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虛實之間的古希臘文獻（之三）（f）——— 西方曆史的幻滅（16）
【摘要】主流教科書中的古希臘曆史是依據現今流行於世的古希臘著作構建而來。這些古希臘著作揭示了古希臘文獻中的內在偽造和不實。外加古希臘的曆史年代框架主要來自16世紀人文學者結合天文學和其他因素的推定，古希臘著作無一不是經過數千年間的多重轉手、翻譯，其原始希臘版本的來源和下落以及與現今流行版本之間的關係缺乏清晰答案。這些都是值得嚴肅探討的問題。
係列前一篇，簡無思：虛實之間的古希臘文獻（之二）（e）——— 西方曆史的幻滅（15）被微信平台禁發。該文核心信息介紹見簡無思：中、西古代典籍與兩種曆史類型。
（一）
主流西方曆史研究資料表明，雖然5-6世紀西羅馬人如波愛修斯（Boethius）等，10-12世紀阿拉伯人曾經向西班牙、意大利地區翻譯和介紹過一些古希臘學術著作，幾乎其他全部現有的經典希臘文和拉丁文著作，即有關古希臘曆史的各種文獻資料，都來自12-13世紀之後的阿拉伯-希臘著作的拉丁文翻譯，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和東羅馬帝國崩潰之後來自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等東羅馬帝國，文藝複興時期（主要是早期14-16世紀）古典學者的搜集和翻譯。（簡無思：曆史文獻的“重獲”（recovery）——— 西方曆史的幻滅（6））。其中，古希臘原初文本的來曆和現存，現在流行的英文版古希臘著作所依據的版本，等等都是值得專題探討的問題。
根本而言，我們現在關於古希臘曆史的了解，在大體結構方麵，都基於這一批從12-13世紀以來，到16世紀搜集而來的希臘文著作所提供的信息，構建而來。
銘文和錢幣等文物和古董，以及考古學發現構成對這一大體結構的補充。不過這些都屬於另外的話題，可另行討論。
無論著作，還是銘文、錢幣，或者考古學文物發現等等，其中真偽相雜，觸目驚心，正如中世紀以來眾多西方曆史學家指出的那樣。關於考古學發現，本文作者已經在本號其他文章中討論。考古發現構建而來的曆史可靠性是另一個話題，其中，考古學作假在西方學界更是與生俱來，根深蒂固。參見本文作者對文藝複興學者安尼烏斯的介紹和討論（簡無思：虛假和偽造的曆史文獻（下）———西方曆史的幻滅（8））。
在本文作者看來，之所以會有這麽多偽造問題如先前曾經羅列討論過的（見簡無思：虛實之間的古希臘文獻（之一）（d）——— 西方曆史的幻滅（14），以及簡無思：虛假和偽造的曆史文獻（上）———西方曆史的幻滅（7））?，應該與所有這些著作本質上屬於經過中間人轉手有關。
無論古羅馬、還是古希臘，乃至古埃及、巴比倫等中東地區興衰交替的文明、國家和民族，他們流傳到中世紀晚期以及現代西方的古代著作，無不屬於“他者的故事”，“他者的著作”，經過漫長而又自由，顯然缺乏現代學術標準限製的民間輾轉翻譯、抄寫、傳閱，其中可能的流失、刪減、增添、有意或者無意的修改，或者幹脆偽造、偽托，或者他人著作的誤傳，等等都是無法否定，也無法量化確定的。至少，學術界很清楚，主流敘述中的古希臘、古羅馬著作，比如羅布經典圖書館裏的收藏，離真實、純粹、無誤的原作者作品相去甚遠。事實上，這些古典著作的每一部都無法幸免，自從其以拉丁文譯本形式問世於西方世界以來，數百年來的學者在這些方麵的質疑，涉及作品本身的是否偽造、偽托，還是作品本身年代和作者的屬實，或者作品的內在可信性和可靠性等問題。因為這樣的質疑來自常識。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教授格拉夫頓所指出的，兩千五百年來，西方文獻的偽造和揭露之間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甚至希臘、拉丁語文學（philology）就是在這樣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在“虛實之間的古希臘文獻（之一）（d）——— 西方曆史的幻滅（14）”中，本文作者列出西方文獻在真實性問題上的主要學術話題：
西方曆史文獻的虛假（fake，falsefulness），指的是虛假的曆史文獻足以帶來曆史認知的混亂，構成虛假不實的曆史敘述。它在構成上很複雜，正如係列（7）裏提到的。這裏再做補充如下：
