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南北朝樂府清賞之九（作者：陳友冰）

漢魏樂府·雜曲歌辭

　　所謂雜曲歌辭，是指聲調已經失傳，無所歸屬的一些樂曲歌辭。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把它稱作“樂府雜題”，宋郭茂倩把它單獨劃成一類叫做“雜曲歌辭”。根據郭氏的解釋，之所以稱為雜曲有兩個原因：一是內容龐雜，情思所感、宴遊所發、憂憤所興、別離之懷、征戰之苦，兼收並蓄，時間跨度也大。二是形式雜亂，有的有辭無調，有的名存義亡，有的雖有古辭可考，但歌辭殘缺；有的古辭已佚，僅是後人擬述。總之，因為其雜，不好歸類，所以隻好另辟一類。

　　但雜曲歌辭的思想、藝術價值倒不因其雜而有所損傷，相反，它與相和歌辭一樣是漢樂府中的精華。在這類歌辭中保存的漢代民歌較多，其中像《婕蝶行》、《悲歌》、《枯魚過河泣》、《上山采蘼蕪》、《迢迢牽牛星》等都是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篇章，而且對後來刻意學習樂府民歌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創作，具有巨大的影響。至於其中的《孔雀東南飛》，則是我國古代最長的一首敘事詩，其思想和藝術價值更不待言了。

蛺蝶行

蛺蝶之遨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苜蓿間。
持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付欂櫨間。
雀來燕，燕子見銜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

　　在表現手法上，漢樂府民歌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它常用擬人化的方法，賦予鳥獸昆蟲以人的情感和思想，透過它們之間的糾葛、遭遇來折射人間的悲歡離合，這在《詩經》中很少見，漢樂府中用得卻相當普遍。如前麵說過的《雙白鵠》就是透過一對雌雄白鵠的生離死別，來歌頌一種互相眷念又互相關心的夫婦生活；《烏生》則透過一隻被射殺的烏鴉的悔恨和感歎，來反映世情難測和人生的危機感；《枯魚過河泣》則是寫一條遭了橫禍的枯魚寫信給自己的同伴，要他們在潛伏著殺機的社會中，時時警惕著自己的言行，免遭殺身之禍。這些詩以他們特有的豐富想像力，反映了那個動亂時代，人們的危機感和處世信條，含有發人深省的哲學意味。這首《蛺蝶行》也是如此，它敘述一隻“遨遊東園”的蛺蝶被燕子捉去，帶回梁間喂乳燕的經過，透過它的所見所聞與自傷自歎，來反映危機四伏、時時都有生命危險的東漢時代生存危機。

