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虛假和偽造的曆史文獻（下）———西方曆史的幻滅（8）
【摘要】西方古代曆史文獻有大量來自公然無中生有的捏造/偽造，與號稱收集自民間和地方教會的曆史文獻魚目混珠，難辨真偽。古代傳說直接由曆史學家或民間收藏家書寫成文字，即迅速蛻變為曆史文獻。文藝複興時期大量真真假假的曆史文獻與失去的諸多古代文明有關。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等隻是其中的幾個。本文以介紹文藝複興時期著名曆史學者，文獻和文物造偽家，維泰博的安尼烏斯為重點，考察他試圖偽造古伊特魯尼亞文明曆史的失敗過程，折射其他古代文明曆史的構建過程無法舍棄偽造資料。本文再次討論了西方曆史造假作為一個規模巨大而又無可回避的曆史學術現象，不是一個有或無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應該得到合法化的問題。
【聲明：本係列關於西方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紀、現代民族和文明的曆史資料均來源於西方曆史學者於18-19世紀以來基於構建型曆史研究編寫的曆史教科書和其他公開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本文作者認可這一知識體係的可靠性，可信性，和真實性。本人致力於在西方曆史學體係內部，檢查其資料和寫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三）
文藝複興時期“重新發現（rediscovery）”曆史文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公然無中生有，從傳說中的古代世界汲取靈感，炮製虛偽的古代文物和文獻，作為某個古代世界/文明存在的證據。
實際上，對於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人來說，古羅馬、古希臘都屬於傳說中的古代世界。
傳說中的古代世界，特點是，關於這些古代世界的知識都來源於流傳於民間的各種故事形式，包括口頭傳說（如英國的亞瑟王傳說），形成文字之後的傳說類“曆史文獻”，說唱（如荷馬史詩，舊約聖經），個人收集的古代事跡（如希羅多德，李維的“曆史”），以及以個人演說和回憶為內容的關於古代的事跡。
個人創作，如修昔底德的“伯裏克利葬禮演說”，以及李維等人著作中的各種演說部分，等，現代曆史學家們一般認為應該屬於類似戲劇創作一類，本質上是曆史著作者將自己對曆史人物的理解，演繹（演義）為演說形式，放在曆史人物的角色身上，以曆史文獻的麵目為世人所知。
個人經曆的記述（如修昔底德，色諾芬，凱撒等人的著作）有合規的曆史資料價值。至於作者以及曆史資料的真實性，在多大程度上屬於虛構的文學創作，則另有爭論。
中世紀歐洲傳說中的古代世界/文明除了古羅馬、古希臘之外還有一些其他文明。這些文明在中世紀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亞述，古迦勒底，乃至古亞特蘭蒂斯一樣，都屬於丟失的、傳說中的古代文明。
對於一個正在進入文明時代西方民族而言，曆經8世紀以來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教化，尤其13世紀蒙古帝國帶來遙遠東方厚重的人文曆史的衝擊，身上的原始而又野蠻的氣息正在漸漸消除，向往文明。這使得西歐民族對自己的曆史來源充滿好奇和追尋，就像從小被領養的孩子進入少年之後，自我意識覺醒，就會詢問自己的父母是誰，自己來自哪裏。
這些失傳的古代文明正因為缺乏官方、權威、可信的曆史文獻記載，所以關於它們的敘述僅僅停留在傳說之中。傳說，即便寫成文字，也不能成為曆史。但是，西方曆史教科書上有太多直接納入曆史的傳說，僅僅因為完成了從口頭到書麵的轉換。
嚴格來說，要想讓這些傳說具有曆史意義上的可信性，學者們必須提供有說服力的原始文獻或者可靠的文物證據。
事實上，西方學者完全明白這一點。問題是，有說服力的原始文獻和可靠的文物證據太稀少。
這就是為什麽文藝複興時期的旗手如14世紀的彼特拉克等人開始尋求古羅馬、古希臘文獻和文物。因為他們，包括他們的雇主教廷以及官僚和貴族們，以及之後幾百年的西方學者們，都需要尋找來自古代的資料，構建曆史，滿足西方民族對自身曆史的好奇。
一般認為，幾乎所有現在關於古羅馬、古希臘的重要曆史文獻都是在這一時期收集起來，放在意大利教廷和著名城市如佛羅倫薩的各種圖書館，成為後世學者研究、了解、構建古羅馬和古希臘曆史的依據。其中的真偽問題一直是後世學者研究的主題。這一時期以後的古希臘和古羅馬作品一般都很容易被懷疑為偽造。
