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王勃；滕王閣
作者簡介：應宗強，男，1969年生，南昌職業技術師範學院數學係企業管理專業畢業，湖北華中理工大學會計學學士，南昌市第三十中學財會專業教師，中學一級教師，會計師，業餘略涉文史。
一、滕序本事
江南三大名樓，各有雄文相輝映，武漢黃鶴樓李白、崔顥詩失之略短，汪洋恣肆惟範仲淹《嶽陽樓記》和王勃的《滕王閣序》方可比肩，而範記是大儒的心胸，王序卻是才子的筆調。雖然不乏有像商邱陳淮一樣的學者以為《滕王閣序》尚非《王子安集》中最上乘文字，而此序卻甫出即被詫為神奇之作，流傳極廣。《艇齋詩話》稱：“以韓退之之於文……視王楊盧駱不啻俳優，然退之之於王勃滕王閣記，方且有歆豔不及之語。”（1）韓愈即自稱：“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2）。曆代文人吟誦不絕，桐城派吳調侯更將其選入《古文觀止》，滕序誠為古代文學中的瑰寶。曆代以為王勃作序是有神助的。《中元傳》、《新唐書》、《唐才子傳》、《醒世恒言》等的描寫如出一轍，皆語涉神怪，不足為憑。而最早的祖本卻是《唐摭言》的記載：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坐，而閻公意屬子婿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構矣。及以紙筆巡座上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雲：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雲：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沉吟不語。又雲：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請宴所，極歡而罷。”（3）
此文簡略，資料最為原始，後世諸本，皆源於此，細節卻逐漸豐富。如《中元傳》：勃引紙，方書兩句，一吏入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儒常談。”一吏又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一吏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荊蠻而引甌越。”公即不語。自此往複吏報，但頜頤而巳。至報“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不覺引手鳴幾曰：“此天才也。”（4）
馮夢龍等又有所增益，然以顧頡剛“層累的造成的古史”論衡之，剔除刻意的神化，唯上述描寫當更接近史實。以上傳說“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後都督反應是略有不同的，一則沉吟不語，一則稱“故事也”。
二、滕序之疑
《滕王閣序》雖是千古名篇，卻也爭論極多，聚訟不休。如開篇一語“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清人萬承蒼在《書滕王閣序後》即稱“南昌自漢迄五代，皆縣名，未嚐為郡。”（5）王勃此言似乎不通。故1962年湯季川注釋滕序時竟將之改為“豫章故郡”。（6）但以上諸傳說及蘇東坡、文征明的古代寫本卻明明都作“南昌故郡”，並無“豫章故郡”的傳本。而王勃序中對南昌天文的描述更是譏者甚眾，翼軫牛鬥並列，人疑其必有一錯。如吳之邨《滕王閣得名考及〈滕王閣序〉新注》（以後稱《新注》，載安徽史學1999年第一期）引北宋王觀國《學林》卷六：“考《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誌》及諸史天文皆曰：牽牛、婺女，揚州也。翼軫，荊州也。……滕王閣在豫章而勃序以為星分翼軫者，誤矣。……勃序頗為唐人所膾炙，而首誤二字何耶？”；南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五亦疑“豐城劍氣，上衝牛鬥而星分翼軫，分野尤差。”清俞樾《俞樓雜纂》卷二十七據論：“此說足訂子安之誤”。（7）故陸雲《錦芝庵雜記》以為前人謂分野為差，所以滕王閣序沒有選入《唐文萃》。（8）而惟清人蔣清翊注解《王子安集》時發現，《漢書·地理誌》豫章郡入鬥分野，惟獨《越絕書》謂豫章屬翼軫與王勃相合。雖用典《越絕》極為冷僻，然總算解決這一棘手問題，答案不夠圓滿卻聊勝於無，故後世注家皆因循奉為嚆矢，然王勃文章不免有刻意雕琢之譏。
此外尚有閻都督、宇文新州、孟學士、王將軍等序中人物，皆不知其名。到底是當時“座上顯客”還是王勃以前的曆史名人？因無確鑿證據，故千年以來爭論不休撲朔迷離，迄無定論。甚至王勃年齡、乃至滕王是指唐滕王元嬰,還是隋滕王或北周滕王？都是異說紛紜，莫衷一是。更有甚者，縱觀曆代滕王閣史料，竟無一家敢論及王勃此文構思過程，惟知其“率爾操觚，援筆立就。”到底王勃作序是否早打了腹稿、有備而來？還是在滕王閣上即席以驚人的天才信手拈來而成一千古絕唱？一千三百餘年來無人得其究竟。總之，千年名閣，千古絕唱，同時給世人留下了許多千古之謎。
筆者對《唐摭言》等筆記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查《南昌市政府誌》以及相應地方史料，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657）無閻姓都督的記載。此前一任都督見於記載者則為永徽中（650——655）的李行休，再繼之則為唐垂拱元年（685——688）的李景嘉。（10）諸家注本所指“閻伯嶼”卻是八十餘年後天寶時（742－—756）人。（11）宇文新州、孟學士、王將軍在上元年間的史料中亦難覓蹤跡。故《唐摭言》中閣上諸公是出自紀實，還是由王勃序文中化出，便要打一個大問號！
曆代注家以為王勃此序於座上諸公頗有諛詞，是其病筆。倘真的當日閣上有此四公，則似乎與王勃恃才傲物性情不符，亦與情理不合。王勃一外鄉人乍到南昌，於南昌當時人物不可能有過多了解，稱頌閻公“雅望”、宇文“懿範”實為妄加諛詞，雖可托辭徇眾，卻不免有失謹嚴。倘誇美“孟學士”文彩出眾，“王將軍”武略超群，卻於別的什麽“學士”、“將軍”不無尷尬，似微有不妥。故筆者疑此四人可能不是當時閣上諸公真實名姓，而極有可能是南昌曆史上的名人，王勃一外鄉學人，便有可能從典籍中了解其事跡，在此即稱頌先哲，又借以譽美座上諸公，似乎如此方才較合情理。
三、將軍武庫
宋·洪邁稱“王勃文章，皆精切有本原處”，然而曆史上王勃用典的冷僻也是極為出名的。唐初承六朝遺習，用典晦澀，太宗又崇尚賅博（12），更影響唐初的文風，流風所被，王勃文章往往是宿儒亦不能知其出處，一部《王子安集》，曆來無人敢於作注，直到清末始由蔣清翊窮數十年之功，遍搜墳典著成。（13）
比如“王將軍之武庫”一句，明楊升庵《丹鉛總錄》引《三國典略》時說：“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抬攜，赴報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象，皆是雲台之仗。”（14）“紫電青霜”一語即本於此；朱欒《江城舊事》卷四也說：唐代王勃《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15）明楊慎《丹鉛錄》評論道：王勃“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16）。所以著名的大詩人杜少陵、大文豪韓昌黎二人，也對王勃極端佩服，不是沒有原因的。（17）
而考察王僧辯與豫章有何聯係？則知梁大同八年（542），安成（今安福）望族劉敬宮（躬）據郡起兵，逐安成內史肖亻兌，破南康、廬陵，聚眾數萬，建元永漢，攻豫章、新淦，二月兵敗，為豫章內史張綰與王僧辯所俘，斬首建康。（18）則王僧辯曾在豫章用兵，王勃用此典自在情理之中，楊升庵的判斷可以認為大致是有道理的。
倘王勃真用典於此，則我們便知道什麽才算“精切有本原”了。一則其人與豫章有關，二則用典講究“言必有出處”。“霜”、“電”、“武庫”、“王將軍”皆隱於此句之中，經王勃妙手翻新後，異於原文，卻不離於原文，更有點鐵成金之妙。後人用典似乎多與此不同，唯重意義的沿襲，而不重重新遣詞造句以出新。比如“螞蟻緣槐誇大國”用唐傳奇，“蚍蜉撼樹談何易”用《莊子》，俱明白淺顯，一望而知其出處，與王勃明顯是兩種不同的用典方法。
這其實是駢文中的一種專門的修辭方法，劉麟生《駢文學》論用典稱：“用典如何可以自然曼妙？不外乎融化剪裁，《四六金箴》之說，可供參閱。”（19）
截剪事意：有深長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於是取古人事意與此相似者，點出處數事，而以今事串入，便爾成聯。使人聞之不可盡，言之深意朗然，可見於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一曰翦，一曰截。
熟：用眾所共知之事，則人人耳熟而曉。
翦：兩句出處，各翦出本處屬對字樣，以備采用。
截：以所翦屬對字樣，截取其聲律諧順，語意明白，字樣穩切者，而用之。
翦截既定，融以神思，化以筆力，而四六之文成矣。其法凡三：一曰融，二曰化，三曰串。
融：截取所翦字樣，以神思融會之，使於題中本事相合為一，朗然可見。或析碎本語以融之；或點綴上下以融之；或合取事意融之；或貽以已字融之，皆是也。
化：融會事意既定，而後以助語呼喚字，化為渾成之語，使古事與今意，並行不悖，昭然明白是也。
串：聯中兩句，既以融化明白，一段數聯，又須融化相串。篇中數段，仍須融化照應，脈絡貫通，語意溜亮，渾然天成，則式雖四六，而與古文不異矣。
由上可知，王勃用的正是駢文中剪裁融化之法。《梁書》中王僧辯豫章平叛事“眾所共知”，所謂“熟”也；“霜”“電”“武庫”出《三國典略》，所謂“翦”也；四十餘字削為四六句，所謂“析碎本語以融之”；“紫”“青”“王將軍”所謂“貽以已字融之”，此為“融”也；融會事意既定，而後以助語“之”字，化為渾成語“王將軍之武庫”，古事今意，並行不悖，既用豫章舊典，又可代指閣上嘉賓，此所謂“化”也；脈絡貫通，語意溜亮，深然天成，式雖四六，而與古文不異，使人唯知滕王閣“座上顯客”王將軍（如公羊羽注《古文觀止》），而不知此兼用典，此所謂“串”也。
由此看，王勃此句“王將軍之武庫”乃是用典，而翻故出新，語意雙關，實不愧駢文用典的高手。
四、孟氏芳鄰
滕序中有“孟學士之詞宗”，又有“接孟氏之芳鄰”，皆述及孟氏，各家對“孟學士之詞宗”的注解，皆稱名字不詳，大抵以為是當時閣上文士。新注》中，以為是唐文選學派孟文意,（20）但卻似乎缺少可靠證據。另尚有一說，以為是晉孟嘉重九登高落帽的故事，（21）而識者以為太過牽強，不甚可信。
我以為，既“王將軍”為用典，不定指滕王閣上與宴人物，則“孟學士”亦可能是用典，而倘真要“精切有本原”的話，此人必與南昌有關。試檢《南昌市政府誌》中《曆任郡守太守內史總管刺史知州知府表》（以後簡稱《郡守表》），王勃以前惟有一位孟姓太守，即吳江夏人孟宗，（22）也就是二十四孝中東山哭筍的有名孝子。史籍中他的資料零星附見於《三國誌·吳主權》、《楚國先賢傳》等，然實在看不出“孟學士之詞宗”的痕跡來。而“騰蛟起鳳”成語自辭書溯源，則雲出自《滕王閣序》，這條線索又斷了，雖有人以董仲舒、揚雄典故為解，然似不合“精切”之要求。“孟氏芳鄰”注家皆引《列女傳·母儀傳》中孟母三遷之說，卻大大謬誤，因其與當日滕王閣上情境不合，且孟母芳鄰中尚有屠人商賈，王勃倘用此典來讚譽諸公則“精切”二字從何說起！我以為王勃“孟氏芳鄰”用的卻反而正是孟嘉的典故，查《晉書·孟嘉傳》：
孟嘉，字萬年，江夏黽阝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曆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裝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23）
