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頑主下鄉
一九六九年我十四歲，在北京讀初中二年級。那時的中國正在開展文化大革命，整個國家機器像一台瘋狂運轉的巨大鍋爐，全國人民像沸騰的開水，蕩滌著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不料，文化的浸潤不僅無微不至、還根深蒂固，經常以它強大的生命力抵抗企圖改變傳統的革命者。當年，盡管我並不懂得這個道理，卻目睹了它的表現形式，那就是“革命接班人”對待如火如荼的政治運動，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那是我認識社會的第一課。
那時候的北京，初涉人世的青少年大致分成兩大類：一部分衝動地投身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運動，他們的總稱是“紅衛兵”；另外一些青少年，則直接傳承了封建時代的門第觀念和幫會習氣，頻頻為拉山頭、搶地盤打架鬥毆，那情形有點像是黑社會。熱衷其事的青少年取“玩世不恭者”之意，自己命名為“頑主”。此其時，我的政治覺悟剛剛達到跟在人家後麵呼喊不解其意的革命口號的水平。像所有跟不上社會主流的平庸孩子一樣，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帶著幾分劍俠氣、專門嘩眾取寵的少年吸引。雖然不一定當他們做英雄，卻在心裏敬佩那些人的桀驁不馴，有時候還要摹仿一下他們的惡作劇。
外交部子弟
“頑主”多半是“幹部子弟”（或曰“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中，優越感和虛榮心特強的那些人，喜歡倚勢欺人。他們的做為得到社會上等級觀念的默許，不僅沒有被文化革命的風暴掃蕩，反而受到很多人的企慕。如蔣夢麟先生所說，中國社會是由家庭、單位、行業等等許許多多小團體組成的；個人的生活內容、方式與所屬的集體一致，人們的社會地位也與所處的集團密切相關。所以，北京這個冠蓋雲集、府衙林立的地方，門第之見還擴大到了家庭隸屬的部委－－大機關的子弟往往蔑視小單位人的家眷。這種風氣持續了好多年。
我出身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不是革命幹部，卻在一個很大的機關裏工作，就是國務院第一大部外交部。所以，我也隨波逐流地領略過在社會上出風頭的滋味。當時的中國，人民大眾在政治上仇視幾乎所有的外國；經濟和文化上，卻不能抑製地崇洋媚外。在那個小市民的汪洋大海裏，誰要是在什麽地方與外國沾著一點關係，好像就不俗氣，還高人幾分。所以，“外交部子弟”這一稱呼，在北京城裏響當當。因為如此，很多對政治不感興趣、高小和中學的外交官子弟，就集合在這塊金字招牌下。
那時候，外交部“頑主”的大本營是城區東部的豫王墳，十四座宿舍樓連成一片，是那一帶的“第一大戶”。於是，他們理所當然地把住宅區周圍劃做自己的勢力範圍，輕視、排擠住在同一個區域其他部委的子弟。對人家冷嘲熱諷之外、還經常動之以武。
若是工人居住區裏的人惹到了他們，遭到的打擊就更大了。有一次，一個外交部子弟與一個工人子弟為了一隻鴿子起了爭執，外交部宿舍的小“頑主”們衝到工人宿舍，打傷了人家父子兩代，還砸了那個工人的家。聞風而至參與其事的，有幾十、上百人。是非曲直無人過問，隻一說：“一個工人子弟在跟咱們‘炸刺兒’”，已經構成“狠狠教訓他一頓！”的理由了。
不料，社會自有它的正統勢力，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權力高度集中、事事統一規劃的地方，隻消“毛主席和黨中央一聲令下”，千千萬萬人的生活，立即改弦易轍，毫無商量和猶豫的餘地。那年九月十八日，我十五歲的姐姐，被送到千裏之外的北方中、蘇邊界“屯墾戍邊”一個月之後，父母又接到了：“因中蘇邊境戰事緊張，各大機關需實行戰備疏散，下放‘五七幹校’”的通知，出發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一號。就這樣，在不到三個月時間裏，我的家庭便被拆散、四口人全部變成了農民。
下放時扶老攜幼，不分職務高低。和我們一同到幹校去的大使、司長不在少數，乃至副部長中也有未能幸免者。曾經活躍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的一些高級外交官：前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李鹿野、前中國駐美國大使李道豫等等，當年都是“光榮的五七戰士”。最巧的是，下去時有一戶姓夏的人家在幹校生了一個孩子，就順勢給孩子取名叫“下放”。五七幹校則是我從少年走向青年的地方。
外交部的幹校在湖南省茶陵縣虎踞山。隨行的機關幹部子女年紀大都在十五、六歲以下。初初聽到要去湖南幹校的消息，我興奮不已，認為這是一次長途旅行，有火車可坐、有山水可遊。哪裏曉得其中的政治奧秘。文化大革命對於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來說，太偉大、太深奧了，從中我們隻學到“人分九等”和“弱肉強食”的一套。下鄉時節，外交部子弟中的“頑主”們風頭正健，帶著滿身的優越感來到農村，然而，北京遠隔千裏，窮鄉僻壤沒有勢均力敵的對手，我們隻能用大鬧當地公社中學的方式，排解“懷才不遇”的寂寞。
虎踞中學
那所學校叫做虎踞中學，莊戶人家生計艱難，來念書的人並不多。從天而降的外來戶倒成了多數。所以，“強龍壓不住地頭蛇”的規則失靈了。我們中間真正的“頑主”不算多。但是，害群之馬總是既有號召力，又體現著群體特征。從我們進校的第一天起，虎踞中學就成了插班生的天下。身著黑色粗布衣褲的貧下中農子弟，被遠遠趕離了籃球場和那張唯一的乒乓球台，我們在校園裏盡情追逐、喧嘩，老師看不下去，操著鄉音濃重的普通話過來批評我們，卻在北京式的起哄聲中下不了台。“師道尊嚴”早在三年前，文化革命之初就被批倒批臭了。上課的時候，我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老師的外文讀音上，比如，三角函數課中，正弦(sin)和餘弦(cosin)應讀做：
湖南同學的名字、衣著和長相，也是我等的笑料。一個當地學子，名字裏有個南方男孩常用的“仔”字，在北京方言裏，這是個帶有輕蔑意味的字，常常用在罵人的話裏麵。所以，我們故意經常叫他的名字，字還是那幾個字、音也是原來的音，聲調卻大大地變了，我們在“仔”字後麵拖上一個帶轉彎的長腔，顯出滑稽的味道。湖南的同學雖然不懂京都方言，看到我們一付油腔滑調的樣子，也明白這決不是友好的表示。麵對我們帶來的、大城市的審美和價值標準，孤陋寡聞的農民子弟，根本不知所措。在開始的日子裏，隻能任由北京的孩子們為所欲為。
然而，“三湘四水多熱血男兒”。他們並不是可以隨意捉弄的，在校外不遠收割後的稻田裏，他們布下了教訓我們的戰場。可憐老實的莊戶後生不知道，打群架正是北京“頑主”的看家本事。我們人多勢眾、又小有戰術，幾次會戰都獲全勝。唯一的一次失利，是一個叫小明的男孩兒，一次放單遭到農家子弟的襲擊。這件事情提醒我們：還沒有入無人之境。從此，我們盡量避免單獨行動。
《山楂樹》
鬧學之外的幹校生活，又是一種風情。幹校是一大片茶園，幾千畝綠油油的茶樹排列成行、平鋪在紅土丘陵之上。五七戰士攜帶家眷分幾處住在紅磚房裏，我住的地方叫做“四排房”，在茶園中的山坡上。清澈見底的洣江從坡下流過，那裏有寂靜的沙灘、脆啼的水鳥。站在房前、遠眺坡下平川上蔚藍的天空下，田疇村落、嫋嫋炊煙、點點耕牛，有不盡的詩情畫意。洣江對岸是青翠高聳的羅霄山。聽說，可以擺渡過江，踏進深山；茶園之外有些什麽呢？反正，準是都市裏的孩子未曾見過的，在在吸引我們前去勘查。我和小夥伴幾度出外遊曆，探險的足跡遍布方圓幾十裏。我們效仿《神秘島》中的落難者，給所經之處命名。長滿馬尾鬆的紅土坡叫“馬尾山”、追逐嬉戲的上氣不接下氣時，眼前突現一個大水塘——“喘氣湖”。我們還從滄浪亭渡口撐船過江，攀上高山，指點洣江蜿蜒、阡陌田舍，流連忘返。
四排房裏還住著一些女生，其中四個與我們年齡相仿的，經常一同出行。她們梳著短發、一律左肩右斜著書包，排成一列走過茶園、稻田的小路，清純美麗，點綴自然，是當時的一大景觀。還有一個女孩兒，傍晚時分常坐在房前的茶園裏拉手風琴。雖然我們都愛唱歌，卻不能去和她的琴聲。那是個少男少女之間有嚴格界限的時代。我們已經開始對女生發生興趣，但不敢公開表示愛慕。若是有人在同伴中唱：“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開更美麗，”就會被人恥笑，對她們隻能故作淡漠。其實，女孩子們的情形一一都在男生眼裏。比如，看上去最為溫柔美麗的小欣，很少參與其他女孩兒的活動。幾個男生研究後的結論是：小欣並非落落寡合，準是被她們嫉妒而遭排斥。這裏畢竟不是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上流社會，對此我們愛莫能助。實際上，最需要安慰的是我們自己。那淡淡情愁隻能化在語意含蓄的蘇聯歌曲裏：
