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南北朝樂府清賞之四（作者：陳友冰）

江　南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這是五言樂府中最古老的一首，屬“相和歌辭”中的“相和曲”，大約是漢武帝時從吳楚一帶采集的民歌。江南，漢代指的是揚州地區。關於這首歌的主題，吳兢說得很明白：“江南，古詞，蓋美芳辰美景，嬉遊得時”（《樂府古題要解》），但過去一些古板的文人卻不這麼看，有人認為是諷刺當時淮揚地區由於社會富裕，男女之間相悅相嬉的淫蕩社會風氣，所謂“物阜風淫，所以為刺”（朱嘉徵《樂府廣序》》，有人幹脆說他是像《詩經》中“宛丘”、“東門之枌”一樣，諷刺陳國一帶淫蕩的社會風氣：“刺遊蕩無節，宛丘、東門之旨”（徐獻忠《樂府原》》。但正如《詩經》中的《宛丘》、《東門之枌》並非是諷刺陳國一帶淫蕩的社會風氣，而詠歌女巫師們的生活與戀愛一樣，漢樂府《江南》同樣是表現江南采蓮男女的勞動與愛情。透過詩中那茂盛的蓮葉和活潑的魚兒，我們彷彿看到了田田蓮葉下那一張張歡笑的臉，也彷彿看到了像魚兒一樣東西亂竄、互相追逐的一隻隻采蓮船。

　　從結構上來看，全詩隻有七句、三十五字，而且後四句完全是在重覆。從效果上來看，它把采蓮生活表現得異常豐富，愛情歡樂亦抒發得異常充分，在文學史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麼，《江南》是怎樣在短小的結構裏，納入了如此巨大的容量和如此深長的情感呢？

　　首先，它采用雙關、含蓄等手法來以物喻人，以景附情。

　　這首詩是寫采蓮人的勞動與愛情的，但詩中幾乎沒有一個字直接去寫勞動的場麵，更沒有一個字道出他們的愛戀和心緒，完全是透過對蓮葉和魚兒的描繪，及一些雙關和暗示來透露其中訊息的。第一句“江南可采蓮”的“可”、“蓮”二字就大有講究。“蓮”是一種水生植物，荷生水上、藕埋水底，無水而不活。大江南北多湖沼河塘，因此蓮也特盛，這是“江南可采蓮”的原因，但這僅僅是表麵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與蓮的特征有關。新荷出水，亭亭玉立，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少女那裊娜的身姿；荷花映日，粉白輕紅，嬌艷欲滴，又使人聯想到少女青春的麵容。所以古代一些詩人常常把蓮與少女相提並論，如王昌齡的《采蓮曲》：“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芙蓉女兒麵，江湖浪子心”等。另外“蓮”與“憐”諧音，“可采蓮”與“可憐”雙關。這也是對“蓮”的諧音雙關手法首次創用。到了南北朝時代的樂府民歌，就變成一種普遍手法，如“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大子夜歌》），“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西洲曲》，這是“江南可采蓮”的內涵所在。再者，有蓮就會有采蓮人，而采蓮人又大多是姑娘們，這在古典詩詞中也屢有描繪，如“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王維《山居秋暝》）；“重湖疊獻清佳，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釣叟蓮娃”（柳永《望海潮》）。采蓮姑娘把勞動的歡樂帶進了江南的荷塘，當然也把青春、愛情帶進了荷塘，這裏既有勞動的歡樂，也有愛情的追求。荷花與人麵，藕絲與偶思，“可采蓮”與“可采憐”混合在一起，這些雙關語含蓄而又形象地表達了詩人興致之所在，是“江南可采蓮”的真正原因。