上文中，孟嘉本人與豫章無直接關係，而曾祖孟宗為豫章太守，是其自身即與豫章略有淵源，故王勃便在此上作文章。孟氏之芳鄰，當指座上東晉名士庾亮、褚裒之屬，王勃借用來代稱滕王閣上諸公。而尤其是“雖不言，四時之氣亦備”“皮裏陽秋”的褚裒,（24）時為豫章太守，其身份與王勃作序時的主持者洪州都督正同，“孟氏芳鄰”用典於此，實在是太貼切不過。而此處全為溢美之辭，絕無孟母三遷的歧義，王勃用了豫章的典故，更隱然以孟嘉自比，且表示王勃已獲都督青眼矣。
細心的讀者更會發現，《孟嘉傳》中桓溫燕於龍山，僚佐畢集，文士相嘲，作文答之，其文甚美，一坐嗟歎，與王勃的滕王閣詩會情形是多麽相似啊！而時間也恰好是九月九日，與王勃作序的時間驚人的相同，博學、自負的王勃寫下此句時，是否正是由於遭到閣上文吏的嘲弄而想起了《孟嘉傳》裏的情景呢？
五、閻公雅望
都督閻公“閻伯嶼”說前人已辟其誤，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曆代書籍中皆查不到閻都督的確名。我以為，既然王將軍是虛寫，並非當日閣上真實人物，則閻都督、宇文新州，也可能是稱頌南昌的曆史名人，當日閣上都督不一定姓閻，“遙臨”、“暫駐”也可以理解為過去曾經到過南昌，或有過短暫的停留，隻是一種文字的過去時態。《新注》引《唐會要》中“文貞，贈博陵縣子、洪州都督閻立本。”（《文學遺產》1994年第二期許嘉甫先生《滕王閣小考》實已揭櫫此義）,此確為閻督研究開一新境，（25）然倘簡單的以為當日閣中都督即是閻立本，則與史實不合。《資治通鑒》唐紀十八：“鹹亨四年，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立本薨。”王勃作序前兩年閻立本已死，根本不可能如《唐摭言》所說於滕王閣上設宴招待王勃，除《唐會要》孤證外，遍搜史籍再也找不到閻立本到過南昌的記載。而王勃明稱都督閻公曾“遙臨”南昌，故其正確性還有待於更確鑿證據進一步的證明。而《郡守表》中上元二年以前惟晉太安二年（303）有豫章太守閻濟為偽漢將張昌所殺，史料極缺略，且職位為太守而不稱都督，則王勃序中都督閻公亦不會是閻濟，除此以外，現存史料中並無其他閻姓洪州都督。而真正到過南昌的閻姓都督倒有一位，那便是閻立本的哥哥閻立德。《資治通鑒》載：貞觀十八年，“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是閻立德到過洪州也，又《舊唐書·閻立德傳》載其“顯慶元年卒，贈吏部尚書，並州都督。”則閻立德亦可稱“都督閻公”矣,王勃並未限定“洪州都督”,《唐摭言》、《中元傳》已是後人之說，非親眼所見者，不可全信。
又從“都督”“棨戟”“新州”三者並稱可知“閻公”“宇文”必為唐初時人，不是出自唐以前的舊籍典故。
都督為唐製，而前朝如“晉”亦有，“棨戟”《三國誌》中亦可見之，然“都督”、“棨戟”合稱，則唐代的可能性更大。《舊唐書·張儉傳》：“唐製三品以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則盛稱“棨戟”者，唐時製度也。
宇文氏為北周國姓，不出北周之前；而“新州”條查《舊唐書·地理四》：“新州，隋信安郡之新興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新州。天寶元年，改為新（昌）興郡，乾元元年，複為新州。又……梁置新州。”由此可知，從“新州”出現年代看最早不出梁朝，倘若此“新州”指梁之“新州”，則南朝豫章閻都督如何與北胡宇文氏混稱“雅望”“懿範”？且又與“都督”“棨戟”等唐時製度不合。更甚者，梁始於502年，終於557年，而北周正始於557年，終於581年，時在梁滅以後，宇文氏不可能為梁宦明矣。則此“新州”指唐武德四年之“新州”，閻都督、宇文新州俱為唐武德四年（621）以後之人。
又據《舊唐書·太宗本紀》：“十年春正月壬子，尚書左仆射房玄齡、侍中魏征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詔藏於秘閣。”則太宗時已整理唐以前曆代正史，故王勃尤及見之，用《晉書》之典是其明證。而武德四年以後的唐史王勃卻難以見到。按慣例，曆代雖有國史館作實錄，卻不可能將短短近期數十年的當代史修成頒行於全國，必待之於以後，故《舊唐書》出後晉劉昫，《新唐書》出宋歐陽修，《資治通鑒》有唐史內容出於宋，皆唐朝覆滅後修之。王勃不可能見到記錄唐武德四年以來短暫數十年的正史明矣！由此可知“王將軍”是用典故，而“都督閻公、宇文新州”卻應是唐初史實，王勃用以入序。再細閱滕序原文，王勃實已將此四人分成兩段描述矣。實因“閻都”“宇文”為近人，而“王將軍”卻是古人，“孟學士”似也應為古人。
世以“孟學士”為“閻都督”之婿，此說最早出自王定保《唐摭言》，而我以為王定保之說不甚可信，或許“孟學士”本來就是王定保從《滕王閣序》中附會出來，因王定保文中本有漏洞，並不可靠。
如《唐摭言》稱“王勃時年十四”，《中元傳》稱其“年十三。”而按《舊唐書·王勃傳》“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泄，乃殺達以滅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若王勃作序為十四或十三歲，以王勃係獄、發配、省父等倒推，殺曹達當在十二、十三歲之間，則王勃不為少年才子而為少年殺人秦舞陽，不可信明矣。王定保未親見滕閣盛會，所記已屬民間傳聞，便不足為據。其稱“閻公子婿孟學士”，極有可能是從序文中附會而出，後人因之，遂使“閻公”、“宇文”、“學士”、“將軍”同台唱和，不複能見其本來麵目。
閻立德造船洪州，時在貞觀十八年（644），與王勃作序的上元二年（675）相差二十餘年，閻氏一家自隋入唐，乃唐初名門，王勃是一定能知道的。
我以為王勃“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不是僅指滕王閣上情景，實際可以用來指二十餘年前閻立德到洪州造船的軍國大事，又兼及閻立本作洪州都督的史實，一語雙關，更借以譽滕閣上都督，是一種借古喻今的寫法。
六、翼軫牛鬥
滕序“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曆代注家以為是指唐武德八年洪州總管府改洪州都督府一事，起首點明郡治沿革，其實亦是佳句，然常人行文亦必從此下手，故都督不以為貴，遂稱“老儒常談”。
“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荊蠻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鬥牛之墟。”王勃此句，前已述疑點頗多，《漢誌》《越絕》星分不合，翼軫鬥牛並列必錯，地何以可接衡廬？三江五湖不明，豫章甌脫餘地，不知何以“控引”荊蠻、甌越，更台隍何以可枕夷夏之交？王序撲朔迷離，難以解釋。
閱《漢書·地理誌》，欲查星分翼軫，見資料如下：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
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浸以強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並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陳。……
吳地，鬥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
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大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十二世為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
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
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
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
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雲，封於會稽，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後十世，至閩君搖，
佐諸侯平秦。漢興，複立搖為越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雲。
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
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裏，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細閱之下，忽然發現王勃《滕王閣序》開篇竟皆脫胎於此，如“楚地翼軫之分野”（星分翼軫），衡廬若指山則分別在楚地、吳地之中（地接衡廬），“三江五湖之利”（襟三江而帶五湖），“荊蠻”在楚，“甌越”則曆史上僅指閩君搖（今之浙江溫州）。《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26）而閩君搖正在粵地篇中“複立搖為越王”（控荊蠻而引甌越）。“吳地鬥分野”，“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龍光射鬥牛之墟），按照前述王將軍的“融化剪裁”用典規律來看，可以確信，王序開頭“星分翼軫……龍光射鬥牛之墟”的三十三字出於《漢書·地理誌》。且按《地理誌》篇目看，粵地排名最末，楚吳皆華夏區域，粵地的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南海，曆朝史書都列入西南夷，豫章正在交界處，則“台隍枕夷夏之交”亦仿佛出於此處。
而仔細分析，則會發現王勃若真用典於此就的確錯了。王勃既寫豫章南昌，星分翼軫卻是楚地，而豫章在吳地鬥分野，豐城劍氣要射到牽牛的粵地也似乎太遠，倘若真要“精切有本源”，豫章便應是“星分於鬥，龍光射鬥之墟”才不會發生天文知識的錯誤。王勃確實錯了，無怪乎遭到後人指摘，然倘熟悉王勃生平，卻不禁令人起疑。
王勃出身名門，祖父王通是隋唐間大儒，號文中子，魏征、李靖、薛收、房玄齡、杜淹等王侯將相俱出其門下，叔祖王績是大詩人，號東皋子。王勃六歲作文章，“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篇，十歲包綜六經”。（27）王勃不僅精通文學，也是天文學的奇才，史載其“聰警絕眾，於推步曆算尤精，嚐作《大唐千歲曆》”；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王勃曾作一通碑，涉及天文：“燕公（張說）嚐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卒不可悉。”王勃碑頌連素有“燕許大手筆”之稱的唐駢體賦家張說與天文學家高僧一行皆難悉解，其“推步曆算”之精誠非虛譽。（28）而在此用典卻出現天文常識的錯誤，實在不應該，故王序讓曆代學者大惑不解。而清朝《王子安集注》的作者蔣清翊發現，曆代典籍中惟有《越絕書》與王勃相合，《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蔣氏以此為注，後世注家雖嫌其冷僻，卻也惟有奉之為圭臬。可惜蔣氏不知王勃開篇出於《地理誌》，未竟全功，遂未看穿王勃精妙之思！
我以為這正是王勃最巧妙的地方，倘其不是不知天文，則極有可能是有意賣弄其才學罷了。
依班固《漢書》豫章自然屬於鬥的分野，翼軫為楚地，稱豫章星分翼軫，王勃當然錯誤，然王勃偏偏可以舉出《越絕書》為證，你又不能說他錯誤！班固、袁康同為漢人，而兩說互相矛盾，既不可據袁康《越絕》指《漢書》為誤，又何嚐可據班固《漢書》指《越絕》為誤，孰是孰非，誰能定論！
