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卻道天涼好個秋
簡無思：西方文獻和著述中的偽造和不實（c）———西方曆史的幻滅（12）
【摘要】西方古代曆史文獻和著述中的偽造和不實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文化乃至文明現象。遲至19世紀蘭克的客觀主義曆史研究原則問世，西方世界沒有形成係統、完整、客觀的曆史資料積累和曆史著述原則和傳統。即便19世紀以後，因為各種曆史流派和曆史學理論的影響，西方曆史學研究在文獻資料積累，曆史專著寫作等方麵無可避免地展現出偽造、不實和虛構的弱點。不實和虛構甚至在理論層麵得到合理化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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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號關於西方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紀、現代民族和文明的曆史資料會包括來源於西方曆史學者基於構建型曆史研究而編寫的曆史教科書，以及其他各種中、英文公開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認可這一知識和術語體係的可靠性，可信性，有效性和真實性。本人致力於在西方曆史學體係內部檢查其資料和寫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一）
正如本號已經在前麵的文章中陸續指出的，西方古代曆史文獻和著述中的偽造和不實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問題乃至文明問題。
發生在文明的層次，指的是西方文明很久以來一直沒有出現社會、國家、文明規模意義上的曆史意識。曆史，或者關於過去的敘述，很長時間以來僅僅停留在個體學者的個人愛好層次。西方世界能夠在社會和國家層麵開始具備曆史意識並且重視曆史資料儲備，從而跟以中國為模版的檔案型曆史（即，即時記錄型曆史,real time recorded history, 見簡無思：兩種曆史類型）能夠相媲美的曆史學術活動，需要等到到19世紀蘭克曆史學的確立。
文藝複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豪門家族究竟是怎樣忽然目光轉向古代，開始對古代曆史產生興趣，開始重金懸賞古希臘、古羅馬的文物和文獻？目前很難確定是否與元帝國帶來的中華古老、悠久世俗文明的人文影響有關。不管怎樣，由於美第奇家族對佛羅倫薩城邦國家（社區級別）的直接影響，這可以看作是西方世界首次在社會政治層麵意識到古代曆史的價值。
而在這以前的中世紀，西方世界乃至全歐洲都沒有任何個人或者社會、國家/國王、教會層麵基於曆史意識，有意識地為未來留下可供參考和記憶的曆史資料或著述。
這是中世紀的”黑暗”在曆史圖像方麵的另一層含義：中世紀沒有為後世留下充分、可靠、清晰的曆史形象。而後世曆史學家不得不通過自身的艱難努力在已經逝去的曆史長河中打撈中世紀的碎片，從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想象/猜測，盡可能地重構/構建中世紀“曆史”。這種努力，不但近乎無米之炊，更在這些碎片中發現很多砂子，即虛假、偽造的“曆史文獻”。這部分，應該屬於“中世紀的文獻偽造”這一巨大的學術話題。
中世紀之前的古羅馬和古希臘曆史著作，或者曆史敘述，無一例外發生在個人層麵。而且，它們都屬於另一個文明，跟西方文明無關，如果我們不能離開文明主體來討論文明的話。他們的資料來源都存在無可否認的不可靠特征。從希羅多德的《曆史》，到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伯裏克利的演講》，到李維的《羅馬史》，甚至凱撒的幾本著述，無不如此。西方學者對此並無隱晦。
