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天地
看看天，看看地
六
也是66年夏末秋初的某個下午，厚重的陰雲下飄著帶著涼意的零星雨點。我蹬著自行車急急忙忙往家裏趕。路過當時位於廣州石牌的華南師範學院的後門，看到的情景讓我捏緊了手閘。那是一位平時在院校裏常見到的帶著眼鏡的教授模樣的老人，曾經是灰白頭發已被人剃成那種參差不等，典型侮辱人格並且隻有“牛鬼蛇神”才特有的“陰陽頭”，身上那件在50-60年代很有身份風度的略帶黃色的短袖絲襯衣被撕扯得隻有一個袖子勉強還掛著，還染上幾點暗紅色的血跡。老人並沒有任何動作，頭仰著，透過那副已經隻剩一條眼鏡腿的金邊眼鏡望著灰暗的天空。那條被兩排高大的木麻黃樹相夾的狹窄馬路，身後一步之距就是過往的大型車輛。
我很難描述我的感受，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要仇視那個政權的敵人，這個“人民政權”從來就不缺乏來自國內外想顛覆它的敵人，況且，這些敵人還不間斷地按“人民領袖”的指定的比例在老百姓中生成。即使我這種沒有“紅色基因”的社會邊緣人群也不能允許對“階級敵人”抱有同情心。我默默地看了老人幾眼，蹬車慢慢地離開了。我沒敢回頭。
人格，尊嚴，自由就是專製社會的最終奢侈品，人們必須用生命作為代價才能得到。
小學同學的父親是華師的教務長，就在那個時候用菜刀砍向自己的頸動脈來演繹“士可殺而不可辱”。隻是用生命抗爭對於一個隻對權力和奴役有興趣的政權連鴻毛的分量都沒有。還要誣之為“自絕於人民”。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杜甫詩裏歎息秋風中的孤老和困窘。而千年之後，在九州大地上那股帶著血腥味的紅色風暴洗劫的是民族文明，傳統，道德，無以計數的鮮活的生命，留下的是套著“偉大，光榮，正確”光環的屈辱，貧困，恐怖，愚昧，蕭索，精英斷層和無從補償的蹉跎了年華的世代。這個浩劫從未被完整記錄過。
七
當年的廣州的廣九線和京廣線的終點火車站都在市區裏，那兩條鐵軌上三天兩頭就有人臥軌。鄰居家比大我幾年的中學生有回親眼看到的情景，讓他很有震撼感，以致在向我們講述見聞時說話語序都亂了。他說：“看到了，又。”
八
我家附近有一小賣部，讓校園裏家屬可以就近添買油鹽醬醋和日用品。附近還有理發鋪子和縫補店。
那時人們多不會隨意添置衣服，布料並不是有錢就能買的，全都要憑證才能購買。何況人們得顧忌自己生活是否符合那個政黨定的道德標準才可免遭物議。不是開玩笑，在那種無所不包的社會控製網絡裏，被人加上一句不艱苦樸素的評語，這些寫進個人檔案的“汙點”能讓人一生無法洗卸，隻要活著都得在這上麵磕磕碰碰。我們從小就穿打補丁或有洞的衣服，那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時髦”。所以縫補店裏的修補衣服生意總是很好。
縫補店由一位胖胖的印尼歸僑大媽經營，操一口四聲不明顯的印尼普通話，很和氣，見人總是笑眯眯的。廣州天氣酷熱，大媽常穿著以前在東南亞僑居地那種很別致的像長裙一樣的紗籠。店裏有一些可能是她從海外帶回來的時裝雜誌或書籍，有挺俊俏的模特和從未見過的衣服款式，而且是那個時代國內沒有的色澤鮮豔精美印刷品。我們看著新鮮，不時去翻看，她也隨我們。她兒子是我們小學的高班同學，足球踢得很好，讀書也不錯的，在學校裏是像明星一樣存在的。
1966年8，9月，北京的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強製暴力行為蔓延到廣州。這種所謂的“破四舊”行為是神一樣的領袖唆使的無規則無法律約束肆意妄為，誰都不知道自己會觸犯到什麽被淪為專政的對象。那種彌漫性的恐怖感就是那個製度所需要的。
隨著那種反文明行為的蔓延，也不知道那路造反派跑縫補店前貼一大字報，說大媽那身打扮是外國的，資產階級的，時裝雜誌裏的內容更是腐蝕革命隊伍的毒劑。老實說，這招在當時的學校裏是比較客氣的，別的地方直接就是用剪刀，皮帶，斥罵來招呼。聽說這也是從來自西方的馬克思著作裏教導的：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直說吧，就是要用暴力代替語言。
那位大媽顯然嚇得不輕，趕緊回家換下我們見慣的紗籠，穿上一身灰色的男中山裝，包括褲子，那顯然不是她的。她胖，衣服把她包的圓得跟粽子一樣，夏天的熱汗很快把厚厚的冬裝都潤透了。當然，那幾本時裝雜誌的生涯就終止了。她隻是一個靠手藝掙點小錢的普通人而已。
也許年輕讀者會存疑，但上世紀直到80年代，別說空調，連電扇都是等閑不可多見的奢侈品。同學的父母是教授或校領導家裏都沒有電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