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虛實之間的古希臘文獻（之一）（d）——— 西方曆史的幻滅（14）
【摘要】古希臘文獻是一個很複雜的研究領域，需要首先澄清一些基本概念。另外，全部的古希臘文獻都是通過轉介和翻譯而來，具有不可避免的因為二手轉換帶來的失真。第三，現今主流曆史學界擁有的古希臘文獻在在可信性和可靠性方麵存在虛假不實的問題，尤其相對於檔案積累脈絡清晰，年代清晰，體係完備的中國曆史文獻對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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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號關於西方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紀、現代民族和文明的曆史資料會包括來源於西方曆史學者基於構建型曆史研究而編寫的曆史教科書，以及其他各種中、英文公開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認可這一知識和術語體係的可靠性，可信性，確實性和真實性。本人致力於在西方曆史學體係內部檢查其資料和寫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今天中文世界對古希臘的了解全部來自西方世界。而現代西方世界曆史教科書中所體現的古希臘幾乎都來自12-13世紀開始的，經由阿拉伯世界、拜占庭帝國轉手的，以及佛羅倫薩的一批文藝複興旗手們如彼特拉特、波焦等人發現的（見簡無思：重獲的曆史文獻），古希臘文獻及其拉丁文“翻譯”。
這裏的“翻譯”打了引號，是因為這個“翻譯”過程並非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專業人士的“專業翻譯”，嚴格來說，應該是“轉介”。
據主流曆史學界的觀點，8世紀開始的阿拉伯“翻譯運動”是伊斯蘭世界係統地向周邊文明學習，吸收營養的過程。“智慧之家”大規模地翻譯各種不同文字，來自不同地區和文明的文獻，包括來自拜占庭帝國的希臘文獻，波斯，中國，印度，古羅馬，古巴比倫，古埃及等。西方學者抱怨，在這個“翻譯運動”中，阿拉伯人在古希臘哲學家的著作裏加進了自己的理解，並且弄混了柏拉圖，新柏拉圖主義，亞裏士多德之間的界限，以致他們拿到手的古希臘文獻已經不正宗。
當然，除了11-12世紀阿拉伯人開始向歐洲轉介古希臘文獻之外，還有與13世紀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及15世紀末拜占庭帝國崩潰之後有關的一些文獻，從希臘文直接翻譯到拉丁文，不過，絕大多數依然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翻譯。比如，在古希臘文獻翻譯史上占據極重要位置的西方學者William of Moerbeke, 莫厄貝克(Willem van Moerbeke; 1215–35 – c. 1286) 所直接“翻譯”為拉丁文的大量古希臘文獻其實也屬於“編譯（redactions）。
基於“轉介”的古希臘文獻本身屬於“二手”文獻，其可靠性不得不因為“轉介”過程不可避免的的摻雜而“難免失真”，而難免遭受嚴重質疑。二手貨就是二手貨，這裏的先天缺陷如上所述是無法否避免的，也是無法否認的。
相對於中國曆史文獻檔案記錄體係清晰，有時代標記清晰，作者身份清晰，本質為二手資料的古希臘曆史文獻研究有一個很鮮明的特征，那就是，一方麵，關於古希臘的曆史形象或者曆史敘述幾乎僅僅存在於那個時期以來的二手翻譯的文獻世界；一切都來自翻譯人員之手，或真或假。另一方麵，關於文獻的作者和時間，需要從真假文獻中甄別。
所以，如果說中國曆史形象的真實性建立在曆代積累的原始曆史資料，曆史檔案，等曆史的自然積累之上，那麽，古希臘的曆史形象則取決於12-13世紀以來，大致直到16世紀所發現、翻譯的古希臘文獻發現者、翻譯者之手；缺乏自然的曆史真實性，或者說其曆史真實性（veracity）取決於文獻資料的可信性（credibility）與可靠性（reliability）。