在這期間，文藝複興時期這批學者們還試圖構建另外一些古代失傳文明的曆史，如伊特魯裏亞文明史，隻是沒有成功而已，雖然其構建方法與古羅馬、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曆史”基本一致，但因為太過粗糙（比如編造的故事與流行的傳說版本相差太大，或者內容太過冒犯，或者不符合一些明顯的曆史事實如書寫習慣和書寫材料等），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涉及到地域利益等）而不能為所有學者或者主流學者共同接受，從而導致失敗。而主導這些曆史構建的學者，最終也隻能以他們的“偽造”被揭露，從而身敗名裂。
這裏簡要聊一聊被認為曾經與古希臘、古羅馬同樣輝煌，但後來同樣消失的一段古代文明，伊特魯尼亞文明，是怎樣失去後世曆史學家的青睞，沒有得到充分的曆史構建。
伊特魯裏亞（意大利文：Etruria），又譯作伊特拉斯坎、伊特魯利亞、埃特魯裏亞、伊楚利亞，是位於意大利中部的古代城邦國家，地理範圍相當於現今的托斯卡納、拉齊奧與翁布裏亞。在公元前6–7世紀之間，其城邦範圍包括從波河河穀直至坎帕尼亞大區。伊特魯裏亞被認為是伊特魯裏亞人的國家，後被羅馬人吞並，古羅馬的伊特魯裏亞是其鼎盛時期。
據說，古伊特魯裏亞人在古希臘東方化的古風時期非常強大。希羅多德認為他們是特洛伊戰爭之後移居到意大利西北部的小亞細亞（今土耳其）的部分Lydia人。約公元前650年左右，伊特魯裏亞人主導意大利半島，超過其他古代意大利民族如利古雷斯人等。他們的影響超越了伊特魯裏亞在波河穀和拉蒂烏姆的局限，達到坎帕尼亞，甚至能接觸到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裏島）的希臘殖民地。事實上，在一些伊特魯裏亞墳墓，例如托斯卡納科梅納（見卡米尼亞諾）的蒙特福裏尼圖穆盧斯，現代考古學家發現了他們與埃及貿易的實物證據——比如，埃及精細的彩陶杯。這種貿易要麽直接與埃及進行，要麽通過希臘或腓尼基的海上中介貿易進行。
羅馬受到伊特魯裏亞人的影響很大。伊特魯裏亞諸國王曾經統治羅馬，直到公元前509年，最後一位伊特魯裏亞國王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被趕下台，羅馬共和國成立。現代學者認為，伊特魯裏亞人影響了羅馬建築和儀式實踐，正是在伊特魯裏亞國王的統治下，羅馬人建築了國會大廈、克洛亞卡馬克西馬和薩克拉街等重要建築。
伊特魯裏亞文明是早期共和羅馬引入希臘文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十二位奧林匹亞神靈、橄欖和葡萄的種植、拉丁字母（改編自希臘字母）、建築（如拱門）以及下水道和排水係統等工程元素。
語言方麵，伊特魯尼亞人使用伊特魯裏亞語（Etruscan），不屬於印歐語係。伊特魯裏亞語消亡之後，人們不再傳抄他們的文字。考古學家隻能從伊特魯裏亞人刻在牌匾、界碑、手鏡、花瓶、石棺、錢幣或其他文物上的銘文中找到一些伊特魯裏亞文字的記錄，但其中大部分文字記錄隻是關於喪葬的隻言片語，如死者的姓名等，真正具有研究價值的文字相當少。隻有零星文字記錄，但無具體成章的。伊特魯尼亞語似乎采用希臘字母，但無法解讀。目前能夠獲取的文字是從存世的近千塊石碑上取得的。在羅馬曆史裏對這些文字基本無記載，僅在部分宗教儀式裏，采用了部分文字，後逐漸也消失了。19世紀以為匈牙利官員在埃及發現了一塊用來裹木乃伊的亞麻布，上麵有整篇的文字，起初人們以為那是埃及文。1892年，德國學者“鑒定”出，這些文字是伊特魯裏亞文。然而由於沒有相應文字對照，至今這些文字依然無法辨識。
伊特魯尼亞與希臘文明、羅馬文明相互交融。他們有與希臘相似的神祇。並在雕刻與繪畫中有明顯模仿希臘藝術的痕跡。他們的宗教儀式、建築、城市設計、風俗，甚至文字等又影響了羅馬文明。伊特魯裏亞人遺留文物之特色主要留下的是大量的墳墓及其隨葬品。
出土的壁畫、石棺上可以看出，伊特魯尼亞人注重飲食文化，喜好宴會場麵；有各種器皿出土；盛產各種糧食與水果；食用動物品種繁多，母牛、綿羊等；開始使用香料為佐料，還食用野味；金槍魚、是最常見的食用魚類，並食用烏龜蛋；出土大量烤具，如烤爐、鐵夾、鐵釺、燉鍋等；用手抓食品，用麵包擦手去油，用浸過香料的水洗手；能常見到斜靠著，或躺著吃飯的姿勢；常開宴會，有音樂、舞蹈伴奏，有各種樂器；喜酒，有各式酒器出土，並喜歡喝涼酒，采用深埋來保持酒的新鮮。
男性服飾多為長袍式，並有披肩；女性多為長袍、束腰，並有鬥篷，麵料輕盈帶縐折；鞋的種類繁多，帶有帽子。今日的TOSCANY地區還能看到一些這樣的服飾。珠寶首飾製作工藝發達，技藝精湛。
宗教方麵，伊特魯裏亞亦是個迷信的民族，宗教儀式及祭祀儀式周密繁複。他們關注
