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概念和理論構造中的西方曆史 （a）——— 西方曆史的幻滅（17）
【摘要】概念和理論構造，是西方用來征服世界的主要思想和學術武器，是西方軟實力的核心部分，在過去的200多年中，成功助力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文化殖民。本文試圖以西方曆史構建為例，證明概念-理論構造本質上是一個希臘思辨/論辯（詭辯）過程，不能提供曆史可信性和可靠性。通過對荷馬史詩在文學和曆史屬性之間差別的簡短分析，本文揭露了西方曆史理論能夠混淆現實與想象的“忽悠”性質，以警示中文世界加以注意和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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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號關於西方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紀、現代民族和文明的曆史資料會包括來源於西方曆史學者基於構建型曆史研究而編寫的曆史教科書，以及其他各種中、英文公開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認可這一知識和術語體係的可靠性，可信性，確實性和真實性。本人致力於在西方曆史學體係內部檢查其資料和寫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本文係概念-理論-曆史話題的初步討論，有待整理。其中可能的段落和文字混亂，企盼讀者原諒。）
相對於中國曆史的檔案記錄性質，構建而來的西方古代擬真曆史（virtual history），其核心性的重要特征是概念和理論構造。
概念和理論構造，是希臘思辨傳統發展到今天成為西方學術豐富繁榮的基礎，也是西方用來征服世界的主要思想和學術武器，即美國政客口中的軟實力的核心部分。
大家還記得吧？近十多年前，美國智庫學者和政客試圖構造新的地理名詞，把南中國海改名為西菲律賓海。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中國經濟實力還十分羸弱的時候，也許就成了。而一旦修改成功，這一片海域的歸屬將在潛意識的層麵影響世界，並進而影響意識層麵的中/菲/美三國的外交博弈，使中國海洋利益受損。但畢竟南中國海這一名稱有著深刻的曆史根基，並且早在16世紀就已經為葡萄牙人帶回歐洲，要想在今天中國恢複強大的時候更改，沒那麽容易。
在學術和現實的雙重層麵，概念和理論構造的意義是巨大的。語言哲學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地位如此崇高絕不是浪得而來，因為語言相關的各種學術成就在上層建築的實際層麵所起到的作用，可以並且已經非常充分地為西方帶來對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心理征服，而心理征服恰恰是文明和民族征服的終極階段。
概念和理論層麵的構造帶來曆史、文化、精神的革命性全新構建，進而強力支撐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論述和物質層麵的勝利，這是19世紀以來西方成功征服和統治世界的秘密。
概念和理論構造是西方世界剛剛在阿拉伯民族的帶領下脫離矇昧，進入近代之後，立刻受益於印度和希臘傳統的一顆最甜蜜，最大力補氣的神藥。以17世紀以來以德國古典哲學家群體為先驅，西方世界從此發現概念思維的核心意義和價值，進一步將其發展成為幾乎所有學術領域的基石。其應用於人文世界，則充分發揮了其思想和價值領域的開疆拓土，助力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殖民事業。從土地意義上的殖民開拓，到曆史構建，乃至現代文化，文藝，媒體，金融，經濟領域的各個新型殖民領域，這方麵的發展與應用至今已經臻爐火純青，出神入化，在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如今，發明概念，構造理論，創造擬真現實，操控思想和價值世界，已經成為西方文明區別於並戰勝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質。
構建曆史，隻是概念和理論創造應用於曆史領域的一個具體實踐。
西方世界在12-13世紀到16-17世紀之間形成、匯集而來的各種有關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兩河流域的文學作品，文獻、曆史題材著作，文物，無論真實或者偽造（見Freeman，Grafton等人的著作和論文），為近現代西方人文學者提供了構建這一地區曆史形象的原始資料。14-15世紀之間開始出現，大約19世紀蔚然成學的考古學，通過真偽夾雜的文物，在自定的規範中能夠無限詮釋的方式，又為學術世界提供大量介於真假虛實之間的“原始資料”，從而為西方古代曆史的豐富敘述，填補越來越多的內容。