啊
茂密的山楂樹嗬
白花滿樹開放
啊你山楂樹嗬
你為何要悲傷
“土匪下山了”
那年深秋，酷暑消退、雲淡天高，頗助遊興。虎踞中學竟在此時組織學生進山砍柴，校方的決定第一次得到我們的熱烈響應。其實，學校的本意是進行一次帶有政治意義的勞動，喚作“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對這樣的政治濫調，我們早就不以為然了，隻當山裏的老鄉是逛山景的向導。一路之上，北京來的“頑主”們意氣風發，嬉笑打鬧，一付遊山玩水之態，行前的規定：“要把這次勞動當做一項嚴肅政治任務來完成”，早忘到九霄雲外。老師們屢禁不止，隻能積憤於胸。到得勞動地點，不待有人分派活計，我們便一哄而散，呼朋引類鑽進樹林，各尋開心去了。撇下帶隊老師和當地學子，在勞動中體會其中的政治意義。
我們盡情玩了一陣，精力還大大有餘，忽然有人大喊一聲：“土匪下山了！”我們幾十個北京孩子齊聲應道：“土匪下山了！”一麵造勢地揮舞著手裏的木棍，抽打周圍的草叢和樹枝，從四麵的樹林裏呼嘯著沿山坡直奔而下，演成響馬剪徑式的場麵，還自鳴得意地又跳又叫。旁邊的勞動者被這種北京玩法，驚得麵麵相覷。
積怨成仇。虎踞中學的教師終於失去了耐心，會同虎踞公社，一狀告到幹校領導小組。就在“土匪下山”之後不久，我們被幹校通報批評了。此一時彼一時也。壞學生的惡作劇，當年可以引申出政治意義：這些“高幹子弟、革命接班人”的輕浮行徑，足以使這個紅軍時代老遊擊區的人民，對革命成果產生懷疑。我們受到了來自學校、幹校和家庭幾方麵嚴厲的斥責。至於家庭，除了管教孩子們不要調皮之外，那些因政治問題正在受到審查的父母，還怕有人借題發揮說：小孩子的胡鬧是替家長發泄不滿，由此罪加一等。就這樣，來自哪一方的壓力都不輕，“頑主”們的氣焰才逐漸收斂。
我就這樣裹挾其中，混過初到幹校的兩、三個月，草草結束了初中的學業，回到四排房，跟五七戰士一起到茶園裏勞動。置身生活困苦、勞動為主、政治第一的五七幹校，我很快就知道什麽才是生活的現實了。
二、虎踞山路難行
天氣漸漸冷了，我們的好日子隨著蕭瑟的秋風一去無蹤。那些新奇、得意和浪漫，隻持續了半個秋季，接踵來到虎踞山的，是一個終日飄著冷風細雨的寒冬。
百衲衣
走在泥濘的紅土路上、攜帶東西、下地勞動都不能打傘。保暖而又柔軟的膠布雨衣價錢太貴，一般人買不起，大家都穿塑料雨衣。可是，塑料布遇冷變脆，幾經磨擦就會開裂。它不像布料可以縫補，又不能千瘡百孔地穿著。犯了幾天難之後，有人發明了一個辦法：用橡皮膠布從裏麵把裂口貼起來。這一著果然有效，而且便捷。當然不是十全十美，要粘的口子太多，小塊膠條星羅棋布，那半透明的塑料雨衣，看上去就像百衲衣。雨下個不停，幾乎人人都穿百衲衣，拖鍁荷鋤、步履沉重地行進在爛泥中，像是殘兵敗將。再加上男式一律灰色、女式不外淺綠和淺藍，背影難辨生疏。認錯人是常事，人們看到有人特意從身後繞過來看你，你並不認識他；或者，有人招手叫著前麵的人，卻沒人回應時，都不會見怪。
脫下百衲衣，穿在裏麵的工裝也有可觀。五七戰士身上的衣服既不破，也不舊，不少人卻把它們補得整整齊齊。為了準備長期“在勞動中改造世界觀”，下鄉之前，他們就把衣服的袖肘、膝蓋和臀部縫上了補丁。在這個幹校，錢鍾書式帶椅墊的褲子也不少見。很多擁有這種裝備的人是放過洋的，用得也許還是英國料子呢。
碗裏的稀粥
幹校的冬天雖然陰雨綿綿，也偶有晴天，但是陽光從來照不進食堂的菜鍋，每天一律：上頓白菜，下頓白蘿卜，間有白粉條。到了年節則是白菜、白蘿卜、白粉條。最初兩天大家說好－－清淡爽口，第三天就開始抱怨了。也有動物蛋白，看得見的是早餐稀米粥上，漂浮的一層米蟲。要撈上半天才能勉強下咽。中飯和晚餐是幹飯，肉眼分辨不出米和蟲兒，卻吃得心知肚明。
夥食不好，農活又重，人們的糧食定量卻一仍城裏：男三十一斤半，女二十八斤的舊式標準。俗話說：“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早上二兩、中午晚上各四兩的低熱量減肥餐，怎能滿足正在發育的少年呢？幹校當局對我們營養不良情況的解決辦法，是教育我們說，這正是學習當年紅軍在陝北，艱苦奮鬥之“南泥灣精神”的好機會。而不是孟子雲：“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對青少年來說，主義和真理雲雲是很唬人的，隻有為之肅然起敬和為革命餓著的份。這種情形延續了很久才有改善。
貓耳朵
食不果腹的補救方法，是到鄉下的供銷社買點心和零食。店裏的點心隻有兩種，一是又厚又硬的大餅幹，不好吃；另一種是黃白兩色、薄薄、向中心卷起、略帶甜味的小花片，我們稱之為“貓耳朵”。可是，購買糧食采品得用當地政府配給的糧票。下幹校的人都過集體生活，每人名下的糧票隻在糧食局和大食堂之間周轉，我們一兩也見不到。
沒有糧票鬼也不推磨，徒呼奈何？“天無絕人之路”，我發現，夥伴小鏗手裏有不少糧票。原來，他的父母有先見之明，下放之前就存下一些全國通用糧票。於是，我出錢、他出糧票，攜手奔向一小時路程之外的供銷社，買貓耳朵充饑。
不用糧票的零食有三種：土采麥芽糖，不好吃；帶核的幹桂元，既貴吃多了又會上火；容易接受的是紅棗。我父親在隔離審查期間，全靠紅棗做補充食品，結果傷了胃。後來聽中醫說了才知道，紅棗雖有補益脾胃之功，也有產生“明胃腸濕熱”之弊。
典型幹校生活的另一種形式，是拆散家庭、男女分開的集體宿舍。十幾平方米的房間，沿牆擺滿上下兩層的木床，還有幾十人一排無間隙的大通鋪。在城裏時，唯恐房間不夠寬敞的人，此時才發現：在闊不盈米、長僅及身的小小空間也能睡得著覺。各人的行李都堆在一起，手邊隻放得下少量生活必需品。人與人之間唯有蚊帳相隔，蔽目而不掩聲。有意無意將幹部們置於互相監督之中，正是那個時代政治鬥爭的需要。
圍觀
後來，有家屬的人奉命攜眷遷居附近農村。這絕不是當局尊重家庭生活的良心發現，實在是由於幹校的房子太擁擠了，他們要騰出倉庫和廠房來搞生產。我的父母正在受著政治審查，作為懲罰，我家被分派到離幹校最遠的村子：緊靠洣江的江前村。
那兒真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僻壤。初進江前村的一段時間，每天剛一回家，老鄉們便不請自來了。他們幾十個人，分批圍住我、父親和母親，看著我們做事情，神情是那麽的好奇、認真和耐心。我們的舉動時而使他們暗笑、時而引發他們低聲議論。說也難怪，若不是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天子腳下的臣民怎麽會千裏迢迢地來到村民們麵前，乖乖供他們品頭論足呢？同一個時期，北京的市民不是也在街上圍著外國人不放嗎？
這裏的老鄉不懂普通話，他們的土語也是“嘔呀嘲哳難為聽”，勸是勸不走他們的。又不能板起麵孔下逐客令，理論上講，貧下中農是我們的老師。
不曾想，老師們如芒刺一般、肆無忌憚的睽睽之目還不是最令人難堪的。夜深人散之後，村裏的狗尋蹤而至，聚在我家門前狂吠不已。我們住的是房東的堂屋，開門的那一麵是半截糊紙的隔扇。外麵的狗不知有多少隻，它們咆哮、抓門，聲音之清晰猶如室內，氣勢之洶洶誓必破門而入。乍一落到這種境地，我們一家簡直比被人圍觀還要不知所措。南方的村落家家相連，我們的處境全在鄰居眼裏。而且，他們也受牽連－－狗吵得大家都沒法睡覺。盡管如此，竟無人出來喝止那些無知的畜生，任由它們在那裏吼叫、逡巡，徹夜不休。
回到幹校一問，疏散下去的人都有相似的遭遇。常言道：狗仗人勢，或曰：狗會人意。我們被當成了什麽：籠中的困獸？凶惡的敵人？落魄的書生？反正是些不速之客。此情此景很持續了些日子。
幹校規定我們要為房東做好事，如擔水劈柴之類。我家房東有兩個女兒，個子小小、年齡與我相仿，她們從江裏挑水回來，舉重若輕。而我年雖十四，已同村裏十七、八歲的孩子差不多高。兩小桶水卻挑得呼哧帶喘、步子不穩，挑一擔灑三分之一。村裏的人看到我那個樣子，還會遠遠竊笑。灌滿一缸，多跑幾趟事小，麵子丟盡事大。
那些狗
住進村裏不久，我的父母親就都被幹校當局隔離審查了。給我造成最大的生活難題是，在獨往獨來於四排房和江前村的路上，怎麽對付沿途村子裏的狗。這一路要穿過四個小村子，每一處的狗都很不友好。過去我們一行三人，狗見我們人多，不敢造次，對著我們遠吠而已。如今隻剩下我一個,它們可就不客氣了。幸好沒有彪悍的名狗遺種於此，那些笨狗一怕人向它們扔石頭，二怕人彎腰撿石頭。於是我就“以石買路”。進村之前撿好一捧石頭，一進村，村裏的狗少則一隻、多則一群，向我猛撲。我便頻擲石塊，還彎腰作勢，且戰且走。出得一村，再準備“下一筆買路錢”。有幾次，手裏麵的石頭打完了，狗群未退，我人卻還在村子中間，隻能掄著書包與它們鏖戰。
那裏的村民大概與古羅馬的貴族一樣，有觀賞人獸大戰的癖好。多少次，我手忙腳亂力搏群狗的時候，他們隻是為狗助威，從來不曾有人出麵給我解圍。又窘又恨之中，我記住了他們，其中兩個後來被我在別處碰到，我毫不猶豫地衝上去收拾了他們。尤其可悲的是，當年我硬撐著小夥子不能說怕狗的麵子，從不向人訴苦求助。其實，心裏怵透了那條當眾表演之路。
搓泥丸