由此推知，當日王勃在滕王閣上開篇就在利用《漢書·地理誌》和《越絕書》的兩種天文地理學說之間的差異這一常人絕少涉及的領域出一極深奧難題，開一極高明玩笑，所言皆半是半非，令人哭笑不得者。而都督絕非等閑之輩，必定是位博學鴻儒，按《中元傳》的說法，當王勃吟出“星分翼軫，地接衡廬”時，都督稱“故事也”，是其立知王序出於一本冷僻的雜史《越絕書》，談吳越相爭的戰國舊事。用典雖然極偏，都督卻也胸中了了，故言：故事也。相當於說：這不過是《越絕書》中的老說法罷了。
而接著王勃吟出“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荊蠻而引甌越。”都督發現此文卻明明以“翦裁融化”之法出於《漢書·地理誌》，而絕非出於《越絕書》，以《越絕·軍氣篇》絕無“荊蠻甌越”內容，然若出於《地理誌》，則“星分翼軫”卻是楚地，而豫章在吳地鬥分野，真是牛頭不對馬嘴，然而若說其錯，王勃卻偏偏有《越絕書》為據，正是勢同騎虎，在兩難之間矣。故都督立知王勃乃一極高明之人，此來分明給在座眾人出一極高明難題，開一極大玩笑者，故都督“沉吟不語”。
更言之，後接“龍光射鬥牛之墟”天文又與《地理誌》不合，偏偏又有《晉書·張華傳》中豫章人雷煥有關的典故“鬥牛之間常有紫氣”相證。亦不能輕言其錯也。班固、袁康（舊稱子貢作）、房玄齡等皆天壤間第一流碩學之士，其說卻各異，誰對誰錯誰敢遽斷！
而若依《唐摭言》版本，都督聞“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後即“沉吟不語”，則有可能都督不甚淵博，故正自窮搜瞑討，尋其出處。然從後麵都督聞“秋水”“長天”即驚為天才，可知其反應極快，故這種可能性不大。應該甫聞即知其出於《越絕》，用典極為冷僻，不知何以如此，然已知王勃必非凡品也。
進而言之，此中“地接衡廬”亦暗藏玄機，如以現代人來看，當然易解成湖南衡山、江西廬山，如一《滕王閣》書中稱：“天朗氣清時登閣隱約可見廬山五老峰，是地接衡廬之證。”不談是否正確，既算如此，亦僅可稱“地接於廬”，“衡”字卻作何解？登閣可否見到衡山？清人蔣清翊注為衡山郡、廬江郡，是得其真也，然尚未明其全義。
考《晉書·地理誌》：“（漢）武帝改衡山曰六安”（29）。那麽，衡山就是六安的舊稱，這分明又是一個“故事”,考《晉書·地理誌》：“漢改九江曰淮南，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廬江、衡山二郡。”（30）則九江改淮南，淮南一分為三，豫章、廬江、衡山也。稱豫章“地接衡廬”完全符合地理沿革。
再細看《地理誌》中順序為：豫章、廬江、六安（衡山），是豫章下接衡廬也，而《越絕書》中順序為：六安（衡山）、廬江、豫章，是豫章上接衡廬也。“地接衡廬”分明是左右逢源，“精切有本原”的雙關說法。
滕序三江五湖之說，曆代注解皆不明其真義，而後人強解之，諸說紛紜。
“三江”一詞最早見於《尚書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和《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國語·越語》也有“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尚書》、《周禮》中的“三江”指《禹貢》九州中的揚州全境範圍內的大江。《尚書孔氏傳》雲：“自彭蠡江分為三。”唐徐堅《初學記》引鄭玄注：“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而顏師古注《漢書·地理誌》時，以為吳縣南為南江（指吳淞江）；毗陵北為北江（指長江正流之下流）；蕪湖為中江（指由陽羨通太湖入海）。唐以後異說更多，而王勃序出《漢書·地理誌》吳地篇“有三江五湖之利”一語，查《漢書·地理誌·第八上》有“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31）是知其正出《禹貢》《職方氏》。而顏師古、鄭玄諸說又異也。
另尚有三國吳·韋昭《國語注》以吳江（或作鬆江）、錢塘江、浦陽江為三江；《吳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剡江為三江；酈道元《水經注》以岷江、鬆江、浙江為三江；郭璞《山海經注》以江、湘、沅三水為三江；（32）唐王勃以後說法更多，不多論。
“五湖”之名，最早見於《周禮》，而《周禮注疏》：“揚州……其浸五湖。”而五湖亦有多種說法。《周禮注疏》、《國語·越語》“戰於五湖”韋昭注、《史記·河渠書》“於吳則通三江五湖”集解，皆以太湖為五湖；而《後漢書·馮衍傳》：“沈孫武於五湖兮”虞翻以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水經注》二九沔水：“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貴湖、上湖、滆湖”；郭璞《江賦》以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為五湖；李善《文選注》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鑒湖為五湖……。（33）
王勃“三江五湖”出《地理誌》，則當以《周禮注疏》解為準，即五湖即太湖也，然按照《周禮》：“揚州其藪曰具區（具區即太湖）……其浸五湖。”可見“具區（太湖）”不是“五湖”，其解又誤也。
《禹貢》成書戰國，其文簡略，加之滄海桑田，水道變遷，三江五湖有多種解釋，虞翻等曆代學者筆墨官司纏夾不清，酈道元《水經注》已不能說得明白。即使到清季集前學大成的胡渭《禹貢錐指》，亦似不能定論。當代曆史地理學巨擘陳橋驛先生在其《酈學劄記》中以為三江五湖在古代實為泛指河流眾多的意思，並無確解。
王勃“包綜六經”，胸羅萬有，此事如何不知，故三江五湖亦分明是有意拿一文化難題在考座上諸公者。若細思三江五湖之說，都督亦須“沉吟不語”。
綜上所說，我以為王勃是有意將各家書籍不合之處湊到一起為文，是有意出一空前難題，卻也是一個極高明的文化玩笑。
七、徐孺陳蕃
若以吾說為非，尚可舉一例，如“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從字麵上看，毫無瑕疵，然查閱《後漢書·陳蕃傳》則見：“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太尉李固表薦，征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望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我閱讀至此，大惑不解，何以熟悉的細節寫的卻不是徐孺子？反成了“周璆下陳蕃之榻”？！
再查《後漢書·徐稚傳》：“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不免之，即竭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稚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後漢書》作者範曄祖父範寧曾為豫章太守，大興文教，是範曄與南昌有淵源者。曄雖係於獄中，給子侄輩的書信於《後漢書》卻頗為自負，以為必傳於萬世。（34）然同一書中，前後二傳中主角雖然不同，情節卻雷同，雖然一為樂安，一為豫章，時地不同，不能說範書有誤，然似乎範蔚宗選材累贅重複，白璧有瑕矣。王序前麵仿佛指摘班固、袁康、房玄齡諸家異同，而此番卻似乎指摘範曄一人之書前後異同了。
八、帝子仙人
滕序中另外尚有數處用典極為巧妙，不容易看出它的出處，如“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我以為卻是出自酈道元的《水經注·贛水注》，資料如下：
又北過南昌縣西。
盱水出南城縣，西北流徑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濁水注之，……濁水又東徑建成縣……縣出然石，《異物誌》曰：石色黃白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元康中，雷孔章入洛，齎石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然石。於是乃知其名。濁水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於贛水。贛水又曆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問尚書令陳蕃：徐稚、袁閎誰為先後？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稚，傑出薄域，故宜為先。……贛水又徑穀鹿洲，即蓼子洲也，舊作大艑處。贛水又北徑南昌縣故城西，於春秋屬楚，即令尹子蕩師於豫章者也。秦以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陳嬰定豫章置南昌縣，以為豫章郡治，此即陳嬰所築也。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劉歆雲：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陳蕃為太守，署徐稚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此即懸榻處也。……太興中，元皇果興大業於南。故郭景純《南郊賦》雲：弊樟擢秀於祖邑是也。以宣王祖為豫章故也。……贛水又徑郡北，為津步，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侯張普爭地，為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故民為立廟焉。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裏曰散原山，疊嶂四周，杳邃有趣……北五六裏有風雨池，言山高瀨激，激著樹木，霏散遠灑若雨。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岡西有鵠嶺，雲王子喬控鵠所經過也。有二崖，號曰大蕭、小蕭，言蕭史所遊萃處也。……郡東南二十餘裏，又有一城，號曰齊王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贛水又北徑南昌左尉廨西，漢成帝時，九江梅福為南昌尉，居此。後福一旦舍妻子，去九江，傳雲得仙。贛水又北徑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阤，有龍形，連亙五裏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昔有人於此沙得故塚刻磚，題雲：西去江七裏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塚垂沒於水，所謂筮短龜長也。……鄱水又西流，注於贛。又有繚水入焉。……繚水又徑海昏縣。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徑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其一水枝分別注，入於循水也。
又北過彭澤縣西。
循水出艾縣西……循水又東北注贛水，其水總納十川，同臻一瀆，俱注於彭蠡也。
北入於江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裏，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於江川。
此處可以見到王勃運用暗典之妙了，“儼驂騑於上路”分明來自洪崖先生、王子喬乘鸞、控鵠經過美麗的散原山，卻脫胎換骨變換成天上的仙車。倘讀者誤到楚辭漢賦中去尋找蹤跡，則大謬矣。“訪風景於崇阿”分明是講散原山（即西山）上的秀麗景色；“仙人舊館”一句指的是梅福故廨，曆史上有人解為郭璞墓在滕王閣側，前人已辟其非。如宋代樂史《太平寰宇記》考證，郭璞死後葬於江蘇鎮江或安徽黃山一帶，墓在南昌是附會之說。
