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早晨,我去東河對麵在布魯克林的紐約市教育局辦事。近九點時踏進辦公室裏就聽到有人說一小飛機撞上世界貿易中心,跑到17樓看到一股煙在那突出在曼哈頓下城像兩根四棱柱的世界貿易中心之一那冒起。看了一陣,想那也許就是一次意外,從前帝國大廈不也讓飛機撞過嗎?回到辦公室不久就聽到收音機裏報道第二架,接著是第三,四架飛機的消息了,我意識到那絕不會是意外了。再度登上頂樓隔河看那兩樓,不久,那裏就剩兩根煙柱子了。到處都看到人們在準備疏散。我想起在鄰近世貿中心的一間中學讀書的兒子,雖說我相信他們的學校會有安排的,可放心不下,打電話沒人接,於是就決定去那學校看看。那時已經沒有公共交通來回曼哈頓了,我就奔布魯克林橋去。那橋麵已經布滿了從事發地點走出來的人,其中有許多是滿頭滿身散布著灰,白,黑色灰燼拎著皮鞋走路的男女。
我是逆著離開曼哈頓的人流走向下城,我發現我自己和在前麵不遠處另一男的是一路上絕無僅有從布魯克林橋走向曼哈頓的的兩人。盡管從橋對麵走過來的每張麵上都看得到焦慮和驚恐,成千上萬擦身而過的人都是默默地走向布魯克林,但是人們依然很理解地在他們的最右側讓出一點空間讓我們走過去。
踩著厚厚的灰和到處飄散的帶著焦痕的打印紙,聽著不時傳來的沉悶的爆炸聲,呼吸著帶著濃烈焦臭味的空氣,穿過除了警察以外幾乎無人的街道,我走向曼哈頓下城西側兒子讀書的中學,腦中不時泛起當年文革時見過的被寂寥,蕭索,惶恐,和不測所籠罩的場麵。我記起我十幾歲時曾經在路過某個派係的街壘時被人用槍指著盤問那種感覺。說真的,也許是從前在那個專製製度下讓人恐嚇和威脅得太多了,也許經曆過下鄉插隊那種極端困厄無望的日子,我並沒有感到害怕的感覺。
紐約的初秋天空總是蔚藍色的,天際線裏一度是紐約地標的兩幢大樓被那兩根觸目驚心的裹挾著濃黑翻騰的灰燼的筆直煙柱所代替,那兩條煙柱也把許多鮮活的生命從他們的親人身邊卷走,拂過東河的微風根本無力吹散那份凝重的灰燼。人類在發展文明的時候常常是無法為對抗邪惡的成本製定預算的,尤其是要為那種無從預知,無法控製的劫難付出的代價常常會沉重得令人難以承受。我想我正在身曆著世紀變幻中的一頁。
兒子學校那空無一人的走廊讓我懸著的心放下了一點,也許他正在回家的路上。我也繞道到曼哈頓橋回家。
同樣,平時每天24小時都車水馬龍的曼哈頓橋沒有車,橋上隻有步行離開曼哈頓的人,而且焦急的人們隻能隨著擁擠的人群慢慢地挪動。走到橋中,有人攀上橋邊供維修用的小鐵梯爬到上麵的大概一,兩尺寬的鋼樑上晃晃悠悠地往前走。這時的美國式幽默開始蔓延了,橋麵上的人們望著絡繹不絕爬上鋼樑的人開始評論了:看到大大咧咧的就說瀟灑(Cool),看到戰戰兢兢的就建議他們蹲下來走,還給他鼓掌壯行······ 我站在橋麵等了一陣,估計半小時過不了橋,於是豁出去也擠到小梯旁向上爬。這時一滿臉絡腮胡子的哥們還攙了我一把說:“放心,警察這夥兒顧不上開罰單了。”
我想一般人也不會有我這種經曆:居然在鋼樑上走過了曼哈頓橋,除了手上蹭了點吊橋鋼絲索上的黃油外,平平安安地落地。這個兩橋來回大概6英裏,而且自從1975年離開插隊的農村以後,二十多年沒再走過這麽長的路。
擠上站滿人卻無人說話的公共汽車裏回到家裏,電話留言滿滿的都是親戚朋友的關切,我告訴他們,我們都平安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