　　下麵兩句“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是在“江南可采蓮”的基礎上進一步以物喻人，以景附情。“田田”，是蓮葉茂美鮮碧又嬌柔逗人的樣子，“何”字寫出了采蓮人的心裏感覺，這種感覺當然不是專指自然界的荷葉，而是暗喻那嬌柔輕盈的采蓮姑娘了。五代詞人韋莊有首《菩薩蠻》，寫江南的賣酒姑娘是“墟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那是專從膚色上描繪，帶著一種文人的欣賞趣味，這裏是以田田的荷葉嘹輕盈的采蓮女，手法含蓄一些，而且這種輕盈與不斷的采蓮勞動也很有關係吧！如果說“蓮葉何田田”是描繪女方倩影的話，那麼“魚戲蓮葉間”則是在寫男方的追逐求愛。田田的蓮葉當然引來了遊魚的呷喋，這是生活中的常識，詩人正是用這個人人熟知的生活常識，來暗描荷塘內青年男女間的追逐求愛。你看，這陣陣遊魚繞著田田的荷葉在嬉戲、呷喋，它很容易使人想起傣族潑水節或苗族火把節那歡樂的夜晚，成群的男女青年或相互撥水嬉戲，或沿著崗巒、繞著竹林追逐嬉戲，這大概也是另一種“魚戲蓮葉間”吧！明代有首山歌寫得很有趣：“荷花出水一朵朵，引來遊魚一窩窩。花在水上魚難近。郎哎，要想押花等花落”。這倒很像是對“魚戲蓮葉間”的答覆，是女方的調情和故意拒阻，也像是“戲”字的形象注解。由此看來，含蓄委婉是此詩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這首詩采用排比、重複之法，加強了詩中的歡樂氣氛和深長韻味。《江南》是首“相和歌”，漢代「相和歌」有兩種相和方式：一是以樂器與人歌相和；一是一人領唱，眾人相和。《江南》屬於後者。我認為前三句是領唱，後幾句是和聲。領唱中交代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主要情節，和聲則是對上述情節的重複和強調，強調的重點是“魚戲蓮葉間”這一活動。詩人用重複、排比之法，從東、西、南、北四個方麵進行鋪陳。這種鋪陳方法表麵上看很呆板，實際上卻很高超一是使全詩有唱有和，結構上更為活潑；二是這種排比法強調了魚兒在遊戲呷喋中的歡快之態，並透過它把采蓮姑娘與小夥子間的追逐嬉鬧、勞動的歡樂和愛情的甜蜜，更加充分地表現了出來，而且如洪鐘往複撞響，留下一個餘韻悠悠的結尾。這種結構和表達方式也為後來的民歌和文人所模仿和吸收，如北朝樂府《木蘭詩》中木蘭出征前采購軍需品的一段，也是采用這種重複排比之法：“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連用四個排比句渲染出木蘭出征前緊張忙碌的氣氛，也表現了木蘭整裝待發的勃勃英姿，與前麵的佇抒歎息簡直判若兩人了。三是這種排比在音調上更顯得鏗鏘和諧，給人一種活潑跳動之感，更能反映出詩人當時的心情。唐代柳宗元的《小石潭記》中也有段關於遊魚的描繪：“潭中魚可為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佈石上，怡然不動”。《小石潭記》是反映作者被貶生活的孤寂和憤懣，所以魚也像人一樣寂寞呆滯，生活在清空的潭水之中。而《江南》中的遊魚卻是東、西、南、北亂竄，而且與蓮葉相“戲”，江南水鄉的美景，荷塘勞動的歡欣，采蓮男女的青春歡笑，帶給詩人什麽樣的感受，我們完全可以從這四句排比和重複中感覺出來，這正是此詩又一成功之處。

漢樂府《江南》詩意

鳥　生

       鳥生七八子，端坐泰氏桂樹間。
       唶我！泰氏家有遊逛蕩子，工用睢陽疆、蘇合彈。左手持疆彈兩丸，出入鳥東西。
       唶我！一丸即發中鳥身，鳥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鳥子時，乃在南山岩石間。
       唶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海複得白鹿脯。
       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複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鈞尚得鯉魚口。
       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複道前後？

