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天地
看看天，看看地
星期六看電影在童年時是很令人期待的娛樂。那時上學和工作都是每周六天，星期五就會有電影預告出來，男孩子最急切想知道的就是“有打的沒有？”也就是那時稱“戰爭故事片”。星期六會早點放學，然後我們就提著兩張給父母坐的大椅子和自己坐的小板凳和鄰居家的同年一起去大禮堂前的露天放映場裏“霸位”。每家都有習慣坐的位置，也不會有人去挪動那曬了一下午的椅子。而且人們都挺自覺地把高的椅子都擺在靠邊的位置，中間讓給帶小板凳或席地而坐的觀眾。
廣州長年酷熱，那年頭別說空調，電扇都是稀罕物。大禮堂裏倒是有當年已經堪稱豪華等級的吊扇，每當那葉片吃力地開始攪動亞熱帶濕熱滯重的空氣，都能引起一片如釋重負的歎息，盡管這並不會帶來多少涼意。因此若非大風雨天，或“內部電影”，都會在戶外放電影。等閑如天氣預報說的“小到中雨”，隻要電影機沒停，人們都會撐起傘，在雨絲中欣賞著在被風吹得像鼓起的風帆似的銀幕上那些變形的景象所描述的故事。皆因那年頭，一周的娛樂也就那兩個小時。80年代那首風靡一時的校園歌曲“小雨中的回憶”，讓人以為雨中可以尋覓到“飄零的小詩”。我從小到大在雨中淋出來的唯一的靈感是：渾身濕透的感覺可以抹去所有浪漫和詩意。
那電影還是要買票的，我記得是八分錢一張票。小孩子們按家裏人頭問父母要幾毛錢，跑去買票。男孩多半會省下自己那份票錢的，那很奢侈地可以買到兩條冰棍。入口處通常能看著賣冰棍的小老板用自行車載個木箱子，裏麵再墊好幾層久經滄桑的毯子或棉被來保溫，冰棍就藏在裏麵。買四分錢一條的冰棍，老板就得把手從那堆毯子的某個入口探進去，天知道他在天色昏暗中如何找到那個神秘的入口，估計會有阿裏巴巴那種“芝麻，開門”之類的密訣的。而且他居然能很準確地掏出紅豆味，菠蘿味或橙汁味的冰棍給我們這種挪用電影票款的不法之徒。
進電影場要收票。露天的銀幕正反麵都能看的，隻是在銀幕反麵看的人物都是左撇子。所以那場地就是用繩子繞著幾根小棍子圍在銀幕前後的兩個扇麵，然後有幾個估計是誌願者的大學生沿著繩子扮著巡山小妖的角色，不時要追捕一些闖入者，不過沒看到誰手裏拎棍棒刀叉之類的。這活技術含量比較低，像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一樣，逮著了，往外一送，換個地方又進來了。幸好那年頭老百姓都挺規矩的，也就提防幾個舔著冰棍的像“三毛”一樣窺視著越繩機會的小祖宗。
其實也防不著，在入口處，給一張票，收票的一彎腰驗票的功夫，身後就能溜進去倆。老祖宗傳下來的那三十六計基本上都是無師自通的，什麽“暗渡陳倉”“聲東擊西”“李代桃僵”，除了美人計使不上以外，這幫從小就在中國文化裏熏出來的主全都玩得爐火純青。那些收票的多是人情練達，一般都懶得伺候這幫半大不小的主。有時那守繩子的大學生也有些不信邪的“反遊擊戰專家”，盯上一個流竄越境者突然出擊。卻料不到這些不起眼的家夥那變線跑的能力比現在中國足球隊的前鋒還高一籌，眼看能逮住了，那哥們往人堆裏一紮，得，抬頭看人群裏都是老師和行政的，隻得悻悻然地回去堅守崗位，還得眼睜睜地看著那邊好幾個大搖大擺地跨過繩子沒入觀眾群中。估計那時不少大學生從海外回來，沒看過“西遊記”，那些巡山的小妖有幾個能逮著獵物回洞裏獻給大王的？因此落個損兵折將，铩羽而歸也是可以理解的。