【正如本號在先前的文章中指出的，西方文明的主體是日耳曼諸民族。而古羅馬和古希臘則是與日耳曼蠻族完全不相幹的另外兩個民族，雖然他們兩者之間也許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種融合、發展。將日耳曼民族，即今天的西方民族主體混同於古羅馬和古希臘，這就相當於把西山下來的土匪看作是山下王家莊和張家莊的人，把王家莊和張家莊的財產所有權全部劃歸西山土匪的名下。合適嗎？
你還別說，現在的西方曆史教科書就是這麽幹的。王家莊，張家莊，甚至更遠的趙家莊、李家莊的遺產全部都被說成是西山土匪的；古希臘、古羅馬，甚至更加搭不上邊的遠方和遠古的古埃及、古蘇美爾文明都是西方文明的曆史一部分。
竊取文明遺產不要這麽吃相難看好不好？
雖然我們理解，把自己冒充成王張趙李的後人可以令自己身價千萬倍，可以嚇唬全世界，並讓遠東的華家莊因為不明真相而心甘情願地匍匐，仰望。】
但是，撇開這些技術性的“小問題”，無論古希臘還是古羅馬，當我們考察其曆史真實性的時候，才會遇到真正嚴重的問題！而這個曆史真實性問題僅僅在相比較於中國曆史及其著述的時候才會出現，並且無法忽略。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中國曆史這樣的一個偉大而又輝煌的人文大廈，西方曆史的真實性就不會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當然，如果沒有中國曆史作為一個巨大的存在，近代西方學者恐怕也不會形成構建西方曆史的衝動和努力。
正如本號在簡無思：兩種曆史類型 一文裏討論過的，曆史，指的是留下記錄的過去。
沒有留下記錄的過去，就是流失在曆史長河裏的過去，就是一般意義上的過去。
曆史記錄，如果沒有如實的文字記載，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可以稱為口頭曆史。
口頭曆史如果及時並如實記錄為文字形式，依然可以看作是曆史記錄。但是，如果時間久遠，比如幾百年乃至幾千年過去了，人類記憶能力的局限性會導致不可避免的失真，甚至出現神化，那麽，這段口頭曆史就隻能稱為傳說，甚至神話傳說，站在文學的角度比較美化的說法就是史詩。
史詩（長篇傳說）經常具有神話色彩。如荷馬史詩（長篇傳說），亞瑟王傳說，格薩王傳說，羅摩衍那等。
傳說或者史詩，本質上屬於一種口頭文學，在口頭傳頌的過程中無法避免人類記憶的局限和創造的影響，不得不真假參半。西方世界因為缺乏嚴格意義上的曆史資料，因而會將傳說和史詩看作曆史資料。這樣說，雖然勉強也可以，但其曆史資料的價值在可靠性上不得不大打折扣。隻能在模糊的曆史印象方麵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完全不能與即時記錄型的曆史，即檔案型曆史，同日而語。
傳說，如果年代久遠，比如幾百年乃至幾千年過去之後，寫成文字，依然不構成“曆史”，雖然其基本的核心內容具有曆史參考價值。
傳說，史詩，年代久遠的口頭曆史等等，在創作意義上都發生在個人或者個人傳承層麵，本質上，都屬於圍繞曆史事件而展開的文學作品。作為曆史資料和曆史敘述，其可靠性都很低。
個人層麵的文字曆史著述，包括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李維，塔西陀等人的作品，均與官方或者公共檔案無關，本質上依然屬於圍繞作者所知道的曆史事件而展開的文學作品。依據其曆史資料的來源的可靠性，其曆史意識和曆史寫作的態度和客觀性等因素，其可靠性變異很大。
19世紀蘭克的客觀主義曆史研究模式出現之前，個人和民間身份的曆史學家是西方曆史著述的唯一來源。他們的局限性主要在於缺乏足夠的能力收集足夠廣泛（廣度），細致（深度），充分（時空和意義維度上的係統性，全局性）的曆史資料，外加作為曆史學家的職業精神和態度，學術能力參差不齊。
啟蒙時代後期尤其蘭克時代以後，西方曆史資料的積累和曆史著述開始展現社會政治和財政力量的支持，尤其表現在曆史資料收集的廣度，深度，細節，時間和空間跨度，以及客觀標準規定下的曆史著述等。這就可比於從夏商周史官（乃至更早的黃帝時代如倉頡、沮誦）開始的職業能力和規範。
也就是說，蘭克以後的西方曆史學者則因為開始依托政府和半官方學術界的社會政治和財政力量，能夠獲得他們的中國同行在4千多年前的黃帝時期的優勢條件，可以克服個人能力的局限，發展並遵守比較嚴格的職業規範，從而使得曆史資料收集和曆史著述在可靠性和可信性兩方麵飛躍進與19世紀之前完全不同的境界。