　　這是漢樂府《相和歌》中的一首。詩中的“黃鵠”兩句與《鐃歌·臨高台》中的“黃鵲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情事相同，另外篇中又言及上林苑，因此大體可以斷定是西漢時代的作品。詩中寫一隻老烏鴉生的七隻小烏鴉，從南山飛移到秦家桂樹上，不料卻被秦家的遊蕩子所射殺。小烏鴉死後很後悔不該離開南山罹此災禍，但轉而一想，上林苑的白鹿、摩天的黃鵠、深淵的鯉魚都難免一死，自己又有什麽值得後悔的呢？關於詩的主題，有人以詩的最後兩句“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複道前後”為據，認為此詩是“喻年壽之有窮，世途之難測，以勸人及時行樂”（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也有人說此詩是“東漢末年那個動亂時代，文人動輒得咎的恐懼心理的反映”（餘冠英《樂府詩選》）。其實，這是首寓言性質的詩，就像西漢《鐃歌》中的《艾如張》和《稚子斑》一樣，是用擬人化的手法，借動物的悲慘遭遇，來反映人生隨時都可能遭到的淩辱和迫害，對社會豪強的胡作非為、草菅人命發出悲憤的抗議。

　　這首詩是雜言，但結構上卻異常工整，開頭結尾各有兩句，分別是序曲和尾聲，中間二十二句是個完整的故事，按情節可分為被殺、追悔和自慰三個部分。每個部分皆用“唶我”這種自我歎息的方式發聲。開頭兩句“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是交代事件發生的地點和主人翁。主人翁是七、八隻小烏鴉，地點是在秦家的桂樹上。“端坐”是寫牠們在巢中的安穩之狀，也是這幾隻小烏鴉對秦家桂樹的主觀感覺，“自認為無患，與人無爭”（《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這也許就是他們從南山巖遷來此地的原因吧！但一場悲劇就在它們“端坐”時發生了。“秦氏”以下八句即寫烏鴉被秦家遊蕩子偷襲以至殯命的經過，它與開頭的序曲間有個歎詞“唶我”。“唶”是感歎聲，《後漢書·光武紀》記望氣者到南陽後“望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我”在此是語尾助詞，沒有實際意義。蕭滌非先生把“我”解成實詞“自我”，與歎詞“唶”分開，標點成“唶，我秦氏……”，並舉《豫章行》“使我離根株”等句為例，說明這是漢樂府的常用句法（見《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似亦可通。這個歎詞“唶”在詩中有兩個作用：第一，使主人翁在情感上顯得更加懊喪和傷感；第二，使節奏顯得更為抑揚頓挫，抒情氣氛更為濃鬱，像後來《四季歌》中的“哎呀，咱們兩人一條心”中的“哎呀”一樣，更富有民歌風味。

　　感歎之後，就開始寫烏鴉被害的經過了。這場悲劇發生的原因，就在於烏鴉選擇地點的不慎。這裏的秦家桂樹表麵上平安無事，似乎可以端坐，實際上卻潛伏著凶險和危機，因為桂樹下的秦家是個豪強富貴人家，這可以從下麵兩點來證明：其一，他家的子弟是“遊遨蕩子”。飽食終日、遊手好閑、尋釁生事，這是膏梁子弟的共同特征；其二，器械的精美，這個遊蕩子用的是睢陽強弓和蘇合彈。睢陽是古宋國的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相傳宋景公時有一個弓匠造了一張硬弓，能射幾百裏遠。“睢陽疆”即睢陽產的強弓、硬弓，“疆”為“強”的通假。“蘇合彈”是用蘇合香和泥製成的彈丸，蘇合香相傳是西域月氏國所產的一種香料。這個秦氏子陣日遊蕩又器械精美，可見是個豪梁子弟。鬥雞走馬、尋釁鬧事又是強梁子弟的陣日功課和專長。我們從這個秦氏遊蕩子“工用”睢陽強，已預感這幾隻小烏鴉的前景不妙；從這個遊遨蕩子左手拿著強弓，右手拿著兩個彈丸遊轉在桂樹的前後左右，更可感覺出危險就在眼前。隨著便是“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這個毫無戒備的弱者終於被豪梁伺機射殺了。