　　開頭一句“蛺蝶之邀遊東園”點出這場悲劇發生的地點，和悲劇發生之前蛺蝶的自由自在之狀。蛺蝶即蝴蝶。蛺，一作“蛙”，據《初學記》改。“東園”泛指花園之類蝴蝶遊遨之處。詩人用被捉前的“遨遊東園”與被捉後的“付欂櫨間”構成鮮明的對比，以此來寄托自己的傷感。蛺蝶為什麽被捉呢?被捉後的心情如何？詩人在此沒有點破。但在另一首寓言詩《烏生》中倒是交代了其中的原委：一隻烏鴉被擊斃後，它的靈魂發出了懺悔!真不該來到秦家的桂樹上，要是仍在人跡不到的南山岩石間，又怎會遭此橫禍呢？由此看來，這隻蛺蝶遭禍的原因，也是由於它“遨遊東園，涉足世情而被羅網所致”，這其中大概也蘊含著對世情險惡的慨歎吧！第二句“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是明寫悲劇發生的原因。卒即猝，突然間發生，意想不到之事；養子燕，即正在哺雛的燕子。燕子本就以昆蟲為食，現在要哺雛，捕捉昆蟲當然更加急迫和貪婪。蛺蝶碰上了養子燕，當然絕無生還的可能了，“奈何”二字即是對這種命運播弄的苦笑和慨歎，也是人們在不可抗拒的危機麵前，一種絕望心理的表現。“接我苜蓿間，持之我入紫深宮，行纏之付欂櫨間”，是寫蛺蝶被燕所捉，帶回梁間窩裏的經過。此篇是漢樂府中句讀難定的篇什之一，其原因就在於這兩句中的“之”字及最後一句中的“奴”字費解。據餘冠英先生解釋，詩中的“之”和“奴”字皆為表聲的字，與文辭無關。“持之我”即「持我」，“行纏之付”即“行纏付”。蛺蝶被捉的經過可分成三個場景：一是在苜蓿間被接。接即挾，挾持之意；苜蓿，豆科植物，俗稱金花菜，蛺蝶正在東園的苜蓿上嬉遊時被燕子捉住。二是持我飛入燕子的居處——“紫深宮”內。“入紫深宮”即深入紫宮，紫宮原指帝王的居處，這裏是指燕子壘窩的高堂深院。蛺蝶強調燕子居處是“入紫深宮”，既渲染周圍環境的陰森可怖，與蛺蝶被捉的恐懼心情相吻合，也強調此處是重門深院，難以脫逃，這也符合蛺蝶此時絕望的心境；三是“行纏之付欂櫨間”。欂櫨即鬥拱，是柱上鬥形的方木，上承屋梁，此處是燕子壘窩之所。“行”即“且”；“付”即“縛”。這句是說燕子把蛺蝶捉來後又綁在鬥拱上。捉來之後還要綁起來，這是人的行為，但綁在鬥拱的燕窩旁邊，這又是燕的心理。這幾句用擬人的方法來寫蛺蝶的被捉，而且站在蛺蝶的角度來寫燕的動作和心理，似人而非人，似物又非物，構思確是相當新穎奇巧的。最後三句是寫雛燕見到食物來時歡騰雀躍的情景。“雀來燕”這句歧義很多，有人推測這句是燕在園中啄蝶，殊不知己巢已被雀占；李子德的《漢詩評》又說這是寫蝶為燕持來付於欂櫨間時，又為雀從旁取之。這兩種誤解的產生，都在於把“雀”當成又一飛禽。其實，雀在此是作狀語，形容雛燕因其母銜食來時的歡騰雀躍之狀。黃節先生說：“雀來即雀立，雀踴也”（《漢魏六朝風箋》），這個解釋是合理的。下句的“搖頭鼓翼，何軒奴軒”正是形容眾雛興奮爭食之態：他們搖晃著小腦袋，拍著翅膀，抬著頭，張著嘴，爭著要母親喂。“奴”在此是表聲，無意義。軒軒，即高舉之貌。詩人用眾雛的興奮爭食，來反襯蛺蝶的悲慘結局，而且透過蛺蝶之眼所見、蛺蝶之口道出，更增濃傷感的意味。因為這句話的潛在意思是：雛燕們是得食了、高興了，但隨著自己的被捉身亡，自己的孩子們將會怎麽樣呢？

　　如上所述，這首寓言詩敘述的蛺是蝶的不幸遭遇，但反映出的卻是人間的苦難，它是漢代社會動亂、官吏橫行，人民朝不保夕生活現狀的折射。例如漢元帝永光二年（42），平原郡鬧水災，官吏趁機敲詐盤剝，使得民不聊生，以至“人相食”。連元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前漢書·元帝紀》）。正是這種社會動亂造成了人民的危機感，才托蛺蝶以諷，曲折地反映當時人們的生存危機感。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輝光燭我床。
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
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
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
東西安所知，徘徊以彷徨。
春鳥向南飛，翩翩獨翱翔。
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
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
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李白的《靜夜思》幾乎誰都熟悉，它透過詩人在明月之夜的所見所思，來抒發一個客中遊子對家鄉深長的思念，成了一首千古不朽的名作。但這首名作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就像萬裏長江是以喀喇昆侖作為自己的源頭，珠穆朗瑪是以青藏高原作為自己的底座一樣，這首漢樂府《傷歌行》就是《靜夜思》的源頭之一，隻不過它的主人翁正好相反，是寫閨中的妻子在明月之夜對遠在它鄉遊子的思念。