有人攻擊中國曆史的確實性（validity，即，可信性和可靠性），我的回答是，中國曆史（資料）的確實性建立在人性所允許的最大可信性，人類自然曆史所允許的曆史資料積累的最大可靠性之上，是人類曆史記錄能力所能達到的顛峰。如果人類曆史資料的最大確實性取決於虔誠的曆史態度和連續不中斷的曆史檔案記錄，那麽，人類有史以來也就隻有中華民族做到了。人性是有弱點的，對中國曆史的求全責備式攻擊其實不過是對是人性先天不完善的攻擊。
而古希臘曆史確實性的欠缺恰恰就在於，它沒有自然的曆史資料積累，僅僅存在於二手的、以古希臘作者為名的文獻資料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演繹推理之中。也就是說，古希臘曆史是基於12-13世紀以來的古希臘翻譯文獻中提供的敘述，作為“原始資料”，在文獻世界中演繹推理，構建而來，而非經年累月的曆史資料自然積累，其確實性先天不足。
這是中文世界的讀者需要了解的第一點。
其次，就來到了本文討論的重點，即，古希臘文獻本身的確實性（validity，=可信性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即，即便這些古希臘文獻沒有經過“轉介”人員的摻雜，其本身所包含的信息可信、可靠嗎？
【再複習一下本文所用術語的含義，參閱簡無思：西方文獻史中的偽造文化（b）———西方曆史的幻滅（10），並進一步深化探討，以便後麵的討論不產生無謂的歧義。
可信性（credibility）指的是曆史資料來源所受資料保存者、整理者、製造者的主觀因素影響，導致該資料所反映的曆史事實真實性（veracity）的偏差程度，即相關人員的主觀因素對曆史資料真實性的影響。比如，曆史事件的記錄者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依據自己的理解和好惡，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對曆史事件做出的特定角度和立場的描述和記錄；可靠性（reliability）指的是曆史資料本身的客觀性，即曆史資料本身對曆史真實性的反映。
理想的曆史研究應該區分曆史資料和曆史著作之間的差異。
官方檔案，曆史記錄，碑文，文物，日記，地方誌，家譜等比較客觀的曆史自然遺留，都屬於曆史資料。其中，以文字材料為形式的曆史資料，可以稱為曆史文獻。資料匯集，也屬於曆史資料，雖然此時容易受資料匯集者的主觀因素影響。曆史資料的特點是具有相對客觀性。曆史同時期檔案和記錄人員的主觀性相對於曆史本身而言，屬於曆史的一部分，因而處於，也不得不放在，技術性忽略的範圍（這一段來自我曾經發布的公號文，“微聊中國曆史的可信性”。文章被平台刪除，不知原因）。
曆史著作，即一個人或一組人撰寫的有關年代久遠（即，超過曆史親曆者所經曆的年代）曆史事件的著作，也應該區分“史書”和“曆史著述”兩個概念。
史書，指的是基於客觀曆史資料的曆史著作，是曆史資料匯集的一種形式。曆史資料匯集如果以一種體係化的形式出現，比如史記的體例，以客觀匯集曆史事件為目的，資料匯集的作目的在於整理原始曆史資料，使之精簡化，係統化，便於查找，閱讀，我們稱之為史書。二十四史本質上是一種係統化，體例化，精簡化的曆史檔案，可以稱之為二級曆史檔案，依然屬於曆史資料。
如果資料匯集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的原始資料分類集合，沒有體現史書形式的充分精簡化，係統化，體例化整理，那麽，這一形式的曆史資料匯集依然屬於原始曆史檔案，或一級曆史檔案。
曆史記錄，指的是基於曆史意識為後人留下當下發生的事件而做出的記錄。比如中國曆史學體係中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帝王實錄，都屬於曆史記錄。曆史記錄屬於原始曆史資料，即，一級曆史資料，也即一級曆史檔案。
曆史著述，指的是以曆史評論，或曆史真相探索為目的，對既往曆史或者過去事件的研究，解析，曆史經驗和意義的總結等。曆史著述的主要內容不在於描述已有的客觀曆史資料，而在於對未知曆史真相、意義、價值等方麵的探討。曆史著述可以派生於曆史資料，或者是有限曆史資料的衍生。曆史著述不屬於曆史資料。比如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蒙森的“羅馬史”就屬於曆史著述，本身不可以被當作曆史資料。希羅多德的“曆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嚴格來說應該屬於包含有曆史資料的曆史著述。
曆史文獻在曆史學界一直以來是一個比較模糊的字眼。
