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虛實之間的文獻（之二）古希臘文學（e）——— 西方曆史的幻滅（15）
【摘要】古希臘的主幹是基於古希臘經典著作所提取的曆史資料構建而來，後者充作曆史文獻有兩大主要特點：其一是其浪漫和虛構的文學性，導致很多著作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存疑於西方學界；其二是在民間多重轉抄一千多年可能帶來的失真，以及缺乏清晰的版本流傳曆史，難以免除增減，錯歸，偽托，偽造等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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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號關於西方曆史所涉古代、中世紀、現代西方民族和文明的曆史資料來源於西方曆史學者基於構建型曆史研究而編寫的曆史教科書，以及其他各種中、英文公開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認可這一知識和術語體係的可靠性，可信性，確實性和真實性。本人致力於在西方學術體係內部檢查其資料和寫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本文於2023/1/23 寫成後一直被微信公眾號審查部門封禁。今重寫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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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與古羅馬一樣，均沒有類似中國可能自黃帝以來即已設立的史官製度，以及“左記言右記事”一類嚴謹的政府官方檔案記錄，更不用說依據其積累而來的資料綜合而成的“史書”。
古希臘經典著作（Ancient Greek classics），即古希臘文學（Ancient Greek literature），是古希臘曆史主體結構的主要來源。
古希臘似乎也擁有其他所有民族可能都曾經擁有過的口頭神話文學傳誦傳統，logograph（嘮古）。這種神話傳說往往在其得以傳誦的民族內部被當作遠古曆史。
荷馬史詩，按照主流西方學界的觀點，本來屬於嘮古（logograph）傳統中口頭文學的一種，後來於公元前8世紀形成文字。赫西俄德的《神譜》和《工作與時日》，和其他作品均具有同樣的性質，都屬於口頭文學轉化為文字。荷馬史詩和赫西俄德的幾部作品裏麵的內容為古希臘曆史的古風時代部分提供了重要的核心基礎內容。
本文作者不否認文學作品，包括口頭文學，會包含一些可以提取的曆史成分。寫實文學如三言二拍所描寫的社會現象完全具備現代西方史學研究的補充價值，值得提取。
但同時本文作者強調，包含曆史因素的文學作品不能因此就可以被當作信史。基於文學作品形成的“曆史“敘述，比較恰當的詞匯恐怕應該並且隻能是“擬真曆史”。
比較荒誕一些的文學幻想，如金庸的武俠小說，甚至也都可以發掘出一些可以借鑒的史學價值，比如武學思想，風俗文化，生活方式等等。
文學作品內部或者互相之間表現出來的某種時間關聯性可以導致在這些作品的基礎上形成某種擬真曆史。比如，一部長篇小說，或者係列小說之間可以因為其內在的時間關聯和框架而構成一個類似曆史的敘述。這樣的擬真曆史比比皆是。
文學作品不能簡單等同於曆史著作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這裏缺乏可信的、具有專業素養的記錄人員，缺乏可靠的曆史時間框架，缺乏嚴謹的人物和事件記錄過程，以及可靠的記錄、核實標準。
文學作品與曆史著作之間的另一個區別就是，前者充滿文學家浪漫心靈的想象，創造和構建，後者則必須一切依據事實的客觀記錄。
所以，由文學作品衍生而來的曆史敘述，我們可以，也應該，甚至必須稱為擬真曆史；
與之相對的，由嚴謹曆史檔案記錄綜合整理而來的曆史，是嚴謹的中文意義上原本含義的真實“曆史”。我們可以，也應該稱為檔案型曆史。
檔案型曆史是真正意義上的“曆史”，也就是中文原初意義上曆史的含義。見簡無思：兩種曆史類型。
