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的尷尬與無奈

雖說人類千差萬別，細看卻有共性。比如，“財富占有與對國家的貢獻比例是否合理？”就是一個興奮點普遍偏低 “一點就著”的話題。無論是經濟標準還是社會效應，這筆帳都很難算。題目約在資本主義製度國家出現不久就提出來了，經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給出的解法或“輸機運算”，證明此題比所有未解的科學、曆史、文化之謎都更深奧、複雜，折磨人類百餘年。

 

最近一次大爆發，是“占領華爾街”運動。集中地抖出了固疾的症結。如，“99%”們質疑公民的社會責任、財富的分配製度、政府的調控能力，事實俱在、理由充足、苦大仇深，自不待言；“1%”也有說話，功勞苦勞、有根有據、憤憤不平。比如：鮑森避險基金說：收入最高的1%紐約客付的稅，占所有所得稅的40%以上，對於就業和福利貢獻可觀。還有自稱銀行家者，派發傳單：我們努力工作才有今天；示威者巴不得自己是那百分之一！還有人指出：抗議者穿名牌衫、用iPad，大部分人不愁生活，用意可疑。一位開豪車者路遇仇富人群時表示：是真漢子，應該勤奮工作，就也買得起。更有股神巴菲特，呼籲向富人增稅，因為“我秘書的稅率都比我高”。

 

那些感覺、那些說辭、那些數字之說不清道不明，恰好證實美國的社會製度存在極大缺陷，不然不至於此。資本主義早期，充滿了殘酷的壓榨和野蠻的掠奪，民眾抗爭不已、社會動蕩飄搖。此中派生出兩個東西：一是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認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拯救工人農民；一是歐美社會改良，致力培育出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維持和平穩定。於是，美國就建成了現在這樣一個，把貧富人等捆綁在一起的社會結構和經濟製度。以期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相互照料-----富裕階層領導社會、中產階級配合、順從，整體提升生活水平。

 

但是，個中分寸無法拿捏掌控。因為社會由人組成，人有不肖賢愚。富者貪得無厭，想過呼風喚雨之癮。政治經濟製度由他們主導，打造而成“易守難攻”之勢。就像這次“金融海嘯”，華爾街的大佬玩兒過頭，堵窟窿用的卻是納稅人的錢。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納稅人開始也沒說什麽，理由是各種各樣的基金裏，大部分是他們子女的教育費、自助的養老金、買房子的首期款……。今天不救，昨天、前天的血汗錢將全部化為烏有。這就是美國富人設計、並讓全國人民接受了的金融結構和經濟製度。

 

中產人士：才能智力均有餘裕，按理則“晉身機會人人平等”；走上社會才知道，整套製度實行到如今，車庫創業一舉成名而暴富的，乃鳳毛麟角，沒有普遍意義。躋身富豪，遠非本小利微者可為。經過金融海嘯，富豪略知收斂倒也罷了，不想，景氣低迷他們仍然大派獎金。中等收入人士，方才無奈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多麽尷尬：就像保羅·福塞爾在《格調》裏說的，美國的中產階級工作最辛苦、生活最少保障，他們也最軟弱、最虛榮，平白給人家托底當了墊背竟無方討還，隻能虛張聲勢上街呼喊。

 

而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衍生產品的策劃天才，習慣於政府照顧、法律傾斜、民眾仰望，其任意而為，早晚讓美國刻意培育中產階層的國策，異化成災難。首先是中產階級的災難。至於控製貧富差距的高額累進稅製，對於中產階級意義幾希：金融帝國，沒有巨額投資幾乎不可能獲得大的創收。例如有良心如巴菲特者，年入約6300萬，隻繳聯邦稅9%。因其投資用的是“抵押貸款”所付利息可以減稅。類似避稅之道是國會為投資家預留的，中產階級隻能望著敞開的大門興歎。他們的年收入為6萬至20萬，稅率在10%-20%之間。

 

世有名言：機會偏愛有準備的人。什麽是準備？準備就是占有多少社會資源。在美國這樣一個一切都可以換算成金錢的國度，有錢多少錢就調動多少社會資源。社會製度、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設計成這樣，等於“吃定了”中產階級。歐洲有福利製度；美國有濟貧方案。在在保證了中產階級不至於忍無可忍變成革命的有生力量。道德標準、行為方式如此，那些不合情理、不盡適宜的社會、政治、經濟製度，隻能在中產階層微弱、單調、散亂的呼籲聲中，緩慢地調整、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