我以為附會郭璞之源可能即出自《水經注·贛水注》中：“故郭景純《南郊賦》雲：弊樟擢秀於祖邑是也……昔有人於此沙得故塚刻磚，題雲：西去江七裏半，筮言其去，卜言其凶，而今此塚垂沒於水，所謂筮短龜長也。”郭璞精於葬術，每有神奇傳說，而《贛水注》中龍沙古塚事亦為陰陽宅事，與郭璞為母擇墓近水而終成平陸事跡相同，或誤源於此。除此外，南昌地方史資料似尚無與郭璞有關的記載。更有一種解釋以為滕王閣最早即叫仙人舊館，甚至將仙人舊館拆除在其原址上再建滕王閣，（35）眾說紛紛。而此處王勃實仍用典，《新注》已識“仙人舊館”為《水經注》中梅福故廨（傳雲得仙）的翻本。（36）而“帝子之長洲”，曆代注家皆以為指滕王李元嬰，唯《新注》以為是隋滕王，其文疑：“滕王永徽四年建閣距王勃詩序僅得高宗朝平庸短暫的二十年，詩中物換星移折射的朝代興替、人世滄桑之感頓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浸透了百年曆史求索千秋生命惶惑的‘幾度秋’之問亦成為玩世不恭的文字遊戲，如指隋滕王、嗣滕王、唐滕王二代三王榮枯寵辱，則‘物換星移’字字有著落”。且以為“上元三年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頗縱驕逸，作威作福未作古。”而王勃則以《鬥雞檄》被逐出英王府，又剛從殺官奴曹達的官司遇赦出來，以為“刀斧餘魂”不應詠出‘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的大不敬語在皇叔頭上動土（37）。得出了“帝子”為詠隋滕王之事的結論，實在是錯誤的，史籍中隋滕王未到豫章，王令策先生文章辟之甚力。此處王勃依然用《水經注》典故，卻指的是仙人王子喬，以其是周靈王太子晉，實在也是一帝子也。且語帶雙關，將滕王元嬰與仙人王子喬並稱，實在是溢美之辭，又不著痕跡，恰是極為高明。而“臨”字即可解為“靠”著今新建的帝子長洲，又可解釋為“登臨”滕王元嬰的帝子長洲二義，俱左右逢源，遣詞妙造毫顛。更廣而言之，屈原《湘妃》中以娥皇、女英為帝子，則《水經注》中蕭史為秦穆公婿，何不可稱帝子？則“帝子長洲”亦可指西山附近王子喬、蕭史諸仙跡而言，並非單指滕王元嬰之閣址。
尾詩中“閣中帝子（滕王元嬰）”今何在？則分明閣外尚有一帝子也，即西山上控鵠仙人王子喬。且周靈王（前571）與唐高宗朝（674）相距千餘年，“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讀來卻也“字字有著落”，且將滕王元嬰與仙人王子喬古今二位帝子的遭際作一浩歎，感懷人世不常，實無絲毫辱沒李元嬰處。（38）清·朱欒《江城舊事》以為王勃敢言譏刺暴王，正其可貴之處，這層意思隻怕也站不住腳。究其錯謬的關鍵，便在不明“帝子”的真正含義。
用典有古典、今典兩種，國學大師陳寅恪即說：“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39），兩個意思，即指古典與今典恰當運用，滕序“帝子”一語實已含古典、今典二義。寅恪說“自古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後者乃釋古典，即舊籍之出處。”（40）寅恪嚐論庾信《哀江南賦》用典：“蘭成作賦，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雖不同物，若於異中求同，同中見異，融會異同，混合古今，別造一同異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覺，斯實文章之絕詣，而作者之能事也。”（41）此古典、今典實即《四六金箴》之古事、今意，言殊而意同也。當日王勃滕閣作序，絕不可能純用唐初白話而不用典，帝子一語，古典即指王子喬，然亦可代指滕王元嬰，此今典之用也。注家單指帝子為滕王元嬰，是不悟“古典”之意也。
九、“腹稿”疑雲
王勃作序究竟有沒有作事先準備？這是一個千古之謎，曆史上雖不乏人懷疑像王勃那樣驚人的天才不太可能，卻也無絲毫根據可以查出王勃已“宿構”文章。故此留下了一個近乎神話的故事，真正的答案可能隻有起王勃於地下了。
然據筆者推測，王勃到滕王閣作序之前，實在已打好了部分腹稿，從對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來。
史書中載，王勃構思極快，如《棋天洞覽》：“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尤詫之，向人曰：吾才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42）如此看來，當日滕王閣上，王勃文思泉湧、提筆立就是有其可能性的。而“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集，人謂之心織筆耕”。然王勃作文卻有一個很有趣的行為習慣：“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被覆麵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稿”（《新唐書》）。考當日滕王閣上王勃行跡，除了“電腦”“天才”以外，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王勃已打好“腹稿”矣。
十、江潯采蓮
考察王勃行蹤，於殺官奴曹達後鹹享五年（674）八月遇赦，於上元二年（675年）乙亥赴交阯省親，探望受牽連被貶謫的父親王福畤。於“上元二載高秋八月”抵達淮南楚州友人家中，盤桓多日，為友人寫了一篇《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八月下旬，王勃複啟程溯長江西上。（43）
再按《舊唐書·王勃傳》“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采蓮賦》以見其意，其辭甚美。”而《新唐書·王勃傳》稱：“勃往省……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則可知滕閣作序前有《采蓮賦》之作。其具體時間：民國劉汝霖《王子安年譜》考其上元二年乙亥八月二十九日至潯陽，致書族翁承烈。清季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續編》有承烈複書，中雲：“適知旅泊江潯，人遐路近，聊因翰墨，粗飛數行，乙亥年仲秋月廿九日，寓言使至。”（44）由承烈書可反證其時王勃正在長江、鄱湖水域之上，《采蓮賦》應即作於此時。
王勃九月九日作《滕王閣序》，十一月到達廣州，作《鞶鑑圖銘序》，其文稱“上元二年，歲大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將之交阯，旅次南海。”同時又寫了《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一個月以後，他便在由廣州到交阯的途中，渡海溺水受驚而卒。（45）
再觀《采蓮賦並序》中有“頃乘暇景，曆觀眾製，伏玩累日，有不滿焉。遂作賦曰：非登高可以賦者，惟采蓮而已矣。”（46）則此作大致十日後的九月九日，即有《滕王閣序》之作也。《采蓮賦》是離《滕王閣序》最近的作品，而細觀序中“曆觀眾製，伏玩累日，有不滿焉。”則分明王勃作《采蓮賦》是花了數天看了很多書的，並且有不滿意的地方，所以作了“其辭甚美”的《采蓮賦》。這種創作態度對緊接而來的《滕王閣序》的創作是否有相同的影響呢？
倘若用“曆觀眾製，伏玩累日，有不滿焉”來衡量《滕王閣序》，王勃都看了些什麽書？到底對什麽不滿？
由前述對王勃用典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用字是如此的“精切”，倘非具有計算機般超人的記憶力，王勃在旅途中便有可能是看了這些書的：如《越絕書》、《漢書·地理誌》、《水經注·贛水注》、《後漢書·徐稚傳》、《晉書·張華傳》。再參照蔣清翊《王子安集注》，《采蓮賦》用典便有許多出於《地理誌》、《水經注》。
如《采蓮賦》中：堤防穀口，沈桂北之丹湡、南鄢義妻、東吳信婦、南討九真百越、北戍雞田雁城、雖跡兆於水鄉、南究巴沱越沂，蔣清翊皆注引《漢書·地理誌》；而複瀟湘兮綠水、動浦水兮驪龍文、詠綠竹於風曉、異睢苑之歡娛、汎磻溪之小塘，注引《水經注》（41）。而王序明言“曆觀眾製”，則《地理誌》、《水經注》當為王勃所閱眾多典籍之一，此為明證。
倘王勃閱《水經注》，則《水經注》中與“贛水”相鄰的江浙“漸江水”酈道元多引《吳越春秋》、《越絕書》，《吳越春秋》祖於《越絕》，則《越絕書》又當為王勃所閱矣。
而上述這些書到底代表什麽？有什麽規律？吾凝思數日，忽然悟出這正好是一幅古代的導遊圖！舉凡一地區的山川、交通、城邑、典故、人物、特產都惟有從以上這些史籍中了解，舍此似別無他途。從《越絕書》、《漢書·地理誌》、《水經注·贛水注》中可以知道，王勃了解的天文地理偏重於東南半壁江山，涉及的區域包括長江沿岸的江浙、安徽、福建、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卻正好和王勃此行交阯省父的路途一致！江淮的《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道出江中的《采蓮賦》、及南昌的《滕王閣序》，廣州的《鞶鑑圖銘序》路線正貫穿其中。可以揣測，王勃一路沿江而下，途中必攜詩書以消永日，“曆觀眾製，伏玩累日”，沿途不斷翻閱書籍了解各地的天文地理、人文典故，真可謂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活脫一逍遙才子形象。
在今天看來，每到一地旅遊自可找地圖、旅遊介紹之類書籍以了解一地之勝，而在出版、圖籍並不發達的唐初，介紹曆史、地理的《水經注》、《越絕書》、《地理誌》當是讀書士子的首選。王勃萬裏省親，遠跡天南，必然於地理多所用心，上述地理書籍為其用力處是極為自然的。
十一、觀製指瑕
曆史上王序中的“星分翼軫”以天文分野製度述豫章地理，此說出《越絕書》孤證，論者以為其太過冷僻，出人意料之外，王勃此舉刻意營求，似有失自然。然而假設王勃一路看書而來，則在江淮必玩味《吳越春秋》和《越絕書》、《水經注》等以了解東南半壁的曆史地理，實在是在情理之中，自然之極。楚州之作中“荊門洎自吳越”（48）一語證明王勃是注意到吳越故實的。《越絕書》中“星分翼軫”的出現決不會突兀。而倘王勃“道出江中”、“旅泊江潯”則可能翻閱《漢書·地理誌》了解周邊情況，卻發現豫章星分《越絕》、《漢誌》居然不同，這就是王勃“有不滿焉”的真正原因！故出語“星分翼軫”以嘲之；倘再細觀，其中州郡名稱大致相同，而兩書排列卻各異，《越絕書》豫章上接衡廬，《漢誌》豫章下接衡廬，二書不知誰掩襲誰，似又可“有不滿焉”，故出語“地接衡廬”。更重要的是《越絕書》在《隋書》中題為子貢作，或又為伍子胥作，為戰國古書，而諸考據家以為雜揉漢人之文，乃定為偽作。如郡縣製雖發端於戰國，然分天下為郡國卻始自秦，此條於戰國書中出現秦漢州郡，正是其破綻之處，王勃既精天文地理，這條卻如何瞞得過，必將又“有不滿焉”。
若在吳地中欲明了三江五湖，則查閱《漢書·地理誌》知三江五湖之說，本出《禹貢》，而其文簡略，加之陵穀變遷，爭議已是極多。鄭玄、顏師古同出一書，而三江之說卻各異，五湖竟然正相矛盾，實在是一個文化疑案。此又一“有不滿焉”！“淹貫群書”“包綜六經”的王勃如何不知，故出語“襟三江而帶五湖”以考考座上諸公，看他們是否明了個中奧秘。若諸人細思三江五湖之義，必然茫然無解，唯有“沉吟不語”矣。
後更以“翦裁融化”之法引出“控荊蠻而引甌越。”實已綜《漢書·地理誌》、《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二者而為之，亦非庸語。
倘若前站將到南昌，則王勃必看《水經注·贛水注》中南昌縣部分，以了解當地風土人物。而見到雷孔章、張公然石一節，必檢閱《晉書·張華傳》。