19世紀以來的蘭克客觀主義曆史觀指導下的現代西方曆史比較接近本文作者所主張的真正意義上的曆史，即，即時記錄型曆史，也就是檔案型曆史。因為19世紀以來，西方檔案型資料相對比較豐富，曆史寫作的原則與方法比較接近，或者達到，有人認為甚至超過，經典中國曆史學的理念和實踐。
一直以來，古希臘文學（即，古希臘經典著作），如詩歌，以《荷馬史詩》，赫西俄德的《神譜》“，《工作與時日》為代表；曆史題材的著作，如希羅多德的《曆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涉及人物和事件的哲學著作如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諸多作品等等，都為後世學者構建古希臘曆史其提供了素材。
在這些素材基礎之上構建而來的曆史顯然不是曆年檔案記錄積累而來的，中文意義上的檔案型曆史。
這些古希臘經典著作作為構建古希臘曆史的原始資料，有兩個最重要的問題是無法回避的，它們直接影響了其所構建古希臘曆史的可信性與可靠性。
（一）
首先是其浪漫和虛構的文學性，即狹義意義上的文學性。
在西方主流學界的語境裏，古希臘經典著作（ancient greek classics）與古希臘文學（ancient greek literature）互相通用。這對於嚴謹的中國讀者經常造成困擾。不過，如果我們對它們加以細分，並給予進一步考察，這些困擾都會迎刃而解。
其實，這裏的意思是，古希臘經典著作就是廣義意義上的古希臘文學。從古風時代（archaic 785–481 BC），古典時代（classical 480–323 BC），到希臘化時代（hellenistic 323–146 BC），古希臘經典著作，即，廣義意義上的古希臘文學，包括詩歌（史詩，抒情詩），戲劇，曆史，傳記，小說，散文，哲學，科學（包括數學）。
上述題材的古希臘經典著作均為後世西方學者構建古希臘曆史提供了基本和主要素材，正如本係列前幾篇文章指出的，構成了西方曆史教科書中古希臘曆史的基礎和主幹。比如，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這些著作中的擬真哲學對話場景常常會被當作真實的曆史場景記錄，並且切實構成了現今西方主流社會對古希臘的曆史想象和曆史敘述。
狹義的文學著作如荷馬史詩，赫西俄德的所有作品作為浪漫詩歌類的文學作品，這一點在西方學界從來沒有產生異義。這些狹義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是古風時代希臘曆史的主要資料來源。伊利亞特，奧德賽，工作與時日中的世俗部分描寫直接填補了古風時代乃至更早古希臘的曆史敘述。
希羅多德的《曆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色諾芬等人的曆史題材著作其性質作為狹義意義上的文學作品雖然最近幾十年在西方學界得到越來越普遍的認同，其曆史價值依然像文藝複興以來一樣得到高度重視。它們與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和其他作者一起，是古典時代和希臘化時代曆史的主要資料來源。
以下略微詳細探討一下古希臘經典著作中曆史題材的著作，其中的文學性質。
希羅多德的《曆史》一書在西方曆史學界的地位很高，但卻在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地被揭示作為曆史記錄價值的有限性。英文“曆史”，history一詞原本來自他這本書的希臘書名?στορ?α (historía) ，本義是詢問（inquiry），通過調查（investigation）而得到的知識。
作為近幾十年來的學術成果，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希羅多德作為西方世界第一個從嘮古傳統（logographic tradition）走出來，首次意識到應該對曆史事件進行核實與驗證式的調查的第一人，在曆史方法學上創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西塞羅稱其為西方曆史之父，他的地位在西方學界是不可撼動的。
但是，就他的代表作《曆史》一書作為曆史著作的質量而言，用今天的眼光來衡量，問題也是不可回避的。
