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110)
舒蕪為《韓愈詩選》作序說：“通觀韓愈這個人，盡管是博學高才的大文學家，但是氣質上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躁急偏狹，無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別熱衷利祿，無恬退之心。他的詩篇當中，經常貶低朋友，好為人師，攘斥異端，自居正學，就是偏狹的表現。他在詩中，一再公開地以富貴利祿教子，在兒子麵前吹噓自己的交遊如何光顯，就是熱衷的表現。二者結合起來，更是利祿情深，恩仇念重，互為因果，愈扇愈烈。誰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貴，誰不尊敬他的學問文章，他對誰就會恨之入骨，永世不忘。這樣的人的精神狀態中，自然容易充滿了怨毒之氣，怨毒之極又自然通於殺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因建言被貶斥，這一段經曆在他的詩中再三再四地說起，對於政敵王叔文集團，包括對老朋友柳宗元、劉禹錫，真是悻悻之狀如見，切齒之聲可聞。待到王叔文失敗，包括柳宗元、劉禹錫在內的八司馬一時竄逐，韓愈這時便寫出了幸災樂禍、投井下石的《永貞行》……竟然把謀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氣質和精神狀態上的庸俗性，總帶有獨斷和專製主義的味道。”
舒蕪的意見，是有道理的。
韓愈比劉禹錫、柳宗元早一年中進士，又自恃才高，到順宗即位展開改革時，他因上書遭貶，僅官江陵府(湖北江陵)法曹參軍(地方政府屬員)，而劉禹錫、柳宗元等新進卻成為中央政府中叱吒風雲、炙手可熱的明星。以韓愈的心性，對劉、柳等人懷有強烈的嫉妒心理，是理所當然的。
《永貞行》這首詩較長，內容涉及不同曆史階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這裏不再全文照引。讓我們看一看韓愈在相關詩句中怎樣評論永貞革新。
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
太皇指順宗。韓愈做詩是在順宗之子李純登基之後，所以稱順宗為太皇。諒陰，守喪時住的房子。這裏上溯說到德宗去世，順宗剛繼位的時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論語·憲問》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喪，3年不說話。韓愈說，那個時候德宗剛去世，順宗守喪，不便發布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這個間隙，耍弄手段竊取了國家大權。
一朝奪印付私黨，懍懍朝士何能為？
韓愈說，二王劉柳是個謀私利的小集團，一旦竊取大權，正直的朝官就無計可施了。
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
這是諷刺改革者升官過快。夜裏詔書下來，早晨已經當上官了，不管資曆夠不夠，飛速提拔一點障礙也沒有。大白天公然接受賄賂，名貴的寶珠堆滿了黃金的盤子(“火齊”即寶珠)。韓愈批評改革者謀官神速，有些誇大。另據史料載，除了王收過賄賂外，其他人沒聽說有這方麵的問題。
董賢三公誰複惜，侯景九錫行可歎。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幹。
這是說，西漢帥哥董賢因為年輕貌美，被喜歡同性戀的漢哀帝寵愛，才22歲就當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馬，哀帝甚至提議把皇帝的位子讓給董賢。哀帝去世，董賢恐懼地自殺了，現在還有誰為董賢可惜？南北朝時北方武將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後犯上作亂，殺死梁朝皇帝，通過加九錫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後身死非命，侯景的篡位行徑令人哀歎。國家積累了深厚的功德，最高統治者的位置豈容此等小人篡奪？
顯然，韓愈誣稱二王劉柳是董賢、侯景一類篡謀大位的“現行反革命”，巨奸大惡。韓詩如此刻薄，連一些古人都看不過去。清代大學者何焯評論韓愈這首詩時說：王叔文欲奪宦官兵權，這件事不能因為討厭王叔文這個人而否定。“九錫”、“天位”等用語，實在太過分，簡直要把“謀反”的帽子扣到二王劉柳頭上。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卷二十五“唐順宗”一節中說：“自其執政以後，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貶李實，召陸贄、陽城，以範希朝、韓泰奪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雲善矣。”
“二王八司馬”慘敗，韓愈牆倒眾人推一通之後，多少找回了平衡，再加上憲宗即位，韓愈受重視，心裏好過多了。所以，柳宗元去世之後，韓愈寫了一篇《柳子厚墓誌銘》，雖然文中對永貞革新仍然語含譏刺，但對柳宗元的人品、才學和成就作出了比較實際的評價。
相比之下，劉禹錫的另一位朋友白居易態度則不同。他目睹韋執誼從宰相高位貶為崖州司馬，覺得當大臣的一點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不禁悲從中來，寫了一首非常傷感的詩《寄隱者》：
賣藥向都城，行憩青門樹。
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
親族走相送，欲別不敢住。
私怪問道旁，何人複何故？
雲是右丞相，當國握樞務。
祿厚食萬錢，恩深三日顧。
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
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
青青東郊草，中有歸山路。
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詩的開篇假借一個賣藥者的目光，描寫韋執誼貶官離開都城，家族親友一路相送，想挽留又不敢留的淒慘情景。賣藥者向旁人打聽，知道這就是宰相韋執誼。韋執誼昨天還以宰相身份在延英殿和皇上問答，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今天卻一下子貶到那麽遠的邊陲生死未卜。從古至今，當大臣的受寵與倒黴，就在早晚一瞬間。看看這些悲劇，不如早早到山裏隱居，與白雲相伴，倒是能夠保全身家性命。
白居易和韓愈都反對朝廷弊政，但是對於力圖改變弊政的永貞革新，卻持有相反立場。
我們從白居易的詩歌看到了詩人對改革者的同情與哀悼。這首詩雖然態度消極了一點，但映射出人性的光輝，蘊含著批評皇權的進步思想。這樣的內容，在韓愈殺氣騰騰的《永貞行》裏是找不到的。另外，韓愈還寫了《順宗實錄》，添油加醋，捏造事實，對永貞革新橫加誣蔑，後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大都據此立說，使“二王八司馬”成了千古罪人。
柳宗元被貶之後，曾寫《行路難》一詩反駁韓愈等人的不實之詞。劉禹錫臨終前也曾撰寫《子劉子自傳》，為永貞革新進行辯護，為王叔文恢複名譽。他們都認為自己立身行事，問心無愧。（作者：馬立誠）
問好君子！很多時候文章傾向於理想化，作者因此也被光環籠罩。然而人都是矛盾的統一體，又是天使魔鬼於一身的混合物，所以人際關係，以不激怒人的惡為前提。是很有道理的。
多謝君子感言，周末愉快！
真可謂人無完人。
風風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