初，吳之未滅也，鬥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仆察之久矣，惟鬥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鬥牛間氣不複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係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幹將也，莫邪何複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急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
而《晉書》此段史料，卻來自劉宋豫章大儒雷次宗的《豫章記》：
吳未亡，恒有紫氣見牛鬥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牛鬥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鬥牛之氣不複見……。（49）
由此合參，《水經注》、《豫章記》中雷孔章，即《晉書》之雷煥；《水經注》之張公，即《晉書》《豫章記》之張華也。精通天文曆算的王勃自然會發現稱豫章豐城為牛鬥之間與《漢書·地理誌》不合。以《地理誌》“牛”當在粵地，與豫章豐城相距甚遠，雷煥號稱“妙達緯象”，雷次宗為劉宋大儒，張華號稱博物，所言卻不合《漢書·地理誌》；《晉書》號為官修禦纂，而令狐德棻、房玄齡等大儒亦不辨，此又一“有不滿焉”。故有“物華天寶，龍光射鬥牛之墟。”再閱《水經注》到徐孺子墓一節，翻看《後漢書·徐稚傳》，則知“徐孺下陳蕃之榻”。再由《水經注·贛水注》往下閱“陳蕃為太守，”參看《後漢書·陳蕃傳》則竟是“周璆下陳蕃之榻”！二文人物雖異而情節雷同，範曄史材抉擇不精，王勃又一“有不滿焉”，故出語“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又若熟悉典籍者，當知班固《漢書》多史遷舊文，如《漢書·地理誌》即由《史記·貨殖列傳》改竄而來。楚、吳、越三地亦出《貨殖列傳》：
《史記·貨殖列傳》：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榆會也。與閩中、幹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願。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勳）（徇）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細審班、馬異同，則王序又有一解。依《史記》“豫章……是南楚也，”按《漢書》楚地，當可稱豫章“星分翼軫”，然翼軫二字，卻分明顯示語出《漢書》而非《史記》。“星分翼軫”下筆在史漢之間，《史記》中豫章上接衡山，《漢書》中豫章下接廬江，“地接衡廬”是綜二書而言。
若依《唐摭言》所說，都督聞“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即“沉吟不語”，是都督甫聞即知王勃立意在史漢不相合處，已知王勃卓然高手；若依《中元傳》，都督聞“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是知王勃以豫章南楚為據，文章立意在乎《史記》，故稱“故事也”。而王勃繼出“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荊蠻而引甌越”，《漢誌》隱含“甌越”，而《史記》僅述“幹越”、“楊越”，則全文立意竟在於《漢書》，星分即有異矣，故都督“沉吟不語”
又《史記·貨殖列傳》豫章上文有“陳在楚夏之交”，豫章下文有“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故至今謂之夏人”。而《漢書·地理誌》豫章吳地篇下為粵地，諸史皆作西南夷。故“台隍枕夷夏之交”是合《史記》、《漢書》二者而言之，仿“陳在楚夏之交”指豫章當夷、夏二文間。分析至此，不難發現，王勃不滿的地方正是諸書中異同之處。且其順序竟與王勃《滕王閣序》開篇驚人的吻合，這又是個王勃讀上述書籍，且構思於此的明證。
史稱顏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群書，尤精訓詁，善屬文。”《漢書注》為太子承乾委托所著，《舊唐書》稱“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太宗令編之秘閣。”而王勃九歲便能指摘顏師古《漢書注》的錯誤，其關鍵的原因，並不在於王勃有什麽特別的稟賦、驚人的天才，而在於看書特別老實仔細，不肯輕易放過，又“淹貫群書”，（50）多見異同，故每有所發現。既然王勃九歲就精於此道，二十八歲的他當然更是功力精純得心應手，《越絕書》、《史記》、《漢書》、《水經注》之間的矛盾如何能逃過他的法眼！
上借《采蓮賦並序》以為說，竟有所得，且與王序多處暗合，則其較為可信矣。由此可知《采蓮賦》的創作態度確實對十天後的《滕王閣序》構思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其立意應屬一致。即以《越絕書》、《漢書·地理誌》、《水經注·贛水注》諸書為綱，遍考諸書異同，然後下筆為文，幻化為奪天地造化之機，鬼神莫測的千古名篇《滕王閣序》。
我斷定王勃必看《地理誌》、《水經注》，再參閱眾籍，是因為滕序中還有許多線索存在於此篇目中。如“東南之美”出《文選》潘正叔“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四言詩：“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鮮儔。”此乃用吳典，《漢誌》豫章之所屬。而賓主者，《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誌》中有吳闔廬與伍子胥、孫武；吳王濞與枚乘、鄒陽、嚴夫子；淮南王安招致賓客，而吳有嚴助、朱買臣，亦用吳典；《水經注》中陳蕃賓客徐孺子。此皆“翦裁融化”之古事，更有“與此相似”之今事，即滕王閣上都督及勝友高朋，綜上不難化出“賓主盡東南之美”。其用典皆與吳、豫章有關，可稱“精切有本原”。則此句竟合《史記》、《漢書》、《水經注》、《文選》四書而言之。
滕序中“睢園綠竹”用枚乘典，乘本與豫章無涉，此處卻出於《地理誌·吳地》之中；又“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王勃“懷帝閽而不見”仿佛立意於此。
滕序中“極娛遊於暇日”，娛遊二字出《漢書·地理誌》：“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而《史記·貨殖列傳》：“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娛遊’有‘喜遊’之異；再查《漢書·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同一招致，竟一為“娛遊”文士，一為“天下亡命者”，令人啼笑皆非，王勃又將“有不滿焉”，故出語“極娛遊於暇日”。
《水經注》中：“贛水又經穀鹿洲，舊作大艑處。”唐虞世南《北堂書鈔》：“豫章城西南有舟句舟鹿洲，吳呂蒙襲關羽造舟句舟鹿艦於此。”（51）則穀鹿即舟句舟鹿也。《廣雅》：舟句舟鹿，船也。（52）王勃用典，乘鸞控鵠尚脫胎為“驂馬非”，則“舸艦津”去“穀鹿洲”當不遠，疑王勃用典於此。而蔣清翊“舸艦迷津”下注雲：方言九，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53）“青雀黃龍之軸”下注：“郭璞注：舟皆以龍鳥為形製，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製。”（54）上文中“舸”“艦”“青雀”“龍”俱出矣，而南楚為《史記》豫章之所屬，吳為《漢書》豫章之所屬，用典於此，不可謂不“精切有本源”。故以“翦裁融化”之法出為“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而其引子，卻在《贛水注》穀鹿洲舊作大艑之“故事”。
又倘王勃搜羅之博竟至於虞世南《北堂書鈔》，則查《吳誌》可知呂蒙時在潯陽，虞世南誤也，此又一“有不滿焉”。然疑王勃未必精博如斯搜及近人，茲存疑待考。
《水經注》“贛水又北徑南昌縣故城西。”此為“南昌故郡”之張本，時南昌已移縣到盱水、贛水、濁水之交的今豐城境內，而洪州為豐城新南昌縣故地，為新南昌過去的郡治所在（見拙文《南昌城遷考》），故稱“南昌故郡”。
倘閱：“於春秋屬楚，即令尹子蕩師豫章者，秦以為廬江南部。”則豫章既屬楚，按《漢書·地理誌》當然“星分翼軫”，而此卻為春秋史實，故都督稱“故事也”；而令尹子蕩師豫章者，民國楊守敬考《左傳·昭六年》：“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55）然此春秋時的“豫章”為淮南江北之地，非漢高祖時豫章郡，酈道元誤也，此又一“有不滿焉”，然似王勃並未於此為文。
《水經注》：“秦以為廬江南部”，是豫章“地接衡廬”又一明證。而楊守敬此下考：
“自裴馬因以下釋秦郡者不及廬江郡，似此廬江為九江之誤。而《元和誌》江州下：秦屬廬江郡；《寰宇記》廬州下；秦置三十六郡，此為廬江九江二郡地；江州下：秦並天下，以此地屬廬江郡，則秦嚐置廬江郡與《注》文合。而《元和誌》又雲：洪州、饒州、吉州、袁州、撫州皆秦九江郡地。又似江南不得有秦廬江郡地。考《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徒為衡山王，王江北。是秦時立廬江郡，其地跨江南、北，亦情事所有，故《寰宇記》直以充三十六郡之數，惟史文不詳耳。酈氏以南昌為秦廬江南部，必有所聞。”（56）
據上文，則此廬江為秦廬江郡而非漢廬江郡，是又為一“故事也”。然細查典籍，竟秦時應有此郡而史文竟無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推行郡縣製，分全境為三十六郡。郡名不見《史記》本文，裴駰《集解》做“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穎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琊、齊郡、上穀、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巨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清以來學者多認為裴說不足盡信，但各家說法不一，一說認為內史不應在郡數內，補以郯郡；一說認為除內史外九原、鄣郡亦不應在內，或補以東海（即郯郡）、廣陽、楚郡；或補以閩中、陶郡、河間；或補以閩中、廣陽、陳郡（即楚郡）。又諸家都認為三十六郡是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全國時的郡數，其後續有增析，至秦末共有四十餘郡。如王國維《秦郡考》以為，秦以水德王，其製尚六，始皇二十六年並天下為三十六郡，而其後曆年增析所得當為四十二郡或四十八郡，然王國維據《史記》《漢書》勾稽所得四十餘秦郡中卻絕無廬江郡。錢穆《秦漢史》、王蘧常《秦史》等博學碩儒論秦郡亦無廬江郡，《秦集史·郡縣誌》又雲：王國維之“考證，猶不免細中有粗。譚其驤複糾合眾說，於王氏四十八郡之中，棄去陶郡、博陽、膠西、城陽四郡，外加常山、衡山二郡，並以河內易河間，定為四十六郡。而以鄣郡、東陽郡及廬江郡置於多聞闕疑之列。意所謂後來居上，精益求精者矣。”（57）由上所述，秦廬江郡不見《史記》正文，裴駰《史記集解》中亦無廬江郡，既使是酈學考據、辭章、地理三大學派中地理學派的代表人物楊守敬，亦無可奈何地哀歎“酈氏必有所聞。”《水經注·贛水注》中秦廬江郡到底存不存在，其實是難以確定，即使是今天秦廬江郡也一直是地理學中懸而未決的難題，筆者於二零零二年八月於天津師範大學向譚其驤先生的高足、複旦大學博士生導師、著名學者周振鶴先生請教秦廬江郡的國內最新研究動態，據雲迄今尚未得到解決。若細思酈元此條豫章地接廬江出處，除非發現新的簡牘之類材料，否則恐怕萬世以後亦必“沉吟不語”。