　　上述兩句在結構上是個過渡，即交代了這場悲劇的結局，又為烏鴉魂魄的自訴、自慰提供了張本。在人稱上，這兩句之前皆是第三人稱，由詩人客觀敍述悲劇的發生經過；這兩句之後改為第一人稱，用擬人的手法寫烏鴉被害的自我感受。

　　“阿母”以下五句是寫烏鴉的追悔。它誕生在南山的岩石之間，山道陡窄，峽穀幽深，人們難以得知烏鴉的居處，烏鴉當然很安全也不會被捕殺。南山，即終南山，秦嶺的主峰，在今陝西的西安市南。烏鴉的這種追悔，很像《雜曲歌辭》中的《枯魚過河泣》。那是寫一條枯魚在過河時，追悔當年不該輕率上鉤，告誠河中的鯉和魴今後行動一定要慎重。烏鴉和枯魚能夠反省和悔恨，這當然是個無稽的寓言，但其中都包含著生活的哲理。我們從烏鴉和枯魚的追悔和對窕窈南山的懷念中，似乎可以看到當時現實社會的影子。武帝後期，由於連年不斷的征戰，無休止的兵役徭役，造成了土地大量拋荒，僅有的一點熟地又被官僚豪強們霸占。農民們“己奉穀租，又出槁稅，鄉郭私求，不可勝供二”（《漢書·貢禹傳》）。失去土地、無法生存下去的農民隻好到處流亡。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關東一帶的流民已達二百萬口，無戶籍者達四十萬。漢武帝麵對被迫流亡的民眾動亂竟任用酷吏，企圖透過殺戮來維持其統治。如杜周為廷尉時，“專以人主意旨為獄”，“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漢書·杜周傳》）；酷吏王溫舒在河內治獄，竟株連千餘家，流血十餘裏。廣大農民為了生存，不是舉行暴動（如武帝天漢二年南陽暴動》，就是“逃亡去就，不避深幽”，躲到人跡難至、王法不到的地方法。《烏生》中“蹊徑窈窕”的南山就是一個理想的去處。因此，詩中寫烏鴉魂魄對南山的留戀，實際上是反映了當時人民要求安居樂業的美好願望，也是當時人民對統治階層橫征暴斂、濫殺無辜的抗議。隻不過這種抗議，是用烏鴉死後對遷往秦家桂樹的追悔，和對南山留戀這種婉曲方式表達出來罷了。

　　“白鹿”以下八句是寫烏鴉魂魄的自慰，這實際上是在更加深刻地揭露當權者對民眾的迫害，而且直接點出了“上林苑”和“後宮”，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最高統治者。烏鴉在一番懊喪追悔後，又安慰自己說，就是逃到蹊徑窈窕的南山，也不一定能逃脫死亡的威脅。你看，白鹿不是被珍養在上林苑中嗎？到頭來還不是被皇上手下的射工殺死，製成了鹿脯？黃鵠不是一種健飛的大鳥嗎？但飛得再高再快，也躲不掉皇家的利箭，終被後宮烹煮？鯉魚不是藏在很深的洛水裏嗎？最後還不是在釣鉤下喪生？詩人在此著薏選擇了上林苑內的白鹿、摩天黃鵠和洛水鯉魚作為萬物的代表，這三種動物，或是罕見珍禽，或是本領高強、人難羅致，或是深藏不露、善於攝生，但它們都逃脫不了被殺戮的命運，可見統治階層的迫害和殺戮，已不止是低賤的烏鴉，階層和範圍都已相當廣泛了。他們把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即使你逃到深山，又怎能躲開迫害呢？唐人杜荀鶴有個名句：“任是深山更深處，亦應無計避征徭”（《山中寡婦》）。說的正是這種情形吧!更值得注意的是，詩中提到了上林苑、後宮和洛水這些皇家苑囿和侍從。上林苑在今西安市南，漢景帝、武帝時所開闢，苑內放養禽獸，專供皇帝遊獵；洛水，源出陝西洛南縣塚嶺山，經洛陽至鞏縣注入黃河。洛陽是東周故都，西漢時是中央直轄的三河之一；後宮，這裏是指為皇帝做膳食的廚師。透過這些地方和人物，詩人明白的告訴我們，白鹿、黃鵠、鯉魚之所以被害，是由於皇帝的享樂所造成的，這就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最高統治者皇帝了。