偽造（forgery）：徹頭徹尾的偽造，以欺騙從而獲得某種直接的世俗利益（如金錢、名聲等）為動機，如文藝複興時期的波焦；不是為了獲利，但有著為家鄉的曆史地位和名聲而奮鬥的動機，如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
偽托（pretense）：有意識地偽造某名人的作品，但其中沒有世俗利益考量，往往來自古代無名作者寫作，具有崇高學術價值，純粹學者精神的產物，如亞裏士多德，柏拉圖文集中的大量偽托作品；中世紀教士為了宣揚基督教義而偽造保羅等耶穌使徒的書信，為了強化他們自己神學觀點。偽托是偽造的一種，即有意識地欺騙讀者或受眾。
擴充（或植入，interpolation）：真品摻假/後世增添，如盧克來修的《物性論》。不過，這部分幾乎是所有西方古典著作在翻譯和流傳過程中在所難免的。學界正式承認的隻是其中有明確證據的少部分而已。比如，西方學界普遍認為，阿拉伯人在轉介古希臘哲學著作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加進了他們自己的觀點。問題是，很難給出明確的例證和現代學術標準意義上的證據。
模仿（pastiche）：學習模仿古人寫作，而後有意識地/無意識地冒稱古人作品：古代修辭學校為了訓練學生的修辭能力，讓學生模仿古希臘和古羅馬演說家的雄辯修辭，其中的一些傑出作品流傳於世，被人誤以為某大師的作品。比如，Quintilian的文集
偽典（pseudepigrapha）：有意和無意中錯誤地認定文獻作者和時間，如色諾芬的《雅典政製》。一般指的是那些不明作者或者不明動機的偽造，並因此在一定曆史時期誤導主流曆史敘述和曆史判斷。
惡作劇(hoax)：出於開玩笑的目的偽造古代文獻或文學作品，乃至古代繪畫、文物等，不是出於贏利等上述目的。
偽金石（或偽銘文，pseudo- epigraphy）：偽造銘文。注意不是前麵提到的pseudepigrapha（錯典）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分類建立在研究現今已經被識別的虛假曆史文獻的基礎上。還有很多虛假文獻依然混雜在“真實”曆史文獻中，尚未得到揭露。
舉例來說，亞裏士多德文庫裏至少已有如下著作現在被判定為“偽作”或處於嚴重爭議中：
- （391a）《宇宙論?》—De Mundo*
- （481a）《論呼吸?》—De Spiritu*
- （791a）《論顏色?》—De Coloribus*
- （800a）《論聽覺?》—De audibilibus*
- （805a）《論向麵?》—Physiognomonica*
- 《論植物》—De Plantis*
- （830a）《論非凡聽覺?》—De mirabilibus auscultationibus*
- （847a）《論力學?》—Mechanica*
- （1181a）《大倫理學?》—Great Ethics*
- （1249a）《論美德和邪惡?》—De Virtutibus et Vitiis Libellus*
正如羅布經典圖書館（Loeb Classical Library）對亞裏士多德著作的總體介紹中提到的：
亞裏士多德準備出版的幾乎所有作品都丟失了；現存的無價作品是講座材料、筆記和備忘錄（有些是虛假的）。它們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I 實踐類：
尼科馬切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
大倫理學Great Ethics（Magna Moralia）；
歐德米亞倫理學Eudemian Ethics；
政治學Politics；
經濟學（為家庭利益）Economics (on the good of the family)；
論美德和惡習On Virtues and Vices。
II邏輯類：
類別Categories；
分析（前後）Analytics (Prior and Posterior)；
解釋Interpretation；
詭辯家使用的駁斥Refutations used by Sophists；
主題Topica。
