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昨天（11月16日），新當選波士頓市長的華裔女子吳弭在波士頓市政府大樓5樓的會議廳宣誓就職，成為波士頓曆史上第一個女性和少數族裔市長。
吳弭（Michelle Wu）成功當選後，華人社區反應極其熱烈。一個平時沒多少閱讀的小公眾號，因為大選之夜搶發了一篇吳弭勝選的快訊，獲得7.9萬的閱讀。該號之前介紹吳弭的一篇文章的閱讀也由當時的6、7千暴增至4.8萬。可見很多華人是支持吳弭的，對她當選是欣喜的。
但華人圈中很快出現了另外一種聲音。有相當多的人不以吳弭為榮，甚至還頗有譴責。這當然是因為不認可吳弭的競選綱領，比如她支持BLM（黑人的命也是命），比如她提出對警察要問責和監督，等等。
吳弭本是華人教育的典範。她學業上是學霸，課餘活動和愛好也不落人後，包括鋼琴。該學的都學了，該優秀的都優秀了，典型的華人教育。特別是她大學和法學院還都上了頂尖的哈佛——多少華人家長的夢寐以求。但是在不認可她的華人看來，她支持提攜弱勢群體，不背書擇優錄取的原則，就是拋棄了華人的教育觀和價值觀，自然也就背叛了華人的利益。
應該說，華人的兩種反應體現的是價值觀的分歧。形成不同價值觀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但如果聚焦於教育觀的話，如何看待個人努力的作用應該是最關鍵的分歧點。
華人普遍認為自己的成功來自於個人努力，卻忘記了大環境的作用
亞裔在美國一度有模範族裔之稱。華人也為自己民族的勤奮、好學和節儉而自豪。而華人的重視教育，更被認為是經濟上翻身的法寶。
也難怪，我們都是拎著兩個箱子，懷揣幾十美金來美國闖天下的。剛來時誰不是一個銅板掰成兩半花。所以，都把自己想象成處於社會底層。等完成學業有了正經工作後，一步邁入中產。幾年時間完成醜小鴨到白天鵝的蛻變，怎麽能不自豪！
隻是，這樣的認知說明了我們根本不懂得，已經擁有高等教育學位的我們，哪怕在最窮的時候也離底層很遠。當然，這樣的認知也是源於曆史知識的缺乏，不了解華人在美國的地位經曆了怎樣的變遷，不了解大環境的作用。
幾年前《華盛頓郵報》一篇“亞裔美國人成功的真正秘訣不是教育”（The real secret to Asian American success was not education）的文章道出了亞裔成為模仿族裔的真相。該文引用了兩個研究，說明亞裔在美國能夠快速成長是得益於社會公正的進步，得益於少數族裔不再受歧視，至少是不再有太明顯的歧視。
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納撒尼爾·希爾格（Nathaniel Hilger）利用美國曆史上人口普查的數據，以在加州出生的人為樣本，將亞裔與白人、黑人的成長做比較，於2016年發表了這樣的發現：
1）194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同是加州出生，同等學曆的男子，亞裔並不比黑人掙得多，比白人則要少很多；但到了1970，同等學曆的亞裔與白人收入已相差無幾；待到1980，亞裔的收入居然比同等學曆的白人高了。
2）亞裔確實是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大力投資。但教育投資獲得的回報不足以解釋亞裔收入的巨大變化，至少在1980時還沒有體現出教育的回報。相對應的，整個社會對亞裔態度的改觀才能夠說明問題。最好的例子是亞裔所有階層的收入都在逐漸增長，與學位無關。到1980時期，高中輟學的亞裔也與高中輟學的白人收入相當了。
上圖分別是1940和1980時期勞動市場報酬的情況。圓點藍線代表白人，方塊紅線代表黑人，三角形綠線代表亞裔。橫軸是受教育程度，縱軸是平均收入。圖表非常形象地告訴我們，1940年，亞裔與黑人收入水平不相上下，都比白人低很多。而1980年，亞裔的收入與白人幾乎相同。就是說，獲得了同等待遇。
威廉瑪麗學院的知名經濟學家哈裏特·奧卡特·杜利普（Harriet Orcutt Duleep）和杜克大學的塞斯·桑德斯（Seth Sanders）在2012年也有類似的發現：自20世紀的後半期，亞裔不僅是開始進入高收入的行業，而且在同類工作中越來越被平等對待了。杜利普和桑德斯的論文“亞裔美國人平權法案前後的經濟狀況”（The Economic Status ofAsian Americans Before and After the Civil Rights Act），也是利用國家人口統計局的數字，將在美出生的日本人，華人和菲律賓人的經濟狀況與本土出生的白人做比較。其總結是這樣說的：
