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南北朝樂府清賞之五（作者：陳友冰）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葦衰。
百川東到海，何時複西歸？
少壯不努力，老人徒侮悲。

　　歲月的流逝、人生的短暫，這是我國古代哲人常常為之苦惱，但又無法解脫的一個難題。從孔子的“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到《古詩十九首》中的“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都是在時光的飛輪前無可奈何的喟歎。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人生短暫的感慨雖相似，但對短暫的態度卻各異：有的人服藥求仙，企圖延年益壽，求得肉體上的長生；有的入主張秉燭夜遊，及時行樂，企圖在精神麻醉和肉體放縱中尋找忘卻和解脫。當然，也還有另外一種態度：“老驥伏壢，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短歌行》），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完成天限的事業，以求得精神上的永恒。這首《長歌行》的作者所取的正是這種人生態度，他感歎萬物盛衰有時，人們應該抓緊時間、奮發自勵，這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無疑是可取的。

　　這首詩在表現手法上有兩個很顯著的特點：

　　這是首說理詩，但情和理卻能極為和諧地融為一體，不給人一種枯燥說教之感，這要得力於詩中比喻的大量運用。全詩十句，除最後兩句是蘊含著哲理的訓戒之外，其餘八句全是比喻，而且這些比喻又來自於我們的周圍，是大家所熟知的生活現象和自然現象。一、二兩句說的是後園葵菜上的露水，太陽出來後很快就乾了，露水生命即顯得很短暫；“陽春布德澤”四句是描繪春臨大地，萬物都煥發出生命的光彩，但秋風一至，萬物又很快枯黃凋蔽了。“萬物生光輝”與“焜黃華葉衰”是兩個鮮明的對比，但又是生命歷程中不可分割、必然要經過的兩個極端；“百川東到海”兩句也是以水不複返為例，道出了事物的生存發展規律。

　　這八句用葵露日晞，秋至葉黃和水不西歸為喻，說明生命是短暫的，事物的發展規律是不可抗拒的，然後在這些比喻的基礎上，再簡注地得出一個結論：“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個結論帶著訓戒、含著哲理，它既要求我們重視人生，看到生命的短暫，人生的不可逆轉，但又要求人們不要在短暫的人生麵前一味喟歎、隨波逐流，而應該及時努力，抓緊時機去奮發向上。透過上麵大量生動的比喻，我們對人生、對事物的發展規律，已有了充分的瞭解和頗多的感慨，最後談到這個結論，當然就覺得信服，能給人一種向上的信心和力量。
   
其次，這首詩在結構上有意讓前八句與後兩句在情感上來個轉折，使感情顯得波瀾起伏、頓宕不平。前八句的幾種比喻，無論是生命短暫的朝露，還是一去不返的河水，基調是憂傷、喟歎，在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規律麵前有種無可奈何的傷感。特別是一、二兩句的“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直接導源於漢樂府中《韮露》。《韮露》是當時出殯時唱的輓歌，其傷感之情是自不待言的：“韮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複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至於詩中其他幾句，如秋至葉落、水不複歸等詠歎，應當說與當時一些文人詩作中對生命的哀歎並無多少不同，如《古詩十九首》的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阮籍的《詠懷詩》：“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等。但不同的是，《長歌行》並不停留在人生的喟歎和無可奈何的傷感上，而是在正視人生短暫，承認大自然規律的前提下來個逆轉：既然人生是短暫的，就應該珍惜時光，從小、從早做起，努力奮發向上；既然大自然規律不可抗拒，萬物盛衰自有定時，那就必須趁盛時努力，不能等到衰時再來喟歎。這樣不但在情調上變得積極向上，給人鼓舞和力量，而且在結構上也變得波瀾頓宕，富有變化。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
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置辭：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
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 白馬從驪駒；青絲係馬尾，
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
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皙，
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這是一首帶有喜劇色彩的敍事詩。它透過采桑女秦羅敷和荒淫無恥的五馬太守麵對麵的鬥爭，塑造了一個美麗勤勞又機智堅貞的我國古代勞動婦女形象。在塑造此一形象的過程中，作者運用烘托、誇張、對比、虛擬等藝術手法，造成一種活潑、詼諧的喜劇氛圍，洋溢著強烈的樂觀主義精神。因此，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在藝術手法上，都留給我們許多值得思索、借鑒的東西。