III 物理類：26部作品（有些可疑），包括：
天文學astronomy；
世代和毀滅generation and destruction；
感官the senses；
記憶memory
睡眠 sleep；
夢想 dreams；
生活life；
動物事實facts about animals, 等。
IV、形而上學：
關於存在on being as being。
V藝術：
修辭學和詩學Rhetoric and Poetics。
VI 其他作品，包括：
《雅典憲法（政製）》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
更多作品的作者也值得懷疑。
VII 各種作品的片段，
如關於哲學和文學的對話；
以及關於修辭學、政治和形而上學的論文。
再比如，色諾芬的《雅典政製》也早已被判定為偽作，現在已從色諾芬的作品集刪除。
柏拉圖的諸多著作也在不斷從其作品集中刪除。這裏就不詳細討論了。
還有其他很多。
在現代主流學界的語境中，古希臘與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是兩個不同概念。東羅馬帝國似乎不是古希臘文明的繼承，而是起到類似為後來的西方文明保存和中轉古希臘典籍的作用。西方文明似乎沒有從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其首都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繼承什麽，現今標簽為古希臘著作中所反映出來的古希臘成就似乎僅僅來自希臘“古典時期”的兩百年幾位古希臘聖賢書齋裏的產物，而與東羅馬帝國一千多年的文明積累毫無關係，後者的作用似乎僅僅是保管和轉抄，而且其中的轉抄在多大程度上偏離原作，都無法討論。
對於擁有真實千年曆史經驗的中文世界來說，這樣的曆史圖像是很難想象的。符合實際情形以及符合曆史常識的理解更應當或者更可能是，比方說，古希臘學者如畢達哥拉斯、希羅多德也許實有其人，但其著作對於西方世界而言，無法排除東羅馬帝國的那些以希臘語為第一語言的學者在漫長的一千多年中，豐富發展了古希臘學者在眾多領域的學術思想，以他們的名義著書流行。
另外，這些古代希臘學者的生卒年月均來自後世學者基於這些流通著作中所提供的信息推演，結合各種其他因素而來如天文現象提供的旁係線索研究而來，差不多在17世紀才漸漸得以確定，成為現代曆史教科書中的時間框架。
將這一部分作為基礎背景知識牢記在心中，下麵我們再來聊幾個現在我們所知道的，也就是存在於現有文獻資料中的古希臘文獻中被直接描述為曆史不實與造假現象的實例。
（二）
古希臘最早的著名文獻造假案例恐怕非Onomacritus莫屬。
關於此人，我們現在所知莫過於希羅多德對他的描述。當然，也有其他後期學者將一些作品歸於他的偽造。
據希羅多德介紹，以及現代學者根據希羅多德提供的信息的信息研究推測，Onomacritus大約生活於公元前530-480間，比希羅多德出生略早。他應該是當時的雅典暴君Pisistratus（據推測生活於公元前600 – 527 之間）所寵幸，其工作的一部分應該包括收集傳奇人物Musaeus的神諭，詩歌等並匯編在一起。Musaeus是一個傳說中具有預知能力的人，也是一位詩人、曆史學家、巫師（或牧師）一類宗教、具備神性的人物。據說，Onomacritus並沒有誠實地搜集、編著Musaeus的預言或其他語錄，而是把自己的看法和判斷偽造為Musaeus的言論，呈遞給他的雇主。後來，Pisistratus的兒子Hipparchus（據推測死於公元前514年）將其驅逐出雅典。
當然，這裏所列出的三人生卒年顯然有矛盾。按照這些推測而來的年月，Onomacritus不可能服務於Pisistratus，也不可能服務於他的兒子。
Pisistratus本人據說也有篡改“荷馬史詩”與赫西俄德（Hesiod）作品的嫌疑。公元1世紀的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普羅塔克（Plutarch，c 46-120）曾對此有所揭露。普羅塔克同時還揭露了雅典政治領袖索倫（Solon，公元前6世紀）對“荷馬史詩”的篡改和增刪。