　　最後兩句“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命，死生何須複道前後”是總結全詩，表明烏鴉的人生態度。這裏的“唶我”與序曲中的“唶我”相呼應。前者是對自己無端被害的憤慨不平，後者是在一番思索之後的舒長自慰，雖同是感歎，但已經過了一個思想曆程，詞同而情異了。“人民”兩句把自己的被害歸之於天命，不必為此斤斤計較，這似乎是在自我寬慰、自我解脫，但聯係到上麵的背景和感慨，這實際上是在以退為進，用世情難測來控訴統治者的凶險難防；用白鹿等皆難倖免於難，來揭露統治羅網的廣大和嚴密；用“何須複道”來反映人們對當時統治秩序的灰心和絕望。因此，它與序曲在精神上也遙相呼應，隻不過更為沉鬱悲涼。

　　總之，《烏生》用小烏鴉自訴、自歎和自慰這種荒誕的方式，來揭露漢代統治者網羅的嚴密，廣大民眾難逃被宰割命運的社會現實。從文學承傳上，他上繼莊子的“寓言十九”，下開梅堯臣、王安石、蘇軾“禽言詩”，文學史上自有其獨特的價值。

平陵東

平陵東，鬆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
兩走馬，亦誠難，願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此詩最早見於《宋書·樂誌》，郭茂倩歸入《樂府詩集》中的《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註》和唐吳兢的《樂府古題要解》都認為是翟義門人悼念翟義之作。翟義，漢平帚宰相翟方進之子，為東郡太守，平帝死後王莽攝政，翟義起兵討伐王莽，兵敗被俘遇難。其實，這隻是根據詩中的“義公”二字附會出來的，與詩意並不符。“義”在此並不是指翟義，而是像同為漢樂府《孔雀東南飛》中的“不嫁義郎體”的“義”字一樣，表示美好之意，在此也是表示詩人對被劫者的同情。聞一多先生認為“義”本是“我”字，“義公”即“我公”，因聲近誤為“義”（《樂府詩箋》），也可備一說。總之，從詩的內容上來看，它不是在哀悼翟義，而是一首控訴貪官汙吏罪行的敍事詩。詩中透過一位“義公”公開被綁架，堂上受勒索，揭發了漢代官吏無法無天的殘民暴行。

　　這首詩用了兩種人稱，開頭三句“平陵東，鬆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用的是第三人稱，客觀敍述義公的被劫和被劫的地點。平陵是漢昭帝的陵墓，在長安西北七十裏；“鬆柏桐”是陵上種植的樹木。漢代仲長統《昌言》說：“古之葬者，鬆柏梧桐以識墳”。“鬆柏桐”點明是墓地，以此造成一個隱僻幽深的環境，暗示這裏是強人出沒之所。那麼，劫義公的是不是強人呢？詩人故作含混：“不知何人劫義公”。但從下麵交代義公被綁到“高堂下”的情節來看，詩人明知“義公”是被官府綁架走的，卻故不明言，讓人把官府與強盜混同起來，因為白晝綁架、勒索贖金是強盜的行為。另外，詩人在此用“劫”而不用“捉”，說明在作者的心中，官府此舉和強盜行為是沒有什麽區別的。