閱《水經注》到散原山一段，便可引出“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鄰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前已證，不論。
又若王勃見《水經注》中梅福，倘再查《漢書·梅福傳》又會得到怎麽樣的結果呢？不難發現《漢書·梅福傳》比《水經注》“後福一旦舍妻子，去九江，傳雲得仙。”後多了一句“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雲。”此為二書不同處，王勃必又“有不滿焉”，按其習慣又將於此下手！此句重點便在吳（市）會（稽）二字，則通篇序中惟“指（目）吳會於雲間”與此相近。而“雲間”為何義，窮思累日，見《漢書》篇目順序《朱雲、梅福、雲敞傳》方悟其全在目錄上下手，乃指“吳會”二字於《朱雲傳》、《雲敞傳》二傳之間也。
若持此謬見則“望長安於日下”一句，“日”字必定不是“太陽”之義，應另有其他。窮思之，若作史書篇目解則惟有《史記》中為術士、相者作的《日者列傳》方有一“日”字，乃於《日者列傳》下，得“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數見“長安”二字。則亦在篇目上下手，乃見“長安”於《日者列傳》之下也。
司馬季主與南昌無涉，而查《郡守表》中姓司馬者惟司馬懿曾祖司馬量曾官豫章太守。再考《晉書·宣帝紀》及《漢書·太史公傳》，知司馬遷、司馬懿遠祖同宗，卻與楚國羋姓司馬季主無關。王勃此言不知何義，或者如前麵“控荊蠻而引甌越”一樣僅用來陪對也未可知。指王勃此二句全在篇目上玩文字遊戲，渾如天方夜談，匪夷所思，無人願意相信。然倘若以“精切有本原”來衡量此文，若僅憑字麵意義，則在滕王閣上無論如何也“望”不到長安，“指”不到吳會，然作篇目解釋卻正是輕而易舉之事。王序通篇，語帶雙關者不少，此條似亦應屬此類。而曾見一傳本，下句為“目吳會於雲間”，道理亦與此同，惟作史書篇目解才能真正“看”到、“指”到“吳會於雲間”，文章才能解得通。
滕序中“潦水盡而寒潭清”，諸本皆釋“潦”為積水，音同“老”，甚為古怪。而除此“潭”外，滕王閣詩中又有“閑雲潭影日悠悠”，然我疑滕王閣水渚附近並未有潭，今滕閣下人工鑿一潭，是附會詩意。而贛水“總納十川”，中有一潦水，《水經注·贛水注》：“濁水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於贛水……又有繚水入焉……其水東北徑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是潦水入而贛水盡也。酈道元對《水經·南昌縣》作注，最後一水為潦水，贛水的最後一水循水卻是《水經·彭澤縣》部分，已出南昌縣外，故潦水是南昌縣部分贛水的盡頭，“潦水盡”是指《水經·南昌縣》部分贛水特點而言之，胡渭《禹貢錐指》即有“潦水入而贛水盡”的說法，其見與王勃冥合；又“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裏，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於江川。”“寒潭清”即出於“清潭遠漲”一語，則是指整體贛水而言。“潦水盡而寒潭清”是總括南昌縣部分贛水特點而言之。
豫章郡內水道《水經注·贛水注》中收集諸說，其主要不同者，《漢書·地理誌》中豫章郡下九水：湖漢水（今貢江）、豫章水（今章江）、鄱陽水、餘水、修水，盱水、蜀水（今錦江）、南水（今袁江）、盧水。同此說者有劉歆稱湖漢等九水入彭蠡，王莽改豫章郡曰九江郡。而雷次宗言“十川均流”，酈道元稱“總納十川”，是二者正差一水，似又可“有不滿焉”。《水經注》之十川為贛、廬、牽、淦、盱、濁、餘、鄱、潦、循。（58）王先謙考：“蓋十川者，合湖漢水之經流而為十也。湖漢水源流最長，次之則修水。今校之《水經》鄱水下多潦水，則除湖漢水得十川。”（59）由此看，潦水是九水、十川之爭的一個重要異同點，王勃“潦水盡而寒潭清”偏於潦水下筆似乎是暗含深意的。
倘如此則“煙光凝而暮山紫”亦必藏玄機，遍考眾籍，唯《豫章圖經》一文最像：“南昌山者，昔吳王濞鑄錢之山，時有夜光，遙望如火，以為銅之精光。”（60）暮者，夜也；紫者，銅之精光。而《豫章圖經》或不為王勃所見，王勃能見者，隋開皇九年以前《豫章記》佚文：“西山周回三百裏，此山時有夜光，遠望如火，《輿地誌》曰：此為銅之精光也。”（61）而其淵源，則為《漢書·吳王濞傳》中：“吳有豫章郡銅山。”
滕序中第二段“潦水盡而寒潭清”，王勃言自贛水而來，且已到南昌縣。“煙光凝而暮山紫”言見西山也。“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隱然描摹西山之景。“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言到達西山對岸的郡城梅福故廨也（今典喻滕王閣）。雖用典出於《贛水注》，然皆巧妙無痕，故瞞盡世人眼目，千年不為人知也。
滕序“仙人舊館”一語，古典指“梅福故廨”，今典指“滕王閣”。而《滕王閣序》的另一個流傳異本作“得天人之舊館”。若以校勘學的規律來判斷，“天人舊館”即應該是錯誤的。梁啟超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二）裏，總結校勘之法有四種，其中第二種校勘法是找出文章所出之處以判斷正誤，由此看，《滕王閣序》中“仙人舊館”出於《水經注·贛水注》中梅福故廨傳雲得仙之事，“仙人舊館”一句極為允當，而“天人舊館”則與《水經注·贛水注》文章不合，顯為傳抄訛誤所致！
由《滕王閣序》知《采蓮賦並序》中“曆觀眾製，伏玩累日，有不滿焉”竟是暗含玄機，則《采蓮賦並序》極有可能和《滕王閣序》是同樣的文字，極有可能是以《水經注·廬江水》中文字為綱，大搜史籍中江潯人物，互相對勘，發現有不一致處，王勃即“有不滿焉”，偏從此下手寫文章。王勃《采蓮賦》雖表麵“其辭甚美”，或許其深層內容卻暗含玄機，用意深刻，也未可知。
筆者以為倘從九江地方史入手，研究《采蓮賦》，當必有所獲，且對《滕王閣序》的深層解秘必有幫助。且觀“響窮彭蠡之濱”“氣淩彭澤之樽”句，九江地區曆史人物在滕序中留下影響，是創作《采蓮賦》時，“曆觀眾製，伏玩累日”以至於印象太深，以至在不遠的十日後《滕王閣序》的創作中，不免留下一點痕跡。這也是《采蓮賦》與《滕王閣序》有淵源的一條證據。
十二、宿構文章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勃在未到滕王閣之前極有可能已經“頃乘暇景，曆觀眾製，伏玩累日”作了充分準備了。滕序中“龍光射鬥牛之墟”是從《地理誌》轉入《水經注·贛水注》的銜接語。而從《水經注》中雷孔章、張公一節可以看出僅看《水經注》，不查閱《晉書·張華傳》或雷次宗《豫章記》，“龍光射鬥牛之墟”一句便如何也翻不出來；“指吳會於雲間”亦須對勘《水經注》和《漢書·梅福傳》，此番功夫王勃已做，而滕王閣上不可能當眾查書，則必在到達滕王閣前的水路上完成。此為其已事先準備的明證。再從其滕王閣上“援筆成篇不易一字”結合《新唐書》中歐陽修披露的王勃一貫屬文作風來看，王勃在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九月九日的十天前後，極有可能已打好了“腹稿”，至少一部分文章已“宿構”矣。當然，滕王閣上具體情節，王勃不可能夢見，無宿構的可能，則是王勃以驚人的天才當堂構思而成。
王勃明知道都督之婿“宿構”文章，眾人皆婉拒之時，而王勃獨冒昧受之，並非王勃不通人情世故、不識趣，實在是已有恃而來，且欲給座上賓客出一大難題，開一高級玩笑而已。其出語完全似是而非，都是一些互相矛盾文化難題，或是拐了許多彎的南昌人文典故，以此顯示其驚人才學。
王勃以一路過南昌的外地人，對南昌的人文典故卻極為熟悉，甚至遠遠超過南昌本地人，用的資料或是與南昌有關的人物，如梅福、王子喬、王僧辯、孟嘉、褚裒、雷煥；或者出於介紹南昌的文字，如《地理誌》、《贛水注》、《豫章記》，自然極為“精切”。令人無可指摘，卻變化得極為巧妙，又常常語帶雙關，更兼遣辭造句爐火純青，閱者服其華麗（如清·李扶九《古文篇法百篇》中將《滕王閣序》與《阿房宮賦》列入華麗條下），卻不能盡識其奧妙，即本地人亦難以識之。這不是天才又是什麽？
再進而分析，當日都督必非凡品，亦是一胸次極高的博學鴻儒，對王勃文章食髓知味，且反應極快，終於歎服王勃的驚人才華，遂至前倨後恭，賓主盡歡矣！
十三、滕序清源
綜上所述，筆者總結如下：
其一，王勃作序未做事先準備的馬當神風神話不成立，實則已作了相應準備。其構思又大致可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是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前後為作《采蓮賦》所閱書籍，雖不可能是專為《滕王閣序》作準備，而實際上卻影響到《滕王閣序》的創作，並從序文中表現出來。如前述諸證以外，尚能找到相應痕跡。如《采蓮賦》中“視雲霞之沃蕩”，蔣清翊注以為出自《文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而滕序中“層台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62）《湛淵詩話》以為亦出《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文曰：“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王勃即自稱“曆觀眾製，伏玩累日。”則《頭陀寺碑文》亦應為其江潯把玩諸書之一，故《采蓮賦》中用之，又在十天後的《滕王閣序》中化而出之，這是《采蓮賦》構思波及《滕王閣序》的明證；又《采蓮賦》中有“異睢園之歡娛”，而《滕王閣序》中有“睢園綠竹”，二者文思用典如出一轍，這同樣是《采蓮賦》構思活動影響到十日後《滕王閣序》創作的明證。第二，是江州作《采蓮賦》後到南昌之間水路上所閱有關豫章地理山川人物典故之書而所作的構思。如前所證，《滕王閣序》開篇，以及“帝子”“仙人”等語，皆為水路上細閱《越絕書》、《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誌》、《水經注·贛水注》、《晉書·張華傳》或《豫章記》所得。第三，與滕王閣密切相關，無從預先準備的文章，則為王勃以驚人的天才當堂構思而成。如：“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在潯陽、在贛水上便吟不出來，非要到滕王閣上詩酒之會時方才吟得出。《滕王閣序》後段結束部分“臨別贈言”以及滕王閣詩都屬此類。除此以外，《滕王閣序》尚有大部分文章，筆者不能盡識其奧秘，然以構思時間論，則顯然不出於以上三大類，時間跨度或許在上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九日的十來天之間，《滕王閣序》同樣是事先有所準備的文章，並非完全是即興的天才之作。
其二，世傳《唐摭言》、《中元傳》、《唐才子傳》、《三言兩拍》中對王勃作序具體行文細節的敘述，實皆有所指，暗含深意，而當前學術界皆未明了其真實含義。文學瑰寶，誤解千年矣。
王勃“不辭讓”冒大不諱作文的動機，實為開一大玩笑，出一難題，以顯示自己才華。其用典與南昌有關，或人物，或典籍，皆“精切有本源”，然而卻用心極為巧妙，其文以《漢書·地理誌》《水經注·贛水注》等文字為綱，遍搜典籍中有關豫章的文史資料，以翦裁融化的藝術手法寫成《滕王閣序》，其文多於諸書牴牾處下筆，譏嘲古今名儒巨子的疏失，更令一千三百多年來，數以億計的世人不能知其奧秘，古往今來多少豪俊盡墮其彀中，文章巧妙如斯，古往今來恐怕罕有其匹，序文中還有多少世人尚未勘破的玄機，筆者不敢揣度。