希羅多德對曆史的“調查”在他的時代，以及受他作為民間作者身份的局限，本質上是一種“認真嚴肅”的道聽途說，盡管他自己聲稱所有的材料都經過“核實”，而即便這樣的“核實”也依然屬於民間傳說的重複，不具備權威的審核所應有的去偽存真的篩選能力。
當然，這些“核實”“調查”之後的“道聽途說”積累而來的《曆史》，對於一個民間曆史學家來說，已經實屬難能可貴，後世之人應該對此表示敬意。
希羅多德的《曆史》一書近幾十年來往往不再被認為是一部真正的曆史記錄一類的著作，因為它在客觀性和可靠性方麵麵臨難以克服的質疑。這尤其表現在希羅多德所“調查”“詢問”對象的不可靠，以及很多超越現實的浪漫描述，書中很多神話或者童話般的故事使得許多古代和現代曆史學家寧願將這部作品視為一種取悅讀者和聽眾的娛樂，而不是對曆史事實的可靠記錄。
客觀性是曆史著作可靠性的重要來源，也是希羅多德的《曆史》所明顯缺乏的。希羅多德作為民間曆史學家，很難有足夠的財力和權威，充分采集事實和證據，而隻能經常從自己的角度和角度寫作。
作為古人，他的描述無法避免鮮明的個人價值判斷，以負麵的眼光描繪某些國家，同時誇大其他國家的成就。比如將波斯人描繪成貪婪和野心勃勃的人，同時讚揚希臘人的文化和精致。這就影響了希羅多德作為曆史學家以及他的《曆史》作為曆史著作的可信性。
從中國經典曆史學以及蘭克以來的西方
客觀主義曆史學和曆史文獻的標準來看，嚴格來說，這本書擁有諸多缺陷，使得它不足以當作嚴肅意義上的記錄型曆史著作，而隻能歸為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正如不少現代西方學者指出的。這些缺陷包括該書缺乏時間框架，非現實的、半神話性質的故事，眾多不符合地理和生活常識的描述等等。這些特點作為文學著作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是作為曆史著作，在可靠性方麵就不能輕易接受了。具體細節這裏不展開，討論這方麵失實描寫的西方論述和著作很多，讀者可以在網上搜索展開閱讀。
對希羅多德《曆史》一書的可靠性質疑並非僅僅現今的學者。實際上從這本書剛一問世，直到在世尚未失傳之前，就遭到相應時代曆史學者的不斷質疑。正如美國Eastern University的Kenton Sparks教授指出：“在古代，希羅多德在讚美英雄和虛假方麵獲得了不可靠、有偏見、吝嗇和虛假的名聲。”
薩摩斯的曆史學家杜裏斯（Duris of Samos，350 BC – after 281 BC）稱希羅多德為“神話販子”。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 BC – 43 BC）在“論法律I.5“裏說，他的作品充滿了傳說或和“寓言”。亞裏士多德、弗拉維烏斯·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 ，c. 37 – c. 100 CE)和普魯塔克（Plutarch c. AD 46 – after AD 119)也有類似的評論。亞曆山大語法學家Harpocration（Valerius Harpocration ，c. 2nd century AD)甚至寫了整整一本關於“希羅多德的謊言”的專著。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第11版這樣介紹“Herodotus（希羅多德）”條目（直接通過微軟翻譯器翻譯成如下中文）：
“在古代和現代，人們都在質疑希羅多德的曆史是否具有可信的基本必要條件。幾位古代作家指責他故意不誠實。現代人通常免除了他的這一指控；但他更嚴厲的批評者仍然敦促，從他性格的固有缺陷、輕信、對效果的熱愛以及他鬆散和不準確的思維習慣來看，他不適合擔任曆史學家的職位，並創作了一部曆史價值不大的作品。”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同樣，也應該看作是一部曆史題材的紀實文學作品，而不是曆史著作，或者曆史記錄。恰當地說，這本書是一種戰爭的紀實敘述，外加文學虛構，和曆史思考的結合。
紀實文學無疑具有曆史價值，但文學畢竟是文學。
修昔底德的這本書充分展示了他作為一位優秀作家的浪漫寫作才能，對人類生活的深刻認識和廣泛的思考能力。他善於描繪人類的情感，尤其對失敗的反應，以及各種情境下的困惑，恐怖，欣喜，憤怒，憐憫等；善於以各種文學手法如擬人化的寫作技巧為事件增添戲劇性。同時，他也不吝對書中人物的性格和決斷力做出他自己的主觀判斷，描述他所想象的人物情感、行為動機，以及曆史事件的可能後果，沒有意識到，也就沒有避免無處不在的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