一九七零年初，我被派到校部的茶葉加工廠去勞動。這裏距江前村太遠了，我才被允許搬回四排房集體宿舍。但是，每天上班、下工來回要走的路也不輕?。和上了初春雨水的紅土奇黏無比，粘在雨靴上，沿鞋幫平行向四周擴展，像在雨鞋外麵套上了一張大泥餅，鞋的重量增加了好幾倍。步履所及的紅土泥，並不都附在那張大餅上，有的掉進了鞋裏，倒出來的時候已經在腳和鞋之間，搓成滾圓的小泥丸了。泥路上，走幾步就得停下來，把泥餅除掉、泥丸倒淨。紅土大概是一種很好的染料，沒有一個人的襪子洗得幹淨。
記得第一次走這種路時，紅膠泥把我給粘糊塗了，我先在自己的鞋子、又在走路姿式上找原因。前後看了看，人人都是如此，方才相信這確實不是我的錯。也許這正是老鄉們不在可以飽覽風景的丘陵之上安營紮寨，全住在平川上的緣故，那裏是沙地。
夜歸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有一種情況可以使行路人的注意力從泥地上轉移開，那就是一個人夜間冒雨而行。深夜，我獨自下班歸來，先走過一片平地，剛出校部的燈影，就來到一條幾十米長、獨木橋似的水渠前，兩邊的稻田都在幾米深的底下。過來之後，緊接著的是墳地，長著幾棵半枯的大樹。然後是寸草不生的荒土崗。幾番上崗下溝，才到了有茶樹的紅土坡。茶樹有半人高，一行行地隨著丘陵起伏。這一路要走四十分鍾。多少個陰雨的深夜，我身著“百衲衣”、手持昏暗的電筒、深一腳淺一腳，從校部回四排房宿舍去。傳說中的狐仙鬼魂、野地裏的豺狼蟲蛇、伺機報複的階級敵人，此刻像是都在周圍徘徊。朋友們為我壯膽，給了我兩件“兵器”：一根木棍和一把鋼絲鎖，卻更增加了夜行的恐怖感。手裏一燈如豆，周圍的情景深不可測，我全神貫注於應付突然襲擊，早顧不得腳重路滑，反而走得更快了。若是晴天，雲移月影，鬼魅幢幢，倍感緊張。有兩次，我甚至在幻覺中聽到喝斥聲。
在那些日子裏，四排房的燈光對我，猶如“八角樓的燈光之於井岡山的紅軍戰士”那樣珍貴。每天下工回來穿過墳山荒嶺，第一次望見宿舍燈光是在一座土坡上，隻幾步就要下坡重入黑暗了，這是一道又寬又深的溝，每次走到這裏，我都要一口氣跑下去再衝上來。心裏高興道：“到了、到了，”把一路上提著的心放回肚子裏。
直到入夏，校部蓋起了幾排新房子，分給我一席之地，才免去我夜行的苦役。
三、我們茶廠連
我去勞動的地方，是幹校的茶葉加工廠，因幹校按軍事編製，所以這個加工廠叫做“茶廠連”。連裏的主體是和我一般大小的初中畢業生。那年頭，不用說虎踞中學原本就沒有高中部，全國的高中和大學都停辦了。初中畢業生以豪邁的姿態走上社會，稱為“到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鬥爭實踐中，去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被譽為“雨露陽光”，它灑遍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要哺育我們成長。於是，三四十名十四到十六歲的男女初中生，分別被派來茶廠連，成了湖南茶葉加工業的學徒工。
特級特等
當然了，我們的就業不那麽平凡，而是頂著鄭重其事的名義的，有著一大套說辭。在老工人的指導下，學做青茶加工；周圍的貧下中農是你們的勞動榜樣，正在進行的政治運動，為你們把握方向；“現在，你們是光榮的小五七戰士了！”。
輟學時，我名曰初中畢業，實際的文化程度是：數學，三元一次方程；力學，加速度和自由落體；光學，光的折射和反射；化學，物質的化學變化和物理變化；生物，有機體是由細胞組成的；如此而已。腦子裏除了一點少年的幼稚之外，大都是流行的政治信條。同伴們的情形也大致如此，特立獨行的是少數。茶廠連畢竟不是虎踞中學，這裏的主流是政治學習和體力勞動，輕易鬧不起事來。
把非強製性勞動與什麽主義、某種理想聯係起來，一樣的事情就顯得意義非凡了，茶廠連的工作就是這樣。那時我們所做的一切，據說：有助於從小樹立無產階級人生觀；還是建設社會主義和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我們對此都很以為然，幹起活來既主動積極，又興味盎然。
一年有三個采茶季節，五七戰士在山上把嫩葉摘下，挑到茶廠來，我們負責把它們加工成供飲用的成品。采茶專家一番指導之後，就自己放手做了起來。加工的第一步是炒。最初，機械炒鍋還沒有安裝好，我們隻能在大柴鍋裏炒茶葉。上崗的人手持兩把大竹叉，站在熱氣蒸騰的鐵鍋前，不停地翻動茶葉，弄得滿頭是汗。好在每班不是一個人，大家有說有笑，倒也不覺得怎麽難過，隻苦了外邊的火夫。正是陰雨季節，木柴和煤塊都是濕的，燒灶火很要技術，我們誰也不曾做過，裏麵要大火，外麵點不著。每個人都出來試過，無一例外地嚐過灰頭土臉、氣急敗壞的滋味。年輕人的好勝心強，不久，我們個個都成了“玩火高手”。
下一道工序是揉，在把又軟又蔫的茶葉揉成卷的過程中，得停幾次機，用手把結成的團塊掰開，手被弄得又髒又黏。這活兒和再下一道工序烘幹一樣，是輕活兒、瑣細活兒，男生不屑為之。果然女生有耐心，做得任勞任怨。
加工廠裏，終日飄著茶香，芬芳醒神。起初我們都能在茶香中熬夜加班，久了就不行了，於是就沏茶解困。再後來，非鍋煮濃茶不能消乏。多年以後，茶廠連出來的，還有不少人專喝釅得不堪入常人之口的茶。
勞動終究是人類最基本的活動之一，它從不辜負任何人。小五七戰士采的茶，使外邊的茶葉專家們驚喜，評為一級一等和特級特等，還運去各駐外使領館。這是種茶人和采茶人共同的成就，久久為人樂道。
生力軍
采茶季節的空檔也有活兒幹，比如蓋簡易房子。那是個百無禁忌的時代，我們造房子除去燒磚、采水泥，其餘的幾乎都是自己做。挑水和三合土最累，砌牆有點太鄭重其事，最有意思的是傳遞磚瓦。做的時候，一個人站在腳手架或坐在屋頂上，另一個人在地麵，下邊的人往上飛遞磚瓦。目標要準，正好扔到接活兒人的眼前。因為他在上麵沒有轉身和躲閃的餘地，隻能在伸臂可及的範圍抓住飛來的東西。下麵的人雙手捧著一塊磚或幾片瓦往上拋，還要用力恰好，輕則半途墮下、猛則傷人。接的人手法也有講究，兩隻手去接，一觸到飛來的東西，立即一麵抓緊、一麵後撤，造成緩衝。不然，手會挫傷或失手使磚瓦掉下，把剛做好的活兒砸個一塌糊塗。蓋房工地上，和泥聲、砌牆聲、工具的碰擊聲、各種吆喝聲交織成片，頗不寂寞。工作很累，但是眼看著嶄新的房子，在我們手裏節節而起，高高矗立，成功的喜悅淹沒了一切。
在幹校，茶廠連是一支公認的生力軍。我們不僅年輕力壯，還是唯一全員出工的連隊。那時正在搞政治運動，不少人被關了起來，其中很多是青壯勞力。所以，那些需要大批強勞力的活兒，就曆史地落在了我們肩上。最累人的，到江邊運沙子就是其中之一。我們三四個人，拖著一輛兩米長、一米多寬的木板車，揮動鐵鍁、裝上幾千斤重的沙子，手拉肩抵，跋涉在田間土路上。
那令人泄氣的泥地，平時空身走尚覺困苦不堪，遑論如牛負重，不知枉費了多少氣力。天一放晴，紅土地幹硬得像石板，路麵更加凹凸不平。重車顛簸起來力量很大，這時可苦了駕轅人。他要掌握方向，還得全力壓住車把，不使車把顛脫出手、全車傾覆。幾裏路下來，不僅虎口脹麻、肩背酸疼；卸車以後，全身的肌肉還久久不能放鬆。走在路上，後麵推車的人會不停地用喝斥驢馬的口令同掌把的人開玩笑。我們都不以為忤，還齊聲唱著：
我們走在光輝的五七道路上
滿懷豪情鬥誌昂揚
……
洣江茶場
一次，我們全體外出，到五六十裏地以外的洣江茶場去參觀。旅行的方式是當時最時髦的列隊徒步而行。其時暑熱未消，白天趕路太過辛苦，我們是傍黑登程的。漏夜步行幾十裏，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在北京上中學的時候，一年夏秋兩季，都要下鄉支農。也是夜行幾十裏，還要把自己的鋪蓋打成三橫兩豎的背包背著走呢。這次我們沒有背包，幾十個人，女生在前、男生在後，排成兩列，走在山間公路上。越走夜越深、山越陡，人困馬乏、精神恍惚。稀疏的星光下，公路兩側的山崖黑壓壓地向人傾斜；冷風掠過樹林、嗚嗚做響。此情此景，與明月輝映之下的華北平原絕不相類。人們心裏一怕，愈發斂氣屏聲，一齊落入恐懼之中。其實，“境由心造”，要是有人說個笑話或領頭唱支歌，氣氛一定改變。可是，那夜太深、山太重、風聲太淒涼了，誰也開不了口，擔驚受怕地一直走到天亮。
洣江茶場的種植麵積比我們幹校大若幹倍，一行行茶樹茂盛地封住了田壟。相形之下，幹校的茶園就是普遍地營養不良。卻原來這是個勞改農場，它的實際名稱是“湖南省第三勞改農場”，在這裏我第一次見到勞改犯。他們幾十人一群，列隊上工，四五個持槍的軍人，手扣扳機、表情嚴肅地押解在旁。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蓬頭垢麵、臉色木然、衣衫襤褸的人。看上去，很多囚犯有病或者帶傷，吃力地扛著鐵鍁和鋤頭，步履蹣跚。
藍天、綠樹、紅土之間蠕動著這麽灰黑色的一群，雖煞風景卻意味深長。當時的說法是：他們都是凶惡的敵人，被弄成這付模樣，正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這最起碼的階級覺悟我們都有，隻是剛剛擺脫了夜的淒清，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親見可怖和陰森，不免白日見鬼之感。後來我聽說，潘漢年就瘐死在這裏。