通常意義上的曆史文獻常常沒有在曆史資料和曆史著述這兩個概念之間得到清晰區分，導致曆史研究在曆史可信性和可靠性方麵模糊不清。
以文字材料為形式的曆史資料，如上所述，稱之為曆史文獻，一般不會有嚴重的異議。
史書，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曆史檔案或者二級曆史資料，稱為曆史文獻也不應該有異議。
曆史著述，哪怕是久遠以前的曆史著述，本身並沒有對所討論的曆史（過去事件）有原始曆史資料意義上的貢獻，所以，不應該稱為曆史文獻。
但是，如果久遠以前的曆史著述及其作者本身作為一個曆史現象/曆史事件本身作為後世曆史學者的研究對象，那麽，這個時候的曆史著述自身作為曆史進程的一部分，成為曆史研究的對象，就完全可以看作曆史文獻本身，而其作者可以看作曆史事件中的一部分。但此處曆史文獻的含義與它所討論的曆史事件無關。也就是說，對於曆史著述所討論的那段曆史而言，這一曆史著述不能被當作曆史文獻；但它自身成為後世曆史學者的研究對象時，它才成為曆史文獻。比如，吉本的“衰亡史”對於羅馬研究而言，不能作為曆史文獻，因為它沒有提供任何原始曆史資料。但如果我們研究18世紀的羅馬研究史，那麽，這本書可以被看作18世紀羅馬研究的原始資料之一。
曆史資料尤其以其曆史文獻的形式，是構成曆史敘述的主要依據來源。但無論曆史文獻還是文物，如果缺乏曆史時間框架，則其曆史資料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以文字材料為形式的曆史文獻與後世曆史著述都在進行曆史敘述。前者是曆史以資料形式在在敘述曆史自身；後者是後世之人對這段曆史的追加敘述。
澄清這些概念很重要，這將為我們下麵的討論帶來很多便利。】
本係列（7）（簡無思：虛假和偽造的曆史文獻（上）———西方曆史的幻滅（7））提到西方曆史文獻的虛假和偽造問題，有一個問題需要進一步展開討論。
西方曆史文獻的虛假（fake，falsefulness），指的是虛假的曆史文獻足以帶來曆史認知的混亂，構成虛假不實的曆史敘述。它在構成上很複雜，正如係列（7）裏提到的。這裏再做補充如下：
偽造（forgery）：徹頭徹尾的偽造，以欺騙從而獲得某種直接的世俗利益（如金錢、名聲等）為動機，如文藝複興時期的波焦；不是為了獲利，但有著為家鄉的曆史地位和名聲而奮鬥的動機，如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
偽托（pretense）：有意識地偽造某名人的作品，但其中沒有世俗利益考量，往往來自古代無名作者寫作，具有崇高學術價值，純粹學者精神的產物，如亞裏士多德，柏拉圖文集中的大量偽托作品；中世紀教士為了宣揚基督教義而偽造保羅等耶穌使徒的書信，為了強化他們自己神學觀點。偽托是偽造的一種，即有意識地欺騙讀者或受眾。
擴充（interpolation）：真品摻假/後世增添，如盧克來修的《物性論》。
模仿（pastiche）：學習模仿古人寫作，而後有意識地/無意識地冒稱古人作品：古代修辭學校為了訓練學生的修辭能力，讓學生模仿古希臘和古羅馬演說家的雄辯修辭，其中的一些傑出作品流傳於世，被人誤以為某大師的作品。
偽典（pseudepigrapha）：有意和無意中錯誤地認定文獻作者和時間，如色諾芬的《雅典政製》。一般指的是那些不明作者或者不明動機的偽造，並因此在一定曆史時期誤導主流曆史敘述和曆史判斷。
惡作劇(hoax)：出於開玩笑的目的偽造古代文獻或文學作品，乃至古代繪畫、文物等，不是出於贏利等上述目的。
偽金石（pseudo- epigraphy）：偽造銘文。注意不是前麵提到的pseudepigrapha（錯典）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分類建立在研究現今已經被識別的虛假曆史文獻的基礎上。還有很多虛假文獻依然混雜在“真實”曆史文獻中，尚未得到揭露。
就古希臘文獻而言，首先正如前麵提到的，幾乎所有文獻都來自12-13世紀以來的二手翻譯。有學者認為，16世紀以後如果再有所謂“古希臘文獻”問世，那麽大概率都是偽造（原文出處正在查找）。
其次就是這些文獻本身（尚未翻譯前）的曆史確實性（validity）的問題，表現在上述虛假曆史文獻的分類。
（不小心又達到了3500字。有朋友建議每一篇文章不超過4千字為宜，這樣不至於因冗長而令讀者疲憊。虛假曆史文獻的實例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