據信，普羅塔克是“希臘羅馬名人傳（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ns）的作者。這本書的印刷版第一版於1470年發行。曾經有另一些著作據稱是他的作品，但後來被判定為偽作，比如，“十大演說家（Lives of the Ten Orators）”，“論命運（On Fate,），“論音樂（On Music ）”，“論哲學家的觀點（On the Opinions of the Philosophers）”等等。
古希臘時期（前5-4世紀）的曆史相關著作無法避免個人寫作帶來的可信性與可靠性方麵的問題。希羅多德的很多描述被判定為不可信與不可靠在英文世界已是眾所周知；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米洛斯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伯利克裏葬禮致辭?Pericles' Funeral Oration”，更應該看作是修昔底德自己對這些所托之人思想的理解和藝術創作，而不是曆史事件本身。正如普林斯頓曆史學家康納（W.R. Connor）對修昔底德的評論，他是一個藝術家，通過巧妙的選擇和編排，將曆史資料中所蘊藏的象征性和情感因素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的書更應該看作是一部文學而不是曆史著作。
公元前5世紀的曆史學家如克特西亞Ctesia對同時代的希羅多德的著作僅憑自己的耳聞目睹，道聽途說很不屑，所以聲稱自己的著述如“波斯史（Persica）”完全基於波斯在蘇薩（Susa）地方政府的官方檔案。果真如此的話，它應該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檔案記錄型曆史著作。然而，自從公元前1世紀的曆史學家Diodorus Siculus否定這一說法之後，他的著作便失去了人們的尊重，包括其他著作如“印度史（Indica）”等。
實際上，古希臘文獻資料中有不少人對他們時代流行的曆史讀物持懷疑態度。公元2世紀的Lucian更直接將希羅多德，克特西亞描寫為“說謊的人”。
而這一時期（公元前5-4世紀）的希臘各城邦據說出現了一種利用公開銘文記錄城市曆史的文化習俗，銘文還可包括個人財產擁有權以及其他權利，寺廟的女祭師名錄，神靈的降臨的記錄，不同城邦國家之間的條約等等。這些刻在石頭，寺廟廊柱上的文字固然可以被看作早期曆史資料，但其中也有很多同時期的偽造和欺騙。比如，後世語言學家發現，這些銘文中的有關卡利亞斯人（Callias）與波斯人（Persians）之間看起來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中期的條約無疑是偽造，因為卡利亞斯人在銘文中用的是愛奧尼亞語（Ionia），而他們遲至5世紀末期才開始用這種文字。
顯然這一時期的希臘人已經注意到他們互相之間開始用偽造的曆史文獻實施互相欺騙，尤其表現在敘述重要曆史的場合，以至於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不得不強調，可信而嚴謹的曆史應該建立在明確而又可靠的並且有見證依據的資料基礎之上，否則空口無憑是無法說服人的。而大約在同一時期，甚至有希臘城邦開始出現整段整段偽造曆史的行為。比如，林多斯（Lindos）城邦幹脆直接捏造一段有關林多斯家族捐贈故事的曆史。
非但如此，文學創作方麵，這一時期也有意無意地出現了很多名人演說詞，這一方麵應該歸功於市場的力量，另一方麵也與當時的一些訓練修辭文書的學校讓學生模仿創作名人演說有關。優秀的作文可能就直接被當成某著名演說家的演說稿流入市場。
傳說中的亞曆山大圖書館在公元前4世紀開始懸賞征集名人著作，刺激了市場模仿名人寫作的潮流。圖書管理員們不但收購名人作品，有時幹脆自己創作或者請人創作然後冒稱著名人物的作品，以期向圖書館賣得好價錢。這種行為在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文藝複興的旗手們的“發現/發掘”加“偽造”行為如出一轍，以致市場上充滿了名人如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哲學家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醫學家如希波克拉底的偽作。