在這個意義上，蘭克以前的西方曆史資料和著述，嚴格來說，並不具備合格意義上的曆史價值。如上所述，將他們歸類為曆史題材的文學作品更為合適。這一點，歡迎基於證據和理性的反駁，而不僅僅因為崇拜和熱愛西方從而在情感層麵產生的“反感”。
文藝複興到十九世紀蘭克時代之間，由於印刷術的普及，相對於中世紀有著更多原始資料的客觀累積，因而有條件令後來的曆史學家展開比較客觀和充分的資料研究，從而有可能構建相對而言比較可靠的曆史敘述。
蘭克以後，西方曆史資料和著述開始更進一步在曆史意識，曆史資料的收集和寫作規範方麵進入主觀和客觀條件兼備的階段，有條件形成與古代中國曆史相比較的檔案型曆史，即，即時記錄型曆史的性質。
（二）
在文明層麵，西方長期以來直到以十九世紀的蘭克客觀主義曆史研究時代（以此為標誌我們劃分西方曆史的可信與否），一直缺乏社會政治層麵的曆史意識，缺乏從國家、文明的角度係統性地為後世積累記錄，汲取經驗教訓的實踐。似乎在蒙古帝國征服世界的衝擊波尚未觸及西方世界之前，中世紀的西方世界沒有意識到人類可以擁有像中國那樣有一個連續不斷，綿延千年的曆史記錄，人類的過去可以從曆史文獻中複活。
而西方人類關於過去的故事隻能依賴傳說，史詩，以口頭說唱的方式，包括古希臘的說古（logograph），戲劇，史詩，或者某些作家的個人著述，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李維等，講述他們個人角度所看到、聽到的故事。
（中世紀則是另外一個情形，需要專門開辟話題討論。）
這就是在文化層麵，關於過去的故事基本取決於個人文學創作一類的活動。而這些，本質上不能歸類為曆史寫作，而隻能屬於曆史題材的文學創作，因為其曆史文獻、資料、著述都屬於缺乏規範的自發文學活動範疇。
正因為如此，現代學者如Arthur Freeman，Anthony Graft所感歎的西方文獻的偽造行為自從西方（！）人類出現文獻的開始，便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與真實和誠實的文字寫作交織在一起，其本身就構成了西方曆史的一個重要特征。
實際上，古代西方曆史文獻一開始並非作為曆史文獻而出現於世間。僅僅因為西方自古代以來一直缺乏即時記錄曆史的意識和實踐，後世之人為了重新構建關於過去的圖像，才不得不搜集和整理他們手頭上能夠找到的所有關於過去的資料，包括文物和文獻，以圖盡可能多地在細節上展示過去的故事。這樣一來，過去的每一個時期都有該時期真實和偽造，以及後世之人為該時期所偽造的文字資料和文物，難以分辨地落入近代以來的曆史學者手中，困擾萬分。
這就與中國曆史學在資料搜集和整理兩方麵的經驗如同天壤之別。
根本而言，關於古代，西方學者無論古代還是近代，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曆史資料，文獻一類，基本屬於野史軼聞，巷談逸事。如果放在中國，不可能落入古代中國朝廷和地方史官的法眼，更不用說進入曆史文檔，隻能作為小說家在街頭茶肆，談唱說書的材料。
這就是區別於中國曆史研究的一個最重要的曆史學特點：從古埃及，到古希臘，到古羅馬，這些“文明”缺少公共記錄一類的曆史檔案傳統。15世紀的曆史偽造專家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 1437-1502）感歎於這一點，曾經提出可信曆史資料必須也隻能來自公共檔案，為後世曆史學家深為服膺。也正因為公共檔案的稀缺，所以他又不惜自己偽造銘文，偽造曆史文獻和著述。遺憾的是，他的這些偽造不到100年就被後來的學學者揭穿。16世紀的西班牙經院主義神學家卡諾（Melchior Cano，1509-1560）專門就所謂這一公共記錄，公共檔案一話題反駁安尼烏斯，指出所謂”希臘和羅馬都擁有公共編年史（“Greek and Roman monarchies had public annals”）這一說法純屬無稽之談。而李維（Livy，59 bc - 17 ad）的《羅馬史》裏幾乎完全沒有來自官方的檔案和公共資料也間接證明了這一點。實際上，在安尼烏斯之前，猶太曆史學家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首先提出公共記錄的重要性，並且指出，與埃及，西亞的腓尼基、迦勒底（均在亞洲的中東地區）不同，希臘和羅馬的公共記錄是一片模糊（blotted out）。前者好歹還有一些富於曆史意識的學者，得益於幹燥的氣候，努力保管了一些記錄有公共事件的實物（A. Graft，《Forgers and critics》，1990）。