自然現象；建立祭壇、神廟等；用動物的內髒獲得預言；相信人的生老病死等法則；開設有專門培養占卜人士的機構。
伊特魯裏亞人認為宇宙是個十字架，分成四個部分，分別有各自的吉凶。東方為吉（東北最吉）南方為土地神、自然神西方為陰沉的地獄（西北地區最凶）；伊特魯裏亞人非常宿命，認為人無法戰勝自然；人有七次十二個周期，無法超越這個年限。因而對死後世界非常著迷，有來世信仰；他們采用火葬；有些采取骨灰甕形式安放，有頭盔形、房屋形、人形等。有些還用石棺（集中在伊特魯裏亞地區中部及南部，TOSCANY地區），初期采用陶土製，後采用石料。棺上有蓋，蓋上塑人像，斜靠狀，石棺上有浮雕，多記載宴會歌舞場麵，或是神話故事。墳墓內有壁畫，內容與石棺上相似；考古學家發現正規墓區，有規則、秩序。
按照曆史教科書對伊特魯尼亞文明的上述這種描寫，它應該是一個可以看作與古風時期的希臘文明程度不相上下，並且實際上啟發古羅馬的一個重要文明。在古羅馬和古希臘曆史尚未構建並且進一步潤色，加工，打磨到目前這樣的光輝形象之前，尤其表現在文藝複興時期，伊特魯尼亞文明在“曆史”地位上不低於這兩個同樣失傳的，同樣處於傳說狀態的文明。彼時，人們對這三種文明的研究和發掘，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模式，即文獻的“重獲（recovery）”，文物的“發掘（unearth）”，以及對這些重新發現（rediscovery）的詮釋（interpretation）。
但是，古伊特魯尼亞最終沒有得到如古希臘、古羅馬一般在現代西方曆史教科書中的地位。這很難說是因為它沒有留下與古希臘、古羅馬可媲美的輝煌曆史資料。因為文藝複興時期“重新發現”的這些資料在多大程度來自虛構（fiction），偽造（forgery），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西方曆史學家都是很清楚的。
伊特魯尼亞的古文明沒有得到同樣高度的確認，那麽，努力推廣這一文明的學者們就隻好失去在曆史研究領域的風光，甚至身敗名裂。他們為了鼓吹這一文明的努力也就失去了主流社會的加持和保護，無從掩飾地暴露出其赤裸裸的偽造原型，狼狽不堪，遺臭萬年。
（四）
伊特魯尼亞相當於今天意大利托斯卡納和維泰博地區。這裏要介紹的兩位具有代表性的曆史學者、考古學家，15世紀維泰博的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 和17世紀的庫齊奧（Curzio Inghirami），都來自這兩個地區，都具有鮮明的地方主義情結，為了給自己故鄉增添光彩，偽造伊特魯尼亞曆史不成功，反而為其所噬。
維泰博的安尼烏斯（拉丁語：Joannes Annius Viterb(i)ensis；1437年1月5日-1502年11月13日）是一位意大利道明會（Dominican Order）修士、學者和曆史學家，原名維泰博的Giovanni Nanni（Nenni）。現在，他在西方主流學術界以捏造曆史，偽造文獻和文物而聞名於世。國內學者諸玄識先生指出他與古埃及史的偽造密切相關，這是正確的。但至少直到20世紀中葉，仍然有不少學者堅定為之辯護，認為他的一些著作並非偽作。更甚而有之的是，一些西方曆史學界的重磅級人物包括文藝複興時期的Erasmus，J.J. Scaliger，在明知他的文章所述不實的情況下，依然引用這些不實資料，
安尼烏斯是一位資深多米尼加教派教士。他從聖瑪麗亞·索普拉·密涅瓦的普通研究院（the studium generale at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獲得神學碩士學位，該學院是聖托馬斯學院和安傑利庫姆聖托馬斯阿奎那宗座（教廷）大學（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PUST】)的前身。在1466年之前的某個時候，他在校擔任講師，受到西斯都四世（Sixtus IV和亞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的高度尊重；後者於1499年任命他為聖宮住持（Master of the Sacred Apostolic Palace 【Latin: Magister Sacri Palatii Apostolici】）。
作為一名語言學家，安尼烏斯高調聲稱自己精通東方語言。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現代語言和文學教授沃爾特·斯蒂芬斯（Walter E. Stephens）在《Giants in Those Days: Folklore, Ancient History, and Nationalism (Regents Studies in Medieval Culture)》一書中說：“他在閃米特語言學方麵的專業知識甚至曾經被其他頭腦清醒的教會曆史學家高度讚揚，而這完全是虛構的（安尼烏斯壓根兒不懂閃米特語）。”安尼烏斯還聲稱能夠閱讀伊特魯裏亞語（Etruscans），而這也是徹頭徹尾的欺騙。
