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南韓經常發生漁業糾紛，有的年份多至三四百起，還出過人命。主要原因是“中國漁民越界進入了南韓的經濟海域”雲雲。總之，是典型的資源之爭。背後的層層疊疊的前因後果、處理方式，也都不太簡單。
有人指出，國家間的衝突、戰爭，宗教、意識形態等其實是表麵因素，仔細看去，多半具有爭奪資源的深層原因。比如以阿之間爭奪水資源、美國需要中東的石油等等。先是曆史學家指出，人類曆史上、世界範圍內，許多戰爭的起源都是為了占有資源；後來，政治家接受了這個概念，發展出“地緣政治”理論，解釋國際衝突比“意識形態”好使；繼而，科學家也攜帶具體數據，加入了呼籲和平、設計緩衝方案的行列。然而，開采資源為的是生活，資源不可再生，提升生活水平卻沒有止境，提示：衝突的根源是人類的生活方式。
以東海漁業資源之爭為例：國人餐桌上的海鮮。四成來自東海；韓國人對於海鮮的喜好也隨經濟一同增長，遍地老饕。人們的營養與食療知識也比過去提高，海產品不但高蛋白低脂肪還滋陰壯陽；味覺更發達得一吃就知道是不是人工養殖、入口夠不夠滑軟。市場需求膨脹，追求富裕的漁民不免摩拳擦掌、一展所長。先是小船疏網，資本積累起來，就買大船、下拖網；近海魚蝦捕撈殆盡，便揚帆遠航、冒險犯難。護漁需用武裝，爭奪劇烈可見利益之大。
海洋生態之破壞，捕撈方式隻是技術層麵，市場需求才是幕後黑手；海上和平發生危機，人類生活的價值觀念是終極主導。按理，人類生活水準與自然資源的關係，應該是削足適履；但是，事實上隻能竭澤而漁。這是現實與理想之間，無法調解的矛盾。所以，民間對政府的期望是：動用國家力量滿足市場需求、迎合社會流行的價值觀念。事有涉外，政府應該竭力為本國爭取權益，而非息事寧人。做到什麽程度，與國際條約簽成什麽樣直接相關。比如東海海洋資源之劃分，有《中日漁業協定》和《中韓漁業協定》等。據報，這些條約生效之後，中國漁場作業麵積縮小，以致船多魚少、漁業生產能力過剩，等於把中國漁民趕到外海去謀生計。那麽多扣留事件、死傷時有所聞，反證了漁民的無奈。
顯然，海洋資源之爭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執行有關。該公約規定：沿海國家對從其領海基線起、200海浬海域內的各種資源擁有主權。名曰“200海浬專屬經濟區”。這裏，“領海基線”是一個關鍵概念，此線越遠，海洋資源越多、捕撈麵積越大。經查，“領海基線”有“正常、直線和混合”三種確定方法，無論哪一種，都要“在海岸或近岸島嶼上選擇一些適當點”，作為起點外延200海浬。這就是那些隨波浪出沒的島礁惹起歸屬爭議，各國增加軍費，發展遠洋投放能力的原因。
市場所需、漁民生計當然是國家的重要利益。不知何時、不知為甚，中國把海域簽小了，資源算成人家的了。發生糾紛隻能聲低氣短地表示：“采取措施，加強對漁民教育和對出海漁船的管理，製止越界捕魚和違規操作現象發生。”被動之極。
有一個相反的例子，雖然可能不合適，說說卻也無妨：1839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頂不住林的壓力，隻得讓英國的鴉片煙販交出煙土，許諾政府按成本給他們補償。英國商人和印度種植園主遭受巨大經濟損失後，要求英國政府兌現義律的承諾-----因為我們是納稅人，政府有義務保障我們的利益；並且要政府對華采取軍事行動，以免再次發生類似情況。於是，首相邁爾本提出了一個計劃：設計有效路線，短暫交戰，迫使中國賠償損失，作為中國沒收英國商人鴉片的賠償。但是，當時的英國政府財政緊張，拿不出這筆龐大的戰爭費用。朝野卻不耐煩久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