【與他們在今天勞動市場所處位置不同的是，美國出生的任何亞裔成員在1960年時，比相對應的白人少賺很多。我們試圖確定1960年時亞裔與白人工資上那麽大差異及後來差異消失的原因。我們發現，所有普遍認可的、看似理所當然的理由，比如擇校的不同，是否參與就業，是否自己創業，是否從事農業生產，英語是否流利，是否從事與社會相對隔絕的活動，父母是不是第一代移民等，都或者是沒有作用，或者是影響很小。我們的研究表明，1960年時反亞裔勞動市場的歧視，是造成工資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勞動市場對亞裔歧視的逐漸消失幾乎是1960至1980工資差距逐漸縮小的唯一原因。】
下麵列出兩個杜利普和桑德斯這個研究的圖表。第一個圖表告訴我們，早在1960年，亞裔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就超過白人了。細分的話，在采樣的幾個族裔中（日裔，華裔和菲律賓裔），隻有菲律賓裔的受教育程度低於白人。第二個圖表顯示，亞裔的受教育程度在1960至1980期間幾乎沒有變化。
就是說，如果沒有平權運動，沒有社會公正的進步，無論個人多努力，多優秀，我們在美國並不會得到公平的待遇。而且很可能，美國大學不會如此大量接受中國留學生，更不要說大量人拿獎學金了。對了，不要以為我們的先輩缺乏能力，缺乏教育。如上所示，早在60年代，華裔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就高於白人了。
一句話，不是說個人努力不重要，而是相對來說大環境的作用更大。否認個人努力不合理。否認大環境的作用不公平。
吳弭背叛了華人利益嗎？
華人既然是今天比較公平的大環境的受益者，就也應該為打造更公平的大環境做貢獻。事實上華人也都在為此努力。隻是，努力的方向有分歧。這也是吳弭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的區別。
有一種說法，吳弭這樣的左派，支持BLM，製定入學政策時，說是照顧少數族裔，卻把也是少數的亞裔排除出了照顧的範圍。可是，亞裔的成績已經遠高於平均水平了，比白人都高。看看亞裔申請大學的SAT或ACT分數就知道亞裔在教育方麵絕對是優勢群體，憑什麽還要照顧呢？
另一種說法是，現在藤校的錄取方式，亞裔被歧視了。這個我同意。事實上這也一直是我試圖證明的。雖然亞裔在一流大學裏學生的占比已經遠超過了亞裔的人口比例，但這是因為亞裔確實有遠遠超出人口比例的優秀學子。按照現在的錄取標準，有些亞裔孩子足夠優秀，應該被錄取，卻被不公平地排除了。這是什麽？這就是種族歧視啊！
照顧弱勢群體的AA（Affirmative Action，平權法案，指學校和公司照顧少數族裔的政策）應該是讓被照顧的人取代原來正常錄取時排在底部的人。而亞裔學生被排除的方式卻是被從頂部去掉。我們需要反對的是這樣借AA之名對頂部的歧視，而不是AA本身。
還有，亞裔中也有需要照顧的弱勢。他們也應該得到AA的眷顧。如果隻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對亞裔細分，實在是不可取的行為。我們的努力目標應該是，在照顧弱勢亞裔的同時也不打壓優勢亞裔。
所以，為什麽認為吳弭這樣提倡照顧弱勢群體的政治人物背叛了華人的利益呢？
幾天前我讀到一篇報道，說波士頓的居民就業政策要求在波士頓大型私人建築項目和政府資助的建築項目中，要為城市居民、婦女和有色人種提供最低份額的工作。2017年的最新版本政策要求亞裔、黑人和拉丁裔工人在上述範圍的項目中至少獲得40%的工作時間，以更好地反映出該市的人口組成。
建築行業是一個收入相對較高的藍領工作，但同時也是一個比較排他的行業。長久以來，該行業一直被白人主導，包括亞裔在內的其他族裔難以進入，就是《平權法案》之後也是這樣。因為這件事情上亞裔也被歧視了，所以，波士頓該政策將亞裔也作為被照顧的對象之一。該政策與吳弭無關。我隻是想說明，亞裔也有處於弱勢，需要照顧的時候。該照顧就應該爭取福利。如果自己不夠資格被照顧，也不要阻止照顧其他弱勢群體。
黑人沒有能像亞裔一樣迅速發展是因為不夠努力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這裏隻能簡單粗暴地從各方麵點一下。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平權法案》並沒有讓種族歧視一夜間消失，隻是不再能夠明目張膽地歧視了。無論是華人還是黑人都還在承受不同程度的歧視，但黑人所遭遇的歧視遠遠嚴重於華人的，當然就不可能像華人那樣快速發展了。