　　全詩可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開頭四句是托物起興。明月的輝光照在這位女主人翁的床邊，使她夜不能寐。為什麽不能寐呢？月光太強、刺激得人難以入眠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因為她是個“憂人”吧。心憂本來就難以入眠，現在月色皎潔當然就更難以入眠。“耿耿夜何長”是失眠者的一種心理感覺。因為歡娛嫌夜短，愁來恨時長，漫漫長夜，對一個難以入眠的憂人來說，實在是太長了。阮籍的《詠懷詩》“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所抒發的即是類似的感受。後來的詞人或把這種長夜難眠的憂愁或是誇張如一江澎湃的春水，所謂“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虞美人》）；或形容成像蛛網那樣千絲萬結，所謂“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夜過也，東方未白凝殘月”（張先《千秋歲》），大概都是對此的繼承和發展吧？那麽，這位女主人翁又為什麽如此憂心忡忡，以至夜不能寐呢?詩人沒有挑明，一千年後的蘇軾倒是作出了回答：那就是“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月圓而人未圓，不怨人不歸而恨月在別時圓，表現得雖然婉曲，但卻道出了她憂思難眠的原因所在。

　　詩的第二層就是透過女主人翁月下所見、所感，來表現這樣深長的相思和思極之怨。“微風吹閨闊”等六句是寫她在月下徘徊的彷徨和惆悵。既然睡不著，幹脆起來去散散心吧!這是人們在此時此情下慣常的做法。如南唐詞人薛昭蘊筆下的宮女在月夜時就是如此：“愁極夢難成，紅妝流宿淚，不勝情。手接裙帶繞階行”（《小重山》。另一位詞人馮延已寫自己在月夜時也是“枕簟微涼，輾轉渾無寐。殘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練天如水”（《鵲踏枝》）。《傷歌行》中的女主人翁，此時此情正是離人的一種共有的心理感受和行為，所不同的是，它比一般類似詩篇寫得更為深刻和形象，這從以下兩點可以看出：第一，它寫出“屣履下高堂”後的更加失望和徘徊後的更加彷徨，把思戀之情更推進一層。中夜無寐，披衣而起之後，詩人並不像其他作品那樣，讓女主人翁在如水的月色和靜謐的氛圍中獲得片刻的慰藉，而是寫她“東西安所知，徘徊以彷徨”。這種失落感不知到什麽地方去尋覓，這種內心無主的憂慮也不知從何處獲得慰藉，這就有點像李白所說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了。起床散步不但不能解憂，反而使憂愁更深了。第二，它用擬物喻人的方法來表現主人翁的相思，而且把這種相思轉化成憂怨，用怨之切來反襯思之深。如果說，在“春鳥向南飛”這句之前，我們隻知道女主人翁憂心忡忡，耿耿難眠，但憂的是什麽？我們隻能從暗示中來揣測，詩人並未明言。那麽，從“春鳥向南飛”這句開始，詩人才告訴我們女主人翁憂思的內涵究竟是什麽。但這種內涵仍不是直接道出，而是以物喻人，用春鳥的孤單和呼喚親人來暗示自己的憂思所在。在女主人翁的眼中，獨翔的不是春鳥，而是他們夫婦；“悲聲命儔匹”的也不是天上的飛禽，而是她心中發出的慘痛呼聲。透過這種以物喻人法的運用，使女主人翁的感情表現得更加深沉，更富有感人的力量。正是這種真摯的愛、深長的思，使她產生了無盡的憂怨。

　　詩的第三層就是表現她的憂思之深和對蒼天的抒憤。“感物懷所思”是點題，至此，女主人翁才直接表明自己月下不能寐，哀鳴傷孤鳥的原因是“懷所思”——懷念遠方親人的緣故。這裏說的“感物”恐怕不隻是南飛的春鳥，也應包括明明的圓月，甚至包括吹進閨閣的微風。因為這和煦的春風不單是吹動了羅幃，恐怕也吹開了女主人翁的心扉，使得她心旌搖搖了吧，這時所思念的人天隔一方，滿腔的愁怨向誰傾訴呢？看來，隻有舒憤蒼天了。詩的最後一句“舒憤訴蒼穹”不止是向蒼天傾訴自己的愁怨，而且也包含著對命運播弄、人事乖違的怨憤。這在漢樂府以後的一些傑出詩篇中有類似的表達抒發，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元曲《竇娥冤》中竇娥也有段怨天恨地的曲子：“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任為天！”這兩首詩、曲中對天地神靈的指斥，實際上也就是對主宰人間命運，造成人民流離的封建統治者的控訴和指斥。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和關漢卿的《竇娥冤》中這兩首詩直接受到漢樂府《傷歌行》的影響，但這種構思方法和表達方式詩歌史上的承傳還是很明顯的，而且更加直白和強烈！在《傷歌行》中雖然沒有像《胡笳十八拍》和《竇娥冤》那樣直接道破這一點，但從“舒憤”二字中卻透露出類似的訊息。所以，過去有的樂府本子中幹脆刪去了這兩句，大概也就因為它觸犯了當權者的忌諱了吧！