安尼烏斯是維泰博（Viterbo）人。維泰博據說是伊特魯尼亞文明的中心城市。安尼烏斯似乎並沒有如同後來的彼特拉克，波焦等人在發現和偽造文物方麵追求財務自由的證據。他並不好財，所以 他偽造文獻和文物可能並不是為了賣錢。但他似乎比較好大喜功。這不但表現在他喜歡吹噓自己的才學，同時還表現在他的家鄉情結。他編造了一個自大洪水以來的故事，讓他的家鄉維泰博因為偉大的古代伊特魯尼亞文明作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光芒四射，會給他帶來無限的喜悅和不可征服的驕傲。他與他的同鄉友好都有一種熱愛家鄉的偉大熱情，希望世人相信維泰博因為偉大的古代伊特魯尼亞文明而鶴立雞群。
他最精致的一場考古學騙局發生在1493年秋天維泰博地區的一個葡萄園。在那裏，他主導了一場奠定了未來西方曆史研究方法學革命的考古學挖掘。據略晚於他的曆史學家、文物收藏家，金幣學家，大主教奧古斯丁（Antonio Agustín, Archbishop of Tarragona 【1517-1586】）在《對話（dialogues）》一書中披露，他事先準備好了一批銘文石碑，並用某種方法“鹽醃”過，以使其看起來很古老，埋在一處他知道即將動工開挖的工地下麵。在估計到工程即將進行到他埋藏銘文石碑地點的時候，他便趕到工地，為的是怕工人們挖不到。他告訴在場人員，說他收藏的一本書裏說到這裏是一座人類曆史上最早古廟的遺址，比羅馬建城要早2000多年，地下一定有很重要的東西。果然，不久工人們就挖到了那塊石碑。他立刻裝出很驚喜的樣子，撲上前去，有模有樣地認真拷貝上麵的銘文，並立即叫人跟他一起將石碑送到市政府，信誓旦旦地告訴市政府官員（長老）們，說咱們維泰博出大事了，發現驚天動地的文物了。他說這塊石碑表明，維泰博是Isis and Osiris（中東和地中海地區流傳甚廣的生殖女神/男神夫婦）創立的。由此證明維泰博是一座人類曆史上極端重要的城市。
1498年，安尼烏斯首次出版了一本對於他一生而言最重要的著作，展現了他天才而又精妙地“重新發現”古代曆史的成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震撼了世界。這本在羅馬印刷的《Auctores vetustissimi》由17個據稱是古典文本組成的選集，約300多頁，而實際上所有這些文本都是他自己寫的。在書中，他假借一些著名古代曆史學家的名義，包括Berosus，Fabius Pictor, Cato, Manetho 等人，虛構了涉及羅馬，伊特魯尼亞，意大利，希臘，埃及，巴比倫，迦勒底甚至猶太的古代史。聲稱伊特魯尼亞語是猶太希伯來語的前身，而當時沒有任何人能說伊特魯尼亞語包括他自己。他聲稱能說希伯來語也被後人指為作假。
正如奧古斯丁關於碑銘的故事所反映的，安尼烏斯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家鄉維泰博,努力用虛構的資料（如這部17卷本的被後世學者稱為《Antiquities》的偽作）證明它是歐洲最古老的城市，甚至比巴比倫還古老，而巴比倫因為通天塔（Babel tower）的緣故一直在中東和地中海地區被廣泛認為是世界曆史上第一座城市。安尼烏斯想證明伊特魯裏亞人是諾亞（Noah）最寵愛的孫子科默斯（Comers）的後裔。諾亞就是《聖經》記載的全世界唯一借助方舟逃脫大洪水的那個人，後來紮根在維泰博地區並統治伊特魯裏亞人，教他們各種魔法和科學的學科，使他們區別於世界各地其他人類。事實上，他認為伊特魯裏亞人是世界上最博學和最虔誠的人，甚至比希伯來人在博學和虔誠方麵開始有別於外邦人（gentiles）之前。
他聲稱伊特魯裏亞語是希伯來語的一個古老版本。伊特魯裏亞人因而毫不奇怪就是維泰博人。諾亞就是伊特魯裏亞也是人類曆史上的第一個大主教，而諾亞的虔誠則表明他作為真正的羅馬教皇遠在異教的羅馬建立之前，而基督教幾乎是多餘的。這就引發了全基督教包括猶太教世界的眾怒。
他的這些描述表明伊特魯裏亞人以及維泰博鎮在人類從遠古走向今天和未來的過程中發揮了中心地位的主導作用，聲稱維泰博是伊特魯尼亞國神沃爾圖姆納的法努姆（聖地）（Fanum Voltumnae）。他說這些曆史已經消失了很久，但是被他發現了。他在上述文中描寫諾亞在聖經洪水108年後殖民了意大利，創造伊特魯尼亞帝國帝國，以一個祭司身份統治世界，從古代伊特魯裏亞人一直延伸到古典羅馬時代，再到文藝複興時期的教皇，而教皇便是諾亞全球統治的合法繼承人。這個故事編得太過自我中心，無法與流行的其他版本的傳說故事如舊約聖經相匹配，冒犯了其他傳說擁有者的尊嚴，是否因而成為後來被人們遺棄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
