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文革結束不久,上大學的機會還屬於稀缺資源。我查了一下,我們入學那年的錄取率大概是8%。踏進學校的第一年,就想好好讀點書,可是不久就有“任命”了。估計當時的輔導員看到班裏滿眼都是將來的棟樑之才,可是小身板還沒長開,舍不得驟然加以重負。而我滿腮胡子,一臉滄桑的樣子,問問,下鄉時能挑百來斤的肥料和稻穀,到工廠時車工鉗工也混過,大概能扛點事,遂代表“組織”委以生活委員重任。剛入學,同學彼此都不認識,第一年的班幹部都由輔導員任命。我想想,這活大概也就安排搞清潔,代發獎學金,也沒啥大事,先扛著吧。後來才發現這坑深了點,栽了進去折騰得夠嗆。
當年什麽都是定量供應的,網上轉賬之類的未來科技還遠未進入人們的想象力的地平線。我得每個月在固定的日子裏到現在已經消逝掉的蒙古包食堂裏,找到膳食科來辦公的兩位大媽,先套套近乎,然後領取全班下個月的飯票,捎帶把上個月同學沒用掉的飯票給退換成糧票和錢。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飯票每人一大張印著日期,每天分早午晚三張小票,那褐色的紙質粗得能當打磨的砂紙用。憑票早上兩饅頭或包子加一勺稀粥,午晚的米飯,男的四兩,女的三兩,加一勺青菜和若幹片豬肉。就那還得是蒙“黨和人民的關懷”才能享受的。81年以後才改用麵額不同的飯菜票的。
就因為生活在緊缺經濟裏,退飯票的收益是不能掉以輕心了,那可是以分幣,兩(糧票,50克)和錢(油票,5克)為記量單位的。不幸的是我從來都不是細心的人,背的挎包有日子了,底部已經磨出洞了,放裏頭的東西有時就會不動聲色地自己開溜。結果不時發現應該退給同學錢糧會短缺幾毛或幾兩糧票,自己還得在寒磣得要命的衣兜裏翻些零票補上。聽起來有點慘吧,那年頭幹個體戶賣燒鵝掙一年有萬元收入就能上黨報的頭條。
當然,這我這活也不是全無福利的。我們班有十來個女生,當時還沒修煉成女神的級別。說真的,她們要早練成了也夠嗆。想想看,女神一般都脾氣大,趕上哪天不高興了,弄個電閃雷鳴,雲山霧罩的,或是使點別的神通什麽的,我們這種天天和她們一起上課的凡夫俗子能頂得住嗎?不過老實說那些女生當年也是準女神的級別的了,這一判斷男同窗都不會持異議的。我記得當時她們都基本是目光遠大,不苟言笑,心無旁騖地埋首於筆記和課本中鑽研修煉如何修身治國濟世之道的。與異性來往是屬於她們不屑一顧的市井之舉,準女神們是不太會食人間煙火的。記得有一次,同宿舍一男同學神神秘秘地說:我今天看見那誰笑了。可見那實在是屬於稀罕事。而我每月去給她們發獎學金,退飯菜票時,能很榮幸地收獲好些如花笑臉,估計我就是班裏能見到女生笑臉最多的那主了。
這糧草官還有一好處。當年定量的糧票還分等級的,按市,省,國不同範圍用,而全國糧票不僅通用範圍大,還可帶食油的月定量。我和膳食科的大媽混得臉熟了,就說不在學生食堂裏開夥,要領帶食油指標的全國糧票回家。她們很有江湖俠氣地每月都給我準備三十多斤的全國糧票,這玩意拿到自由市場上能跟賣雞蛋的小販多換幾個雞蛋。
我腦子不好,盡管已經得到些當“官”的好處,還是過了好些年才悟出為什麽世人都愛當官的道理。聽說現在連小學生都不願輸在這種起跑線上,變著法都要謀個官銜。
後來的事讓我開始考慮得把這位置讓給更合適的人幹了。
學期末,一麵要把平時沒心思聽的課給找補回來準備考試,一麵手忙腳亂地給外地同學訂不同時間不同要求的車船票。一朋友看我到處亂竄地忙活,很不屑地評說:“至於嗎?不就幾張車船票。人還能把你給撕了?!”哈,以我的體會,現在的“春運”其實是當年寒暑假的加強版,我要是沒把車船票給置辦好,那幫等著回家的哥姐能把我撕了當壽司吃,連芥末都不用蘸。