昭昭素月明，輝光燭我床。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
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躑躅。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渝。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這是一首文人仿作的樂府詩，最早見於《玉台新詠》，郭茂倩的《樂府詩集》收入《雜曲歌辭》。作者辛延年，東漢人，身世不詳。《玉台新詠》把他放在班婕妤之前，看來大約生活在漢元帝和漢成帝的時代，約公元前三十年左右這一時期。胡應麟認為他的詩才超過了當時的名詩人孔融、趙臺和高彪（《詩藪》），從這首詩所表現出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才華來看，這個評價是公允的。這首詩是對漢樂府《陌上桑》的仿作，《陌上桑》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一些文人的仿效。魏代的曹丕、晉代的傅玄、唐代的劉希夷等都寫過《采桑》、《豔歌行》等仿作，但在這些仿作中，隻有辛延年的《羽林郎》保持了《陌上桑》的鋒芒，成功地吸收了《陌上桑》的表現技巧。下麵對此略作分析。

　　《羽林郎》寫的是一位賣酒姑娘拒斥貴族豪奴無禮調戲的故事。羽林，是漢代皇家的禁衛軍；羽林郎，是羽林軍中的高級將領。詩中被斥責的對象既是個貴族豪奴，又是皇家禁衛軍的將領，所以它譴責的範圍就絕不僅僅是個道德敗壞的馮子都，而是直至皇權的整個上層者；胡姬的反抗也就絕不僅僅是堅守貞操、忠於前夫，而是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勞動婦女，對整個封建權勢的蔑視和挑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首詩在思想意義上與《陌上桑》有著同樣的價值。在藝術結構上，也是對《陌上桑》的出色借鑒和模仿。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開頭四句是簡括介紹故事梗概。霍家奴，指西漢昭帝時大將軍霍光的家奴馮子都，據《漢書·霍光傳》：“光愛幸監奴馮子都”。但在這首詩中指斥的對象並不是西漢的大將軍霍光，也不是其家奴馮子都，而是借西漢霍家故事來影射諷刺東漢的社會現實。後人白居易《長恨歌》的開頭：“漢皇重色思傾國，禦宇多年求不得”，明說“漢皇”，暗指唐玄宗，這種“以漢代唐”的手法亦是《羽林郎》的承緒。至於具體的指斥對象，《樂府正義》的作者朱乾認為本詩是諷刺漢和帝的外戚執金吾竇景，他說：“後漢和帝永元元年，以竇憲為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此詩疑為竇景而作，蓋托往事以諷今也。”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認為這首詩並不是專門抨擊哪一個權貴，而是指斥整個東漢的政治狀況，因為官僚及豪奴依權仗勢、胡作非為是東漢政壇的一大弊端，如大將軍梁冀的家奴也常常“乘勢橫暴，妻略婦女”（《後漢書·梁冀傳》），甚至連宦官也“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後漢書·單超傳》）。由此看來，作者在此是借西漢故事來諷刺、抨擊整個東漢權貴階層，社會意義是很深廣的。另外，用這四句詩作為開頭，在樂府詩中也是別具一格的。樂府敘事詩的開頭往往是開門見山，開篇就讓主人翁出場，或描繪她的相貌，或記敘她的動作，像《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的開頭都是如此。也有少數敘事詩如《董妖嬈》則先描繪環境，渲染氣氛，然後再讓主人翁出場。《羽林郎》的開頭與它們都不同，它是由歌者來介紹故事梗概，這種開頭方法，也豐富了樂府詩的表現手法。