（三）
這裏所舉的例子有關古風、古典和希臘化時期的希臘文獻，文學和著述中的不實和虛假僅是冰山一角，旨在說明即便號稱來自這一時期創作的古希臘文獻和著作也並非天然具備成為曆史資料的可信性。
同時，人們得到的印象是，希臘人使用文字是隨意的，隨意得如同便宜而又廣泛易得的紙張已經出現的中國漢唐時期，後者的文風盛行與筆墨紙張的廣泛具備密切相關。而顯然希臘和拉丁文流行地區直到公元11-15世紀紙張製造技術傳入歐洲之前都不具備類似的物質條件。莎草紙的生長條件是苛刻的，愛琴海和地中海其他地區都不具備莎草生長的理想條件。除此以外，歐洲的早期筆墨製備也是一個尚未解決的曆史和考古問題。沒有高度技術加持的筆墨能力，大規模的文字寫作和作品保留都是不可能的。
那麽，在多大程度上這些作品其實是在紙張和和筆墨充分具備的中世紀後期的產物，都屬於嚴肅的學術問題，值得嚴肅對待。
當然，這裏所提及的所有關於古希臘曆史的例證都來自中世紀西方世界收集的希臘著作中的敘述，本質上是著作中的古希臘世界，鑒於其多次轉手的經曆，其真實性與現實曆史中的古希臘相差多遠是一個永遠無法回答的問題。
本文作者長期以來深刻懷疑現今被標簽為古希臘著作的眾多文獻在作者和時間這兩方麵的正確性。有兩個重要的曆史事實支持這一懷疑。
首先，中國曆史的年代時間框架基於近5000年來連綿不絕的各種形式和性質的官方檔案記錄自然積累而來，具有天然準確性。這一準確性尤其反映在以天幹地支為紀年方式的曆法體係形成之後。
與這一點截然不同的是，古希臘，以及古羅馬、古埃及、兩河流域的古代曆史的年代時間框架都純粹建立在後世學者的推測和研究之上。
現在人們所知，即主流曆史教科書中關於古希臘、古羅馬的曆史時間框架是在文藝複興時期的學者研究中確立，17世紀以來漸漸得到認同和采納的。它們與中國曆史時間框架的形成截然不同。中國曆史的時間框架是經年累月，在不間斷的檔案記錄中，會同同一曆法係統的演變，積累而來。
而古希臘非但在其古風、古典、希臘化時期缺乏明確的曆法，其紀年混亂不堪，不成體係。羅馬希臘時期的儒略曆也沒有得到強力有效的世俗政府統一推行，以至無論東西羅馬在16世紀末格裏高利曆法推行之前，不同地區的歐洲人民幾乎從來沒有經驗過同一日期的宗教節日。
這就意味著，16世紀以前，古希臘著作中的人物和事件在時間維度上處於混沌狀態。類似印度在接觸到中國，甚至西方世界之前，缺乏時間坐標，人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生活在完美的輪回信仰裏，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現在關於古希臘的年代時間框架是文藝複興後期學者，借助天文學知識，結合格裏高利曆法的頒布，猜測，推演，研究而賦予的。
具體古希臘的時間框架是如何得到確立，中文世界的讀者和認真嚴謹的學者需要花時間研讀16世紀意大利學者斯卡利傑（Julius Caesar Scaliger，April 23, 1484 – October 21, 1558)及其學生，以及他們之後的年代學（chronology）研究。斯卡利傑的年代學代表作《年代校正（de emendatione temporum）》（1583）和《年代詞庫（Thesaurus temporum）》（1606）在古希臘曆史年代框架的建立中起到奠基性的作用。前者采用天文學方法考察古希臘著作中的天文事件，推演出相關時間點，從而給出年代線索。其優點在於確立客觀的科學依據，缺點在於古希臘著作中的天文現象描述並不一定十分準確，以至於足夠作為確定某天文現象的依據；並且如何認定其中的描述與某天文現象有關則取決於研究者的主觀認定。而這一天文現象的認定對於年代時間的認定卻是至關重要。後者補充並重建了早期基督教曆史學家Eusebius Pamphilus的編年史，按時間順序收集了希臘和拉丁語世界的一些遺跡。
以天文學方法提供的科學依據為主要年代確定標記，外加基於其他年代估算的相互推演，比如與其他已知年代事件之間的關係，猜測，推斷等，後世曆史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考古學家和年代學家（chronicler）等均參與構建了古希臘的曆史時間框架。這些細節都值得具有獨立精神的未來中文世界學者認真考察，而不僅僅是人雲亦雲地附和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因為這裏有很多主觀因素深藏其中。