該書的文學色彩尤其突出地反映在他編撰、虛構的許多具有戲劇色彩的演講和對話，其中尤為著名的伯裏克利演說和梅裏安人的對話甚至可以單獨列出作為曆史學論文；有時候，他會像西方小說，以及戲劇和電影裏的旁白一樣停下來，反思戰爭的人性及其殘酷性，討論人類生活的荒謬性；甚至插入自己對未來將要發生的事件的預言，暗示即將發生的事情，等等。這些旁白使得這本書更加引人入勝，很容易將讀者帶入作者的角度，與之共鳴，分享他對戰爭，人類，生命意義的深刻見解。
當然，這樣的夾敘夾議手法也導致修昔底德關於戰爭起因和動機的描述與其個人猜測渾然一體，難以分辨，使得它除了作為文學作品（literary work）以外，更像是一本史學研究著作，影響了這本書作為可信和可靠曆史記錄的價值。
色諾芬的作品，包括他的《長征記》、《希臘史》、《居魯士的教育》和《回憶蘇格拉底》，與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一樣，被不少人認為應該歸類為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literary works），而不是合格的曆史著作（histories），更遑論曆史記錄（historical records）。色諾芬以其嫻熟的散文寫作技巧生動而又浪漫地描述了他想要告訴讀者的曆史事件，其中，因為虛構了很多成分，故而模糊了事實與小說、曆史與文學之間的界限。
色諾芬著作中最能表現其文學虛構的特征表現在他對語言的精致應用，對敘事細節超乎客觀水平的關注。他對宮廷氛圍，人物互動微妙之處的描寫，在曆史學家中是很罕見的，而這些都隻能是文學想象而非曆史事實。色諾芬生動地描寫人物，情緒和場景的細致之處，展現了一個文學家的非凡功力。比如，在“長征記”裏他描述士兵麵臨強敵而產生的情緒變化，堪稱文學大師手筆。
色諾芬的很多作品都具有傳奇性的描述，許多事件都被賦予浪漫化的色彩，神話般的品質。這在他的諸多作品中可以清楚地得到展示。例如在“居魯士的教育”和“蘇格拉底的回憶”裏，主人公在悲慘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極大勇氣很具有悲劇英雄一般的戲劇效應。
此外，色諾芬的作品往往包含小說中才能看到，而與客觀曆史描述無關的手法。例如，色諾芬在“長征記”中，經常編撰一些有說服力的對話，以帶出各種人物的動機和意圖，就像修昔底德一樣；經常在事實的描述中交織一些文學性質的道德旁白；用自己的觀察來評論曆史事件。與修昔底德一樣，色諾芬的著作也是一種事實、虛構和評論的組合。
小結一下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諾芬的著作中提示其可靠性不足的幾個主要特點：
1）作者以私人身份，繼承希臘logograoher（嘮古人）傳統，講述過去發生的故事；
2）具有主觀的保存和傳遞人類功業的意識，即曆史意識，含有豐富的曆史信息，如同所有曆史類文學作品一樣；
3）基於個人見聞，外加文學加工性質的細節描述；
4）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能做到盡量調查、核實，雖然有限。問世以來飽受學者質疑其中很多描述不符合事實；
5）缺乏政府力量收集與核實事實的能力，因而在信息廣度、深度、準確性，可靠性方麵深受局限；
6）缺乏公信力，限於私人能力範圍，難免資料收集過程中單一視野的主觀性影響；
7）很多內容屬於非事實性的神秘與信仰範疇的描述，與個人視野和主觀性密切相關。
8）明確的文學性質的虛構，如辯論，演講詞，對話等。
9）曆史評述，道德評判，等曆史學研究性質的個人觀點。
話說回來，無論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還是其他作家，如可信性和可靠性更受質疑的克特西亞等古希臘作家，他們作為民間作者，缺少如同古典中國史官和現代西方曆史學家的曆史學職業訓練和職業規範；他們自發地承擔曆史學家的責任，試圖為後世留下他們時代的人類業績，其初心可鑒。但是，受時代的局限，他們不能分清文學和曆史之間的界限，不能提供符合古典中國和現代西方史學標準的曆史著作，我們不能苛求這些古希臘人。