希爾格教授也試圖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指出了一個現象：二戰後整個社會對華人和黑人的態度轉變有所不同。
在1850年時期，報紙新聞對華人的描述不僅非常負麵，而且還有這樣的字句：這些華人是勞動階層中的渣滓，“黑人身上的陋習他們都有，黑人的美德他們卻一點也不具備”。但到了1960後，見諸於報端的往往是華人勤勞、刻苦、不抱怨、重視教育等等，而黑人漸漸成了懶人的象征。這些都是歧視與否的一種表征。
我認為，華人普遍來說受教育程度比較高有很大幫助。哪怕依然被歧視，但還是能夠到達社會的較高層次。但我猜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即與華人是小眾有關。就那麽一點點人口，沒有人在意。被忽略的同時，也意味著不會成為歧視的專門目標。當你是被歧視的特別目標時，你幾乎是無法逃脫失敗的命運，就好像被《排華法案》壓著的華人隻能眼看著自己一點點積累的財富一次次被燒殺搶掠。
但黑人就沒這麽幸運了。我們看看下麵的例子。
1）《平權法案》之前的政策剝奪了黑人積累財富的機會，特別是幾個大規模改變美國人生活的福利政策，黑人少有享受到。所以黑人各方麵的起點都低。
《退伍軍人權力法案》（GI Bill）資助二戰回來的老兵的大學學費或就業培訓費用。這個法案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讀大學不再是尋常百姓不敢想象的奢侈。但是，黑人退伍軍人申請時往往被拒絕。
作為羅斯福新政一部分的1934年的《國家住房法》（National Housing Act of 1934）等一係列法案為低收入百姓提供了政府擔保的低息低首付的買房機會。但一個Redlining（劃紅線）的政策就把黑人排除在享受購房福利的範圍之外。（詳見“黑人也曾小康，但產業遷移和種族歧視毀壞了一切”。）
2）二十世紀的下半葉，美國製造業為了尋找更廉價的勞動力開始遷往郊區和南方，造成工業城市嚴重的失業現象。失業浪潮首先衝擊的是黑人早就不是秘密了。不可避免地，失業的孿生兄弟毒品開始進入黑人社區，其後果是犯罪率飆升。後來鐵鏽帶白人社區也發生同樣的問題，同樣出現毒品泛濫和高犯罪率。因為發生在白人社區，人們明白了，這是社會問題。但這時候大城市的黑人社區已經被毀了。如果不是白人社區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是不是黑人問題就永遠是自己的問題，不會被認為是社會問題了？這是一個值得深思，更應該有警醒作用的問題。（詳見“黑人也曾小康，但產業遷移和種族歧視毀壞了一切”）
3）黑人農民在廢奴後，先是租田耕種，再一點點買地。到1920年代，美國黑人擁有的農場占當時全國所有農場的比例，正好也是黑人人口數量的比例。需要怎樣的勤奮和努力，才能夠從零起步達到與白人並駕齊驅！但這讓白人農場主感覺到了威脅，就開始以各種手段壓製黑人農民，特別是從農業貸款上卡黑人，導致黑人農場主接二連三地破產。現在黑人農場主的比例已經降至2％以下。（詳見“從一個農民的破產故事，看黑人農民遭受的係統性歧視”。）
4）美國首位黑人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丁（Lloyd J. Austin III）在部隊中的升遷之路告訴我們，黑人在軍隊中哪怕表現出色也很難被提拔。奧斯丁在伊拉克戰場時遇上邁克·穆倫（Mike Mullen）上將來視察是一個千裏馬遇上伯樂的機遇。穆倫事後回憶說：“我完全被他征服了。我還沒有遇到任何像他這樣對地麵戰場有如此全麵了解的人。”穆倫以為奧斯丁會在下一輪提升的名單中，但是沒有。是穆倫直接把他的名字放上去的。
穆倫還提拔了其他幾位黑人軍官，都是在穆倫堅持下才“發現”的人才。最後穆倫手下共有了5位黑人軍官。他們中除了一位因在日本時處理一個下屬的性侵案件不力被從少將降為準將退役外，其餘人都成長為四星級將軍和海軍上將。問題是，部隊中像穆倫這樣能夠公平對待黑人的將官很少。（詳見“美國首位黑人國防部長的逆襲之路：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2010年的一天，穆倫上將的下屬忽然意識到，像他們這樣比較多的黑人軍官的組成很可能是一個難得的曆史時刻，應該記錄下來。他們邀請對這一切起了決定作用的上司穆倫上將，一起拍下了具曆史意義的一張照片（上圖）。
