躲避專製的人們是被視為“投敵叛國”的叛逆罪，偷越那堵為拘禁老百姓而建的“銅牆鐵壁”是要準備冒著被人從身後開槍射擊和放軍犬追咬的巨大風險的。

而絡繹於途的偷渡者很少有人有馬思聰那種偷渡的本錢和運氣的。

W太太畢竟是有家底的人，她付錢托人找到可讓母子三人一起走的小船，這樣艱辛程度就遠不及那些晝宿夜行翻山越嶺，奔海博鯊趟礁的人。可是否能到達自由的彼岸卻完全依賴冥冥中的運氣。

因為我們兩家的關係，我這樣的後輩有機會聽到她平靜地講述她和兩個子女在海上的小船已經飄近香港水域而被人開槍截停的經曆。

W太太雖是女流，可世麵見得多，戰爭年代也隨夫在軍陣中生活過，膽識在尋常女流之上。她說當時雖百般謹慎還是巡邏艇發現，她還想賭一把，叫船家加速或可避進港界。誰知子弟兵的槍彈越打越近，已在船旁濺起水花，隻能停船。可身上帶著被當時政權禁止擁有而且數量不菲的金條和美鈔，一旦被搜出，“群眾專政”之下罪加幾等可能連命都難保。於是W太太在巡邏艇還未靠近的時候，讓兩個小孩裝著撥弄水，把那疊百元麵額的美鈔包著金條從船舷拋沉入海中。那筆可讓一家三口在香港衣食無憂的財產就消失在南中國海裏。老實說，等閑女人未必舍得往水裏扔那筆不菲的錢財。

後來，W太太不再有買舟南渡的能力，但仍盡力支持子女與人結伴遊向彼岸。大概在1972年，她不到20歲的兒子在第三次下海後就杳無音訊了。我見過她的兒子，一個高大俊朗皮膚白晰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