其三，王勃此作，實在也是時代風氣使然。聞一多先生《唐詩雜論》中“類書與詩”於此最具卓識，正可用來解釋王勃文風的深層曆史背景。其文稱：“……唐代開國後五十年，從高祖受禪（618）起，到高宗武後交割政權（660）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製的把“江左餘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傑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後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麵目。所以我們要談的這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
“尋常我們提起六朝，隻記得它的文學，不知道那時期對於學術的興趣更加濃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這一點。這時期如果在文學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為它在文學本身上有多少價值，而是因為它對於文學的研究特別熱心。一方麵把文學當作學術來研究，同時又用一種偏向於文學的觀點來研究其餘的學術。給前一方麵舉個例，便是曹憲李善等的“選學”，後一方麵的例，最好舉史學。許是因為他們有種特殊的文學觀念，（即《文選》所代表的文學觀念）。唐初的人們對於《漢書》的愛好，遠在愛好《史記》之上，在研究《漢書》時，他們的對象不僅是曆史，而且是記載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來講，他是注過《文選》的，也撰過一部《漢書辨惑》，《文選》與《漢書》，在李善眼裏，恐怕真是同樣性質，具有同樣功用的物件，都是給文學家供驅使的材料。他這態度可以代表那整個時代。……”
“當時的著述物中，還有一個可以稱為第三種性質的東西，那便是類書。它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兼有二者的混合體。這種畸形的產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了……。”（63）
聞一多此說，用來評價王勃的《滕王閣序》是如何的精當啊！滕序不正是那種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嗎？《滕王閣序》既不全是文學，又不全是學術，而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一種東西，或是說正是兼有二者的混合體！
從對滕序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勃用力精勤正在於《漢書》、《文選》，更旁及眾典。其文彩華瞻自不待言，倘論其學術功力，則天文曆算、地理沿革之精何遜於一個曆史地理學家？！其斟酌諸書異同，考校得失，何讓於一個校讎家；其於《水經注·贛水注》用功之深，眼光之奇，絲毫不遜於一個清季酈學大師！而這一切卻發生在清朝樸學興起以前一千餘年的唐初一個三十未到的年輕人身上，真是令人不可思議，歎為觀止。後人如宋朝倪思雖也有《班馬異同》，著意於研究《史記》《漢書》的差異，然行文用意卻明白曉暢，與王勃隱晦手法卻是大異其趣了。然倘若文章如此作法，雖然鬼斧神工，盜造化之機，卻也太過艱澀難學，常人能提筆已屬不易，倘要佳妙則勢如登天。故聞一多以為“這種專在詞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風，需要學力比需用性靈的機會多”。（64）這實際上已是文學的末路了，其中已隱含著文學革新的內在動力，故韓柳一變而為古文，選學逐漸退出曆史的舞台。時至今日，選學最為近人所痛詆，錢玄同更是呼之“選學妖孽”大加撻伐。在白話文盛行的今天，再要出現這樣的高度技巧的不朽作品似乎已不大可能了。倘要瞻仰選學大師的神奇之作，《滕王閣序》或許正是一個絕佳的代表。
近現代其他一些學者的研究亦能說明這一問題，梁蕭統《文選序》中標舉“事出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選文標準，朱自清在《經典常談》“文第十三”中釋為：“事”是“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蕭統）才選在他的書裏。《文選》成書後，訓注家先後繼起，顯慶中（656——661），李善為之作注，對《文選》作文字、典故的解釋，是對《文選》進行學術研究，我以為這應即“文學的學術”。
而《漢書》較《史記》贍博醇正，無史遷謗書不平之氣，更利於維護封建正統，自更易得到統治階級的提倡。王充《論衡》以為“文義浹備，紀事詳瞻，觀者以為勝於《史記》”。朱自清也以為由於漢辭賦影響，《漢書》文章弘麗精整，多用排偶，直到唐代，一般文士也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故形成唐初專門研究《漢書》、《文選》的風氣。
大家熟悉的李密微時以《漢書·王莽傳》掛牛角而讀的故事，似可窺見唐初時崇尚《漢書》風氣的一斑。
清汪之昌《青學齋文集》卷十九《唐人漢書文選之學考》以為，唐初以詩賦取仕，故士人多用功《漢書》《文選》，與聞一多、朱自清所見亦複相同。
仔細想來，曹憲、李善倡導選學，對當時文風會有何影響？平庸者當然大多仿用《文選》語，高明者不免直師《文選》諸賢心法，化用典籍出之為文。一樣可以做到典故用得精、譬喻用得好，即“義歸乎翰藻”也，此即為“學術的文學”。《滕王閣序》應該就是這種《漢書》、《文選》之學而以駢文形式表現出來的作品。王勃不過讀書極廣，典故用得極精切巧妙，為此中翹楚而已。
《滕王閣序》中能見到《水經注》的痕跡亦是極有意思的事，據浙江大學酈學專家陳橋驛先生研究，《水經注》在唐初尚為宮庭秘書，僅在官修書籍中引及，民間流傳不廣，從許多象陸龜蒙這樣的大詩人、大學者的私家詩文中可以看出他們有很多也未讀過《水經注》，《水經注》的研究至明清之季始大昌於世。柴德賡《史籍舉要·水道》亦以為：《水經注》至唐朝尚未被世人所重視，顏師古注《漢書》、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都甚少引用，至杜佑《通典》亦然，惟李善注《文選》引用之。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亦略引之，惟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用較多，至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乃大引特引矣。
王勃當初唐時即用力於《水經注》，似標新領異大異時風，實因其用力於《文選》，故不免受李善《文選》注的影響，於《水經注》用力甚勤，此正可窺見《滕王閣序》與《文選》注的關係，可以窺見王勃的選學背景！
《滕王閣序》的寫法亦能看出漢賦的流風，朱自清以為東漢班固作《兩都賦》，張衡仿他作《二京賦》，晉左思又仿作《三都賦》，這種賦鋪敘曆史地理，近於後世的類書。《滕王閣序》開篇著筆於楚、吳、越三地，實以豫章古屬吳，繼屬越，後屬楚。故總敘三地地理，而第二段則專敘具體的南昌縣地理，從其描寫手法來看，也與漢賦的描寫方法是一脈相承，淵源有自的。
十四、隱顯之跡
王勃《滕王閣序》的精微巧妙，唐朝似乎是廣為人知的，從其故事傳說中可以知道。後來隨著年代久遠，其真義則漸漸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中。細閱相關資料，其變化當在唐宋之交，唐時人尚隱然知其妙處，而宋以後人則不知所雲矣！
詳言之，據白珽《湛淵靜語》載，杜少陵作詩，大多數都用《昭明文選》一書中的語言，是由於唐代“文選學”興起，一時文人大都崇尚，蔚為風氣。詩聖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詩裏教導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65）則杜甫亦此道中人。而《戲為六絕句》中讚王勃“不廢江河萬古流”，則為知王文精微者；辛際周《滕閣脞譚》引《青箱雜記》：高宗雖以鬥雞檄斥勃，然心奇其文，欲召用而勃已死矣，喟然曰：朕讀《滕王閣序》至落霞聯及詩閣中帝子句，輒為掩卷者久之曰：真奇才也！（66）閻都督、唐高宗皆歎王勃為天人，明顯是知其精髓者。以其皆唐初時人，熟悉流行的選學文風，故知王勃精絕處。
韓愈去王勃未遠，而對《滕王閣序》極端佩服，甚至以“名列三王之次，竊有榮耀焉”表示其崇拜之意，亦為食髓知味之談。以韓公實亦精駢文，然韓公為文，卻另辟蹊徑，不是王勃一路，或因資質有異，或因文風已變，然尤熟唐初門徑，知王勃超邁不可企及之處；而憲宗時李涉詩句“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67）其中“半是半非”分明是《滕王閣序》開篇的總綱，然細檢詩意，李涉似乎已出於誤打誤撞了；降及五代王定保、羅隱，前已證其屬記錄傳聞故事，孟學士為都督之婿疑出附會序文，則二人雖屬最早記錄滕序本事，倒底有沒有真正讀懂滕序倒難斷言；宋洪邁稱“王勃文章精切有本原處”，有讀懂滕序的能力，卻無另外的資料表明其明了《滕王閣序》中的奧秘；蘇東坡、文征明、乃至康熙皇帝等文人俱書寫《滕王閣序》，卻仿佛亦無證據證明其讀懂滕序；王夫之劣評滕序為“王勃腐辭”，（68）是明顯未見其妙的；馮夢龍遠襲王定保、羅隱，又有所附益，卻是畫蛇添足，分明不懂矣；蔣清翊最稱殿軍，雖貌似鴻博，而實為裁割古書，未窺全豹，恍如盲人摸象矣。
十五、解密之匙
最後，筆者集數年研究心得，試探索破解《滕王閣序》千古之謎的規律如下：
其一，王勃作文，取材極廣。如《晉書·地理誌》有“襟江帶湖”，三江五湖出《漢誌》，合而為之是為“襟三江而帶五湖”；而史疑豫章甌脫餘地，去荊越甚遠，不知何以控引之？我以為此“控引“二字宜出《水經注·贛水注》引文：“《地理誌》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於江。蓋控引眾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則“控引”二字似亦出《地理誌》，然對照《漢誌》，僅雲“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大江”，“控引眾流”諸文為《漢誌》所無，故王勃用意於此，是指班固、酈元不相合處，“有不滿焉”。故將《水經注》異文嫁入《漢誌》，而為“控荊蠻而引甌越”，其意卻由雷次宗《豫章記》“咽扼荊淮，翼蔽吳越”（69）化出。更廣而言之，《文選》左太衝《吳都賦》：“包括幹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70）此文又依稀是《滕王閣序》開篇。
倘如此看來，則似乎需要懂王勃以前所有經史子集，且要達到像電腦般的精熟程度，方能對王文心領神會。這點正是王勃極為可怕的地方，無怪乎為初唐四傑之首。楊炯稱其“每有一文，海內驚瞻”（71）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二，如僅指破譯《滕王閣序》而言，則須從南昌地方史入手，窮搜王勃以前有關豫章的文史資料，其人、其事或其文必與吳、南楚、豫章、南昌等有關，方可稱“精切有本源”。如此則範圍大大縮小了，其尤需注意者，諸書不相合、或不可解之處，王勃往往於此下手為文。
然其手法亦變幻多姿，或於有問題處僅點其原文而隱嘲（如翼軫鬥牛）；或綜諸書異同合而為文（如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或以諸書相異處為文字遊戲（如目吳會於雲間）；或因諸書相同處置換字句（如《水經注·贛水注》王子喬事亦見《文選》江文通《別賦》“駕鶴上漢，驂鸞騰天”下注：“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72）此文類《水經注·贛水注》而稍異，則將《水經注》中“鸞鵠”偷換為《別賦》之“驂鸞”，由“駕鶴上漢，驂鸞騰天”翦裁出“上、驂”二字，融化成“儼驂馬非於上路”，既鬼神莫測人所難知，又“精切有本原”。）