　　全詩可分為三段。第一段主要是寫羅敷的美貌。寫一個女子的美貌，在我國古代民歌中常有兩種手法：一是正麵直接描繪，如《詩經·碩人》篇，描繪衛莊公夫人莊薑之美是“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另一種是側麵的烘托和渲染，同是《詩經》中的《桃夭》篇即采用此法：“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用初春盛開的燦爛桃花來比喻新嫁娘的容光煥發。《陌上桑》的作者把這兩種手法綜合起來交錯使用，以突出秦羅敷驚人的美麗，這又可分成三個層次：首先正麵介紹羅敷的身份、姓名及誌趣、愛好。作者從紅日下筆，循著燦爛的光輝，把讀者的視線引進女主人翁的閣樓：“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這裏的“我”，不是羅敷的自述，也不是羅敷家中人的代述，而是個複數，即作者和歌人的代稱。作者把秦羅敷稱為“我們的”，這當然含有鮮明的感情色彩，它預示著在即將開始的羅敷與太守的衝突中，作者的立場和態度。紅日是光明的象征，也是美好的象征。選取升騰的紅日作背景，使羅敷沐浴在這澄鮮而美好的朝暉中，當然更顯得容光煥發、光彩照人了。“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是漢代女子常用的一個美名，“自名”，即自己取名之意。《孔雀東南飛》中的“東家有鄰女，自名秦羅敷”，也是這意思。以上四句圍繞羅敷的姓名、住址，采用繪畫上的皴染法，反覆強調一個“美”字，接著再介紹她的誌趣和愛好：“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一個“喜”字，點出了羅敷勤勞的美德。如果說羅敷是美的，這種勤勞的美德使她在外形美上又加添了內在美。

　　以上是第一層，著重介紹羅敷的姓名、身份、誌趣和愛好，在表現手法上采用了拈連、聯珠兩種修辭方式，如珠走泉流、若斷若續，形成一種回環、流暢的連鎖美。第二層，仍是用直接描繪的方式來表現羅敷的美貌，隻不過更為細密一些：“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是描繪羅敷的采桑工具，它具有兩個作用：一是強調工具的精致和講究，這與羅敷的穿著是相稱的；二是用青絲的堅韌和肉桂的香潔，來襯托羅敷的高雅誌趣和美人風韻。下麵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四句是描繪羅敷的穿著打扮。“倭墮髻”又叫“墮馬髻”，是漢代流行的一個偏歪微斜的髮式，據說是東漢大將軍梁冀的妻子孫壽發明的。“明月珠”相傳是出自西域大秦國的一種寶珠，又叫大秦珠，這裏指的是鑲上明月珠的耳環。偏斜欲墜的髮髻和搖擺於耳際的珠璫，當然給人一種裊娜輕盈的美感。“綺”是有花紋的綢緞，“湘”和“紫”是指綺的顏色為杏黃和紫色。杏黃色給人的感覺是活潑、明朗，紫色則莊重典雅。用杏黃色綢作裙子，用紫色綢作上衣，則給人一種秀而不艷、活潑而不輕佻之感，可見羅敷在色調的選擇和搭配上也是心眼極細，很有美感的。有人根據詩中描繪的羅敷的穿戴和打扮，認為這種華貴的裝飾打扮與采桑女子的身份相矛盾，從而得出結論：“秦羅敷不是勞動婦女的形象，《陌上桑》已被封建文人嚴重篡改。”（人民文學出版社《漢樂府論文集》）這恐怕是一種誤解。其理由有二：首先，這種描寫是一種藝術誇張，而這種誇張正適應了本篇主題的需要，也反映了藝術創作本身的規律。在一些文學作品中，為了渲染主人翁的美好，作者往往將世界上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加在他身上。德國的《尼伯龍根之歌》，法國的《羅蘭之歌》，這些民歌中的主人翁從服飾到品格無不如此。正像高爾基所說的那樣：“藝術的目的是誇張美好的東西，使它更加美好；誇大壞的東西!仇視人和醜化人的東西，使它引起厭惡”（《高爾基文學論文選》四一四頁）。《陌上桑》的作者為了表現秦羅敷的美麗，對她的服飾加以誇張，這既為後麵描寫五馬太守的垂涎埋下伏筆，也顯示出秦羅敷品格的堅貞。我們不能把藝術誇張看成是生活的本身，更不能把文藝創作等同於生活。其次，用誇張的手法來描繪主人翁裝飾用具之精美，藉以表現主人翁的外貌和品格之美，這在漢樂府民歌中還有多篇，如的《羽林郎》和《孔雀東南飛》中也是如此。《羽林郎》中描繪胡姬的裝飾是：“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蘭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孔雀東南飛》中寫劉蘭芝的打扮是“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胡姬是個賣酒女，劉蘭芝是個小吏妻，都不是貴婦人。但我們都不能根據她們的穿戴，得出不是下層婦女的結論。