露天逃票簡直是餐前小吃，在大禮堂裏放電影也難不住我們。禮堂裏安裝著在那年頭頗為時髦的整排聯動的百葉窗式的大玻璃窗，我們都熟知哪個偏僻處的玻璃窗上下間隙大點，不到十歲的小身板哧溜一下就能翻進去。這活我們那時基本上都練得身手矯健的，澄清一下，這類鍛煉項目不是體育老師教的。也有一些同伴有被追捕的脫逃經驗，通常隔天還可以和班裏的同年為“分進合擊”“敵疲我擾”的逃票遊擊戰術添點新的佐料。實在說，隻要不是弱智，戰術誰都懂，可玩出中國特色，那可就是學問了。要不看看電影裏頭的無論“日本鬼子”或“美國鬼子”，碰上中國人沒有不讓繞暈的。
記得一次放一部香港電影“三笑”，就是唐伯虎點秋香的老版本。為了不要荼毒純潔的社會主義美好的風氣，特地移到大禮堂裏放映。我們早早地溜進去在悶熱的空氣中不耐煩地等著開映，忽聽到門口擁擠的人群中傳來玻璃清脆的爆裂聲，原來附近石牌村的村民因得知這裏居然秘密放映香港電影，遂蜂擁而至，甘願冒著被“資產階級”毒害的風險，欲奪門而入。結果好像驚動了派出所的警察叔叔，記不得他們如何最終把“維穩”工作推向勝利的高峰。因拖得很晚才開映，我模糊記得在昏昏欲睡中看了一部黑白片，可以肯定的是唐伯虎穿著寬袖大袍去撩一丫鬟，最香豔的鏡頭也就打兩飛眼而已，連手都拉不上。老唐挺值得同情的，一才子，耗盡心力也就點了個秋香，讓人在背後嘮嘮叨叨地說了好幾百年。君不見如今的風流豪情新版本，令人瞠目結舌，前朝才子佳人實難望項背。難怪曆數古今，總有人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當然，我們都有默契：看不花八分錢的電影這些光榮業績是不能讓老師和女生知道的。也有一些胸懷大誌，言行皆為楷模的男生是不屑於與我們為伍的，那也得提防著點，弄不好要被告到教導處的。我們的教導主任是很嚴肅的兢兢業業的老師，一口潮州普通話是很有威懾力的，要是被叫到去教導處談話還是會心裏發怵的。這種敬畏感在有的同窗心裏都變味了，私下牙癢癢地給我們的主任起了個綽號。可一看到教導主任在視野裏出現，那手腳和嘴巴就得規矩點。直到我們都成別人爹媽，甚至是爺爺奶奶級別的了，看到老教導主任，舌頭就不利索了。聽說一哥們和老師飲茶，筷子就老是晃晃悠悠的夾不起盤子裏的點心，心虛的，估計是從前老讓去教導處落下的病根。
那時廣州石牌有一堆的院校，偶爾我們聽到附近其它的院校有別的好看的電影，就會結夥去看。記得去最近的隔一馬路的華南師範學院是比較多的。那裏也是在露天看電影的，當年華師的大禮堂和國民黨1949年在廣州的總統府相夾附近的一塊空地就是電影場。
60年代華師的大禮堂是竹子搭起來的，牆身就是茅草，連門都沒有，其實也不需要，對裏麵的事好奇的話，隨便在茅草牆上扒拉一下就能有足夠的空間去探索究竟了。再說那牆根有不少靈長類留下的標記味道，如非“組織”要求，人多半都不會進那個茅棚大禮堂的。那座民國最後離開大陸時的前總統府，被華師當作行政中心使用，也就是大概50-60米寬，10多米深的一土黃色的兩層樓房，現在恐怕連渣都看不到了。
有回在華師看電影，附近軍營裏的解放軍叔叔也扛著槍拿著小板凳來看，我挨挨擠擠地和一機槍手聊上了，可能他覺得讓一“祖國的花朵”和武器親近一下也挺好的，我很榮幸地得到也是這輩子唯一的機會在暗地裏摸了摸那挺在銀幕上特威風的蘇式轉盤機關槍。那年頭可能老得防著“美蔣”敵對勢力，要枕戈待旦，看電影都得帶著兵器。一邊看電影，一邊就能看到探照燈的光柱就在夜空中晃來晃去的。過了五十年，那些敵對勢力現在變成了“雙贏”的夥伴，不時交杯換盞地喝上幾盅，喝高了，瞅著機會桌底下也會互相踹幾腳也是常有的事，桌麵上還得接著喝。