安尼烏斯的這本書很轟動。安尼烏斯“找到”的這些文獻和文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第一，在他以前，西歐地區沒有出土過古代古代手稿和銘文，更不用說用這些直接來自墓葬的古代手稿和銘文、文物直接證明古代文明。而且，第二，這是羅馬曆史學家李維（Livy）以來，人們首次發現他的作品中五次提到的聖地，Fanum Voltumnae。至少從15世紀開始，現代曆史學家一直在尋找沃土姆納，但聖地的確切位置仍然未知。李維確實曾經描述過伊特魯裏亞領導人在聖地舉行的會議，特別提到了兩個團體申請協助Veii市發動的戰爭的會議。
安尼烏斯的影響是巨大的。雖然他的著作很早就被人質疑，大約在他去世之後就遭到同時代和後世學者的廣泛攻擊和揭露，包括他同時代但略年輕的Erasmus, 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 以及更晚輩的文藝複興時期曆史學家Juan Luís Vives, Beatus Rhenanus, Melchior Cano, J. J. Scaliger and Isaac Casaubon等。但是更多學者普遍接受了他的曆史研究方法和思想，包括發掘文物的考古方法，雖然他自己的考古學挖掘產生的都是虛假證據。而實際上，以曆史學研究為目的的考古學研究其實是從他開始的。詭異而又不難理解的是，後世考古學界在完美繼承他以考古證據治學的嚴謹學術思路的同時，也完美繼承了他考古過程中的作假，乃至完全偽造的風格。祖師如此，後必效焉！
這是本文行文至此的重點敲黑板內容：安尼烏斯開創了曆史研究的考古學方法。後世學者在否定他偽造考古證據的同時，正麵肯定了他強調明確的書麵文獻，文物，出土銘文的曆史研究方法。但是，從他之後直到今天的西方考古學的學科風格和具體實踐來看，西方學者們果真在實踐上完全否定了他偽造證據的治學學風了嗎？沒有！至少事實證明，西方曆史和考古學界的偽造之風愈演愈烈，至今不絕。
（以下來自網路）
回顧世界考古史，最臭名昭著的造假事件要數英國的“辟爾唐人”事件。1911年，英國一個名叫查爾斯·道生的古物收藏家和考古愛好者聲稱在南部蘇塞克斯郡的一個砂石坑中發現了一些人類的頭骨碎片，隨後道生又和古生物學家在當地進行了多次發掘，又找到了一些頭骨碎片和半塊下頜骨。這些碎片的發現曾一度被認為填補了從猿到人的紐帶空白。這些“化石”以當地村莊名被命名，被稱為“辟爾唐人”。
報道稱，然而，40多年以後，一些英國科學家利用形態學、含氟量分析、物理測定、化學試驗等手段對“辟爾唐人”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和分析，結果表明，所謂“辟爾唐人”的頭骨是晚期智人的，下頜骨和犬齒是用現代類人猿的材料製作而成的，在顯微鏡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麵有人工刮磨的痕跡。曾在國際考古界引起強烈反響的“辟爾唐人”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大騙局。
1991年，一名曆史學和洞穴學專業的學生塞拉芬·魯伊茲聲稱在西班牙北部的蘇維亞爾達洞穴遺址發現了冰河時期的岩畫，距今約有1.3萬年曆史。然而，就在這一發現被公布後不久，來自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和大英博物館的考古學家們提出了岩畫中的動物在歐洲南部的滅絕時間與岩畫追溯時間存在矛盾的問題。隨後，通過科學分析，科學家們還發現這些洞穴岩畫使用的顏料中存在有機物和人工纖維，無疑是造假的作品。所謂的“發現者”魯伊茲在騙局敗露後退還了當初收到的1250萬比索的獎金。
2018 年西班牙《趣味月刊》7月號刊登題為《被懷疑的考古學》的文章稱，英國已故著名考古學家梅拉特1962年在土耳其發現了著名的加泰土丘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9500多年，是目前已知的人類最古老定居點之一。不過，瑞士考古學家燦格日前經梅拉特兒子同意在其故居尋找未公開的考古資料時，卻意外發現其中藏有梅拉特偽造的壁畫和碑文，這些東西此前被偽裝成是在加泰土丘遺址發現的。梅拉特的部分考古研究涉嫌造假的事實也被曝光，盡管2012年去世的他已無法為此承擔責任。