美國軍隊中英勇善戰的黑人得不到他們應得的獎章，也是格外令人唏噓的故事。除了歧視，沒有任何別的理由能夠解釋。（詳見“美國81歲越戰英雄為救戰友險喪命，卻因黑人身份2次錯失最高榮譽勳章”。）
5）警察執法中一直對黑人不公平對待，也是造成黑人社區被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圖數據顯示，在某個月中白人中與黑人中吸毒的比例分別為9.5%和10.5%。但是，每10萬個白人或黑人中因毒品被捕的人數分別為332和879，各為0.33%和0.88%。黑人吸毒並不比白人多。但黑人更容易被抓。所謂黑人犯罪率高，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從尼克鬆的“向毒品宣戰”（War on Drug）開始，黑人被大量監禁。尼克鬆和裏根身邊的人都曾在某些場合公開或私下承認過，懲罰罪犯隻是口號，懲罰黑人才是目的。試想，以這樣的目的出發，政策和手段怎麽可能公正？
《美國預防醫學雜誌》202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加拿大，盡管各族群在成癮藥物使用方麵大體類似，但某些地區的原住民因持有毒品而被逮捕的可能性幾乎是白人的9倍，而非裔被逮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5倍以上。可見，歧視不僅僅是對黑人的，也不僅僅限於美國。
也許現在正在審理的兩個舉國矚目的案子更能夠說明問題。
去年8月威斯康星州基諾沙市因警察槍殺黑人雅各布·布萊克事件爆發了抗議活動。伊利諾伊州安蒂奧克的凱爾·瑞特豪斯也跑去了那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去維持秩序。結果25日這天，他在街上的混亂中開槍打死兩人，傷一人。這時，幾輛警車開來。身上挎著半自動AR-15式步槍的瑞特豪斯舉著雙手迎麵走去，幾輛警車居然從他身邊緩慢駛過卻沒有對他采取任何行動。警察知道前方剛發生了槍擊，這裏有一個人帶著武器做投降狀從發生槍擊的地方走來。如果他是黑人，警察也會這樣對待嗎？
再看黑人艾哈邁德·馬爾克斯·阿爾貝裏被殺案。阿爾貝裏去一個居民區跑步，中間有去一個空房子停留。然後他在跑步路上被一對白人父子用槍逼到無路可走不得不奪槍而逃時被槍殺。警察到了現場後，不做任何調查，就相信了白人父子的一方之詞，認為他們是正當防衛，這事就過去了。直到幾天後有視頻暴露了真相，警察才逮捕了白人父子倆。試問，如果被殺的是白人，“正當防衛”的是黑人，警察當時會放過黑人嗎？
這兩個案子都是發生於現在啊！這不是已經“過去”了的曆史。
類似的例子太多。很多研究也都證明警察不公平執法相當普遍。如果現在還在爭論是不是真的有執法不公，那是不願意睜開眼睛直麵真相。
說了這麽多，就是為了表明一點：黑人麵對的是方方麵麵的，係統性的歧視。我這裏特別挑選了不同的例子，至少是工農兵都包括了。就這樣，還隻是冰山一角。可見黑人遭遇的歧視不是個例，也不是個別行業，而是一張怎麽也逃不脫的網。
這裏說一個心路曆程：促使我去了解黑人曆史的是一個令我不解的現象，即50年代電影裏黑人的形象並不那麽不堪。他們收入未必高，但都有體麵的生活，大多有房有車，有完整的家庭。他們也不暴力。相反，他們總是唯唯諾諾，典型的know your places（知道自己的位置）。然後就是80年代之後的電影中，黑人的形象完全變了，他們懶，沒工作，吃福利，還暴力，幾乎個個都是罪犯。
通過學習我才了解到，就是上麵說到的各種方方麵麵的歧視造成了那麽大的轉變。
這裏特別聲明一下，請不要用一個CRT（Critical Race Theory，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帽子來否定一切。這裏談的都是事實，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發生在活生生的人身上，不涉及任何理論。而且這裏談的不僅僅是曆史，同時也是現實。要反駁的話，請也用事實說話。
華人依然還是被歧視的對象
華人也還遭遇歧視嗎？當然！但程度不同。下麵這個例子，也許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黑人與亞裔分別麵對什麽程度的歧視。
