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110)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官本位”社會，在這種氛圍裏，人的學問、能力、待遇與榮譽，都以官位相衡量。由於官員影響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至，因此，中國社會的一切進步與衰敗、光明與黑暗、美好與醜惡、廉潔與腐敗，都與官員脫不了幹係，在這種情況下，當然無人敢於豔羨文人，蔑視官員。但在國外當選就是官員，落選就是百姓已經成為常態的地方，另當別論。前些年，報紙上有一則花絮，法國前總統德斯坦曾這樣說，他是因為寫小說寫不過莫泊桑，才退而求次去當總統，似乎貴為總統的“含金量”，竟然不如一介文人。不過，這是外國的事情，通常不合於中國國情。
中國的情況如何呢？在司馬遷筆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普通話》；孫子臏腳，兵法修列；……”有所成就的文人幾乎多是“倒黴蛋”，至於“賢聖”雲雲，不過是後人給他們戴的“高帽”而已。元代以來，中國的文人更不走運，那時有所謂“八娼、九儒、十丐”的說法，“官”居第一，“儒”位第九，自命清高的文人們，當該恥於“娼”後，傲於“丐”前吧，可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這個地位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排行“老九”的位次，不但沒有提升，反而添加一個“臭”字，還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至於近來報道的偽造身世與學問、招搖撞騙的“國學大師”，告密求榮把聶紺弩先生送進牢獄的“文壇敗類”，這是另一檔子事。
偶爾翻書，讀到陳人傑的一篇《沁園春》，似乎對於文人與權貴的關係別有見地。詞作不長，抄錄於此：
詩不窮人，人道得詩，勝如得官。有山川草木，縱橫紙上；蟲魚鳥獸，飛動毫端。水到渠成，風來帆速 ，廿四中書考不難。惟詩也，是乾坤清氣，造物須慳。
金張許史渾閑。未必有功名久後看。算南朝將相，到今幾姓？西湖名勝，隻說孤山。像笏堆床，蟬冠滿座，無此新詩傳世間。杜陵老，向年時也自，井凍衣寒。
詞寫的意氣風發，豪情滿懷，作者作為一介文人，頗有幾分自豪之感。陳人傑是南宋愛國詞人，可惜天不假年，隻活了二十六歲，且隻留下三十一首《沁園春》。陳詞對於文人的肯定，體現在三個層麵。就成就而言，在古代，文人的成就是多元的，做官與作詩，隻是內中的兩種，僅將文人的窮通與顯達限於仕途，並不全麵。“詩不窮人，人道得詩，勝如得官。”作者肯定的是詩及詩人的地位與價值，反而對做官采取了鄙視的態度。就過程而言，作者筆下的“有山川草木，縱橫紙上；蟲魚鳥獸，飛動毫端”，其所體現的人與自然相和諧，心與環境相統一的精神世界，其“縱橫”與“飛動”的意態與心靈，是官油子們根本無法理解的。就價值來說，“惟詩也，是乾坤清氣，造物須慳。”詩作為文人的精神產品，體現了造物主的恩賜，充溢著乾坤的清氣，內中沒有纖毫的官氣與銅臭，在作者看來，這才是最可珍視的精神價值。
作者這首詞，是在做官與作詩的比較中進行的。如果說上片對中唐政治家郭子儀尚有所肯定的話，在詞的下片，漢宣帝時的“金張許史”四大家族，就根本不在話下了，作者隻用“渾閑”二字，就將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顯貴們一筆勾銷了。“像笏堆床，蟬冠滿座，無此新詩傳世間。”一大堆烏紗帽，居然不如幾首酸詩，這在某些官員看來，可謂方巾之見，迂腐之極。他以一個青年文人的幹雲豪氣，激揚社會，評騭人生，強烈地體現了作者糞土王侯、睥睨權貴的精神氣質。青年毛澤東在《沁園春.長沙》中也曾有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不也體現了同樣昂揚奮發的咄咄銳氣麽！晉人陸機論文：“恢萬裏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文賦》)從陳人傑的“算南朝將相，到今幾姓？西湖名勝，隻說孤山”中，讀出了某些似曾相識的意境與內涵，當年偏安江左、宋齊梁陳的豪門權貴，有誰還記得姓甚名誰？倒是那位西湖隱士的清詞麗句，尚為人們所吟誦。而這與唐代詩人李白筆下的“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不是異曲同工麽？（作者：安立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