報道稱，這起事件震驚了整個考古圈。燦格在發表於美國“趣味”科學網站的一篇研究報告中指出：“很顯然，梅拉特在某些方麵是天才，但他將才華用錯了地方。他的行為對該領域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其實，這些被揭露的考古造假事件隻不過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造假事件隻不過沒有被揭露而已。有些很明顯的考古學造假事件，因為種種不為人知的原因，包括學術界內部互相包庇，造假學術機構自身勢力強大，而無法得以揭露。比如，2019年英國西伯克郡東南部的博克斯福特小鎮出土據稱1600年前的壁畫，其中的作假痕跡隻有中國大陸人才能識別。
以下是“網易”2021年4月20日的一篇報道《英國出土千年壁畫，發現5個簡體中文：“吉姆在這裏”，引發熱議》，摘錄如下：
英國西伯克郡是東南部一個古老的城鎮，這裏雖然沒有龐大的城市群，卻有13個鎮，而西伯克郡就占了兩個小鎮，數千年前，羅馬人就在這裏馳騁，留下了不少的羅馬文化。
2019年，人們在博克斯福特小村莊裏麵發現了一座1600年前的羅馬遺址，雖然不是大型古墓，其出土的文物卻價值非凡，英國媒體稱其為：半個世紀來，最偉大的發現。
英國考古人員發現的是一幅壁畫，這幅壁畫被稱為“馬賽克畫”。
“馬賽克畫”是用一些黑白相間幾何圖騰拚接起來的，其做工考究，藝術相當高，因此成為了貴族們競相追捧奢侈品。
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製作“馬賽克畫”以來，現存的“馬賽克畫”不超過3幅，可想而知這幅壁畫價值所在，也難怪英國考古人員會如此激動。
考古人員花費了10天的時間，一點一點清理了壁畫，經仔細評估、研究發現這是一座，長寬均為6米1600年前創作的馬賽克畫，藝術程度更是極為罕見的精品。
壁畫所講述的是古希臘奧運會的起源，宙斯的孫子佩洛普斯，參加伊利斯國王設下的戰車比賽並迎娶公主的故事。因為場麵盛大，慢慢就演變成了奧運會。
除了壁畫以外，還出土了一些零零星星小物件，有小型的人石像，石貓以及一些手工製品，最值得注意是其中一塊小石板，如果仔細看，你就會發現上麵雕刻了五個漢字：吉姆在這裏。
一看到英國文物撞臉簡體中文，有人就覺得是惡搞，不過太陽報、BBC、英國早報等權威媒體都進行了報道，如果是惡搞那就真是“大頭”了，惡搞的可能性非常小，難道1600年前，就存在簡體中文嗎？
要知道漢字簡化起源1922年，就算古人也有用一些簡化漢字，但是它怎麽會出現在英國遺址當中。
英國考古人員對此也進行解釋，他們並不認為這些是簡體漢字，隻是古人在創造的時候，雕刻的粗糙一些罷了。
類似的明顯作假，卻為西方考古學術機構堅定否認的案例不勝枚舉，恕本文在此打住。
安尼烏斯的這種好大喜功，自吹自擂，不懂裝懂的虛偽學者之風在文藝複興時代其實並非偶然。作為西方曆史學和考古學的實際奠基人，雖然因為偽造的劣跡而終於不被主流學界認可，卻同時成為考古學和偽考古學的奠基人。
安尼烏斯這種開風氣先的虛假考古挖掘，嚴重影響了後世西方考古學家的治學態度和風格。以至於我們今天在了解安尼烏斯這一西方曆史學和考古學的泰鬥級別的人物之後，有充分的理由質疑早期西方在這一領域的重要發現是否真實。
比如，在他去世之後大致100年左右，伊特魯尼亞地區的Tuscany，一位青年貴族庫齊奧（Curzio Inghirami，Dec. 1614 - Dec. 1655）受安尼烏斯的啟發，製造了一係列的文物偽造事件，聲稱在他家莊園附近發現了90多個被稱為scarith（一種由黑泥或瀝青與毛發混合構成）的空囊，裏麵裝有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伊特魯尼亞文明被羅馬所滅之前的一位祭祀寫下的預言和相關曆史，造成當地官員和學者的轟動，並引起西方曆史學界的普遍關注。相關故事細節因為篇幅所限，這裏就不展開講述。讀者可以自行查找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意大利聖母大學古典建築係（University of Notre Dame’s School of Architecture）教授Ingrid D. Rowland 所著《The Scarith of Scornello A Tale of Renaissance Forgery》。
Curzio 的這一偽造很快就被梵蒂岡圖書館的一位來自奧圖曼帝國，希臘裔的博學曆史學家和語言學家的無情揭露而徹底失敗。他沒有能夠如願獲得名聲和尊重，卻在後來的二十幾年裏被迫不斷為自己的謊言辯護，不得不編造更多的謊言，以至於最後身敗名裂，鬱鬱寡歡，以41歲的英年早逝。但他所虛構的相關伊特魯尼亞地區的曆史依然被一些嚴肅的曆史學家引用。最近的一次引用甚至發生在1965年。
