瑣憶，冬天回旋曲（1）

春困秋乏夏打盹，想必人隻在冬天才清醒的。紐約這幾天老是攝氏零下十幾度，夠冷的，冷得醒人。我不由想起和寒冬有關的往事，那些年的事像是慢板的回旋曲，在記憶中悠悠地回蕩。

我在廣州長大，當年可沒有“全球暖化”一說，也沒有冷暖空調。廣州雖說地處亞熱帶，在那裏過冬還真夠嗆，每當隔三差五的寒潮南下，那常常是感到近零攝氏度的陰冷潮氣在屋裏屋外都纏繞著你，一直往你身體裏滲，讓人覺得沒有什麽衣服能抵得住那種浸進你骨子裏的寒意。廣州是以前皇帝流放罪臣的保留地之一，那幫“皇上”挺會挑地方的，至少廣州的冬天是可以起到“勞其筋骨”的作用的。

一

記得６９年冬，那年的冬天出奇的冷。正值文革高潮，就是老人家要在“九大”宣布他的繼續革命要“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的時候。我們也從小學六年級迅速嬗變為初中三年級學生。實際上也沒課可上，很應景地到工廠＂學工＂，有個很荒誕的定義把那種逆人類文明的行為叫＂接受再教育＂。

一天上完紡織廠的夜班，又去聽老人家的雲山霧罩的＂最新指示＂後就哆哆嗦嗦地頂著寒風，凍得很狼狽地掛著兩筒抹不幹淨的清水鼻涕騎車回家。本來有一對從爸爸那裏拿的羊皮手套可禦寒，那是國民黨時期留下的美軍物資，我媽媽把＂MADE IN U.S.A.＂的標簽給剪了。抄家時＂革命小將＂不識貨，沒當成叛國投敵的證據給收走。我翻出來，騎車用剛好。可沒用兩次，讓人給盯上了，不知什麽時候就在大通鋪一樣的學生宿舍裏被順走了。這應了中國的老話＂財莫露眼＂。那皮手套在什麽都要票證的年代可是奢侈品呀，堪比現在的LV。沒手套，刹車把都捏不住。雖說自行車速度不高，控製不住摔個臉青鼻腫的也還是綽綽有餘的。於是我找了塊小毯子包在手上，可路上還是凍得要停下來支起自行車，把手揣懷裏暖上一陣才能走。至今仍能記起那時縮著脖子披著一塊打著補丁的小毯子在路邊跺腳的情景。

若幹年前曾經和一後輩聊及此景，他帶著匪夷所思的表情問，幹嗎不去再買一對手套。實際上，父親讓人從“階級隊伍”裏清了出來，和一幫“牛鬼蛇神”關在一四麵透風的車房裏天天煞費苦心地批判交待自己的那些莫須有的罪行。近兩百元的工資隻發我們一家3口每人18元的生活費。那時自行車輪胎跑到裏麵的紗線都出來了，沒錢換也買不到需要憑證供應的輪胎來換，經常很容易就硌個洞漏氣。每次我都得費番唇舌和修車師傅談判把補胎費用從2毛降到1毛半。

二

1970年，很虔誠地相信那是世界革命的需要，讓人全家“遣送”到祖輩幾代從清朝就沒人呆過的粵北家鄉落戶。“伴送”，其實是押送，的工宣隊長是東北人，很和藹地解釋“戰備疏散”是老人家的重大戰略部署，在那山鄉裏我們既能接受很好的“再教育”，也有共產主義的美好前景，更能為解放全人類做點貢獻。臨行時他很寬宏大量地向當地組織介紹，我父親是敵我矛盾，權且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是受益於毛主席“給出路”的政策。如此精心組織安排，我連當“下鄉知青”的資格都沒有。

那山村在下了車以後要步行二十華裏的山路才能到達。臨時住在村邊一戶人家的空房裏，不遠處是當地的小學。一到下課時間，門口和窗戶布滿了擠在一起看新鮮的小孩，他們從沒見過和他們不一樣的人。

以前長期住在校園裏，與普通市民社會尚有落差。這下到了與文明有世紀性差異的一個極其閉塞的鄉村，變化之大可想而知。我母親說，我們一家已經成了被人圍觀的“熊貓”了。也許不是當地村民唯一的一次圍觀外人的機會，因為後來有村裏的老人告訴我們，民國初，曾有來自瑞士的神父在當地傳過教，那也可視為村民第一次觸摸外部文明。

一個冬日黃昏，想回家看看和自己一起被送到鄉下的已經有年紀的父母，騎車從20裏外沿著寬不到半米的山邊小徑疾走。天暗心急，那條“22號軍規”總是在冥冥中在人生的某個瞬間介入，前輪在路邊一滑，我就栽下兩米深的山溪裏。定下神，眼鏡像奇跡般地呆在臉上，要不我六百多度的近視就沒法看路了，別的小傷不計，就左腳內側開了一約5厘米的口，血不斷地湧出，沒覺得疼。在冷水裏洗了洗，用手壓著止血，然後琢磨著怎樣爬回溪旁的小徑上。不會有人可求助，夜色像厚重的黑布覆蓋著四周，隻有山風送來陰沉的冷嘯聲。抓著岸邊的野草，我居然翻上了路邊，用書包的背帶把自行車提了上來。不敢也不能再騎，一瘸一拐地推著車又走了好幾裏山路，才看見我家臨時安置處那點透出來的昏黃的煤油燈光。

後來有人告訴我，那山溪邊掙紮的痕跡和留下的一片血讓當地人猜測是不是有命案發生過。我當時沒法找到的一隻涼鞋讓一當地小孩撿到拿去穿了，盡管隻有一隻，也比終年光腳丫要好，可見那裏的窮困程度。我腳上那個傷口沒縫合，好了以後看起來像人一張抿緊的嘴，提醒我曾走過什麽樣的路。

早春二月就挽起褲腳下水田插秧，春寒料峭，山風平添幾分透心涼意。有時水田裏有山泉眼，一腳踩進去，寒及骨髓的泥水即深沒大腿。

在那貧瘠的地方每天勞作，所得每天工分僅值八分錢，年底平均可分得每月約18斤稻穀做口糧，碾出大米13斤。就這種分配水平，我掙的工分還不足以支付那些稻穀價值。當地人終年用紅薯幹煮粥度日。

偶遇別的“同是天涯淪落人”，說起他們那裏靠近江西的邊村裏，有一上海知青在貧困相交的厄境中，無望得一飽暖，父母又與“階級敵人”同伍，自顧無暇，思量之下更難以麵對一輩子的艱辛和毫無希望的將來，欲辭世避難，叵料上吊的繩都找不到一條整的，隻好用襤褸的褲腿接起來才夠長。誰知那黴爛的褲子竟然承不起重量而斷了，可見那命輕賤到連閻王爺都不屑收留。

想起我小學的同桌，父母好像是外語係的，她還真是典型的小姐。那時沒有人用紙巾的，講究一點的同學就帶條手絹。可我這位女同桌連手絹都不會疊的。她母親文革初期就自殺，在她十五歲時就和兩個姐姐一起去海南農場，在一場山洪中和困守在茅屋中的十幾個正當青春芳華的女知青一起被衝走。如今留在當地的隻是每天獨對夕陽的一衣冠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