相反的是，我們也不能因為原諒他們的時代局限性而降低對他們作品作為曆史著作的要求，不可以忽視其文學性質尤其其中的虛構，以至於拔高或者不恰當地將他們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歸類到到曆史著作的行列。畢竟，按照古典中國嚴謹而又嚴格的標準，所有的古希臘經典著作作為曆史資料而言全都是不合格的。
（二）
希臘經典著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我們無法確定今天最具權威性的版本在經曆無數中轉抄之後，在多大程度上已經失真。
哈佛大學羅布經典圖書館（Loeb Classical Library）完整收集了西方世界現有的古希臘和古羅馬著作的英譯本。每一本都有希臘文或者拉丁文的對照，共477部（500多卷）。這些英譯本似乎是這些著作既往已經出版和新近編輯出版的收集和選擇，並且似乎還在不斷更新和替換。遺憾的是，總體而言，其中的希臘文或拉丁文原著來源何處並沒有很好的說明。
不過，每一部經典文本在其前言（preface）或總綱（general introduction）裏都有一些關於曆代版本和翻譯文本演變的說明，詳細或簡略程度不等。
以希羅多德的《曆史》為例，今天羅布圖書館采用的是Godley 1921年版，其依據的版本來源沒有詳細說明，隻含糊提到用的是與H.Stein版本所用一樣。同時，也提到“希羅多德的文本共有9個手抄原本（manuscripts），其中以來自10世紀和11世紀的Laurentianus和Romanus這兩種為最好”，但沒有提到這兩本或所有的9本原文是希臘文或者拉丁文或者其他。不過這個問題應該會有令人滿意的回答（猜測這應該是出於對希羅多德專業行內人而言大家都已經知道？但對於絕大多數的普通讀者如我們就顯得不夠清晰了），隻不過藏在某處尚未能夠讓公眾廣為了解。從時間框架來考慮，這段時期的所有希臘著作都隻有來自阿拉伯人翻譯的拉丁文本（Boethius幾個世紀之前翻譯著作不包括希羅多德；敘利亞文本syrian translations通常隻涉及基督教著作。），所以，推斷在西方流行的最初原始版本應該是阿拉伯人轉譯而來的拉丁文本。即，這裏的希臘文對照可能翻譯自拉丁文。事實上，Laurentianus和Romaus都是拉丁詞匯（希臘化的寫法分別應該是Laurentiano 和Romano），前者應該指的是佛羅倫薩Laurentian Library的藏品。Hude在其希臘文版《曆史》（Clarendon Press出版）的“前言”對這9種手抄原本的優缺點都有詳細說明，可惜，Godley沒有轉述。
現有的希羅多德《曆史》希臘文版究竟是來自拉丁文的轉譯，還是其他來源的拜占庭希臘文本，比如13世紀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戰利品，或者拜占庭帝國崩潰之後東羅馬帝國的希臘語學者逃亡佛羅倫薩帶來的抄本？與15世紀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的拉丁文版本之間有沒有關係？普通讀者乃至普通曆史學者不得而知，雖然我們相信終極答案肯定隱藏在某處，有待進一步探討。不過從Hude更推崇前麵提到的這兩種拉丁文手抄本來看，即便有希臘文原本，也很有可能不完備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能成為現在通行的英文版《曆史》的最終和原始來源。
也就是說，無論Laurentianus還是Romanus的手抄本，既然來自10-11世紀，從曆史脈絡來看，那必然就是阿拉伯人轉譯的那一批。因為最早的希臘文本也必須要等到200年之後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才能帶到意大利。
王以鑄的漢譯世界名著1997年版在“出版說明”裏間接提到，《曆史》一書大約是在16世紀初出版麵世，其傳世抄本有十幾種，大多是十到十五世紀的，與上述信息吻合。這就從中文譯本的角度證實，今天我們看到的《曆史》很大可能源自10世紀以來的阿拉伯版本。