潘氏是一個著名的老共產黨員，解放之初，他是上海的副市長。一九五五年春，潘某在北京開會期間突然被最高層下令逮捕，被改名換姓、輾轉關押，直至一九七七年死亡，墓碑上刻的都不是他的真名。潘漢年一案至今說法不一。有人說：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曾與日本人有所密商，派去交涉的就是這個潘漢年。後因日軍不敢相信共產黨的誠意而未果。中共不願此事被張揚出去，一待方便行事就把老潘囚禁了起來。還有人說，曾有一批中共人士為蘇共主導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不受中共中央節製，頗遭中共忌恨。潘漢年則是那批人的領導之一。有此“汙點”，就像背上了解除不掉的定時炸彈，這幹人等於斯大林死後一一遭到整肅。然而，流傳最廣的獲罪之說----抗戰時潘某非正式地與漢奸頭目汪精衛見過麵，沒有及時向高層匯報雲雲----顯然不至入此終身監禁之罪。
渡江
回程不再夜行了，本來一路無話，不曾想臨近幹校過江時險些出事。當地擺渡的船是船家在後麵掌舵，乘客在前邊撐篙。那天江水很急，我們人小、力氣不夠，不能逆水把載著幾十人的船撐住，再使它截流橫渡。換了幾個人，不但無功，反而把竹篙下麵的鐵錐子掉在江裏。船篙不能用了，急流把船衝向下遊。江中橫亙著一道道石壩，若是撞將上去，一定“水淹七軍”。舵手急了，在後麵大叫，誰也聽不懂他想讓我們幹什麽。麵對激流，不僅女生、男生裏也有人臉色發白了。領隊開始問：“誰不會遊泳？”一旦束手無策，氣氛馬上緊張而又悲觀。不知過了多久，忽然發現船入緩流、靠近岸邊了。原來，人家船老大的舵一直在起作用。而我們因為聽不懂他的話，竟然忘記了他的存在。他招呼岸上的老鄉涉水上船，用那支破篙勉強使船靠了岸，這才算有驚無險，躲過一劫。
這裏遠離渡口，回到校部要多走一大段路。我們狼狽上岸、不顧而去，都不曾問過船家：他將怎樣返回上遊的渡口？更沒想過，不知有多少人在那裏等著過江呢！
555煙盒
漠視周圍一部分人，是幹部子弟的習氣之一。絕非僅對圈外的人，即使同是一個機關的子弟，也分幫分派，互相看不起。我們茶廠連有十幾個男生，足夠分成兩派了。大致上，一邊比較循規蹈矩，另一邊自由散漫。那些不太老實的，以在北京時是頑主、到虎踞中學來鬧學的幾個骨幹為首。古今中外，曆代青少年無不以勇於驚世駭俗者為最風流。可憐，在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世風太過呆板，偷偷地抽抽煙、喝喝酒、說說怪話，已經顯得與眾不同、膽大妄為。若是還會欺負弱小，就更有狂的資格了。茶廠連裏的狂人們也就不過如此，至於越軌之舉的極致——交女朋友，還沒人敢幹。其實，他們幾個並不太壞，按北京的標準並非個個夠得上典型的頑主，姑且稱他們“散漫派”吧。
這一派裏有個阿南，十分懶惰。記憶中，幹活時公開偷懶的，唯有他一個，而且一貫如此。這在把勞動表現當做政治態度的年代，是直接影響其聲譽的。他和好孩子達平都與我同一宿舍。達平幹起活兒來從不惜力，素有“野牛”之稱，與那阿南自然不和。阿南嘴很“欠”，欺負達平有點口吃，常常學他說話、笑話達平。他沒料到，“牛”一急可就不好惹了，何況“野牛”？一天晚上，達平終於忍無可忍，他跳將起來、衝了過去、把阿南按在床上，順手抄起一支氣筒就打。阿南不是他的對手，隻有招架之功。正在拉扯、勸解不開之際，隻見最猛烈地一擊，直朝著阿南的頭砸了下去，人們正待驚叫，達平手裏的氣筒先打到懸在半空的燈泡上。緊隨一聲巨響，大家都陷入黑暗中，找不到對手，打鬥才告結束。他們倆從此未交一言。
阿南的同夥都住隔壁，他們聚在一起吸煙、說笑而已，未見任何驚人之舉，卻一個個自命不凡，看不起我們，嫌我們“土”。他們高貴在哪裏呢？一個典型的舉動是：小便不去廁所，解在一個半截的竹筒裏。然後把門開條縫，伸頭出去看看，一見沒人，便從門縫裏把尿潑在門口，若是有人經過，就把那一竹筒尿存在門後。
其中最狂的一個綽號“屁眼兒”，我曾經領教過他的威風。一個晚上，我被“屁眼兒”從宿舍叫了出來，黑暗中還有一個人給他助威。他用惡狠狠地語氣對我說：你要是不把那個放飯票的小鐵盒給我，我就打你！我想：即便不是懾於他的赫赫聲名，也不至於為了那個舊“555”煙盒，吃這個眼前虧呀，就順從了他的頑童行徑。他們當然技不止此，是單調的幹校生活埋沒了他們。我想，搶我的空煙盒一定隻是“屁眼兒”的過癮之舉。
茶廠連裏還有一位“獨行俠”，此人名小可，年不過十五六，已經開始了異性的研究。他專門喜歡偷看女廁所和女浴室，還莫名其妙地幾次把女生泡在盆裏、還沒有洗的內衣，連水端走。他的行為為我們所不齒。或許是文革中的禁欲主義波及青少年的結果，當時的風氣是，男女生互不理睬，暗中相戀的事情也許有，但從未有人露過聲色。如果說四排房男女生的關係是個僵局，茶廠連就是冷戰了，可惜我至今不曉得女生的感想。男生談起她們，不但語多譏諷，還給她們每人起了一個外號。好像一說女生的好話，就失了男子氣似的。一時之間，女生簡直成了僅次於階級敵人的對頭。所以，小可不但丟了全體男生的臉，還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我的手
要不是有政治運動壓抑著散漫派，他們也許會鬧點事出來。文化大革命期間還有很多小運動，叫做戰役，我們茶廠連趕上了個“一打三反”之役。打誰和反什麽，我已經記不清了，反正是“挑動群眾鬥群眾”諸多花樣中的一種。那年頭，人們的一切思想、言行都要同國內的階級鬥爭和黨內的路線鬥爭聯係起來，前者叫做“綱”；後者叫做“線”。若是有人存心想整你，隨地吐口痰，一經“上綱上線”，也能被說成是“反革命破壞行為”。按照那套邏輯一分析，少年郎抽煙喝酒、打架、偷竊等不良之行，都是十惡不赦的資產階級劣跡，發展下去就是“敵我矛盾”了。茶廠連的領導是校方派來的幹部，富有政治運動經驗。算算那幾個散漫派的罪行還不夠可觀，再明查暗訪、探得了他們在北京時候的一些不軌之行，新債舊賬加在一起就有文章可作了。
一時間，像被審查的五七戰士一樣，這些十幾歲的孩子也變成有問題的人物了，逐一開了批判會。大會之前先開小會，由連領導給我們幾個要在會上發言的布置任務：誰說什麽、怎麽說。能在會上發言批判別人，是一種政治待遇，說明自己表現好、相對安全，依照當時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這是人人要爭取的。
我曾享有這一政治待遇，卻是來之不易。運動初期，我也被開了一次會，讓我講講對於父母受審查的認識，並對這樣的家庭給予我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批判。怎麽過的關我已經忘了，可以肯定的是我準是先把自己說成一無是處，再按規定說什麽要同父母親“劃清界線”。好在我自己並沒有問題，才得到領導的寬容。
遇到運動，壞孩子們就隻能怪自己生不逢時了。在批判會上挽救他們的方式是“誇大其辭，聳人聽聞”。那些本來沒什麽大不了的事情，這會兒理論起來，不是“替階級敵人做了槍手”，就是“辜負了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先烈”。好像亂黨、亡國全在他們手裏。
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是要記檔案的，誰也不願背著汙點走過一生。所以，被批判的人不論服氣不服氣、覺悟未覺悟，都不僅不敢說一個“不”字，還得俯首認錯，大大地自我批判一番。那些自罪其咎的話中，不乏精彩之語，記得號稱“五虎”之一的小五，在悔過自新的發言中，語言樸素、心情沉重地說：工人農民、解放軍的手是建設祖國、保衛祖國的手，我呢？我的手是拿刀子的手……痛哭起來。
毛的哲學
有人說當年人們積極的政治表現，全是出於對迫害的恐懼，其實不然。多年來深入、普及的思想教育，早已經使人們具備了：“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之類的自覺性，不過各人程度不同而已。我們青少年涉世未深、頭腦簡單，就更無例外了。很多年裏，毛澤東的著作是全國人民的必修課。從初級政治教程《毛主席語錄》，到解答一切曆史、社會、政治、哲學乃至自然辯證法問題的“紅寶書”——《毛澤東選集》，以及無數輔助讀物都把“毛澤東思想”說得頭頭是道；教得人們心服口服。茶廠連期間，比勞動還重要的也是政治學習。當局對此事很重視，請了一位曾在大學裏教辯證唯物主義的老師，專門給我們講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
毛一向被人譏諷為“農民哲學家”。然而，這也許正是他的過人之處。作為政治家，喚起民眾跟著他走，是成功的不二法門。康德、斯賓諾莎、黑格爾之流的學說史有定評。可惜中國的老百姓、我等初中生哪能懂得其奧妙？加之意識形態的嚴密控製，我們別無選擇地接受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又何況，毛的哲學文章是那麽的深入淺出，在日常事物中又經得起推敲。好像解釋一般狀態之下的物理現象用不到愛因斯坦相對論，有牛頓經典力學就夠了。這也就是毛澤東的指示，每每能在全國人民中間收如鼓應桴之效的道理所在。