　　作者在正麵介紹和描繪了羅敷的姓名、身份、誌趣、愛好及衣著後，又采用側麵烘托和氣氛渲染的方法，從美的效果上來表現羅敷的驚人之美，這就是“行者見羅敷”這一層：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
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作者把旁觀者分為四類：一是行者，指路上行走的南來北往的人，因與下句少年相對，這行者指的是老年人或中年人。羅敷的美麗使他們震驚地停住了腳步，後來幹脆放下擔子、捋著鬍鬚欣賞起來。“捋髭鬚”是成年人欣悅時一種不自覺的動作，是審美快感的一種反映。“少年”指的是年輕人，他們見到美麗的羅敷，情不自禁地脫下帽子，整理一下自己的紮頭巾，這是小夥子情動於衷時的一種下意識動作。耕者和鋤者是指在田間勞動的人，他們因為被羅敷驚人之美所震攝、所吸引，居然忘記了手中的活計。作者用以上六句詩，描寫了不同的人對羅敷之美的不同反映之後，又加了個喜劇式的小鏡頭，這就是“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來歸”即“歸來”，“相怨怒”是指他們之間互相埋怨，因為貪看羅敷之美，耽誤了手中的工農活，所以在歸來的路上互相埋怨起來。有的學者把“來歸”說成是回到家中；“相怨怒”說成是動了邪火，在妻子身上找碴，妻子也抱怨丈夫耽擱了正事，以致影響了家庭關係，是這段描寫產生的“副作用”。這種解釋恐怕不正確。因為詩中明白寫到行人忘行、鋤者忘鋤皆因觀羅敷而致，所以一旦清醒過來，發現時光已誤，這才會相互埋怨起來。這個“相”當然是指他們之間。詩人透過他們相怨怒（也許還相互嘲笑對方失態之狀）這個富有喜劇性的情節，不但反射出羅敷的驚人之美，而且也使全詩顯得詼諧風趣，與全詩基調是一致的。況且，從詩中所描繪的情節來看，作者是很注意這個分寸的。大家隻是震驚激賞，並沒有什麽失禮的舉止和貪心的垂涎，這也是和後來的五馬太守的舉動有著本質不同之處。如果這些人真的回家惡聲惡氣、嫌棄妻子，這不但混淆了兩者的界線，而且在藝術的處理上也太真太過，那就像魯迅所批評的那樣：演黛玉葬花，在戲台上哭、唱都是可以的，倘若要扛著花鋤從戲台上一路傷心哭回家去，這就叫人啼笑皆非了。

　　總之，這一層用側麵烘托的手法來表現羅敷的驚人之美，收到了極佳的藝術效果，這也是它高出同題材作品的地方。建安詩人曹植有首《美女篇》，描寫的也是一位“采桑岐路間”的美女，但詩人多用直接描寫來表現這位美女的服飾和身姿、顧盼和氣息，隻用“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兩句來烘托、陪襯。由於缺少《陌上桑》中這種側麵描繪和喜劇氣氛烘托，詩人盡管用了許多氣力，但給人的印象還是蒼白的。