王以鑄的翻譯原本來自Hude，參考了Stein版本。Hude的版本是希臘文，而且據說裏麵有比較詳細的版本淵源解說，可惜可惜王先生沒有加以介紹。這就產生一個問題，Hude的希臘版本源自何處？可惜本人不通希臘文，也找不到關於Hude版的更多介紹以了解其淵源。而羅布經典圖書館的英文版本（Godley）和漢譯名著係列的中文版本（王以鑄）對此均無介紹和說明。同樣，Stein 和Godley希臘文本的來源也沒有在他們的英文版裏得到說明。本文作者翻閱的其他英文版本也沒有答案，顯然，《曆史》一書的希臘版本來源不是很明朗，公眾不太容易在英文和中文世界方便地找到答案。
本文作者很願意猜測一個來自十字軍東征或者其後拜占庭帝國衰落和崩潰時期的古希臘版本輾轉來到西方，然後被翻譯成拉丁文，並良好地保留在西方，然後再次被翻譯成現在的英文，這樣一個傳奇故事。無奈至今在中英文世界都沒有找到任何可以佐證類似這一過程的證據。
這僅僅是隨手拿希羅多德的《曆史》舉的一個例子，從中可以鮮明地說明現有古希臘著作來源的複雜性和多重轉手之後的“失真”可能會有多嚴重。
亞裏士多德的《詩學Poetics》是另一個例子。
在西方學界的敘說體係裏，《詩學》雖說與《政治學》中的第八部分，《修辭學》共同完成亞裏士多德的”美學”理論流傳至今.。Rutgers Universit 英語係教授M.A.R Habib（2005）認為《詩學》不為西方世界所知很久，直到12世紀的阿韋羅伊（Averroe，1126-1198）重新介紹（restored）到西方。
現存最早的《詩學》抄本最遠隻能追溯到9世紀，轉譯自7世紀的一個阿拉伯版本，並且其中大部分已流失，隻有第六章的部分內容還在，詳情不明。商務印書館1996年出版的陳中梅譯本在“引言”部分對《詩學》的抄本，校譯本及其流傳和影響給出了一個不錯的介紹，讀者可參閱。
據陳中梅介紹，1741年的Parisinus抄本是西方世界目前保存最好的。據說這一抄本成於（翻譯於？拷貝於？）11世紀，其原本語言不詳。從時間線索看，這個11世紀的版本應該是從阿拉伯轉譯為拉丁文的那一批。Parisinus像是拉丁文而不是希臘文。據陳氏介紹，英國學者S.H.Butcher曾於1894年發表過他的校訂本和譯文。本文作者恰好手頭有一本Butcher的譯本第四版，其中包含第二版1898年的序言，提到與阿拉伯文的校訂過程，很艱難，提示這本來自11世紀的《詩學》確實翻譯自阿拉伯文。可惜這本書沒有第一版的類似序言和說明，而且很難找。
上述信息說明，今天西方世界流傳的亞裏士多德《詩學》的原初版本很有可能來自阿拉伯人的那批拉丁文翻譯。
然而，據西方學界吐槽，阿拉伯人在翻譯亞裏士多德以及其他古希臘著作中，會加進很多私貨，所以很不可靠。陳氏由於出身於楊百翰大學，當然也會秉承這一西方認知，在他這本商務1996年版的引言部分，他也抱怨“阿拉伯文的粗礪和不精確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們並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這本書，當然還包括傳承自阿拉伯的其他古希臘著作，在可靠性這方麵應該打多少分。是亞裏士多德本人的真實原著？還是他與好學的智慧之家時代阿拉伯人的“合作”？甚至其他更嚴重的情形，如偽造，偽托，錯歸等等，一如本係列前幾篇文章所討論過的？很難確定。不過有一條結論可以比較穩妥地推演過來，那就是，以這部《詩學》管窺而知，古希臘著作流傳至今的過程中，失真問題及其嚴重性是不可回避的。
陳氏的這本《詩學》依據照德國學者Rudolf Kassel的1965年牛津大學版本翻譯而來。引言部分關於版本流傳曆史的介紹寫得很不錯，與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英文《詩學》譯作相比，是最詳細的，質量很高。相對而言，哈佛大學羅布經典圖書館所采納的Stephen Halliwell英文譯本也是依據同樣的Kassel版本，但卻缺少充分的抄本曆史和版本演變介紹。顯然陳氏在翻譯本書之外做了很多功課。
由上述兩個例子可以看出，今天我們歸源於古希臘作者的古希臘著作，經手的中間環節如此之多，中間會很輕易地出現偽造（forgery），偽托（pretense），錯歸（pseudepigrapha，錯誤的作者和時間歸源），植入（interpolation，塞入新內容）。