這些描述和文物遺存提供的原本是渾然無序的原始資料，原本缺乏時間框架，敘述和意義線索，甚至地理空間坐標，很難構成曆史敘述。這就促使西方學者花功夫對此進行創造性的想象研究，對此加以整理，規範化，賦予秩序，以方便精英和大眾階層的共同接受，其中概念和理論構造就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說，西方古代曆史完全建立在12-13世紀以來與概念和理論支持下的各種相關傳說/推測之上。為此，學者們勤奮構建時間和地理空間坐標，分配（attribute）古代作者到某些文學、哲學、曆史類著作等古代文獻（ancient literature），判斷（judge）或者分配（attribute）古代文物，藝術品，錢幣的年代分布，外加19世紀以來的考古學猜測和想象。
誠實地說，文藝複興直到19世紀，絕大多數學者的初衷是為了幫助自己了解和確立歐洲民族的曆史來源，就像從小失去父母的孩子長大以後會堅持不懈地尋找雙親，因為尋找心靈歸屬是人類天性。沒有曆史，那就盡可能地在殘缺的事實和想象中構建曆史。
金庸小說係列中人物、時期、地點、文化和武功拳法等都有某種程度的相互聯係。小說細節所提供的擬真事實足夠提供充分的原始資料構建金庸世界的擬真曆史，可以與現實世界的曆史相平行。
同樣性質的這些古希臘、古羅馬文學性質的文獻和文物，對於中國曆史研究而言，通常不過隻是提供佐證，補充說明政府檔案記錄基礎之上自然積累形成的中國曆史。
一個值得充分強調的，非常重要的曆史事實是，幾乎所有的古希臘、古拉丁（羅馬）文獻，著作，都是12-13世紀以來，通過為數不多的一些文藝複興學者兼掮客兼偽造者，起先匯總於意大利佛羅倫薩等地區的貴族和教廷的圖書館，然後推動形成了以貴族和教廷為讚助人的古典研究學術社會，進而推動個人以及研究所、大學為單位的學術研究。
也就是說，古代曆史的基本骨架，重要的曆史概念，民族，地區，事件等，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形成漸漸形成係統的敘述。
前麵的文章中，我們討論到民間流傳的，零散的，非係統的，基於民間作者個人興趣的，關於過去的敘述和寫作構成古代曆史的文獻和著作來源。此外，文物一類包括銘文，錢幣，藝術品，以及其他古董物件也參與構造古代曆史。
正如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所指出的，所有這些作為曆史研究對象的原始資料，在可信性，可靠性等諸多方麵都有著嚴重欠缺。表現在文獻與文物的虛實相間，真假難辨，普遍而又延綿不斷。如果說，古代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那麽，文獻偽造就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關於神祗、神器和寺廟的敘述；如果古希臘文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紀，那麽，那個時期的荷馬史詩就已經被國王和政客刻意篡改，先知的預言就可以被首席祭司篡改。
不過，當西方學者指稱這些故事為偽造曆史文獻實例的時候，他們其實已經先期偷運了一個概念，即，把這些民間流傳的故事標簽為曆史，或曆史文獻。
比如，荷馬史詩本來隻是吟遊詩人的說唱話本，具有口頭文學的性質。文學具有可以任意改動的特性，不是曆史記錄，更不是曆史檔案。在流傳中無論誰改動，其實都無所謂。但是，如果把千年口頭說唱積累而成的話本當成曆史記錄，則其中本來屬於常態的文學改動就變成了曆史文獻的篡改。
荷馬史詩作為說唱話本在歐洲地區流傳甚廣，即便在古代，不同地區的說唱差異也很大。據說最早的文字版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但這也是來自近、現代學者的研究，猜測。隨著19世紀末期Heinrich Schliemann對特洛伊牽強附會的考古學發掘，推測，依據荷馬史詩的想像性發揮，這部文學作品越來越被賦予曆史文獻的色彩。
荷馬史詩之所以能從文學作品轉換身份為曆史文獻，其依據的理論基礎在於文學研究中的所謂“口述-程式理論（Oral-Formulaic Theory）”。
這一理論最早是由帕裏（Milman Parry）和他的兒子洛德（Albert Lord）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他們認為荷馬史詩最初是按照某種固定的程式創作，然後得以口頭流傳。帕裏和洛德及其追隨者在闡述這一理論時表明，史詩可能是基於早期的真實故事或對過去事件的記憶；這些故事或記憶以口頭傳頌的方式流傳下來，並在流傳中不斷地得到改編以適應程式化的結構。此外，19世紀末期以來在特洛伊發現的考古證據也為史詩的曆史因素提供了支持。因此，荷馬史詩可以被視為口頭傳統，詩歌形式和潛在的曆史真相的結合。
但是，這一理論忽略了不同地區流傳的不同版本之間有時往往比較大的差異。同時，19世紀以來的考古學並不能證明或證實荷馬史詩中故事的真實性，其中展現出來的各種猜測和理論往往經不起推敲。比如阿卡門農的金箔麵具（Mask of Agamemnon），施利曼於1876年單方麵宣布發現這隻麵具，單方麵
宣布這屬於特洛伊戰爭中邁錫尼國王所有，並且單方麵宣布其製作年代為公元前1550年左右。這些單方麵的宣布均缺乏實質性證據的支持。後世研究者基本上對這些單方麵的宣布直接采納，並且作為考古學發現對古希臘曆史的補充，寫入曆史。
雖然主流曆史教科書依然將荷馬史詩描述的各種故事如特洛伊戰爭等作為曆史事實，但越來越多的當代曆史學家認為荷馬史詩中的故事不足以采信為曆史事實；同時，特洛伊，克裏特島的考古發現也不足以支持特洛伊戰爭和邁錫尼文明的真實性。這些曆史名稱更應該視為19世紀曆史和考古學家的人文曆史想象，曆史概念的創造，而與科學的曆史學沒有關係，更與真實曆史沒有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當代古希臘研究的學者著述。