　　以上是詩的第一段，作者調動了正麵描繪和側麵烘托等多種藝術手法，來表現羅敷驚人的美麗。但是，描寫羅敷的美貌並不是根本目的，在封建社會裏，農家婦女的美貌往往會招致更多的汙辱和迫害。《詩經·七月》中那位采桑女，就是時時懷著這種惴惴不安的心情。因此《陌上桑》在描寫羅敷的美貌後，緊接著就轉入第二段，展開了使君與羅敷之間汙辱與反汙辱的鬥嘴，表現羅敷富貴不能淫的堅貞品格。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又叫太守，漢代郡裏的長官。太守在漢代的地位很高，當時全國隻有十二個郡，郡守年薪二千石，而他的上司刺史年薪隻有六百石。“五馬”，是指使君乘坐的五匹馬拉的車，這是古代諸侯的待遇。“踟躕”是馬停止不前。太守為羅敷的美貌所震攝和吸引，因此止馬不前。這也可以理解為擬人化的寫法，即馬也被羅敷的美麗吸引住了，因而止步不前。東漢蔡琰的《悲憤詩》寫母子骨肉分離的悲痛情景時說：“馬為立踟廚，車為不轉轍” ，即是采用這種擬人化的手法。下麵“使君遣吏往”以下十三句，是寫使君與羅敷之間的問答，著力表現羅敷清貧自守的堅貞操守。使君是個好色之徒，作者細緻地寫出了他對羅敷從垂涎到企圖霸占的心理過程。羅敷之美使他驚愕止步，接著便派仆從前去打聽，一聽說她就是有名的美女秦羅敷，又正當青春年少，便迫不及待地親自上前詢，羅敷願不願和他一道回去。作者在鞭撻當時達官貴人貪婪好色這種共性時，還注意刻劃這個太守的獨特個性：一方麵他自大自信，以為憑著自己的權勢地位，隻要自己一開口，這位農家女就會受寵若驚，趨之若騖。所以他毫無顧忌地撇開仆從，逕自來到羅敷麵前，赤裸裸地提出“寧可共載不”的要求；另一方麵他又震攝於羅敷的驚人之美，唯恐失去她，所以在羅敷麵前又盡量陪小心，我們透過“使君謝羅敷”的“謝”和“寧可共載不”的試探，就可以感覺到這一點。自高自大和自輕自賤這兩種極為矛盾的特徽，在府君身上組成了統一體，構成了上層貴族貪婪好色的一個本質特征。作為鬥爭的另一麵，羅敷的性格特征也極為鮮明：在府君這個好色之徒真麵目尚未暴露時，她的回答是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既不魯莽陳詞、直言指斥，又不吞吞吐吐、慌亂畏縮：“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一旦府君親自出馬，赤裸裸表露霸占欲念時，她便毫不畏懼，直言指斥：“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回答乾脆利落，既是斥責，又是嘲諷，它與使君的詢問形成鮮明的對照。使君是“謝羅敷”，羅敷是“前置辭”。“謝”是低聲下氣，“前置詞”是抗顏直陳。它不但表現了羅敷不事權貴、不甘受辱的高貴品格，也表現了她大膽、果敢的性格特徽。