借助西方學者16世紀以來的年代學研究，古希臘著作中的人物和事件獲得了年代和時間框架，從而形成古希臘曆史，其虛與實盡在其中。
其次，便是古希臘著作的轉手。
這裏的轉手有幾個層次。
目前，對於中文世界乃至全世界的讀者來說，現今流通於世的古希臘著作，其希臘語原本來自何處，以及現在保存在何處是一個問題。羅布經典圖書館（Loeb Classical Library）所藏古希臘-英文對照本，很難追溯其原始希臘文文本的來源。就本人有限的親自調查，羅布經典圖書館中的古希臘著作在其英文譯本的前言和介紹中，很難找到明確的信息，表明其希臘文本是否都是原始文本，或者其原始希臘文本的傳承和來曆。哪些希臘文本來自東征十字軍的擄掠或東羅馬帝國的衰落和崩潰？其中有沒有或者有多少希臘文本來自中世紀翻譯為拉丁文或阿拉伯文的回譯？翻譯和回譯的失真問題如果存在，就可以是多重的，依其中的轉譯次數而定。這些都是實質性的問題。
如果所有的希臘文本都是原始文本，這裏也有文本來源何處的問題。是來自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還是東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的流入西方世界？還是16世紀以後的流入？其希臘文屬於哪一階段？是古風和古典時期的方言希臘文（比如，其中主要的 Aeolic, Doric, and Ionic）？還是希臘化之後的通用希臘文（koine greek），或者中世紀的（Byzantine Greek），或者16世紀以後的現代希臘文？文本年代的重要性與文本的真實性密切相關。
這裏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現代學術界對希臘文的演變掌握並不精細，其分期人為成分很大。比如，Koine greek現在依然用於宗教場合，現代希臘語的很多特征是在4至15世紀的漫長時間段裏陸續出現的。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種語言都處於一種雙層語言的狀態，區域性的口語方言和古老的書麵語並存。
這就為希臘文本的年代考古帶來很多麻煩。不過，具體這些都屬於專業學者才能回答的問題。普通讀者如本文作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主要限於現有古希臘著作的原始文本來自哪個年代，這是與這些文本的轉手失真程度密切相關的問題。
“轉手失真”這一概念的提出與相信這些著作來自古希臘的假設密切相關。因為西方主流曆史資料表明，古希臘著作之傳播到西方世界乃至現代世界，大抵遵循了：
古希臘———》古（西）羅馬———》文藝複興———》西方+現代；這部分很少，大約流傳到文藝複興時期隻有4本。
或者古希臘———》古（東）羅馬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現代；
或者古希臘———》古（東）羅馬 ———》東羅馬崩潰———》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現代；
羅布經典圖書館（Loeb Classical Library）完整收集了西方世界現有的古希臘和古羅馬著作的英譯本。每一本都有希臘文或者拉丁文的對照，共477部（500多卷）。這些英譯本似乎是這些著作既往已經出版和新近編輯出版的收集和選擇，並且似乎還在不斷更新和替換，其中的希臘文或拉丁文原著來源何處並沒有很好的說明。
本文作者沒有找到羅布經典圖書館就這個問題的綜合說明。總體來說，每一部經典文本在其前言（preface）或總綱（general introduction）裏都有一些關於翻譯文本的說明，詳細或簡略不等。