比如，曼弗雷德·科夫曼（Manfred Korfmann），他從1988年到2005年去世一直擔任特洛伊挖掘工作的負責人。科夫曼認為，幾乎沒有證據支持特洛伊戰爭曾經存在過，並認為特洛伊的故事可能被誇大了。另一位否認特洛伊發現的文物與特洛伊戰爭有關的考古學家是辛辛那提大學教授約翰·M·奧茨（John M. Oates），他在1988年寫了一篇論文，挑戰《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記錄的特洛伊戰爭的傳統敘事。奧茨認為，沒有考古學證據支持其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戰爭。
其他學者如約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夏洛特·巴斯塔德（Charlotte Bustard ）和梅根·塞爾吉森（Megan Sergison）等考古學家，也對特洛伊出土的文物是否與特洛伊戰爭有關表示懷疑。她們認為，考古學證據太少，不足以最終證明在特洛伊發現的文物與曆史上的特洛伊戰爭有關。
另一方麵，理論的發明本身並不額外提供這一理論所試圖解釋現象的可信性和可靠性。荷馬史詩中講述的故事如果來自曆史，隻能直接取決於原初故事的創作者和傳頌者誠實敘述這段故事作為曆史的意願，對其加以真實敘述的能力，流傳過程中可以保證真實性不會流失的各種因素等。而如果講述的故事是曆史，那麽，符合良好可信性和可靠性要求的隻能是富於誠實曆史記錄意願和能力的專業史官和文字記錄。隻有專業史官留下的專業曆史文字記錄才是人類基於其有限的人性所能做到的最可能可信，最可能可靠的曆史記錄。
用發明理論來為升級文學作品為曆史文獻，尋找曆史文獻的現實形成過程以外的可信性和可靠性，本質上是希臘詭辯技術（dialect）的實際應用。本號在簡無思：中西哲學的根本差異（4）：訴求，知識，亞辯邏輯與真理一文中對西方理性思辨與訴求/論斷之間的關係分析中已經有詳細說明。
在論證“荷馬史詩等於曆史文獻”的論辯（詭辯）案例中，應用”口述-程式理論”為之辯護的訴求/論斷出發點就是，首先設定（論斷）口述內容就是曆史，流傳過程即便以口頭文學的形式就是曆史傳遞的過程（論斷），口頭文學曆經各種改動依然不改變其作為曆史（論斷），最終口頭文學轉變為書寫文學因而依然是曆史（論斷），既然曆史現在以文獻形式呈現，那麽荷馬史詩就是曆史文獻（論斷）。至此，結論來到出發點，完美“論證”了原初論斷等於論證結果，而實際上，每一段關鍵的“論證”其實隻是增添新的“論斷”。這樣，整個論證過程其實就是通過引進數個新論斷，圍繞最初論斷展開堆砌式的支持，構成一個漂亮的論斷鏈，卻以論證鏈的形式出現，最終形成一個對原初論斷的強化，也就是結論。
古代口頭文學固然可能其中含有重要的曆史成分，但流傳過程中的內容增減導致某種程度的失真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西方學者並不否認。問題是，1）口頭文學就是曆史文獻，或者2）口頭文學包含曆史因素，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表述，必須分清，不可以混淆。但是，“口述-程式理論”恰恰就是為了達到混淆的目的而發明出來，從而達到了偷運“荷馬史詩”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成為“曆史文獻”的目的。
更何況，荷馬史詩流傳到15世紀，開始形成現代文字版直到今天，版本眾多，基於什麽理由或者出於什麽原因確定了今日流傳的版本作為唯一權威版本，並獲得曆史文獻的“頭銜”呢？
當然帕克和洛德的論證過程並非這樣簡單直白，這隻是本文作者對這一過程的簡化而又直觀的揭示，以便有助於讀者認清這一理論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訴求/論斷的自我循環論證。這一循環論證的核心就是不斷引進新的不需邏輯論證的訴求/論斷。
有這樣一個普通心理學實驗，大家都不陌生：在一個10-20人前後排列的隊伍裏，從第一位開始，一個一個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向前（或者向後）轉達實驗者交給第一人的口頭信息。往往傳到最後，信息已經麵目全非，並且錯誤率與失真率均與參與實驗的人數成正比。也就是說，參與傳遞的環節越多，信息越容易出錯，並且偏離原來的信息程度越高。
“口述-程式理論”如此，人文與曆史領域的許多其他西方理論本質上都是如此，即，理論體係其實就是理論家圍繞其核心訴求/論斷，不斷引入其他訴求/論斷，以及公理/定理的自我循環論證。
我們必須清楚知道的是，概念和理論構造加持下的文學作品固然可以在學者世界裏曆史文獻化，但由此而產生的曆史敘述其可信性和可靠性仍然隻能停留在文學作品的層麵。
這也是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人士自己也經常迷惑於曆史與文學小說之間區別的主要原因。
近幾十年來，不但荷馬史詩如此，猶太民族的舊約聖經也如此，均大致以同樣的理由將充滿宗教和神話色彩的文學傳統轉化為曆史文獻。
（與此同時，西方學者不忘發明不同標準的理論，用來否定中國的夏朝和夏朝以前的曆史，雖然這些中國曆史的文字和考古證據與古希臘、古猶太相比，充分而堅實得不可以道裏計。不過這是另一個話題，打個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