　　但是，在那個等級尊嚴的社會裏，一個農家姑娘要想不受汙辱，光有著不羨權貴的高尚品格、不甘受辱的堅強性格還是不夠的。詩人不想讓美被踐踏、被毀滅，隻好求助於智慧之神。讓羅敷在勤勞、堅貞、不慕權貴的品格之外，又具有聰明和智慧，賦予她高超的鬥爭藝術，這就是第三段的羅敷誇夫。這一段也可以分成三個層次：“東方千餘騎”八句是誇丈夫的威勢、富貴；“十五為小吏”四句是誇丈夫的才幹和地位；“為人潔白皙”以下四句是誇丈夫的品貌風度。羅敷抓住封建官吏們“小官怕大官、外臣怕近侍”的通病，用虛構的方式誇耀自己丈夫的顯赫聲勢：“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她的丈夫在千乘萬騎的簇擁下從東方而來，騎著高大的白馬，顯得一意氣洋洋、鶴立雞群，相形之下，那個駕著五馬的太守就顯得很寒酸了。有人把“東方千餘騎”解釋為是從抵禦東北外族入侵的戰場凱旋歸來，因為認定羅敷誇夫是實指而非虛構，這是不瞭解詩歌，尤其是漢樂府的習慣用語。漢樂府中，往往喜用“東方”、“南方”或“東南”這幾個方位詞，如“出東門，不顧歸”（《東門行》，“出門向東看”（《十五從軍征》），“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有所思》），“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孔雀東南飛》）等皆是如此。這位騎著高頭大馬的夫婿，不但威風而且也很豪奢，羅敷隻點出兩件，一是坐騎：“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另一是佩劍：“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鹿盧，本是井上吊水的滑輪，這裏是說劍柄用玉做成鹿盧形。透過這兩點，對夫婿的其他服飾及用具的豪奢，就可以讓對方作進一步的懸想了。第二層是誇夫婿的才幹和社會地位，她這位丈夫很有才幹，而且仕途亨通。十五歲時還是個小吏，僅僅五年時間就當上了朝廷的大夫。漢代的大夫分禦史大夫、諫議大夫、太中大夫和光祿大夫等《大夫間職位、俸祿懸殊很大，其中以太中大夫最低（俸四百石》，禦史大夫最高《俸萬石》。羅敷因是隨口編造鎮嚇對方的，所以不可能、也不必說出具體的職務。另外，羅敷所說的“侍中郎”在漢代也是兩種官職：侍中或侍鄙。侍中為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無定員，因是皇帝的親信，魏晉以後實際上往往即為宰相。侍郎也是皇帝左右的親信，但職位較低（俸四百石）。羅敷在此也是有意采取模棱兩可的說法，故意不說出具體職務，讓對方造成更大的心理威脅。羅敷誇到這裏，已足以鎮嚇住這個五馬太守了，但為了進一步從精神上摧垮他，使他不但感到自己位卑職小、官運不佳，而且也使他覺得自己人物猥瑣、自慚形穢，因此羅敷在誇耀了丈夫的威勢、才幹和官階後，又加了個尾聲，誇耀夫婿的英姿風采：“為人潔白晰，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座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前兩句是誇夫的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中間兩句是誇夫雍容風度，一付官派；最後兩句是誇夫品貌出眾，獲得同門和隨員們眾口一辭的稱讚和佩服。整首詩就在對夫婿的一片讚揚聲中結束了，至於使君這時如何張口結舌，尷尬狼狽以至灰溜溜地逃之天天，作者沒有再去描述，但這個充滿喜劇氣氛的結尾，已非常明白地暗示了這場鬥爭的結局，勝利當然屬於勤勞堅貞又聰明機智的采桑女秦羅敷。

　　以上是對《陌上桑》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作簡要的分析。最後要指出的是，這首民歌無論是在文學上或史學上，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

　　首先，《陌上桑》中所反映的使君調戲羅敷，強迫共載，這正是東漢社會政治狀況的真實反映。東漢時代豪門貴族憑藉權勢搶掠民女是屢見不鮮的，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毫無忌憚。據《後漢書·梁冀傳》載：大將軍梁冀“使人複乘勢橫暴，妻略婦女。”《後漢書·梁節王劉暢傳》中，記載了梁節王劉暢掠取民女作為小妻達三十七人；《樂成靖王劉黨傳》中，又記載劉黨霸占民婦並暗殺其丈夫的罪行。當時就連宦官也“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後漢書·卓超傳》）。因此《陌上桑》所描述的故事，正是這類事件集中而典型的反映，而且民歌作者還讓羅敷在反抗中用機智和聰明戰勝對方，這更反映了當時人民對豪門貴族的痛恨和戰勝他們的願望。

　　另外，《陌上桑》中羅敷的“斥使君”和“誇夫”這兩個情節，不但表現了羅敷的堅貞、機智等美好品德，而且也使它在鬥智和趣味性上，超過了文學史上同題材的其他作品，從而使秦羅敷這位古代農家婦女的形象更加豐富，更富有挑戰性。在我國古代民歌中，表現農家婦女類似遭遇的，在《陌上桑》之前有《詩經·七月》，同時代的有《羽林郎》。《七月》中的那位女奴，對奴隸主的侮辱和霸占隻是愁苦和擔心，以至明媚的陽光照在身上，也不覺得溫暖和快樂：“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它隻是反映了奴隸社會中女奴們的悲慘遭遇，並沒有表現她們的反抗，更談不上反抗的勝利。在《陌上桑》以後，不少文人也想追攀這首民歌，寫了不少擬作，但都極力想闈割它的精神，有意識地把“拒使君”和“誇夫”這兩段刪去。如西晉傅玄寫的《艷歌行》，基本情節與《陌上桑》完全相同，前兩段的詞句也幾乎一樣，但他把“誇夫”這段改為“使君自南來，駟馬立踟躕。遣吏謝賢女，豈可同行車？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一方是恭敬有禮地遣使聘問，一方是卑謙地跪對長告，顯赫的夫婿也變成了鄙夫，於是“誇夫”也就變成了跪告陳情，這一改動雖符合了“溫柔敦厚”的詩教，但羅敷的機智潑辣性格，和民歌的戰鬥鋒芒也就消逝了，這也使我們從反麵認識了《陌上桑》思想價值之所在。