由此我們可以充分理解，為什麽荷馬，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希臘哲學家、文學家會有如此巨大篇幅的作品，連篇累牘，不惜筆墨和書寫材料。假如這些著作的最終”成書”年代都在11世紀之後，那麽，由於紙張製造技術已經在10世紀左右由阿拉伯人傳入他們的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乃至西西裏島等地區，並在以後的3-5世紀傳遍歐洲全境，一切就都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了。
據說亞美尼亞有一些圖書館還有一些古希臘著作的亞美尼亞文古抄本（codex），這些抄本與中世紀那些拉丁文譯本沒有關係，所以相對獨立。
據意大利裔英國古典學者Lorenzo Minio-Paluello (21 September 1907 – 6 May 1986)的意見，這些亞美尼亞文古代抄本是今天的學者用來檢驗（拉丁文）文本翻譯正確性的來源。但由於古代古希臘文獻的不同抄本之間很難保證一致性，其中訛誤難免，更不用說亞美尼亞文抄本本身就至少是一個二手轉介，所以邏輯上，其用來檢驗現存西方譯本的作用有限。如果出現不一致，究竟誰對誰錯？
當然，即便通過了學術有效性的論證，用亞美尼亞抄本來校對古希臘文獻的譯本，對於每一本希臘著作而言，都是一個艱巨的工程，在西方國家都需要大動幹戈才能完成。
如果未來的中國學者有機會考察亞美尼亞版本的亞裏士多德著作，並比較它們與西方版本的一致性，那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現在我們所有有關古希臘世界的曆史知識主要來自中世紀流入西方的古希臘著作。更早的西羅馬帝國時期隻有公元5-6世紀的波愛修斯Boethius翻譯的很少基本亞裏士多德著作片段得以保留。這些古希臘著作，無論來自前期10-12世紀的阿拉伯人轉介，還是中期來自13世紀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掠奪自拜占庭，以及後期14-16世紀拜占庭帝國衰弱期間和崩潰之後流落到意大利，包括來自文藝複興旗手們的“發現”及其其中後來被識別出來的偽造（見簡無思：曆史文獻的“重獲”（recovery）——— 西方曆史的幻滅（6））。正如上一篇（簡無思：虛實之間的古希臘文獻（之一）（d）——— 西方曆史的幻滅（14））提到的，有學者認為，16世紀之後的任何古希臘文獻新發現，都應該屬於偽造或偽托。（這一段評論很重要，本人在努力回憶並尋找其出處。）
今天我們讀到的古希臘經典著作很多都是鴻篇巨著，內容豐富，成熟，令人難以置信那會是一個身處貧瘠山區，隻擁有小規模農業和種植業，以航海商業，海盜為主要謀生手段的居民，在短短數百年，甚至隻有2-300年（如經典時期）之間的產物。
這些著作所涉及到的人文和科學知識，很多都與希臘地區從古風到經典到希臘化時期所能夠擁有的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所不匹配的。反過來，古代希臘人所處的地理和自然環境也並沒有在這些著作中得到突出的反映，雖然在一些著作中多少有一些。
本文作者願意相信這些經典著作中的很多應該在稍早時期已經為這一地區，尤其愛琴海，東地中海沿岸地區的曆史學家們所熟知。
比如，再以希羅多德的《曆史》為例，它曾經多次為埃及的曼尼托（公元前3世紀），巴比倫的貝洛索斯（公元前3世紀），羅馬的波利比烏斯（公元前2世紀），猶太的約瑟夫斯（公元前1世紀）等曆史學家提及。但此後該書失傳，直到10-15世紀各種抄本的出現。
由於時間的流逝和手稿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丟失，長期以來，人們對現今流通版本所含信息的可靠性提出了疑問。最大的問題是是否或者有多少增添或刪減的文本，也就是後來的抄寫員或抄寫員對文本的添加或更改。
雖然不可能確切認定古希臘經典著作在過去千百年中的流傳中經曆了怎樣的失真，扭曲，篡改，添減，乃至偽托，偽造，有一條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千年來的轉抄無疑會有相當程度的訛誤。不能排除這些著作其實是希臘及其周邊地區在漫長一千多年間的共同創造而最後被西方學者標簽為希臘文學。至少，從這些“經典著作”自古希臘時代的一千多年來缺乏清晰的流傳曆史，或者僅能提供斷斷續續，詳略程度不等的流傳過程來看，它們的真實性尚需要接受認真而又嚴肅的質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