這樣，在曆史研究領域，古代中國與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簡直就是兩個不同的宇宙世界，基本上沒有什麽可比性。這一點，中國官方曆史學界尤其需要認清。一定要認清中國曆史是檔案型的，即時記錄型曆史；而西方曆史是基於缺乏檔案資料條件下，後人反推而來，基於偶然發現的零散資料，猜測想象和觀念塑造營建而來的，後世構建型曆史。（參見簡無思：兩種曆史類型）
中國曆史是係統性的資料逐年積累而來，自然形成的曆史；西方曆史是基於或然性的探索（inquiry）所發現資料，基於曆史學家的構建而來。前者基於即時和及時的觀察記錄，從已知到記錄，具有科學研究意義上的可靠性和真實性；後者基於需要去偽存真的偶然資料，從未知去尋求真實，但卻永遠無法獲得證實，因而真實性永遠存在於彼岸。
這裏，曆史具有兩層含義：第一，是曆史資料，曆史文獻和文物；第二，是曆史著述，曆史敘述。
在中國，史官的職責包含兩個方麵，即劉知幾的“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第二是“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前者係“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者為“後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這兩個方麵，“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瞿林東：中國史學之連續性發展的特點及其深遠的曆史意義。參見劉昫等《舊唐書》卷73《令狐德棻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以及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81(中華書局2008年版)】。
中國曆史基於數千年不間斷的史官職業傳統累積而來，長期而又虔誠，專業而又細致，廣闊而又縱深；上至朝廷，中及州縣，下達家族；起自夏商，終及當下；無欺於神，無愧於心。這樣曆朝曆代累積形成的曆史資料是一個跨越時空的史官群體，基於一個不變的曆史意識和資料積累原則，前後接力，令人文努力融合於時間自然的完整形成過程，是人類基於其有限的認知和記錄能力所能保存的最可能接近真實曆史本來麵目的原始資料和誠實著述。
反觀西方曆史的構建，則幾乎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碼事。
打個比方，如果中國曆史，從資料到著述（二十五史）是上天/上帝的意誌借助中國曆代史官之手，一點一滴，一磚一瓦，曆朝曆代，經年累月，營建而來；那麽，西方曆史，則好像上帝給西方世界留下的曆史大樓因人們沒有保養意識而坍塌，磚瓦木料流逝在曆史長河。後世西方學者驚歎於中國曆史大廈的宏偉壯闊，有心從自己曆史廢墟中努力恢複過去的形象，作為真實曆史的替代。表現在曆史資料的收集，就是自發的民間學者，基於自己對曆史的愛好，對過去所發生事件的興趣，對重塑過去形象的熱忱，盡其所能，努力在殘磚斷瓦，亂石雜木中尋找可能的建築材料。表現在曆史著作的撰寫，則依然發生在個人層麵，依照個人手中所具備的材料以及對相應某段曆史的理解和想象，構建而成。其特點是，1）能找到什麽材料就擁有什麽材料；2）材料的真假不拘，可以是上帝留下的曆史碎片（真實曆史資料），也可以虛假不實的偽造（偽造的曆史文獻和文物）；3）按照個人對過去的理解，自行構建，具有個體曆史學家的自身特點；4）版本眾多。
（三）
曆史的偽造和不實首先發生在曆史資料層麵，即曆史文獻的偽造和不實。其次發生在曆史寫作層麵，即曆史著述過程中的不實，虛構和偽造。
文獻的偽造和不實將專文講述。
在曆史著述層麵，哪怕是同樣的曆史資料，不同的曆史寫作者完全可以按照其自身的理解和組合，構建成與曆史的自然原貌截然不同的曆史敘述。而居心叵測的曆史著作者甚至可以熟練運用希臘詭辯術，即嫻熟的希臘邏輯，概念和推演，構造出精美漂亮的說辭，模糊乃至推翻自然曆史原貌的自然合法性，代之以取決於曆史寫作者個人意誌的任意曆史構建合理性。