　　從第二節起，改為第一人稱，寫義公被官府勒索時的情形和心境。兩節之間用頂真格相連。下節的首句重複上節的末句，這種重複首先在內容上強調了義公的被劫，這就把官府用綁票的辦法來勒索錢財，這種類似強盜的行徑表現得更為突出，也使詩人對此的憤慨表現得更充分，另外，在結構上也顯得回環頓宕，與詩人此時憤憤難平的心潮很吻合。“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這兩句是寫官吏們的敲詐勒索，而且是公開、明目張膽的。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把人劫走，然後在公堂上開列贖身價碼：“交錢百萬兩走馬。”“走馬”據《漢書》顏師古註：“馬之善走者”，即良馬；“高堂”，這裏指的是官府衙門。在衙門裏公然像綁匪一樣開贖身費，這本身就具有極強的諷刺意味，而且也應證了上節所說的“不知何人劫義公”是故意在含糊其辭。第三節的“兩走馬”三句則是寫義公在官吏的敲詐勒索下的心理感受。如此之巨的贖身費是無法籌措的，但如不交納，就要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麵對“追吏”窮凶惡極的樣子，這個後果是不難預料的。“追吏”即追逼錢財的官吏們；“惻”是痛心、難過的樣子。詩人不說交不起贖身錢的後果，而是寫義公此時的心情和感受。至於為什麽會如此難受的原因，讀者是不難想像得出的。第四節寫義公在官吏催逼下迫不得已的打算。“心中惻，血出漉”。“漉”作流盡解。義公深知，不交贖金，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交贖金，這筆巨款又到哪裏去籌措？左思右想，心血彷彿都要流乾了。最後不得不選擇賣黃犢贖身這一絕路，對農民來說，耕牛可以說是家庭的支柱，非到萬不得己，農民是不會變賣耕牛的，現在連耕牛都要賣了，可見家裏已山窮水盡。一旦賣去耕牛，失去生活保障，今後的日子又怎樣過下去呢？更何況義公要去變賣的耕牛不是牯和犍，而是一頭小黃犢，連小黃犢都要賣掉贖身，可見這個家庭已無可變賣了。唐代詩人聶夷中的《傷田家》說：“二月賣新絲，三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義公的賣黃犢，也是一種剜卻心頭肉的迫不得已的舉動吧！在《平陵東》中，詩人盡管沒像《傷田家》那樣直接評說，隻是客觀地訴說義公的打算，但封建官吏的貪婪橫暴、傷天害理，農民受其剝削壓榨的慘重和哀苦無告，幾千年後的今天，我們談起來還是深深受到震動的。

　　這首詩在結構上很工整，全詩三句為一節，每節字數基本上是三、三、七，頓宕抑揚，很適合揚發內心的感慨和不平。節與節之間又用頂真格相連，回環往複，很像詩中主人翁那百結的愁腸，也像民歌作者那傾訴不盡的不平和慨歎。這種結構方式，也直接啟發了後代的詩人，曹植的《送白馬王彪》和南朝樂府《西洲曲》都采用這種手法，來表達禦姐的纏綿不斷的愁思。

　　最後要指出的是，詩中描敘的官匪不分，官吏公開劫奪，明目張膽的敲詐勒索，並不是民歌作者的憑空想像，而是漢代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如漢武帚神爵年間，涿郡大戶西高氏、東高氏勾通官府，公開遣賓客為盜賊，白晝搶人錢財，弄得行人上路要成群結隊“張弓拔刃，然後敢行”（《漢書·嚴延年傳》）；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禦史大夫孔光給漢哀帝上的奏章中，也承認當時官匪不分：“百官群職曠廢，姦執放縱，盜賊並起”，弄得老百姓“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前漢書·孔光傳》）；《晉書·石崇傳》也記載石崇在擔任荊州刺史時，指使部屬公開搶劫遠方客商，從而積累起巨大財富：“（石崇）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這些都說明官府公開當強盜，這並非是詩人荒誕的虛構，是有一定曆史依據的。由此看來，《平陵東》不僅是一首出色的樂府詩，也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