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110)
文學作品通常都是有血有肉的，而這些血肉正是塑造 人物藝術形象。曹雪芹以不尋常的十年辛苦，寫出《紅樓夢》中四百多個栩栩如生的人物。這些人物，個個音容笑貌有別，個性鮮明，無論是正麵的，還是反麵的， 是主子，還是奴仆，都給予了分寸恰當的描寫，濃淡相宜，恰到好處，給人一種強烈的藝術美的享受。
作為文學家的端木先生，從自身創作實踐中體會應該如何從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中吸取營養。他把《紅樓夢》作為教科書來閱讀和研究，並呼籲今天的文學創作者們應該“向《紅樓夢》學習描寫人物”。他說：
“我喜歡紅樓夢裏傳寫人物的生動手法。還沒有說話，就聽見那人的聲音了。紅樓夢裏的人物的出場入場，一顰一笑，來蹤去脈，口角眉梢，心頭話尾，舌尖牙縫，歌哭笑罵，正經，胡調……沒有一處不是活靈活現。”
端木先生將《紅樓夢》裏的“傳寫人物的生動手法”，加以總結，用他自己的語言給以表述。這裏擇其要者，概述如下：
首先，他認為《紅樓夢》描寫人物高明的一著是“多態”的寫法。如“紅樓夢裏寫林黛玉和薛寶釵是對照的，一個是心胸窄狹，多疑多忌；一個是寬大為懷，深沉狡 猾”。但是《紅樓夢》的高明之處，不是停留於此，而是在“著力寫寶釵黛玉”的同時，“也著力寫襲人晴雯”。《紅樓夢》的作者懂得“紅花”與“綠葉”之間的 關係，他“著力寫襲人晴雯”，正是要通過對次要人物的“精彩”描寫來突出、烘托主要人物寶釵和黛玉。讀者從襲人的言行看到了寶釵，從晴雯的身上看到黛玉。 這是因為：
晴雯和黛玉在本質上是一個。這一個要強、真情、任性、直率、樸素、傾心的性格，套上了丫頭身份，便是晴雯，套上了小姐身份，便是黛玉。寫一個共同的本質，在不同的階級教養之下呈露出各種姿態。
反之，襲人和寶釵亦如此。這一切是從人的本質方麵而不是從外部的形態來考察和認識的。端木先生說：“這種寫法，我以為是寫人物最好的方法。”
其次，端木先生認為《紅樓夢》中描寫人物另一種成功的手法是“打岔”。如“寶玉未出場之前，先從黛玉母親的嘴裏和賈母的嘴裏，說出一個頑劣異常、瘋瘋傻傻的 憊懶人物”。但是，“等到寶玉真個出場，卻是一個轉盼多情、情思萬種的青年公子。黛玉一見，便大吃一驚”。又如，小說中先寫平兒的為人是溫柔平和、對人敦厚，不因地位而刻待他人。讀者看到平兒，想鳳姐為人也可能如此，但實際上，二人相反，鳳姐是伶牙利齒、心辣手狠、兩麵三刀的雌老虎。這種出人意料的“打岔”，給人以深刻的對比印象。端木先生認為，“曹雪芹的過人之處，全在這裏”。
第三，端木先生認為《紅樓夢》描寫人物的最高明、最重要的手法是“全在他體會到了那人物心裏的最深處。而在最適當的場合把這點兒揪出來給人看”。如小說第6回寫賈蓉奉父命到鳳姐那裏去借屏風這件事，當賈蓉辦好後要離開鳳姐住處時，書中寫道：
這 鳳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麵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回來呢。”賈蓉忙回來，滿臉笑容的瞅著鳳姐，聽憑指示。那鳳姐隻管慢慢吃 茶，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臉一紅，笑道：“罷了，你先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答應個是，抿著嘴兒一笑，方慢慢退去。
這是運用“春秋”筆法來描寫人物，文字不多，其意含蓄而深刻。小說作者用心良苦，精心地把這段情節安排在初進榮國府的劉姥姥這個久經風霜的“生人”麵前，把 鳳姐與賈蓉嬸侄之間的這點兒噯昧關係，生生“揪出來給人看”。作者巧妙而自然地通過這一描寫，暴露出賈府這個“詩禮之家”中亂倫的醜惡內幕。
當然，上述三點並不是《紅樓夢》一書中描寫人物的全部手法。今天的紅學研究者們對《紅樓夢》描寫人物的手法，發掘得更深、更細，概括得更科學。但是，讀者看到，早在40年前，端木先生能夠細心地從《紅樓夢》中總結出上麵談過的三點，已是難能可貴的，在今天讀來也是深有啟發的。
同 《紅樓夢》描寫人物有關的問題是語言的問題。因為，大家知道，文學作品要表現主題，完成故事情節的敘述和人物性格的描寫，都離不開語言。正如已故的著名作 家老舍先生說的，“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不可能想象，晦澀難懂，幹枯無味，乃至辭不達意的語言，能夠描寫出優美動人的故事情節和豐富多姿的人物形象來。這 一點，作為專門從事文學創作的端木先生，恐怕要比我們一般讀者的感驗要更深切一些。因而，他在談到《紅樓夢》的語言時說，“在古典小說之林中，《紅樓夢》 的語言最好。從每個人物的說話聲中，可以分辨出是哪個人物出場了。《紅樓夢》是語言藝術的典範”。
端木先生曾說過，“我從母親所講的故事中吸收了具有東北民間色彩的大眾語言，但我是從《紅樓夢》中學習了如何運用語言的藝術”。打開端木先生早年的作品，如 《科爾沁旗草原》《鴜鷺樹湖的憂鬱》《渾河的急流》《爺爺為什麽喝高梁米粥》等，我們從中不難發現他對故鄉語言的熟悉，是令人驚奇的。那些沁著鄉土芳香的 大眾語匯的運用，正是他學習《紅樓夢》的語言藝術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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