　　“胡姬年十五”以下十句是寫胡姬的年齡和身份，並用極度誇張的手法來描繪她驚人的美麗。這位賣酒的女子是個外族姑娘，詩中所說的“壚”是指用土壘成的放酒壇的台子，類似今天酒店門前的櫃台；“當壚”，即是站在櫃台前賣酒。據《西京雜記》載：當年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私奔後，兩人開個酒店，“文君當壚，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羽林郎》中這位賣酒姑娘今年十五歲，正值青春美好的時刻，店外又是春光明媚，人麵桃花互相映襯，更增添了這位賣酒姑娘的風采。這位姑娘不但正值妙齡，而且穿著也很精美：衣服的前襟長長的，腰間係著對稱的帶子，寬大的袖子上繡著合歡花圖案。頭上戴著藍田美玉做的首飾，發簪兩端垂下的是大秦國產的珍珠。這種精美的穿著打扮，尤其是那對在耳後擺動的大秦珠，更增添了十分風韻。這段對服飾穿戴的描繪，是直接模仿了《陌上桑》中秦羅敷的衣著打扮：“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因此，它的目的也和《陌上桑》一樣，是用一種藝術的手法來“誇張美好的東西，使它更加美好”（《高爾基論文學》），從而為寫馮子都的垂涎和表現胡姬富貴不能淫品格作好了鋪墊。詩人在寫了胡姬的年齡、服飾後又來描繪她驚人的美麗，這點則不同於《陌上桑》。《陌上桑》主要采用側麵烘托的手法，透過行者、少年尤其是耕者和鋤者見羅敷時忘情失態：“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這種富有戲劇性的場麵，來表現她驚人的美麗，而《羽林郎》則是正麵描繪。方法是取其一點，以點帶麵，即透過胡姬的兩鬟來直接描繪她的驚人豔麗。其手法當然是極為誇張的：“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有人說這是指鬟上首飾的價值，這恐怕不正確。因為如指鬟上首飾的價值，那麽“兩鬟何窈窕”就無法解釋，因為這明明是形容一個女子風姿的。況且，如果是說首飾貴重而不是說人的風姿，那也就無法引起金吾子的垂涎，因為金吾子缺的並不是錢財和貴重的首飾，下麵提及的“銀鞍何煜爚”和“貽我青銅鏡”即是證明。此處的手法是用兩鬟的窈窕作為代表，僅僅這兩個髻鬢就價值千萬，整個胡姬美的價值就不可估量了。正如清人聞人恢所指出的那樣：“論價近俗，故就鬟言，不欲輕言胡姬也”（《古詩箋》）。