紐約長島的《新聞日報》（Newsday）用“對子”方式對長島房屋市場是不是有歧視做了曆時三年的調查。所謂“對子”，就是讓一對各方麵條件都相當，連性別也相同的借款人，去同一個中介那裏買房，看他們獲得的待遇是否相同。這兩個人的唯一區別就是族裔。他們用很多“對子”測試了長島大大小小的中介。
2019年底公布的結論是：黑人測試者有49％的時間遇到了不同的待遇，而西班牙裔測試者為39％，亞洲為19％。這裏隻說兩個不同待遇的例子。一是某個房地產經紀人告訴一位黑人，某個以白人為主的社區裏的房屋對於他的預算來說太貴了。但是，同一位經紀人向打算花同樣的錢買房的白人展示了這一社區的房屋。另一個例子是，一位經紀人警告一個白人購房者，某個大多為少數族裔的社區經常發生幫派暴力，但她卻將預算可觀的黑人購房者引向該社區的房屋。難怪長島是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的郊區之一。
這個報告對華人社區也有很大意義。現在美國社會基本上不會把華人與弱勢群體聯係在一起，可能華人也沒想到自己至今在購房上還是被歧視的對象。我認為，這裏被歧視的比例很可能是具有代表性的。另外，亞裔的被歧視最主要表現在上層，而黑人的被歧視表現在所有層次。
事實上，上麵說的兩個對《平權法案》前後亞裔待遇變化的研究有一個同樣的發現：華裔並沒有完全擺脫歧視，上麵有個玻璃天花板。在高等學位的最上端，華人比白人的收入低了5%，黑人或西班牙裔就更低了。
總體來說，如果以賽跑做比喻，華人的遭遇類似於跑道上有障礙物，好像是跨欄跑。但黑人麵對的更像是一堵牆。所以，華人通過額外的努力還能克服障礙，黑人則幾乎是不可能。
黑人處於底層是不是因為天生劣質？
很多時候，談論黑人問題時往往有一些不便說出的潛台詞，但一般誰都會懂，那就是黑人天生比較劣質。他們不開化，笨，不似華人那樣有優良的文化傳統......就好像有人本來就不是那個料，你怎麽能指望呢？所以結論是，把一切都推給歧視是不對的。
我隻能說這樣的思維才毫無道理。
首先，把黑人、白人和黃種人分類看待沒有任何生物學依據。我們地球上現在所有的人，無論來自哪個國家，都是同一個種屬（species），叫智人（Homo sapiens）。黑人，白人，黃人，所有的基因組成都是一樣的。智商區別隻存在於個體和個體之間，而不存在於種族和種族之間。
然後，如果要用社會學的研究方式來證明，則必須有合格的樣本。本文前麵說的那兩個研究都是利用曆史上人口普查的數據，以在美國出生的人為樣本，將類似環境中成長的亞裔與白人、黑人做比較。作為第一代移民的我們，是不能把自己與美國土生土長的黑人比的，因為生長環境完全沒有可比性。
我們這一批大多數現在都過得不錯，可以定義為“成功”。但是，如果我們看一看第一代黑人移民，也是很“成功”的。黑二代就更“成功”了。不久前剛去世的前國防部長Colin Powell就是一個代表。我不是說這證明了黑人更優秀，而是說無法證明黑人不如華人或亞裔。
幾天前讀到一個帖子“有多少世界名校的學生論文是肯尼亞人寫的？”說的是現在世界各國的人都雇肯尼亞人做幫助寫論文的槍手。朋友圈裏一句“這讓XX情何以堪”的評語讓人忍俊不禁。此話雖然不雅卻也是點到了要害。其實誰都沒資格也沒理由歧視別人。大家都是一樣的。更合適的說法是，我們都是環境的產物。
曾聽一位朋友說起大學時在江西吉安地區實習的事情。那裏的農民因為非常貧窮，有機會得到一些資助。結果當地農民把給他們脫貧的種子直接吃了，而不是留著種地。他們口糧上有政府福利或救濟，並不缺這一口糧食。隻是他們根本不考慮明天，不做長遠打算。說實話，我聽這故事的時候也是挺吃驚的。我們印象裏麵，中國人都不僅勤勞，還會精打細算過日子。看來，我們還有很多不了解的東西。我朋友說，這是所有貧困地區的常態。的確，我當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怎麽和我美國鄰居說的她去做義工幫助窮人時發生的事情那麽相似。
還有一個新結識的朋友講的一個故事也非常有啟發。這個朋友多年前曾經業餘輔導過一個六年級的小男生。這個孩子從來沒見過生父，母親常年坐牢。他與同母異父的妹妹一起處於與母親隔離的狀態，由吃福利的外婆養育。他美好的憧憬是長大後在麥當勞打工的同時領救濟金。輔導滿一年後，他看到自己的將來是一名工程師，成績也從平均D-升到B+。現在已經是十一年級的這個孩子，已經走到了大學門口，估計明年進大學不成問題。
這位朋友說，很多底層美國人看不到希望，除了救濟金，他們不知道如何利用各級政府提供的資源，也不知道如何尋求幫助。不隻少年，很多成人也麵對與同齡人的信息不對稱而產生潛力沒實現的問題。