話說回來,那體會是有由來的。我們那時在老教學大樓上課。解放軍叔叔的第一軍醫大學很不痛快地在文革後把占用學校的校園給退出來,按那種打遊擊的傳統,搬走好幾年後還在校園裏頭留著不少“根據地”。教學大樓的走廊裏就有軍醫大的廢棄的病理和解剖標本。到課室上課和自修,不單要和那些病變的器官擦身而過,而且鼻腔裏充斥著福爾馬林的味道。那走廊裏陰森森的感覺恐怕能為軍醫大被攆走找回一點心理平衡的。我們看多了,慢慢也習慣了,一下課直奔飯堂也不會讓瓶裏的那些病理切片影響胃口。無論如何,因為這個,上教學大樓看書的人還是少點。這天下午,我坐在沒見幾人的課室裏頭昏腦漲地看經濟地理的講義。不久有一外地同學施施然地靠近,很和善地問:“我們的車票拿回來了吧?”我想,這明天就要考的科目我也就現在抱兩小時的佛腳,得先對付。於是就應道:“別著急嘛,明天我去問問。”接下來那位的臉色就有風雲突變的味道了:“為什麽別的班已經有了?”這明擺著不準備饒人了。我趕緊看看往外走的通道是不是讓椅子給堵了,一邊站起來收拾書本,一邊想如何用緩兵之計為佳“我現在就去看看。”我溜出課室,和那泡在大玻璃瓶裏的胚胎打個對眼,後脊有點發涼。其實那時到考完試回家至少還有兩星期。
蘇東坡學士點評我一個千年前的本家:驟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且不說學不到那位老本家可以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的皮毛,我連打個哈哈掩護自己安全避開鋒芒的能力都沒有。可見素質之差,偏偏這是當官的必備條件。所以我得謀個退路,還是當布衣為佳。
終於等到新學年的班會了,我提出了改選班委,搞得在任的兩位班長麵麵相覷,一時不知所措,修養很好的輔導員有點不高興了,“維穩”的大業不能被攪了。我趕緊解釋說時下正在討論如何改革終身為官的製度,何不試試,再說班裏有不少能人,比方讓他們幹生活委員也許會更好,至少不會像我一樣老算錯飯票。大家一陣哄笑,輔導員也不好反駁什麽,我就順理成章地把這頂烏紗帽給摘了。我記得我那時還想把學習組長的頭銜一塊給捋了,剛向輔導員提起,她正滿肚子不高興,於是用一種非外交語言噎了我一句“嫌官小啊!”一同窗不失時機地在我耳邊揶揄 “別玩瀟灑啦。” 想想也是,不審時度勢而為,玩砸的機會大。還是別惹組織不高興吧,要不然吃不了兜著走。
有點內疚的是,本來隻是自己想不幹生活委員而已,沒想到那兩位很老實的班長因此捎帶地結束了他們任期,他們原來是可以做四年太平官的。也從此,我們班形成慣例,每年換人當班委,四年下來幾乎挨個輪了個遍。如果沒記錯的話,在那個“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好像當時學校裏沒別的專業是有我們班這種”非終身製”的。80年代初,我們班就領跑體製改革的新潮流了,牛吧?後來班裏有人當了教授,董事長什麽的,多半和他們早年在我們這個袖珍版“黃埔軍校”時練下的氣度有關。我可是領教的: 不久前和一前同窗去旅遊,在最後一頓的餐桌上,這位老總一點不帶磕巴地說了十來分鍾,把旅行團裏每個團友說得意氣風發,依依難舍的。在他聲情並茂地講演那功夫,我連涮了幾片羊肉,也辣得熱眼盈眶的。
說點題外的話,80年代末的”深圳青年報”不度深淺地發一文章“我讚成某某退休”。是我們學校新聞係畢業的一編輯簽發的,結果該退的沒退,他一剛當上的編輯位置給捋了。唉,也是,並不是誰都真心不想當官的。古人對那些在官場上混,而又稱想辭官歸故裏的紅塵中人有一戲言:“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廣州,南方城市,多吃大米,在北方算是細糧了。看我的另一雜憶,飯堂寫生,你會聽到更多80年代的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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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再補充一點,當年糧票分地方和全國糧票,區別在於全國糧票裏含有油票。我在當地上學,家裏沒有油吃,每次開學時,生活委員總是把外地同學交的全國票換我的地方票,應為學校食堂不管地方或全國票,我然後那全國票去糧店換地方糧票和地方油票,總算解決了我家貧油的局麵。現在老學習委員的娃在本槍手下讀博士,夏天老學習委員夫婦來看兒子,住在我家,我特意買了好幾種油,天天換著炒菜他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