　　美並不是罪惡，但在那個罪惡的社會中，一個女子的美，尤其是一個身份低賤的女子的美，往往是一場災難。一個當壚的賣酒女的美貌，當然更容易引起權豪們的非份之想。“不意金吾子”以下十句，就是寫金吾子企圖調戲胡姬的情形。“不意”是沒有料到，這種語氣既表示對霍家奴的嫌憎，又寫出胡姬對他的來臨缺乏思想準備，這樣更能顯示出胡姬身陷困境、臨危不懼的勇敢和才智。金吾子即“執金吾”。金吾是一種銅棍，漢時衛戌京師的武官執這種武器巡夜，因此叫“執金吾”。漢代“執金吾”屬北軍，而“羽林郎”屬南軍，根本不是一回事。又據《漢書》記載，霍光的家奴馮子都並無官職，可在詩中一會兒說他是“羽林郎”，一會兒說是“金吾子”這是在暗示他確是“倚著將軍勢”在到處招搖撞騙。“娉婷”是走路輕盈之狀。對這次會麵，胡姬雖是猝不及防，但馮子都卻是做好充分準備的，他一是裝模作樣做出一副和蘊之態；二是大擺闊氣，駿馬配著銀鞍，車上飾著翠羽，藉以炫耀自己的威勢和氣派；三是步步涉深，由垂涎到調戲，直至達到霸占之目的。他是一步步進行的：進酒店，藉口當然是喝酒，但我們從“絲繩提玉壺”和“金盤膾鯉魚”中也可看出他的豪侈。他和《陌上桑》中那個五馬太守一樣，以為自己一旦顯示出自己的威赫聲勢，對方馬上就會俯身相就。所以在酒足飯飽之後，這個豪奴藉著酒意開始輕薄起來。他把一麵青銅送給胡姬，並動手動腳想把它係在胡姬胸前的紅羅衣襟上，但這位胡姬的品格與這個豪奴的勢利估計正好相反，她的地位雖然低下，但人格卻很高尚，對豪奴的調戲，她堅決拒絕，但在處理方式上又大方得體。你拿錢買酒菜，作為酒家，我當然以好的供應，讓玉壺盛滿清酒，金盤端上鯉魚；但你要藉酒裝瘋、下流輕薄，則嚴辭拒絕、毫不含糊，表現出高超的鬥爭藝術，這當然也是對《陌上桑》的學習和借鑒：當五馬太守遣吏上前打探羅敷姓名、年齡，並未暴露其本意前，羅敷也是據理答複：“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一旦太守露出本來麵目，親自上前提出“寧可共載不”時，羅敷則義正詞嚴加以拒絕和斥責：“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不惜紅羅裂”以下八句就是敘述胡姬拒絕馮子都調戲的經過。對豪奴動手動腳的輕薄舉動，她奮起反抗，不讓對方占任何便宜，也不給對方以任何幻想：“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然後直白地解釋這樣做的原因，公開表名自己的態度：“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雖是短短四句，內容卻異常豐富，它譴責了豪奴的輕薄，也表達了自己對愛情的忠貞。同時，我們如把“貴賤不相逾”和上句“輕賤軀”聯係起來看，是可以覺察出胡姬身上那種自甘貧賤、富貴不移的高尚品德。但對方畢竟是個聲勢顯赫的豪奴，自己又是個孤立無援的賣酒弱女子。因此，既要使對方的企圖不能得逞，又不能使對方過於難堪。詩的最後兩句“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柔中寓剛、恰到好處，表現了這位酒家姑娘極富才智。“多謝”實際上是個雙關語，表麵上是感謝，實際上是謝絕。“私愛”是私心相愛，這裏也含有不正大光明之意。“徒區區”二字更是意嚴而辭婉，既使對方死了心，又使他能藉機下台。由此看來，胡姬這幾句言辭，態度是很堅決的，但方式又是極委婉的，這種柔中寓剛的答覆，當然使這個仗勢欺人的豪奴哭笑不得，隻得掃興而去了。這和《陌上桑》采用了不同的手法。《陌上桑》中那位采桑女利用封建官場“小官怕大官，外臣怕近侍”的通病，虛構了一個“誇夫”的情節，編造了一個在官場迅速升遷，現任朝中侍中郎的丈夫，以此來鎮嚇住懷有邪念的五馬太守。結果是羅敷越誇越高興、越誇越神奇，五馬太守則越聽越沮喪，越聽越害怕，這個故事就在羅敷的誇說和讀者的笑聲中結束。因為“誇夫”這個情節太誇張，鬥爭性也太強，所以一些崇尚“溫柔敦厚”詩教的文人在模仿是大都將其舍去，如西晉文人傅玄寫的《豔歌行》就是如此。辛延年這首《羽林郎》也有意改換成這種柔中寓剛的答覆。應當指出的是，後世文人在表達類似情感時，多采取《羽林郎》中這種表達方式。如三國時代孔融的《答曹操書》，最後兩句是“苦言至此，終身誦之”，表麵上是對曹操表示感激，實際上卻透露出對曹操的不滿，與這種手法極其相似。至於唐代詩人張籍的《節婦吟》的結尾，更是有意模仿這種手法：

君知妾有失，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係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逢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唐德宗時，最強悍的一個藩鎮平盧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企圖籠絡名士，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致書處於困頓之中的張籍，要他到自己的藩鎮來任職。張籍忠於唐王朝，反對藩鎮割據，自然不會前往。但李師道反跡未露又不能公開決裂，況這種禮聘表麵上也是好意，於是張籍也就用這種委婉的方式，來表白自己的政治態度。可見《羽林郎》的影響確實是很深遠的。

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