哲學教師給我們講了毛論“事物矛盾的法則”，說是事無巨細，其中都存在互相矛盾的兩個方麵，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不能調和的鬥爭；因此，社會上的人大致可以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解決了誰戰勝誰的問題之前，辛辛苦苦的建設成果，有可能落入敵手。所以，不妨先把經濟工作放一放，而是在政治運動中徹底擊垮資產階級及其一夥，等等。此一說聽來有理，對於勞民傷財的文化大革命、和搞到自己頭上的“一打三反”，我們也就沒什麽可說的了。另外一篇是毛的格物致知說－－《實踐論》。大意是：一切知識均來源於直接或間接的經驗。其公式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直至獲得真知。一經解釋，對我們的輟學做工就得額首稱慶了：勞動給我們直接知識、毛著四卷給我們間接知識，豈不省心省事，夫複何求？
雖然，“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故事，從小就聽過，卻隻當是個笑話；更不會把歌德的名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化做自己學習和分析事物的方法。所以，周圍人們的生活、發生過的事情中間，與毛的理論不盡相合之處，困擾了我好多年。
四、貧下中農
中外古今的文人雅士、高官巨賈，多歡喜標榜自己誌在田園之趣、向往山林之隱。其實，那是他們錦衣玉食、華廈雕車的日子過久了產生的錯覺。世外桃源的生活我曾領略一二，深知個中滋味。我們幹校所在的茶陵縣虎踞山，地處湖南和江西兩省交界，羅霄山的餘脈青翠高聳，直伸到這裏。山腳盤繞著碧綠如帶的洣江，江水清澈見底，江岸綠草茵茵。幹校就在江邊，藍天、紅土、茶園，如詩如畫；丘陵下麵白霧繚繞的村落，如夢如煙。可惜，幽美不等於富庶，溫飽是人類的第一需要。我想，如果陶淵明過的是三餐不繼的日子，一定會把東籬下的菊花連根拔起，改種土豆和紅薯的。
白米飯紅辣椒
這裏的農作物除水稻以外，還有苧麻、薑、花生等經濟作物。就是說，口糧之外能換錢的東西也不少。也許是政府低價統購的關係，翻身做了十幾年國家主人的貧下中農還是很窮。他們住在半磚半土坯的屋子裏，牆上開幾個方洞、豎三、四根木棍就是窗戶，既不遮耳目、又不擋蚊蠅。室內一床、一桌、幾隻板凳而已。家家燒柴舉火、燃油為燭，熏得四壁漆黑，白日也不能讀書。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身著黑色土布衣褲，四季皆然。農民們從小勞作，風裏來雨裏去，人人皮膚黑粗、身材矮小。所以，北京來客在他們眼裏，個個都好看。
他們日出而作、日入方息，除了稚童看不到閑人，仍然清貧得連婚禮都熱鬧不起來。平時走在路上的幾乎隻有兩種人：荷重的挑夫，迎親的小隊。挑擔的或男或女，幾個人一排，每人一根短短的竹扁擔，兩頭墜著百十斤重的稻穀等物，按著同一個節奏，邁著扭秧歌似的步子，無言急行，一走幾十裏，整齊劃一像一隊大雁，當然沒有那麽飄逸。迎親的方式也很別致：每隊不超過十個人，每人擎著一把傘。新娘就在這中間，因為不著鳳冠霞帔，故爾生人莫辨。無論多遠都是徒步而來，路上遇人，她會害羞地以傘遮身。人們隻能對新娘的容貌產生遐想，絕不至於對她的嫁妝做出不切實際的估計。
當地農民嗜食辣椒。我看見他們手裏的飯碗，白米飯上隻鋪著一層紅辣椒，一邊吃、一邊吸著涼氣，頭上滲出汗珠。關於吃辣椒，營養學家說它富含維生素；老百姓說它可以驅散風寒；毛澤東又說是革命性的標幟。其實，哪一種蔬菜裏的維生素都不少，辣子吃多了，會刺傷胃粘膜、引起痔瘡……至於散風寒，有的是靈丹妙藥，辣椒的位置大概在“解名盡處”；而毛老爺子餐桌上的辣椒，是同大碗紅燒肉一起端上來的。
我想，這窮鄉僻壤裏的農民，世世代代過著同樣的日子，單調、乏味使人麻木，除去辣子，大概少有其他的東西，能給他們以感官刺激了。
趕集
那裏財富最集中的地方，恐怕得數幹校附近農村的供銷社了。它們沒有櫥窗，看上去像是一所民宅。臨街牆上幾個笨拙的墨筆字告訴人們：這裏販賣民生必需品。店裏是泥土地。未曾裝飾過的木製櫃台的邊沿，被往來的農民兄弟磨擦得烏黑發亮。室內散發著煤油、燒酒和醋混合的味道。氣味之怪，足以使清醒的人眩暈、使迷糊的人振奮。裏麵的商品雖不應有盡有，倒也種類繁多，農具、五金、服裝、炊具等等，每類都有幾樣，隻是貨色單一，無可選擇。就像那個年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內容一樣，全由政府規定和設計好了，個性一說與反叛同義。
幹校校部所在的虎踞山，離最近的長途汽車站有十幾裏，從那兒到茶陵縣城大約六十多華裏，四排房就更遠了，對江前村的村民來說，去一趟縣城簡直是生活的劃時代。就連我們這些小五七戰士到洣江茶場參觀時，都被當做中央首長，也就難怪村子裏的老鄉圍觀我們了。在他們眼裏，幹校的人不但長相好、穿得高級，而且人人是闊佬。盡管真正的高幹為數不多，一般幹部並不富裕，我們還是很有購買力，因為虎踞鎮集市上東西比起北京來，真是太便宜了。我記得，周圍農民自產自銷的西瓜一分錢一斤；雞蛋三四分錢一枚；雞鴨魚都是活的，一兩塊錢就能開一次葷。所以，一待幹校的管理稍稍鬆弛，那些住在村子裏可以自己開夥做飯的人，便瞪著饑餓的眼睛來趕集了。
商品經濟的規律在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起作用。隻消三五次開市，全部果菜肉蛋的價格就成倍上漲了。農民買不起，一罵幹校的人太有錢、二罵攤販不顧鄉誼；幹部們也願意集上的東西永遠價廉物美。大家吵著討價還價，集市上亂成了一鍋粥。
殺生
村居的日子也有趣事，比方看老鄉殺豬。操作的時候，屠夫先將一把牛耳尖刀叼在嘴上，再同他的助手，慢慢地把未經捆綁的待宰之豬，引向一個二尺來高、頂部下凹的木架子。到了那兒，兩人一前一後、猛地抄起豬腿、把它掀翻在架子上。那可憐的豬來不及掙紮，已經仰麵躺在三邊無著的凹陷裏。說時遲、那時快，屠夫早已利刃在手，對準豬的喉嚨隻一刀，頓時血湧如注。架子上的豬四腳亂蹬、卻動彈不得，徒然發出淒厲的嘶叫、聲聞數裏。一會兒，豬安靜下來了，屠夫過去用手握住翹起的豬嘴、轉動豬頭，把血擠淨。然後在一隻豬腳上，用刀割開一個小口，將一根一米左右長、手指粗細的鐵棒，從傷口插進去，慢慢地伸到豬的肩頸，並以那個傷口為軸，使鐵棒在豬皮與豬肉之間做扇骨式穿插，造成無數通道。這時，屠夫放下鐵棒，兩手撐開豬腿上小傷口，把自己的嘴貼上去，用力吹起氣來。他們個個體魄強健、氣力驚人，不幾口那百多斤的豬就皮肉分離、脹得像汽球了。隨即，在觀眾的喝彩聲中，屠夫就著木架、持刀把豬皮從肚子上豁開，再一刀一刀將豬皮完整的剝下來。我計算過一次，剝一張豬皮隻需要十一分鍾。加上先前的動作，至此不過半小時。以後我在別處，再也沒有見過身手這麽矯健的屠夫。
虎踞鎮就有一個屠宰場。沒想到，殺人也在這一帶。那年頭，據說階級鬥爭是尖銳複雜、你死我活的。農村小農經濟的殘餘和幹校裏的反革命分子，都是鎮壓對象。雖然不是抓到就殺，為讓他們服服貼貼，懲一儆百卻是必須的。在幹校抓“五一六”運動開始後不久的一天，全體幹校人員無論大小，都列隊來到虎踞鎮，會同當地農村社員開了一個批判大會。會上的主角是兩個散發反動傳單的青年農民。記得他們的年齡一個二十一歲、一個二十二歲，除去思想反動之外，並沒有其他罪行。那個會也許該叫做公審大會，是拿政治犯當作刑事犯來處理的。台上若幹人等慷慨激昂地聲討了一番之後，當地公安局的人宣布，判處這兩個年輕人死刑、立即執行！果然是立即執行：他們被拖出會場不一會兒，就傳來了槍聲，刑場就在旁邊的山坡上。槍聲一落，領導就令排隊前去觀看，名曰“受教育”。隻見一個滿臉是血、陳屍地下；另一個，子彈打掉了他的下頜，頭上沒有血，慘白的臉上缺了一大塊。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死人，確實感到了恐懼。當時誰都知道，要不是幹校在大抓“五一六”，那兩個青年罪不至死。
五、抓“五一六”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林彪等人下了大決心搞起來的。初期，社會上出現了很多群眾組織，雖有左與右，造反與保皇等區別，但異口同聲，大家都說自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不料，後來有傳言說：一個叫做“五一六”民間組織，旨在反對這個史無前例的運動。據說，那是個秘密團體，不僅暗中發展成員，而且單線聯係。這個反對派的名稱恰恰取自《中共中央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發布的，故名“五一六通知”，真是極大的諷刺。
對此，毛、林等人豈能坐視，相繼下達了徹查的命令。毛的話是最高指示：“革命的學生要團結、要聯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陰謀集團五一六。”林彪那時還是副統帥，他的話一貫誇大其辭、不留餘地：“軍隊是專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個也不能漏掉。”他們這麽一講，誰人還敢怠慢？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況且，文化大革命搞到這會兒，很多人都學會了利用政治運動泄私憤、圖報複；這還是踩著別人往上爬的好機會。把大批幹部集中到幹校來，原本也有便於整人之意。於是，北京下來的大隊人馬，行裝甫卸、喘息未定，“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就緊鑼密鼓地開場了。