相逢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夾轂問君家。
君家誠易知，易知複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
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
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
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
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雍雍，鶴嗚東西廂。
大婦織羅綺，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
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生活的兩個側麵。一方麵是病婦、孤兒，“冬無複襦，夏無單衣”，“盎中無鬥米，架上無懸衣”，輾轉在飢寒交迫的死亡線上；另一方麵則是達官顯貴，酒山肉林，黃金為門，白玉為堂，過著極為奢侈荒淫的生活，以幹預生活、美刺現事為其特色的漢樂府，對這兩方麵都多有表現。它不但透過《東門行》、《婦病行》和《孤兒行》等來反映人民的疾苦；另又透過《相逢行》、《雞鳴》和《長安有狹斜行》等來揭露上層統治者的荒淫和奢侈。

　　《相逢行》最早見於《玉台新詠》。《樂府詩集》收在《相和歌·清商曲》中，它描繪一個兒子為侍郎的豪富人家的種種排場和享受。與《雞鳴》和《長安有狹斜行》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揭露和諷刺貴族們奢侈生活和腐朽的精神麵貌，而是客觀地描繪其宅舍之富麗、場麵之氣派，使人感到似乎是在稱頌或豔羨，把深刻的諷刺和否定，含蘊在類似祝辭的描述之中。

　　詩以一個不更事的少年向歌者打聽這位富貴人家開始：“如何兩少年，夾轂問君家”。“轂”是車輪， “夾轂”是說兩個少年站在車的兩旁詢問。這位侍郎之家如此富貴顯赫，誰人不知？誰人不曉？而這位少年居然不知君家的名姓和住址，這固然反映了這位少年的年幼無知，但從歌者對有人竟不知君家的驚詫中，也反襯出這個豪家聲名的顯赫，因為“君家誠易知，易知複難忘。”像這樣的豪門太容易打聽了，而且一日一知道，就會給人極深的印象，使人無法忘記。用歌者和路人的對話與感慨作為開頭，不但新鮮別致，而且渲染了氣氛，製造了聲威，使人們對此豪家的聲勢地位，一開始就形成了一種震攝感。

　　接著，詩人就開始直接描述“君家”的豪華氣派和顯赫地位：黃金為門，白玉作堂，這是誇張其住宅的豪奢；飲酒作樂，歌妓舞女作陪，是敍其生活的荒淫；中庭植桂，華燈耀目，是渲染家中陳設的精美，也是暗示其輝煌的家運和氣勢；“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則是寫其家庭顯赫的地位，也是在交代能如此豪奢的原因。侍郎，官名，為天子近侍之臣，出入宮禁管文書起草。以上是描述“君家”住宅的豪奢、陳設的精美、生活的荒淫與地位的高貴，是歌者在客觀地鋪陳。下麵透過一個小鏡頭——侍郎回家度假時的顯赫聲勢和觀者的反應，來寫其熏天的氣焰。漢代規定：朝官五天可回私宅一次作為休假，又稱休沐。詩中的“五日一來歸”說的就是回家休假時的情形。歌者不說這位侍郎車騎之盛、侍從之多，也不說府第生輝，以此驕人，而說“道上自生光”，似乎道路也因侍郎的來歸增加了光彩，這仍是一種明譽而實諷的表現手法。同樣地，寫這位侍郎的服飾佩帶，隻點了一句“黃金絡馬頭”，寫周圍的觀者反應也隻有一句“觀者盈道旁”。魯迅先生認為這種以點帶麵的手法，可以“窺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盡傳全神。”馬絡皆用黃金，其服飾佩帶的豪奢可知；道旁觀者如堵，其驚歎沸揚之聲即可聞。