西方曆史學界和考古學界的偽造雖然在學術倫理和規範中正確地處於被否定的狀態，但在實際學術活動中卻屢禁不止，在多大程度上令人質疑西方的曆史構建過程不可信性，必定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題。對於富於嚴謹曆史記錄傳統，罕見大規模曆史和考古造假的中國學者和曆史愛好者而言，如此廣泛、常見、高層次、無所約束、精心設計、涉及從教廷到世俗官方機構的大規模造假參與構建的曆史，必須屬於不可信的D級曆史敘述。
正如本係列（7）曾經指出的，如果說偽造文獻，偽造證據，偽造文物可以發生在所有地區的人類文明，那麽，以中國為例，這樣的偽造是邊緣性的，不入流的，為主流社會所拋棄和鄙視的。而在西方，這樣的偽造發生在西方文明的核心層麵，是根本性的，結構性的，係統性的，乃至文化性的，甚至曆史哲學性的，具有學術合理性。簡無思：虛假和偽造的曆史文獻（上）———西方曆史的幻滅（7）
然而，令中國讀者無法理解的是，西方主流學界雖然不再接納安尼烏斯等人，但安尼烏斯式的造假行為卻在最近幾十年得到了不少主流學者的辯護，甚至形成了一套寬容的說辭。
比如，英國利茲都會大學的Nick Temple在2002年第二期的《Public Archaeology 》中發文“Heritage and forgery: Annio da Viterbo and the quest for the authentic”為安尼烏斯辯護。文中，他探討了從文藝複興到現代以來曆史“偽造”在西方文化曆史遺產的構建中所起到的作用。
Temple專注於安尼烏斯的作品，探討了這些虛構的構建對羅馬和其他地區的地誌（topography，自然和人工建築的描繪）的象征性影響。他認為，在文藝複興時期，偽造並不總是被視為不誠實的行為，有時是為了揭示更高天意秩序的必要過程。這種以對神聖恩典的信仰為中心的秩序構成了一種無處不在且開放更新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他強調，偽造不是破壞這一曆史傳統，而是為這一崇高天意秩序的揭示提供服務。現代學術界關於“偽造”的觀點在技術和工具層麵，基本上被理解為一種純粹的虛構、再發明，反而否定了這種假設中的曆史傳統，而這種傳統本來應該得到發揚光大，哪怕基於虛構。他認為，Annius的偽造方法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曆史資料學方麵的調查應該怎樣才能恰當地與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思想並行不悖，雙管齊下，即，考古事實與考古想象相輔相成，互不偏廢。他說，偽造這一概念和曆史真實遺產之間的關係，說法不斷變化，實際上是曆史作為一種“神話-曆史”世界觀過渡到曆史資料客觀性的一種表征。也就是說，曆史原本是關於人類起源至今的一種虛構神話和實際曆史之間的混合，現在曆史學追求曆史資料的客觀性，有點勉為其難，而安尼烏斯式的偽造隻不過是這種勉為其難的外在表現而已，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須的。
這就與本係列在前文提到的湯因比為虛構曆史辯護遙相呼應了。
正如本係列（4）提到的：簡無思：構建而來的西方曆史——西方曆史的幻滅（四）
湯因比認為，對曆史現象的研究有三個主要方式，而這三個方式體現了三個不同的曆史研究階段或層次，1）觀察和記錄（ascertainment and recording of facts)，2）總結規律(elucidation of general laws)，3）虛構（fiction）。
他認為觀察和記錄曆史現象是曆史研究的基礎，其目的是總結關於曆史的科學規律。而實際生活中的曆史現象是不可能得到完整而又真實記錄的，所以，在總結了曆史規律之後，虛構反而可以重新敘述一個更加真實的曆史。
所以，湯因比說，正因為如此，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雖然有很多虛構（fiction），但正因為這樣的虛構，才使得他所描述的羅馬帝國的衰亡過程比枯燥無味，殘缺不全的曆史事實更顯得真實可靠，更能反映出羅馬帝國的衰亡作為曆史規律的必然，更符合羅馬帝國的曆史真相。
同樣，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英國史》雖然有諸多不確實的”事實”，但它“還原”了一個有血有肉的英國曆史。
Temple在這裏以天意秩序為由為偽造曆史，偽造曆史文物辯護，意思是，這種偽造維護了天意秩序在曆史敘述中的表達，是神聖的，宗教意義上的，因而是正當的，是必要的。
這又呼應了本係列（7-上）所引述北卡大學宗教學教授Bart D. Ehrman所說，中世紀教會偽造案中，出於信仰和傳教的崇高目的而偽造，偽造因而具備了正當性和必要性。