“社會的良心”
那是個“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時代。加上敵人都在暗處，鬥爭擴大化幾乎名正言順。運動之初，誰也不知道這個國務院的要害部門裏，有多少“五一六分子”，隻聽說始作俑者是一位女士，她曾在那個隱密組織的發祥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工作過，“所以是她把‘五一六’引進來的！”然而，由於他們單線聯係的緣故，這個陰謀集團最終發展成了多麽大的規模，就誰也不知道了。
破獲他們的第一個方法是“順藤摸瓜”：讓已經暴露的“五一六分子”指認其同黨。這事說著容易，做起來卻非常之難，很少有人痛痛快快揭發檢舉的。於是，當局開始逼、供、信了。通常的做法是先開批鬥會，其規模依案情不同，有班組、連隊、幹校，乃至遊鬥於全部各幹校和在京部機關的區別。
當年的批鬥大會聲勢非常嚇人。少數人利用這個機會官報私仇，平日無處宣泄的私怨，此時正好借題發揮；還有人混水摸魚，趁機把別人拉下來，為自己升遷掃清障礙；也有人刻意表現自己，以示區別、免遭池魚之殃等等。雖然用心各異，卻都不遺餘力、一同對受難者落井下石。至於大多數的“革命群眾”，他們並不知道個中就裏。這個中央大部雖是官場，慣會因勢利導的野心家倒還不多，多的是知識分子。
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那個時期的良心是什麽呢？是革命性、是鬥爭性，是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一呼百應。因為他們“受黨教育多年”，因為他們早已“誓死捍衛無產階級專政”。一切背離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或事，都不被他們容忍。隻要是黨講的故事，無論多麽離奇他們都相信，沒有人認為這是盲從，多年來的各項建設成就已經使人歎服。
所以，在當時的道德觀念、是非標準和社會氣氛之下，對“階級敵人”實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不但無可非議，而且是“很有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同樣可悲的是，站在台上挨鬥的人，囿於時代的意識形態，也或多或少地認為自己真的有錯、甚至有罪，助長了批判者的氣勢。就是這樣，心懷鬼胎的人興風作浪、不明真相的人推波助瀾，給慘遭曆史愚弄、被揪鬥的人造成了多麽大的壓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逼供信
當局迫人就範的手段絕不僅止開鬥爭會，還有牢獄之災和殺身之禍：虎踞鎮上槍斃的那兩個青年就是範例。散發反動傳單即以死論，若是依例治罪，那相似的、更大的事情就算從輕發落，又能怎樣呢？前兩年，外交部管轄範圍內出了香港“反英抗暴”和北京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等軍國大事。當時的處理方案全是依照中央的意思定下來的，後來發現不妥，但是上頭反過手來，把責任往下一推，說是有“五一六分子”搗亂其間。這個罪過比發傳單大多了，有關人員不僅得代人受過，還被追究莫須有的政治動機。其他一切與時下行為準則不符的陳言往事，乃至派別之爭，無一不能同本來模糊莫辨的“五一六”行徑扯上關係。按照“無限上綱”的推理方法，幾乎所有“有問題”的人，都夠得上殺頭或者坐牢的罪。所以，眼下的“逼、供、信”竟是“挽救、寬大和給出路”之舉，被係於倒懸的人們，還得對黨的“苦口婆心”感恩戴德呢。
文革領袖比馬基雅維利和李宗吾之流高明之處還在於，他們會“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當年，他們一麵大批特批“資產階級人性論”；一麵利用人倫親情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為了積累戰果、邀功請賞，他們不惜使出殺手鐧脅迫“拒不認罪、負隅頑抗”的不合作者－－強迫落難者家屬“大義滅親”。社會上現成地有“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之類的“定論”；而且，人人認可的親疏標準，首先不是血緣和私情，而是對待“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態度”；同時，與誰站在一起，直接決定著自己的命運。有了這多麽重大的理由，“反革命分子”的家眷，“在黨組織的啟發、教育之下”，或為政治信仰、或為明哲保身，是夫妻的宣布離婚、是父母子女的宣布脫離關係，以示“劃清界限”；定要等到對方“低頭認罪，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了之後，才談複合。這一招，不可謂不夠毒辣，至此能不屈打成招的，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釵頭鳳》
已經暴露的“五一六分子”為數不多，不足以顯示當局的手段，為了實現林副統帥“一個也不能漏掉”的意願，還得在群眾之中一一審查，把隱藏著的敵人一網打盡。其辦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先確定一些嫌疑犯，對之進行明查暗訪，威脅利誘，務使其名列他們的成績單。大興文字獄是常用的辦法之一，而且作法之荒唐足以讓朱元璋、康熙、雍正輩瞠乎其後。
一個典型的例子正好發生在我父親身上。有一個叫劉佐業的人，頂不住猛烈的批判就屈招了下來。為了分散頭上的壓力，他竟說我的父母是經他介紹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我父親因無罪可認，自然態度強硬，連裏的專案人員就對他進行了徹底的搜查，父親的筆記本也被沒收了。那裏麵抄錄了一些唐詩宋詞，其中有唐婉致陸遊那首著名的《釵頭鳳》，誰能料到這居然成了“他拒不交待問題的鐵證！”在專門為他召開的批判會上，一個運動積極分子不知道是真的不懂、還是指鹿為馬，鄭重其事地對著幾百個高級知識分子講解道：就在不久之前，他寫了這樣一首詞：
世情薄、人情惡，
雨送黃昏花易落。
曉風幹、淚痕殘，
欲箋心事、獨語斜欄，
難、難、難。
人成各、今非昨，
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聲寒、夜闌珊，
怕人尋問、咽淚妝歡，
瞞、瞞、瞞。
按照那個人的解釋：起首兩句就是汙蔑當前的大好形勢；無法抒發內心的感受，所以歎息道“難、難、難”。詞的下闕說“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分明是哀歎在革命的風暴摧毀下，四分五裂的“反革命陰謀集團五一六”。他刻意把“角聲寒、夜闌珊，”解說成“腳步聲寒、夜闌珊”，說這是作者在隔離審查期間，聽著巡邏者的腳步聲，不能成眠；他不願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想裝得若無其事、蒙混過關、所以要“瞞”、要“咽淚妝歡”。
如此牽強附會，亙古未有。我父親聽了哭笑不得，卻無人容他申辯；與會者個個噤若寒蟬，誰敢站出來指出這個天大的笑話？我們茶廠連的小夥伴也都在場，因文化水平太低，散會出來有幾個人竟然用欽佩的口吻對我說：“你爸爸的詩做得真棒嗬！”我也沒有讀過那首詞。這次大會之前，我一直希望父母的問題是誤會了、搞錯了。現在居然“有詩為證”，哪裏顧得佩服，隻在心裏暗暗叫苦：“原來他真的是‘五一六’！”
界線
有一句名言叫做：“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大概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而且正應在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上。正麵的反抗是毫不避讓、據理力爭。我的母親就是這樣做的：掌權者打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旗幟，陷我母親於囹圄，我的母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她針鋒相對、引經據典，用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說辭，逐條反駁他們的誣陷。當權者無法自圓其說、又不肯認錯，惱羞成怒，以勢壓人。結果，我母親成了全幹校被關押的時間最長的人。