以希羅多德的“曆史”為例，羅布圖書館采用的是Godley 1921年版，其依據的希臘版本來源沒有詳細說明，隻含糊提到用的是與H.Stein版本所用一樣。同時，也提到“希羅多德的文本共有9個權威手抄原本（manuscripts），其中以來自10世紀和11世紀的Laurentianus和Romanus這兩種為最好”，但沒有提到這兩本或所有的9本原文是希臘文或者拉丁文或者其他。猜測這應該是出於對希羅多德專業行內人而言大家都已經知道？但對於絕大多數的普通讀者如我們就顯得不夠清晰了。從時間框架來考慮，這段時期的所有希臘著作都隻有來自阿拉伯人翻譯的拉丁文本（Boethius幾個世紀之前翻譯著作不包括希羅多德；敘利亞文本syrian translations通常隻涉及基督教著作。），所以，推斷原始版本應該是拉丁文本。即，這裏的希臘文對照可能翻譯自拉丁文。事實上，Laurentianus和Romaus都是拉丁詞匯（希臘化的寫法分別應該是Laurentiano 和Romano），前者應該指的是佛羅倫薩Laurentian Library的藏品。Hude在其希臘文版“曆史”（Clarendon Press出版）的“前言”對這9種手抄原本的優缺點都有詳細說明，可惜，Godley沒有轉述。
現有的希羅多德“曆史”希臘文版究竟是來自拉丁文的轉譯，還是其他來源的拜占庭希臘文本，比如13世紀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戰利品，或者拜占庭帝國崩潰之後東羅馬帝國的希臘語學者逃亡佛羅倫薩帶來的抄本？終極答案肯定隱藏在某處，有待進一步探討。至少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似乎曾翻譯過希羅多德的《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不過從Hude更推崇前麵提到的這兩種拉丁文手抄本來看，即便有希臘文原本，也很有可能不完備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能成為現在通行的英文版“曆史”的最終和原始來源。
無論Laurentianus還是Romanus的手抄本，既然來自10-11世紀，從曆史脈絡來看，那必然就是阿拉伯人轉譯的那一批。因為最早的希臘文本也必須要等到200年之後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才能帶到意大利。也就是說，現在存在於Loab圖書館的“曆史”英譯本似乎必然是經過了至少三重轉手之後的第四手版本：拜占庭希臘文———》阿拉伯文———》拉丁文 ———》英文。
當然，這些都停留在猜測。問題是，清晰的答案撲朔迷離，成為一個問題本身就不太好。
這僅僅是隨手拿希羅多德的”曆史”舉的一個例子，從中可以鮮明地說明現有古希臘著作來源的複雜性和四重轉手之後的“失真”可能會有多嚴重。
（四）
總之，依據古希臘著作構建而來古希臘曆史，難免虛中有實，實中有虛。體現在其內容，即文獻記載中本身的偽造和不實；體現在曆史年代框架，則屬於來自後世學者的推測和推演，研究而來，具有難以排除的主觀性；體現在原本古希臘著作流傳到中世紀，中間經過多少人的轉抄，轉手，翻譯，乃至偽造，偽托，後世其他作者所做著作的誤判，等等，都是值得嚴肅澄清的問題。
這些，與中國曆史的檔案記錄性特點形成鮮明對照。
如果根據四庫全書中的史部五以下所輯錄的野史、別史、雜史、外史，和小說、筆記，以及子、集兩部的浩瀚文獻，我們尚可以構建一部曆史。不過這種類型的曆史隻能屬於構建型曆史。雖然這種構建型曆史本質上屬於virtual history（擬真曆史），但由於這些文獻基本上來自曆年民間作者的即時記錄的積累，即使不具備官方檔案性質，其對真實曆史的記錄和反映大致相差不遠。
假如這些文獻和著作的可靠性與可信性本身就有問題，外加年代時間框架不具備自然真實的傳承，以及過程不清晰的轉手，中間的幾層轉譯，難免參假乃至造假和誤判，由此而構建形成的virtual history在多大程度上偏離真實曆史，就是一個相對比較重大的疑問。
遺憾的是，古希臘曆史乃至古羅馬曆史都具有這個問題。
假如真實的曆史是一個完整的瓷器（porcelain），上麵有一些不完美的瑕疵不會有損它作為一個完整瓷器的性質。
假如這個瓷器在過去某個時候被打碎，其碎片流失，後世之人希望根據殘留的碎片重新“還原”原本瓷器的模樣，那麽，殘留碎片的數量以及這些碎片是否真實屬於原本瓷器就顯得十分重要。原來的真實碎片越少，填補物越多，被“還原”的瓷器就越傾向於“擬真瓷器（virtual porcel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