偶爾，學校工會給教職工家庭一點福利，安排去市裏的電影院看電影。從石牌到市裏，我們冠之為“出廣州”，可見土氣入骨之深。如果沒記錯的話，到廣州比較排場的“新華電影院”或“新聲戲院”得買一毛三分的車票。看過什麽電影是想不起來了，可電影院門口賣“南乳花生”的盲人卻有兩絕：一毛錢一小圓錐狀紙筒裏也就幾粒花生，一嚼之下齒頰盈香。不忍驟咽；給皺巴巴的麵額不一的紙幣買花生，不用吭聲，那紙幣在他手裏一捋，找回來的錢不會有分毫差錯。
文革後，我們又混進“八十年代的新一輩”裏看上電影了。學校的電影場挪到大操場旁的老經濟學院樓邊上。個頭大了，逃票的優勢蕩然無存了，隻好規規矩矩地去買兩毛一張的票。外國片通常比較受歡迎的，“克萊默夫婦”“金色的池塘”這種奧斯卡級的片就是當時人們窺視外部世界的窗口。可印度片比較難熬，隻要主角扭動腰肢開始唱那種像牙疼哼哼一樣的南亞調子，沒有二十多分鍾是不會有罷休的。那種歌可沒有“拉茲之歌”那麽有韻味。有回硬著頭皮扛著聽完一插曲，幾個短鏡頭一過，那伴奏提示新一輪又要開唱了，我趕緊提了板凳離場。有點納悶，怎麽刑偵部門就沒想到這種軟技術呢？費勁動個體刑，還得防著被人告。要是對嫌疑犯放上幾小時這種印度歌曲，能扛得住不招的恐怕沒幾個。
有時工會或學生會不知道從哪裏弄一些外國老片子，故作神秘地宣稱是“內部影片”那就又要躲到大禮堂裏放。那部英法合拍講幾個英國空軍戰俘二戰時從戰俘營出逃的的影片“勝利大逃亡”居然也好意思歸類為內部片。
學校的電教中心也來湊熱鬧，夜裏用電視教學設備放一些來路不明的電影錄像，鬼鬼祟祟讓小範圍的一幫人知道又有“內部電影”看了，那票價是兩毛半，比大操場放的要貴。不過要是晚點去，把門的哥們也放棄職守擠在裏麵看了，所以就免費了，隻要找到把椅子就站上去從黑壓壓的人頭上麵去看。那時整個社會正處於文革後的文化饑渴綜合症中，凡是可找到汲取非官方的文化營養的渠道，無不趨之若騖。不過我們花兩毛半看的可是“魂斷藍橋”“音樂之聲”“亂世佳人”“卡薩布蘭卡”這類經典。那位後來寫下“既然選擇了遠方 ，便隻顧風雨兼程。”但卻不幸英年早逝的詩人也和我們擠在一起被這種西方電影“腐蝕”。其中的人文主義恐怕已經滲進了他的創作靈感中，否則他就不會說“我不去想，未來是平坦還是泥濘 ，隻要熱愛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記得其中有一些錄影帶也不知道翻錄了多少次了，播放時的影像時常模糊不清，熒光屏上有時隻有飛舞的殘片，斜線和隻言片語的對話。那部“教父”就是看得夠累的，可沒人退場。記得看到麥克在西西裏避難時的一些自然主義鏡頭，你能體會到什麽叫“針掉到地上的聲音都能聽到”。可當某個鏡頭突然被雪片或雨線似的雜亂信號掩蓋，帶著感歎和惋惜的“噢”一聲就會不約而同地噴發出來。隔壁宿舍有一哥們，平時話不少，看完““魂斷藍橋”回房，悵然若失，無語，後來突然冒一句，那女的（費·雯麗）真美。那可是黑白片，要是彩色的“亂世佳人”，費·雯麗的眼睛可是那種讓人找不著北的綠顏色。我想，驚為天人也就如此了。
寫的很生動，期待下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