我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幹校，至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五歲那年離開，一共在虎踞山住了十三個月。這期間，因父母關押，有八、九個月沒有見到他們。而且，我都不知道他們被關在哪裏。隻有一次，我從虎踞鎮供銷社裏出來，遠遠地看見父親，但是旁邊站著看管他的人。我不能過去同他講話，隻能默默地看著他，也不曉得他看到我了沒有。還有一回，我在路上碰見了媽媽，我不由自主興奮地叫她，她也朝著我笑。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不能交談，若是我走過去同媽媽說話，周圍的人可能會向“黨組織”告發，說我“劃不清同反革命母親的界線”，那樣一來，我也許就成了小反革命了。直到我要走了，幹校當局才允許我分頭去向我的父親和母親道別。
惹禍的胡子
那次運動裏被整的人中間，並不是人人都有“如山的鐵證”捏在當局手裏，收集整人的憑據，倒是頗費了他們點功夫。誰都知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故事，在反革命的帽子滿天飛、隨意給人羅織罪名的恐怖之下，有些人設想得到自己的命運，心事一重、言行難免失態。正好給慣於察顏觀色、捕風捉影者提供了立功的機會：有人緊張之中把革命口號喊反，成了“誰熱愛毛主席我們就和誰拚，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誰親；”有人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時候結巴了；有人在沉思中走路，撞到了柱子上；有人被點燃的香煙燙傷了舌頭等等蛛絲馬跡，都成了犯罪的佐證。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在那些日子裏，使我“大長階級鬥爭經驗”的一件事是：一位和我同住四排房，向來性格開朗的人，聽說自己上了嫌疑名單，心緒煩悶，好幾天沒有顧上修整邊幅。一日，全連開會，某領導聲色俱厲道：有人不刮胡子，你想幹什麽，對現實不滿嗎？我在下麵聽了大吃一驚：卻原來胡子也與政治有關係！此公終因幾天未刮胡子湊夠了條件，淪為“五一六嫌疑”，多年不得翻身。
失態與擾局
人非草木亦非聖賢，如此精神摧殘、政治迫害，前途無望、申訴無門，真正抗得住的能有幾人？人們不得不遵循“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古訓：先屈招下來，稍卸重負，假以時日，伺機伸冤。當權者一見眾人不耐折磨，紛紛屈打成招，不禁喜從中來。為了炫耀戰功，就逼迫一些“交待了自己問題的五一六分子”到大會上去現身說法，這樣的會我參加過好幾次。如何在台上“批判自己、教育別人，用本身的思想轉變，來說明黨的政策之偉大、正確”，都有規定的程序。說起來不外是自己怎樣放鬆了思想改造，固執了一陣之後，終被革命群眾的熱誠感化雲雲。
然而，大同小異之中居然出現了異數。一次全校大會，幾個例行的自我批判以後，輪到了一位司長。看上去他的步履格外沉重、悔恨格外深切，上得台來，開口道：我1936年參加革命……一言未竟，就開始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非常失態。起初還能吐出片語隻言，說是悔不該上了賊船，誤了半世英名；以後就更加泣不成聲，全體與會者都僵在那裏，從他的哭聲中品味他的懺悔。其實，他是在哭自己的懦弱：既無力反抗栽贓於他的惡勢力，又不願在這裏自欺欺人，滿腹冤情欲訴無門，階下之囚何談體麵尊嚴？值此進退失據，又不得不有所表示之時，不哭何為？按照當時的邏輯，破壞莊嚴肅穆的政治氣氛也是不小的罪過。那位司長先生怎麽應付下一關，我就不得而知了。
痛極而泣本在情理之中，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在那樣動輒得咎的環境中，居然有人敢以遊戲人生的態度對待政治運動。就在同一次大會上，老先生哭過不久，輪到一位“五一六分子”交待罪行。這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對於“曾經參加反動組織、與人民為敵”，餘某毫無愧色。他站在主席台中央、手撐講台、睜目揚眉，語音洪亮、口若懸河，大講其“落水、執迷、醒悟和反戈一擊”的過程。我還記得，在講到揭發“同黨”一節時，餘德勝說：有些是老同誌，一旦反黨行徑暴露，往日的革命功績將全部作廢；有些人年紀尚輕，罪證一定，前途全成泡影。每念及此不免心慈手軟。但是，想想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我就……他在那裏侃侃而談，把散會的時間拖後了半個多小時。這哪裏是“認罪發言”，簡直就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講用”。大家都看出餘某的玩世不恭，卻隻能聽他頭頭是道的說著，無可奈何。天曉得，他根本不是什麽“五一六”，不過是被逼攪局而已。
還有的人，使用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反擊法：利用他們寧錯勿縱的方針，和當權者之間的矛盾，把那些整人最狠、叫囂的最狂的人，當做“五一六分子”供將出來。這樣一來，局麵大亂。就連幹校領導小組的組長都成了“五一六嫌疑”；各連隊專案組成員走馬燈似地更換；幾乎每個連裏都有“五一六班”（從班長到全體五七戰士都是“五一六分子”或嫌疑）；全幹校上了黑名單的人超過半數－－一千多名。“昨嫌紫蟒長，今憐枷鎖扛”的醜劇一再上演。直弄得烏煙瘴氣、人人不知所從。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親耳聽到兩個管運動的領導談話，他們說：搞到現在、大半年了，我們部裏的“五一六”組織，是叫“縱隊”呢？還是叫“兵團”都沒有弄清楚。事實上，不僅是這裏，全國各地“清查五一六”的運動都陷入了類似的困境。因為，“五一六陰謀集團”之說，根本就是子虛烏有，事後捏造豈能全？但是黨不能錯、政治運動不能停。
就在他們為如何圓這彌天大謊而一籌莫展之時，至今為人欽佩、愛戴的周恩來總理出麵了，隻消一語便點破了迷津－－不要在組織上糾纏，要抓思想上的“五一六”！也就是說，周總理讓他們像一九五七年抓右派時那樣，思想有問題的，就可以戴上“五一六”帽子；拘泥於其有無組織形式，反而會縮小打擊麵。
多虧周恩來一展“雄才大略”，“清查五一六”的運動才得以深入持久開展下去。它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在全國幹部和知識分子中最大的冤案，也是唯一至今沒有平反的全國性大案。
六、保爾·柯察金
二三十年雖說隻是曆史的一瞬，但這其間，人世卻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無可非議的事，如今聽來簡直匪夷所思。那些平凡的往事現在說說，恰好能做曆史的注腳。
勞動的意義
校部有一台熱水鍋爐，容積不過一立方米左右，是為五七戰士喝開水所設，燒的是煤炭。就這麽一個小小的鍋爐，竟由四位月支兩百元以上的高薪老先生伺候著。（幹校人的平均工資大概不到一百元）有人計算過，連工帶料一壺開水的成本大約是五角錢。而我等茶廠連裏的“小五七戰士”，每月隻掙十五元錢。雖然我們去打開水時不用交錢，但燒水的費用仍是民脂民膏。卻原來，當局者算的是政治賬：那幾位“鍋爐工”，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反動學術權威”。燒鍋爐的意義在於，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思想；體現了黨的“給出路”的政策。至於指導一切革命活動的大理論：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為經濟基礎服務，這一條此時就不再提起了。
在四排房的時候，“清查五一六”的運動開始不久，出現了一位勤奮的拓荒者。他利用早晨上工前、中午休息、晚餐後的空閑和周末假日－－幾乎所有屬於他自己支配的時間，掄著大鋤頭把駐地周圍雜草叢生和寸草不生的空地，深深翻過，整理成菜畦。我們看著他，花白的頭發、曬成古銅色的脊背，烈日之下揮汗如雨、義務種菜給大家改善夥食，都很敬佩。而且，他一向沉默寡言，對運動並不積極。不料，連裏的領導找他談話了，不但沒有表揚這個誌願勞動者，反而說他“消極對待運動”。因為當務之急“不是改善夥食，而是改造思想”。領導還著重提醒他：“不要放棄政治學習。”至此，不但荒地不能開墾了，他還得費盡唇舌，“向組織說清楚”自己這麽做的“真正動機”。並且立即改弦更張，與多數人的步調一致：投入到運動中來。
有些人不願意勞動不是政治原因，而是純粹的好逸惡勞。一位高幹勉強下來幹校，他說什麽也不下地勞動，稱病臥床不起。連裏經常派人給他做工作。一日，這名高幹被人逼急了，脫口道：“我接到通知，總理讓我回北京去匯報工作！”故事傳開，人人失笑。因為他老先生早就賦閑靠邊站了。還有一位女士，因膀胱炎這種小病，住進了百裏之外的一所軍隊醫院。在那裏一再拖延，病實在是好了，醫生再一次請她出院，她怒道：“我是一秘夫人，你們要對我的健康負責！”這話就連部長夫人說出來都嫌牙磣。誠然，隻有自認政治上沒有問題，官場又不得意的人，才敢拒絕“勞動改造”。