然唐前典籍浩如煙海，欲將諸文對勘，勢必茫然無下手處。卻有一捷徑，可循地方誌遺文輯佚，探其佚文出處，考校異同。如晉熊默《豫章舊誌》佚文“（周生）豐，字偉防，大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73）此文出《後漢書·馮衍傳》注。而查《馮衍傳》：“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倘僅閱《後漢書》，絲毫不見周生豐與豫章有聯係，是文與注不合之處，而“懷帝閽而不見”當即出此。王勃隱然以馮衍自比，且譏周生豐阻塞賢路，與“清約儉惠”不合，故王勃“有不滿焉”。
細閱《後漢書·馮衍傳》稱“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博通群書”，是與王勃稟賦相似也。而馮衍“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誌，退而作賦，又自論曰‘眇然有思陵雲之意’……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塪壈於時,然有大誌,不戚戚於賤貧,常有陵雲之誌”。是與王勃遭遇情懷相似也。滕序中“撫陵雲而自惜”即用馮衍自論典，諸家以《司馬相如傳》中“飄飄然有陵雲之意”為解並不精切。蓋司馬相如為“楊意已逢”，得漢帝知遇者。“楊意不逢”則唯馮衍可以當之，其遭遇與王勃同，王勃用典於此，當可稱“精切有本源”。
或可循《南昌市政府誌》中《郡守表》或《大事記》，遍查與豫章有關的人物，更可利用諸書索引對勘，以尋異同之跡。
而若循《南昌市政府誌》中《郡守表》的各郡守追究，則極可能會有所收獲，以其疑點極多，必為王勃所不滿。如雖為漢守而漢書不載的賈雍（見幹寶《搜神記》），李儀、孔竺……；或漢宣帝時（失姓）廖太守；或陳循陳修疑為同一人；或夏侯定國年份失考；或薑肱祖父而失名；或封祈據《風俗通》補入；（74）皆古怪費解，而此必為王勃所酷嗜，循此追究，則當有所獲。其法，則參看《漢書注》等諸家注解，或考校諸家異同，或可得之。
其三，需極敏感的文字能力。王勃用典遠不如世人老實，往往改頭換麵，變化出之，如“紫電青霜”，“驂馬非”“帝子”之類，研究者要能識之。
細審王勃用典，亦有規律可尋，正以其“翦裁融化”，故其為文在半虛半實之間。所謂實者，“翦裁”之法，數字必出原文。“王勃文章皆精切有本原處”的真正原因即在於此。如“龍光射牛鬥之墟”，助詞“之”不論，龍、牛、鬥三字出《張華傳》、《豫章記》原文，“光、射、墟”為貽以已字，倘欲追究出處，則當以“翦裁”數字為據，在原文大塊文章中有此數字即可，不必定在一處，“貽以已字”數字絕不可為據。故滕序多異於原文，僅在似於不似之間，即令遍覓中華典籍，亦必不能覓其通聯出處。宿儒千載不能知，正因王勃用典已異於原文，故難以識之耳。如：“鍾鳴鼎食之家”，僅《文選》張衡《西京賦》：“擊鍾鼎食，連騎相過”（75）與之相近，此外絕無相同語，道理正同。故滕序多自出機杼語，前人所未發，實由剪裁融化規則使然。此法之設，實具匠心。陳言務去，由此法即可得到保證。
“人傑地靈”一語，則純用“翦裁法”中析碎本語法。自《水經注·贛水注》中“孺子名稚，南昌人，傑出薄域”翦出“人傑”二字。“地靈”一語，亦出《贛水注》，由“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侯張普爭地，為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中“爭地，靈見津渚”翦出“地靈”二字。其所以如此，謝承《後漢書》稱豫章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蜂附萌車衡，主簿嚴豐以為不祥，萌果見殺。是賈萌以討伐王莽兵敗而死也；而班固《漢書》賈萌唯出現一次，在《王莽傳》末稱賈萌為王莽九江連率，拒漢兵而死。
《水經注疏》中楊守敬便滿頭霧水的疑問“豈一時有二賈萌耶？”然此九江按《水經注?贛水注》即王莽時豫章，是王莽於始建國元年大改天下官名、地名時豫章的新名；故史學四大家之一的陳垣在《陳垣史源學雜文》中《書全謝山論漢豫章太守賈萌事後》一文中以為“夫拒漢與討莽，雖傳文異詞，然同名同時同地被殺，其為一人無疑”。
王烈之《安成記》稱賈萌與安城侯張普爭境，戰於新茨之野，卒以爭地而死；（76）又《太平寰宇記》一零六南昌縣龍沙廟條，言西漢末太守賈萌與安侯張普，共謀誅莽，普反告莽，收萌而殺之，時人感歎，故為立廟。事並見《寰宇記》一零九安福縣新茨山條王烈之《安成記》，及廢安福縣條引顧野王《輿地誌》。
賈萌本事如前則有四種異說，其地理、職官亦有矛盾。“九江連率”是新莽始建國元年（9）大改內外官名及郡縣宮室之名時期特有的名稱，為其他朝代所不見，賈萌即為一人，則班固稱其“九江連率”，酈道元稱其“豫章太守”即相矛盾也，二者必有一誤。
班固《漢書》、謝承《後漢書》、王烈之《安成記》、顧野王《輿地誌》，皆唐初王勃可見之書也，而諸書於賈萌之事本事、地理、職官、大異其趣，王勃“有不滿焉”，故出語“人傑地靈”，今諸家注本解為豫章地具靈氣皆僅見其字麵義耳。然細思當日滕閣盛會，“地靈”一語雖假借巧妙，卻不無輕薄，《舊唐書》稱王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不是沒有原因的。《新唐書》中“倚才陵籍”一語可說是對他的確評。
六言中則多“翦裁融化”並用者，如“得仙人之舊館”中“得仙”二字由《水經注》原文“傳雲得仙”翦出，而“館”字為融化法，由“廨”字合取事意變出，然為同類性質，去原文不遠。倘追尋滕序出處，一半為同字，而另有數字不同，意義卻近，如此例，則大略得之。
六言“青雀黃龍之軸”則取材《水經注》以外南楚、吳有關船的材料“翦裁融化”拚合而成，不出同書，王勃刻意不欲使人識之耳。
六言中又有似純為融化法（實亦置換翦裁所得），如“儼驂馬非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與《水經注》無一字相同，則應體會意義，與序文意義相近即是。
然上僅指《滕王閣詩序》而言，而最後八句滕王閣詩則不必虞此，以其已非選學門徑，純以新詩風為之，絕未用典。宋·範致虛《重建滕王閣記》引江萬裏跋語：“唐之文三變而至韓，韓之文一倡而遂古，絺章繪句如王所為序，則其未變時也。”（77）滕序實承選學遺韻，後八句滕王閣詩則已是變化文風的產物了。聞一多以為文風改變之因，是唐初詩文有類書家堆砌雕琢習氣，……所追求的隻是文藻，是浮華，……這種病症，幾乎有危害到詩的生命的可能。於是因察覺了險象而憤激的少年‘四傑’，便不得不大聲急呼，搶上來施以針砭了。（78）由聞一多的研究看來，王勃是為傳統的顛覆者。新詩風必異於選學，而《新序》勾稽史料證明王勃曾受炙於曹憲選學，由此可以看出，王勃實兼擅二學，《滕王閣詩》與《滕王閣詩序》門徑已自不同，然皆極具造詣。
唐初文風或許正是於眾典異同顯學術，更於《漢書》、《文選》之類的典籍之中“翦裁”文字，融化為“其辭甚美”的文學，這種堆砌詞藻的文風，聞一多僅舉出它的鼓勵者、政治上的靠山唐太宗作為代表。倘真要找出一個聞一多還沒有找到的“堆砌得比別人更甚，堆砌得比別人更精”的駢文極品，王勃的《滕王閣序》或許正是個絕佳的代表。
注釋：
（1）宋·曾季狸《艇齋詩話》
（2）唐·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3）《滕王閣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2）頁99，（3）頁172
（4）《唐人軼事匯編》卷七
（5）（6）（8）（11）（14）（15）（17）（21）《滕王閣史話》，陝西人民出版社，（5）頁16，（6）頁17，（8）頁20，（11）頁29，（14）（15）（17）頁53，（21）頁52
（7）（9）《安徽史學》1999年第一期，“滕王閣得名考暨《滕王閣序》新注”，（7）（9）頁17
（10）《南昌市政府誌》，頁12
（12）聞一多《唐詩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類書與詩”，頁7
（13）蔣清翊《王子安集注》“序”
（16）《古今滕王閣研究文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頁28
（18）《梁書》，嶽麓書社1998，頁288，張綰傳
（19）《駢文概論》，海南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頁34，“用典”
（20）《安徽史學》1999年第一期，頁34
（22）《南昌市政府誌》，頁10
（23）《晉書》，嶽麓書社，1997，頁1730
（24）《世說新語》，嶽麓書社，1997，頁7
（25）（28）《安徽史學》，1999年第二期，（25）頁27，（28）頁17
（26）《漢書》，嶽麓書社，1991年，頁1080
（27）楊炯《盈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2
（29）（30）《晉書》嶽麓書社，（29）頁245，（30）頁280
（31）（32）（33）李長傅《〈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1982，頁57-60
（34）《宋書》範曄傳
（35）《滕王閣史話》，陝西人民出版社，（35）頁26
（38）《江城舊事》卷四
（36）（37）《安徽史學》，1997年第一期，（36）頁34，（37）頁26
（39）黃萱《懷念陳寅恪教授》，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71頁
（40）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7頁
（4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冊，209頁
（42）《唐人軼事匯編》卷七
（43）《滕王閣史話》，陝西人民出版社，頁178
（44）《安徽史學，》1999年第一期，頁17
（45）《古今滕王閣研究論文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20
（46）（47）（48）（53）（54）蔣清翊《王子安集注》
（49）《江西古誌考》，海南出版公司，21頁，引《類聚》卷六十
（50）《馬茂元說唐詩》《讀〈兩唐書·文藝傳〉劄記》
（51）（52）（55）（56）（76）《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9“贛水”
（57）王雲度《秦史編年》，頁137，引譚其驤《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
（58）李長傅《〈禹貢〉釋地》，中州書畫社，1982，頁54
（59）王先謙《合校水經注》，贛水
（60）（61）《江西古誌考》，海南出版公司，（60）頁53，（61）頁27
（62）黃侃《文心雕龍劄記》，上海古籍書版社，頁234，“翻意”
（63）（64）聞一多《唐詩雜論》“類書與詩”
（65）《滕王閣史話》，陝西人民出版社，頁53
（66）《古今滕王閣研究論文選》，南京大學出版社，頁51
（67）（68）（77）《滕王閣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67）頁66，（68）頁28
（69）（72）（73）《江西古誌考》，（69）頁25，引《紀勝》卷二十六，（72）頁19，（73）頁18
（70）（75）《文選》卷十六“別賦”，卷二“西京賦”
（71）楊炯《盈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2
（74）《南昌市政府誌》，頁9
（78）聞一多《唐詩雜論》“類書與詩”
估計早已佚失。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探索文章。多謝君子來讀!
問好風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