這次關注吳弭競選，我忽然發現，吳弭的話與這位朋友說的一模一樣。吳弭說，資源已經在那裏了，但是很多需要的人不知道。
吳弭難道不是哈佛的成功嗎？
說實話，我覺得吳弭這樣說話，這樣看問題，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作為出發點，特別接地氣。
吳弭大學畢業後去波士頓工作。後來，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為照顧離婚後又精神失常的母親和兩個還未成人的妹妹（她後來成為最小的妹妹的法定監護人），23歲的她不得不放棄工作回到芝加哥。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麵臨的是空前的挑戰。在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吳弭都沒辦法提起這一段經曆而不落淚。但正是這樣的經曆給了吳弭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的動力。這也是我認為吳弭最令人欣賞的地方：她把對小我的責任擴大為對有類似困難的人或家庭的責任，把對小家庭的擔當轉化為對社會的擔當。
哈佛號稱是培養領袖的搖籃。講真，哈佛這方麵做得並不好。哈佛畢業生去華爾街的更多。不是說哈佛畢業生不能去華爾街，而是說大部分哈佛生的出路與哈佛號稱的培養目標對不上，說明哈佛的願景與實踐有很大差距。
但是，吳弭這個哈佛生倒真的是歪打正著了——一個從來不關心政治的人被哈佛培養成了波士頓的第一個女市長，也是第一個少數族裔市長。
吳弭在她的競選演講中這樣說：“我真的相信，公共服務是改變世界的最好方式。”“我靈魂的每一部分都想為世界帶來改變，希望在每一天結束時看到產生的影響。”
據說有這樣一幅漫畫：一位母親指著辛苦擦地的清潔工對孩子說，“你不好好努力，將來就跟她一樣！”另一位母親，同樣指著清潔工，卻對孩子說，“你好好努力，將來就可以讓她也能得到世界的善待。”吳弭就是選擇了後者的境界。
華二代中優秀的不少，但像吳弭這樣優秀又有抱負的，不多。祝她走遠！
參考資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6/11/19/the-real-secret-to-asian-american-success-was-not-education/?from=singlemessage
https://ftp.iza.org/dp6639.pdf
https://www.nytimes.com/2021/11/06/business/economy/unions-race-boston.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CxM28OoWnaU&feature=sh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S7Kos2967vE
https://www.nytimes.com/2020/08/27/us/kyle-rittenhouse-kenosha-shooting-video.html
https://projects.newsday.com/long-island/real-estate-agents-investigation/
本文原創首發於“加拿大和美國必讀”公眾號“細說美國”專欄
什麽環境的問題，隻想到環境對華人有利不能改變，但如果環境對黑人沒有利，就不應該改變？這除了表現自私，還有什麽？黑人占社會比例遠比華人大，如果社會不能給黑人機會，難道以為華人能夠撐起這個社會？
一個合理的社會環境應該是給任何人機會。
你不可能用一種錯誤去糾正另一種錯誤。尤其不能以反種族主義的名義去進行種族主義，哪怕是反向的。更不應該以受歧視的名義就去幾千裏外打砸搶燒，然後質疑居民保衛自己是一種歧視。啥事都往種族歧視上靠的政客注定是失敗的。過去幾十年來的白左黑左黃左都沒有以此為貧困美國人做出任何有價值的幫助。所以，從華人利益出發，她是失敗的，從黑人利益出發，她是失敗的，從窮人利益出發，她是失敗的，從美國人利益出發，她還是失敗的，從世界人類利益出發，她還是失敗的。這和情懷無關，共產主義的情懷更遠大，而是實際效果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