　　以上三節是鋪敍侍郎家的豪奢和富貴，其表現角度是歌者的眼中所見和口中所道。下麵兩節仍是在渲染其家的雍容華貴。但表現角度改成侍郎眼中所見和小婦的口中所道。這位侍郎進門之後朝左一看，是排列成行的三十六對鴛鴦，右邊則是養鶴之所，群鶴正在清唳。“東西廂”是複義偏指，專指右邊的西廂。鴛鴦和白鶴都是珍禽，漢代的富貴人家常在家中飼此物。如西漢的太傅霍光就在“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如披錦”（《西京雜記》）。歌者在寫了“君家”的珍禽後，再寫他家中的眷屬：大兒媳在織綺羅，二兒媳在織流黃。綺是一種有細密花紋的綾，羅與綺相類，但質地更輕軟。兩個兒媳都在幹活，隻有小兒媳無事可做，挾著瑟到高堂去彈給公婆聽。據《顏氏家訓·書證》說：“古者子婦供奉舅姑《公婆》，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倒沒有宋以後那麼多忌諱。“大人”在此是對公婆的尊稱，“未遽央”是漢時口語，即沒有完的意思。最後兩句的意思是說：“老人家且安坐吧，我調弄瑟弦，彈奏曲調還沒有結束呢!”詩人寫了三個媳婦，前兩位是陪襯（當然也說明了即使在貴族豪門，婦女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小婦行為方是主體。詩人寫小婦，也不是像清代學者所理解的那樣，表現“小婦獨承寵，古文不令識作”（陳祚明《漢詩解詁》），而是意在表現豪貴人家管弦盈耳的享樂生活。《漢書·張禹傳》說話，漢成帝時，宰相張禹“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有次他將代崇帶到後堂去飲燕，“婦女相對，優人管弦鏗鏘，及樂，昏夜乃罷。”《相逢行》的最後幾句，正是意在表現這種侯門聲樂“昏夜乃罷”的享樂生活。

　　綜上所述，這首樂府詩透過不同的表現角度：歌者的口、觀者的眼及侍郎返家時的所見所聞，把一個富貴人家豪華的居處、奢侈的生活，充分又如實地描繪出來。透過這些客觀的描繪，把歌者對此的卑棄與否定，暗暗地傳達給讀者，讓我們在一番思考之後接受下來。如“作使邯鄲倡”句，表麵上看是如實記述主人家驅使歌妓為之奔走服務。但透過這句，主人翁的頤指氣使，把下層歌女呼來喝去的盛氣淩人之態，也暗暗地表現了出來。再加寫侍郎回家這一段，表麵上看是客觀描繪，不加一句褒貶，但“道上自生光”的感慨，黃金作馬絡的描繪和觀者如堵的誼染，使我們感到上層貴族的熏天氣焰和逼人威勢，觀者的喟歎、歌者的褒貶是不難從中覺察的。為了更加說明這點，我們可把此詩與同是樂府詩的《雞鳴》作個比較。《雞鳴》中的主人翁也是個豪門權貴，其豪華的居處、奢侈的生活、熏天的氣焰，與這位侍郎家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黃金為君門，璧玉為軒堂。 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 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旁。黃金絡馬頭，熲熲何煌煌！

　　但在這段描繪之前，明確交代這四五位身為侍郎的兄弟皆是 “蕩子”，是鑽了刑法的空子才爬上高位的：“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 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在此之後，又寫他們兄弟五人互相傾軋，李代桃僵，諷刺挖苦得相當尖銳深刻。由此看來，如說《相逢行》“意取祝頌”，是說不過去的，隻不過它的挖苦諷刺，是用寫實的手法和祝頌的方式作為掩蓋罷了。

　　最後要指出的是，《相逢行》中所描繪的貴族豪門的奢華生活，是以漢代社會上層統治者驕奢淫逸的生活作為藍本的。西漢成帝在元始四年《公元前13年》下的詔書中承認：“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或灑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轂，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製”（《前漢書·成帝紀》）。東漢章帝在建初二年的詔書中也切責“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後漢書·章帝紀》）。皇帝責備權貴奢侈，其實，權貴們的奢侈之風正源自皇帝。漢哀帝對寵臣董賢賞賜無度，僅良田就兩千多頃。董賢死後家產被斥賣，得錢三十四萬。大將軍梁冀是東漢衝、質、桓三朝元老，仗著妹妹是太後，“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奢侈無度。單他興建的私人苑囿，就綿延近千裏，連他的孌童秦宮打鳥用的彈丸也是用黃金製作的（《後漢書·梁冀傳》）。桓帝時抄其家產達三十多萬萬，以至當年天下租稅減免一半。漢樂府《相逢行》正是對這種社會風氣的概括和典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