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不懂 所以犯忌

凡事講究技巧，處理中美關係這麽大的事情，更不能直截了當、一廂情願、想當然。毛主席當年：把對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和美國人民身上。訪問美國未果都沒有計較，冷戰高潮、想方設法請來美國總統，打破了中美僵局。世界局勢能有今天，中美關係從完全敵對、逐漸正常到“戰略夥伴”，是基礎之一。這樣的關係，建立在恩恩怨怨、變數多多基礎上的。小心嗬護、錦上添花才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就像大病初愈的人，要的是加強營養、積極複健，若是驅趕他去勞作、甚至給他引入感染源，豈不南轅北轍？

 

病後調理是一門學問：飲食有宜有忌、運動慢慢增加；後遺症也得分步驟治療，副作用大的藥掂量著用。別像《紅樓夢》裏“胡太醫亂投虎狼藥”，耳聾沒好倒給治成了瞎子。應該做的事不等於能夠做的事，需要選擇時機。中美兩國，是一對歡喜冤家：事情是該做的，我想讓你這樣做，你說那種方式才是我的習慣；熬過了“七年之癢”，又經曆“風雨十年”。三天吵一架，五天一翻臉；狠話全說過，家暴未曾免。但是誰也離不開誰，還得搭幫過日子。

 

既然兩國關係那麽重要，雙方性格又那麽不同，信奉“實用主義”哲學的美國應該很清楚：說話做事講究效果、避免“觸黴頭”；與其磕磕絆絆、修修補補，不如把時間精力放在提高交涉成功率上。利益交換，看似達成協議的不二法門；除非能直搗對方“死穴”，挑起政治爭端，很難博取中方的讓步。因為，政治問題牽連信仰，信仰是一種感情，不在擺事實講道理之列。比如西藏問題，如果是比較單純的政治、民主、人權議題也就罷了；西藏問題，政治與民族交織，文化和利益一體，貿然觸動，得罪的不僅是中共，中國民眾也要起警惕的。因為政治之外直接關聯著國土、資源、曆史、文化等等。以外國人的立場身份，介入中國民族利益問題，本身已經令人反感，怎麽婉轉表達和低調安排都是“動機可疑”。

 

“疏不間親”，在中國是常識，歐美的洋人卻不在乎，也許是“民主”概念的外延吧？而且他們常常分不清“中共”與“中國”。有時為了反共，把中國人一並得罪了。比如他們邀請、庇護的形形色色人士；資助、鼓勵的各種各樣運動，其中不少是中國大眾毫無興趣或者並不讚同的。這類人士和運動的一個共同點，是外國勢力背景、外國力量介入。也許他們是好心，但是很難讓中國人領情。中國文化對“外”極端警戒，把幾千年的外敵爭鬥史，總結成一句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凡與外人政治合作，都不敢公開進行。遠的不說，就連共產黨自己，至今諱言建黨、奪權過程中的“蘇聯作用”。民間極端的例子，則從古代“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到“日寇占領北平，陳三立絕食而死”，代不絕書。

 

靠支持依附或者利用外國之力的中國政治人物和團體，給中共施壓，迄今不僅看不到大的效果，而且使自己與中國民眾對立了起來。誠然，中國的政治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但那不是外國人的功勞，而是中國內部的要求、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努力。中國與美國和世界各國，政治交鋒則關係疏遠，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則互利互信。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歐美政治家、學者看不到嗎？看到了，但是沒看懂。文明文化的隔閡所造成的誤解和偏見，很多源於自卑或優越感。

 

從文獻上看，文藝複興之前，歐洲盛傳中國強大、遍地黃金；馬可孛羅前後，歐洲人知道一點中國的實情了，所記傳聞還是錯的離譜；明朝來了利瑪竇，不僅懂中文、還在華長住，應該對中國有深刻的認識。可他寫回意大利的書信，對中國的描述仍然膚淺得令人無法卒讀。但其優越感已經畢現無疑。因為，他是唯一真理“上帝”的代表，以憐憫之心俯視中國的芸芸眾生。從那時開始（走馬觀花者不算），《親曆晚清四十五年》的李提摩太、其他在華一住幾十年的歐美傳教士、外交官，富有學養者不在少數。偏遠至喀什、內蒙；鄉土到山東、河北農村。但無一例外地居高臨下看中國。所以，他們關於中國的著作，社會學意義和史料價值都不足觀。就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賽珍珠，一部《大地》，看得下去的中國人能有幾位？

 

然而，他們就是提供原始資料的中國問題專家了；歐美的學者教授憑借這樣的“第一手資料”，研究、評介中國；政治家再根據那些隔膜、粗淺的“中國學”製訂對華政策、選擇交往人物，難怪“開口動手便錯”。在這個過程中，惟一的受益者，是那些利用洋老板的無知，為自己謀取經費、知名度和擴大活動空間的人們。當他們被白宮、國會奉為上賓的時候，心裏會暗暗嘲笑那些被愚弄的民主人權捍衛者吧？

 

其實，對於中國的事情真正有所了解的西方人士也是有的。比如，《在華五十年》的司徒雷登。在駐華大使任上回到美國之後，地位有、著作也有。卻正逢“麥卡錫主義”，成了“紅色嫌疑”，美國國務院給他下達了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係，不許接受記者采訪。即便他有心傳播一點中國的實情，亦屬不能。另一位如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抗戰末期到中國，從美共轉為中共，延安時在新華社工作，解放後是廣播事業局專家；多次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交往；文革中帶領紅衛兵造反；還坐過兩次、共十幾年的中共大牢。1980年回到美國之後寫了《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不料，因對中國與中共的述說，與一般洋人此前的閱讀內容不符，而不被接受，傳播有限。

 

沒有傳播幹擾、不違反西文讀者印象觀念的美國頭號中國問題專家是費正清。據傳，在哈佛大學為他舉辦的榮休會上，他說：我把研究中國四十年的全部所得，都寫在了一本書裏。現在，我把這部書獻給哈佛。隨即捧出了一部裝幀好的大書交到校長手上。校長翻開一看：從頭到尾，未著一字------把實話當笑話說，是美式幽默的一種哦。

 

言歸正傳。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的改變，使中國社會的主流人群對政治號召興趣闕如；加上資訊封鎖，海外各界針對中國的政治活動，知情麵很小。海外煞費苦心組織話題、安排會談所起的作用，看似：打著“為了別人國家民主人權”的旗號，迎合本國的意識傾向，展現自己的理念、為自己造勢；付代價的是國家關係、民族感情，得不償失。