現代學界出現這一為偽造曆史辯護的傾向，一方麵反映偽造和偽造曆史在西方曆史構建中的普遍性，另一方麵也提供了這一偽造在其曆史構建中的必然性，和來自宗教信仰和曆史哲學層麵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必需的。
這也就再次說明了本文作者在本係列前麵幾篇文章中提到的，西方曆史構建過程中的虛構和偽造不是一個有或無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正當的問題，正如這幾位學者竭盡全力為偽造辯護的那樣。
湯因比和Temple顯然認為，不僅僅那些古代曆史學家的虛構和偽造因為出於他們自身的正當理由所以可以理解，而且，這樣的理由是如此正當，虛構和偽造可以作為一種合理的方法在曆史研究中取得正當地位，因而是合法的。虛構和偽造合法化，意味著西方曆史從古至今乃至未來都可以講之適用於曆史構建。
這就徹底解構了西方曆史在事實層麵的可信性。
西方曆史如果是這樣的一種曆史，那麽，它隻能是一種創造，一種藝術品，一種不能區別於想象和臆造，服務於曆史學家心目中天意秩序和曆史規律的文學編排和藝術創造。
這樣的西方曆史，作為history，我們沒法說什麽。但如果表述為中文“曆史”，是極其不恰當的。
西方曆史，因其曆史方法學層麵，曆史規律層麵，和信仰層麵所賦予的普遍虛構和偽造，因而可信性必然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巨大問題。
安尼烏斯所在的年代正如學界公認是一個虛構和偽造輩出的年代。事實上這一虛構和偽造直到現在依然屢禁不止，這與上述學界在基本良知的禁止下依然出現為之辯護和合法化的種種理由有關。這就導致一個顯然無人可以回避的問題，那就是，除了安尼烏斯、庫齊奧等學者毫不留情地被學界拋棄，以曆史偽造者的麵目載入史冊，是不是還有很多同樣的的學者及其著作堂堂正正地留在主流學術殿堂裏，接受人們的敬仰乃至朝拜？
答案是肯定的。
實際上，我們這裏舉的兩個例子並非所有人都持否定立場，將他們歸為曆史學界的負麵人物。正如前麵提到的，他們直到上世紀中葉甚至今天都還有人為之辯護或者更有甚者，引用他們的著作作為曆史依據。
前麵提到的揭露庫齊奧的那位來自奧圖曼帝國（繼承前拜占庭帝國疆域）的學者，Leone Allacci （1586-1669，希臘人，母語為希臘語，9歲來到意大利，在當地希臘語學校學習，精通希臘語和拉丁語。曾經揭露多部流傳於西方的亞裏士多德著作為偽造；盧克來修的《物性論》曾受到質疑是彼特拉克找到希臘學者創作的贗品或偽造；李維（Livy）的《曆史》中有不少受到懷疑是偽造；塔西陀的作品被很多人懷疑是波焦的偽造。類似的質疑太多了，無法在這裏一一列出。原因隻有一個：幾乎所有西方古代“曆史文獻”，無論在上帝眼中的真假如何，嚴格說來，都屬於來路不明，因而真假難辨。
這些指控不一而足。但令那些被指控的作品最終能站住腳的原因並非大家相信他們不是偽造，而是這些作品本身具備令人難以割舍的哲學，曆史，科學價值。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偽造品本身很精美，人們會傾向於將它當作真實作品，哪怕明知那是贗品，哪怕將它歸功於錯誤的作者。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的文集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顯而易見的現實是，亞氏和柏氏不可能在他們短暫的一生中寫出如此豐厚的著作。但這些著作本身具有高度的學術價值，人們不願意也不會輕易將其扔進垃圾堆。但如果沒有其他更可信的作者領取他們的作者，大家也就方便地讓這兩人享受”托馬斯效應”：富有者會得到更多。
同樣的道理，塔西陀的《曆史》，修昔底德的《戰爭史》和《演講》，內容如此精彩，所以沒人會追究它們的作者到底是誰，是否由同一人完成這些作品，歸功於修昔底德好了。
但是，如果中文讀者真的不知底細，按照閱讀精確中國曆史的習慣，以為這些名義上的作者曆史上實有其人，恐怕十有八九乃至更多，都會犯錯。閱讀西方曆史的訣竅是，知道它虛虛實實，那就虛虛實實地去讀。不可以將這些作者的名字，出身年份和地點當絕對的真實。因而，也不可將西方曆史教科書中的年代當真以為真實不虛。
西方曆史尤其古代史，沒有可能具備高可信度的真實。正如今天我們看到的安尼烏斯事跡，幾乎都是從傳說加工/虛構/偽造/發展而來。因為中東、地中海地區的曆史無一例外，都不是來自官方嚴謹的即時記錄累積而來；絕大多數都是私人作者後世“調查，詢問構建而來”（見本公眾號其他文章，參考“history”原始定義的討論）。
這是為什麽西方資深曆史學家都知道，西方曆史，供研究而已，可以享受研究中思辨的趣味，就真實性而言，無法與小說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