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之賜 曾幾何時

時代真的是變了，國內學者不時公開“高調批評中共弊政”、並且也能見諸報導了。曾幾何時，報導中的座談會都是一個模式：歌頌黨的政策路線、暢談大好革命形勢。各行各業概莫能外。細微區別也是有的，工農兵學商，“活思想”較少，多半人雲亦雲；知識分子則能在歌頌“主義”之精深、“形勢”之喜人時，有所發揮、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越高級的知識人士，領悟越深，闡述越詳，有時還對中央有所啟發呢。

時移世異，兩大社會階層，對政治的參與向相反方向走去。平民百姓對於時政基本不聞不問；有“社會良心”之譽的知識精英，則從鼓手、轎夫變成判官或醫生。政治就是這樣改革的，社會就是這樣進步的。從一盤棋到多元化，從信仰馬列到自由思想。文化和科技知識普遍提高，民眾可以常識評判政治主張的社會適宜程度；旁征博引、深思熟慮，學者或可提出中肯的社會改造方案。

近代中國，風雲激蕩，社會改革時不我待，什麽方法都試過了，什麽代價都付過了。今天的局麵是以往一切努力的結果和延續，既留有昨天的遺跡，進則上天、退則入地的前景也綽約可見。“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的朝野學人，當然會有急迫的事業心和危機感。仿佛“中華民族向何處去”係於他們之手；政府官員則不是茫然失措、就是忙於殃民禍國。

現實責問國人：改朝換代之後，“社會進步還是後退了”，已經不止一次。百年前，帝製被推翻，若幹年中，國家既未強大、民生也未改善；各地軍閥混戰、人民流離失所。孫中山曾沉痛地說：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標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並重新考慮救國救民的道路。二戰日本投降，立即開始大規模內戰，知識分子忙於奔走呼籲和平。“共和”取代“民國”，統購統銷，一切都是配給；政治運動，惶惶不可終日。改革開放又是一個曆史階段，卻弄得：貧富差距，大到社會動蕩臨界點；道德滑坡，為五千年之未曾見。看似孫文百年前的革命目的都未實現。

其實，中國社會確實進步了。不過，不是按照設計好的步驟走的。令知識精英不能容忍的另外一點是：社會的發展居然那麽不理性、不順暢、不合規範。然而，民族的進步、曆史的發展，就是這樣跌跌撞撞、代價高昂，損益參差、似非而是。近代中國之崛起，幾代知識分子不畏強暴、犯難進言，給予統治者的揭發、批評、監督，對製約他們胡作非為、促進社會向好、向善，貢獻良多。

專製，原為人性本能。中國的專製製度長達兩千多年，諫官言臣製度從來徒有虛名。拜時代之賜，終於可以公開批評時弊了。無論發言者何種居心、所說是偏是全，至少其譏諷的事是有的、字麵道理是對的。響應他們、傳播他們的主張，對督導政府、淨化社會，都有必要。

出於相信我們民族的優秀素質和文化活力，對於批評者的聲嘶力竭、義憤填膺，可以視做“居安思危”。曆史經驗告訴我們：社會還在改變，並且不會直線發展；無論好的勢頭還是錯誤走向，都不會從一而終，到了某個程度就會有因素出來製約。知識的作用是提早辨別、抑惡揚善；學人的義務是條分縷析、不厭其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