夜送陳家康
真正的病人若是政治上也出了問題，可就不能那樣“以此為由，向組織上討價還價”了。曾經做過駐蘇聯大使的副部長陳家康患有心髒病，這時他又在政治上出了毛病。所以，沒能去醫院裏治療，而是在幹校接受“隔離審查”，就住在校部。一天傍晚，副部長先生被專案組的人押著，手提暖水瓶去灌那高成本的開水。一時心髒病發作，摔倒在地、就此解脫。幹校原本缺醫少藥，更無急救設備，沒法搶救，隻能目送這位為共產主義辛苦了大半輩子的老革命去見馬克思。
陳家康好歹是個人物，他的死得報告中央。所以，屍體不能就地掩埋，要運到“一秘夫人”住過的醫院冷凍待命。這可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等閑之人不能擔當。正值幹校遍地“五一六”之秋，校方居然派不出合適的人收屍運屍。想來想去，隻得到我們茶廠連來要人，我也去幫了一把。過去我並不知道陳家康其人，待我見到他時，他已經靜靜地躺在一塊床板上了，我看他，身量不高、上唇留著小胡子、皮膚已然脫了血色、樣子倒很安詳。有人指揮著我們，在他身上覆以自己的棉被，四邊用木條壓住，連被子一起釘在床板上，為的是應付運送途中的顛簸。然後，把他抬上一輛卡車，連夜運到醴陵的軍隊醫院。
多年之後，《人民日報》發表長文，悼念這位死於文革之中的大人物。作者也許不知道這個情節，文中沒有引用此事渲染文革的冷酷。也不知道陳家康的家人是否知道他是如何入殮的。
以革命的名義
不論何時，在中國誰都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這種事情竟然會有例外。幹校裏有一個公務員是複員軍人，他不瘋不傻，卻長期主動給自己冠以“反革命”的頭銜。事情傳開人人莫名其妙。原來，這位公務員先生是想用這個辦法，達到離婚的目的。
那年頭，雙方感情不和、一方移情別戀、配偶身有殘疾等等都不是離婚的理由。唯有政見不同：一個要革命、另一個是反革命，才能被批準離異。因為，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都必須“求大同、存小異，各自多做自我批評”之後，言歸於好。當反革命不但自己有受不盡的苦楚，還要累及九族。他人避之唯恐不及，這位老兄為什麽要引火燒身呢？也許是“愛情價更高”？
批判會上我們得知，幾年來，他私刻公章、偽造證明文件，給他家在農村的妻子和當地各級政府，發送了很多封信件，說自己是“現行反革命”，讓妻子與他離婚，並請各級黨組織監督執行。誰知他娶的是一個“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台”的烈女。而且不相信丈夫會“失足落水”，就到北京來問個究竟。那公務員所在單位費了一番周折，才弄明白那原來是自編自演的獨角戲。這裏不被當局容忍的是：那公務員要仳離的妻子是個貧下中農，這是對“工農聯盟”理論的否定。他一定是另有所愛，才如此喪心病狂，不惜給工人階級隊伍抹黑。當時，即使有人想到，可能是婚姻不睦，他萬般無奈才出此下策，也不敢違背凡事都要先“上綱上線”，再分析、解決的常規。於是，對這個自掘墳墓的公務員進行內查外調，始終沒有發現他喜新厭舊的證據。熱衷其事的那幾個人，又缺乏想象力，胡批亂罵之後，久久不得要領，最後以不了了之。
絕唱
為離婚不擇手段、授人以柄說自己是反革命，說到底是以革命的名義嚇唬人；同樣，為愛也可以引經據典、化腐朽為神奇。校部有一個身材高大、絡腮胡子、聲若洪鍾、儀表堂堂的青年，不到三十歲，已婚。平素心儀集“革命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於一身的蘇聯傳奇人物保爾·柯察金。那是一部蘇聯自傳體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公，頗有幾段動人的戀愛故事，當然保爾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後，曾為蘇維埃政權奮鬥、出生入死。那位幹校青年看中了茶廠連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便向她示愛。茶廠少女不願意，就回絕了他，楊某竟理直氣壯地對那女孩兒說：“保爾可以有兩個愛人，我為什麽不行？”
這真是時代的名言，堪稱文革之絕唱。如果有人編輯“文革辭海”，一定要收進這一條。一位好心的“五七戰士”陳慰德，看著我們這群輟學少年，整日裏被人驅使著拉沙土、蓋房子，學業全廢，還自以為真的參與了什麽偉大的事業，頗感惋惜。他主動接近我們，給我們講讀書的樂趣，啟發我們的求知欲。我和另外幾個男生被他吸引，一有空就往他的宿舍跑，聽他娓娓而談。誰曾想，沒過多久校方正式通知我們幾個說，陳慰德在用小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拉攏我們，因為他本人就有政治問題，“不許再同他來往！”
美國之音
那時候，人們之間的交往、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在周圍“革命群眾”的注意之下。校部一個男生通鋪宿舍裏，有人發現，某人經常夜間戴著耳機用半導體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廣播。這在當年可是一項嚴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聽敵台”。那個連的領導為了“掌握證據，教育群眾”，對公開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們安排與偷聽者隻隔一條狹窄過道、睡在他對麵的人向其發動突然襲擊；再指定幾個人準備好批判發言。
一切就緒後的一個晚上，偷聽者像往常一樣脫衣就寢，在被窩裏戴上耳機、打開半導體、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國之音”，悄悄聽了起來。他哪裏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眼裏了。躺在他對麵的突襲者讓他先聽上一陣，漸漸入神、放鬆了警惕。然後他忽的翻過身來，猛然將手伸進偷聽者的被子、一把奪過那個收音機、一麵喚醒大家、一拔掉耳塞、開大音量，全屋都聽到了“美國人的聲音”這時幾個銜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職地組織起群眾，把個他鬥的七葷八素。
八九點鍾的太陽
一次，我隨幾個“五七戰士”上山采茶。我所在的一組有四個人：我，算是小五七戰士；三十歲左右的王叔叔，是一個躊躇滿誌的“運動積極分子”；四十出頭的束阿姨，她正因“五一六”問題被追查，前途凶多吉少；年近花甲的胡伯伯，是個老幹部，本已官至副司長，不知為了什麽問題，非但丟掉了“頂戴花翎”、而且看不到一絲“重返曆史舞台”的希望。
我們一邊采茶、一邊閑聊，束阿姨問我：“你今年多大了？”我正待回答，猛然想起昨天是我十五歲生日，要不是她問到我的年紀，現在我還忘記著呢。於是我說：“昨天我就滿十五歲了，今年沒有人給我過生日，你要是不問，我都忘了。”我那時“少年不識愁滋味”，這個回答並無埋怨之意。但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他們都知道我的父母已經被隔離審查，我有好幾個月不曾見到他們了，一時他們三人默然無語。如今回想當時的情景，頗有幾分意味深長：胡伯伯首先打破沉默，他語帶安慰地說：“你是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嗬。”對此，王、束二人表示同意，依此類推，王叔叔“是中午十二點的太陽”。束阿姨趕緊自謙道：“我是下午四五點鍾的太陽。”胡伯伯見狀苦笑著、操起南方口音的普通話道：“那我就是月亮咯。”我那時並不懂得這語中的禪機；王叔叔應當是會意的，但他隻有微笑而已。
“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一語是有來由的，它出自毛澤東對中國留蘇學生講的一段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這樣的話無論在什麽時候都有激動人心的力量，我那時真誠地等待著世界屬於我的那一天。然而，它沒有在我生命最美好的時光中到來。
“五七幹校”是我走上社會的第一步，按照中國的算法，十五歲就是青年了。一九七零年年底，我離開虎踞山、戴著“知識青年”的桂冠到北京郊區農村插隊落戶。因為，毛澤東還有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也許，這才是“世界是你們的……”雲雲確切的含義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