前麵已經談到西方曆史與中國曆史的最大差異就在於，一個是後世構建，一個是即時記錄。（《簡無思：兩種曆史類型》）
除了曆史資料的零散、偶然出現的基本特征之外，後世構建型曆史還賦予曆史寫作者和曆史資料收集者以很大自由，可以按照學者自身的曆史觀，主觀好惡，或者自身條件的種種限製，立場先行地裁剪曆史形象，構建出符合自身要求，同時看上去顯得依然基於充分證據的曆史構造。這就使得後世構建型曆史具有隨意構建的任意性。“曆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尤其適用於這類曆史。
與此相反，檔案型，即，即時記錄型曆史的原則是“君舉必錄，秉筆直書”。中國曆史上崔杼弑君，董狐直筆的案例充分說明了這種類型的曆史書寫在文獻和著述兩方麵的規範和準則。即時記錄型曆史是不以史官的意誌為轉移的，是客觀記錄，具有科學觀察意義上的科學性，嚴謹性，無法任意打扮。
曆史資料的收集和曆史著述固然有主觀因素的影響在起作用，但是堅持虔誠原則，對天地（曆史神聖性）和良心負責，是一個合格史官和曆史學家的基本要求和職業操守。做到了這一點，就很難想象會出現任意書寫曆史的亂象。
考察自古及今西方曆史資料收集和著述過程，充滿了個人意義上的主觀（隨意）框架，主觀（隨意）定義，主觀（隨意）發明概念，然後在這些概念，定義，框架中填充真偽兼備的“史實”，從而完成一段又一段的曆史構建。這樣構建而來的曆史，即教科書中的曆史敘述，其曆史真實性可想而知。
其實，即便十九世紀蘭克提出了比較明確的客觀主義的資料研究和著述原則，並且很長時間內引領西方曆史學界主流，這一標準也未能一統天下。西方曆史研究流派眾多。曆史主義，浪漫主義，曆史規律論，甚至基於古老的Horror vacui 傳統，都會在各自的充分理由加持下，漠視資料的客觀真實性要求，構建出符合特定曆史理論的曆史敘述。
比如，十九世紀英國曆史學家麥考萊（1800-1859）的成名作《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1848) 》是一部基於輝格黨意識形態的曆史著作，卻在英國乃至西方曆史學界享有崇高聲譽，一般認為可以比肩愛德華·吉本（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但正因為其富於偏見不加掩飾的寫作，這部著作極富爭議。卡爾·馬克思（1818-1883）斥之為“係統性的曆史偽造（systematic falsifier of history）”，“盡可能地淡化一些事實，越多越好（minimizes facts of this kind as much as possible）”。而更多批評家更是從人品，曆史品質（historicity），意識形態的偏見等角度對他以及這本書嚴加抨擊。但同時，我們不可否認麥考萊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一位藝術家”。湯因比（1889-1975）因此不無欣賞和讚歎地評論到，“如果一個曆史家不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也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曆史家”。
事實上，湯因比本人對曆史寫作過程中“合乎曆史規律”的虛構是非常寬容的。他認為在清楚地認識並保證完整的曆史規律不受損害的情況下，補充缺失的曆史事實，實際上是對曆史負責的一種表現。所以，修昔底德的戲劇化編造伯裏克利的演講，吉本和麥考萊曆史寫作中的藝術手法都是無可指責的。
這樣的曆史寫作模式或原則是西方曆史學界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抵消了蘭克的客觀主義，“如實直書”（張廣智，《西方史學史》，2010）等方麵的努力，為西方曆史著作的不實、虛構、偽造大開綠燈，同時也就令西方曆史著述在真實性（veracity），可信性（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有效性（validity）諸方麵留下大量弱點，經受不住未來數代嚴肅而又具備獨立學術精神的年輕中國學者檢驗。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